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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传教士与宁波第一份近代报刊
发布时间: 2017/7/21日    【字体:
作者:刘传播的博客
关键词:  外籍 传教士 宁波 报刊  
 
  
宁波被誉为“浙东邹鲁”。“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宁波之“浙东邹鲁”的美誉也不是偶然的,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作为著名的河姆渡文明的发祥地,宁波有着七千年的文明史,她历代人文荟萃,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具有良好的治学传统。自唐至清中进士者多达2423人,其中状元12人。[1]南宋《宝庆四明志》载:“唐,州、县皆有学。开元二十六年,开始置州,学宜随州立矣。”北宋庆 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在宁波聚集生徒,大开讲学之风。南宋淳熙年间舒璘、沈焕、杨简、袁燮与高闶等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四明学派,他们聚集甬上讲学,城区月湖一带成为讲学盛地,风气弥集浙东,渐及全国。四明学派主张“心学”, 提倡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在当时和后代产生很大影响。明代余姚王守仁开创阳明学派,其“致良知”学说被称为王学,影响所及大半个中国,远涉重洋,影响到日本、朝鲜。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聚徒甬上,形成浙东学派,力主“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对近代宁波的工商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优秀的文人雅士,以及围绕他们形成的浓郁的的文化氛围及文明思想,为近代新闻传媒的产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创办和经营人才,也培养了十分广泛的阅读对象。但是宁波也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虽然良好的基础条件却没能产生出属于自己的近代新闻传媒,虽为憾事,却应理性面对。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历代最高统治者实行对信息传播的封建专制统治,过度钳制舆论,通过制造文字狱禁锢言论,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近代传播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扼制。二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社会结构无法催生出近代信息传播媒介。明代末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出现过某些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素的萌芽,但最终没有发展起来,缺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社会对信息流通快捷而迫切的愿望。也就是说依托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近代传播媒介在中国封建社会尚无生存的基础,也无存在的必要。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信奉“奉儒守官”、忠君爱国,训诂释经,兼之君权思想浓重,不屑于办报求利,因而对新闻媒介如“小报”持有很深的偏见,因而不愿从事这种行业。正如《甬报》的创办者阚斐迪所言:“盖中国自秦汉以来君国之权甚尊,臣民之分甚卑。处士清谈盛朝不取,庶人末议禁典所严。从未有如新闻纸之有事必书,无辞不达,足为世人口碑……而中国人之视新闻纸非谏言诽书,即街谈巷议。流布不能广者,职此之故也。”[2]正道出了这方面的缘故。
 
在19世纪,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同时开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和最先在我国用外文出版的近代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的,宁波近代报刊的诞生亦复如此。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近代报刊不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而是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政治侵略紧密相联系的。这就使得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产生带有明显被迫的意味。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宁波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一道被辟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通商口岸,继之,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拉开了宁波创办近代报刊的序幕。
 
当中国还处在封建经济基础上停滞不前的时候,欧洲、美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接着法、德、美等国也在进行这场划时代的变革。19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完成以后,其它各国也相继跟进,因此扩大了商品的生产与销路,也推动资本家不断寻找新兴产业、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限于本国商品市场日益狭窄,经济利益驱使他们到海外去进行殖民活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者的理想目标。资本主义列强图谋打开中国大门,倾销商品,首先须获得中国的各类信息,他们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以传教士身份与手段来完成这项使命。那些来华的传教士名义上传教,实际上是配合列强进行商品输出和武力讹诈的先遣队与情报间谍,“是商品输出的最好帮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传教行为起到了单靠商品输出、武力征服、政治讹诈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列强认为,要想把中国变为真正的殖民地必须首先征服中国人心,而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职业的传教士正合其意。传教士们怀着“征服人的心灵”的使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施行与侵略者殊途同归的策略。按照传教士在西方的惯例,“拯救灵魂”离不开宣传,而报刊则是当时最理想的宣传工具。因此,外籍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报刊。
 
最早由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与印刷术没有被我们用来刊印近代传播媒介——报纸,反而被欧洲人抢先一步作为新闻信息的介质。西方各国早在16世纪与17世纪初就已印刷报刊,17世纪后半叶,转向印刷日报,近代报刊开始向资本主义廉价新闻纸的方向转变。到了19世纪初,报业已成为西方日臻完善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事业。来华传教士一般都有创办报刊的知识与技能。从1815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于马六甲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200多种中文和外文报刊,占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基本上控制了中国当时的新闻事业与新闻传播。这些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把资本主义的宗教宣传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密切联系起来,而传教士则是实现实一过程的桥梁,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新模式。
 
 鸦片战争前,最早闯入宁波的传教士是德国(普鲁士)人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郭甲立),他从1831年至1838年间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10次。第一次,他乘坐一艘商船于1831年6月3日从暹罗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他在路上仔细刺探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于同年12月13日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听了郭实腊的沿海侦察报告后,决定派该公司的高级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同他一起去作一次“试验性的商业航行”,实际上想绘出中国沿海各个港口的精确航海图。他们于1832年2月27日乘坐该公司的“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途经厦门、台湾、福州、宁波、上海,然后继续北上,经朝鲜、日本折返澳门,一路上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等进行刺探。他们发现当时清政府的防务非常松懈,军事技术相当落后,并对所观察到的各种情况做了详细记录。6月间,郭实腊到达上海,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用19天时间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经济情报。
 
郭实腊、林赛把这次航行的结果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1833年8月1日,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早期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于打破清朝的闭关政策与中国人的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根据郭实腊等传教士提供的军事情报,1840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在华基督教传教士都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殖民者帮凶角色。当时在华的基督教徒的基本信条是“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充分暴露了传教士鼓吹的使用武力和直接投入战争的逻辑。郭实腊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南京条约》签订,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后来又有传教医生雒魏林跟随第一批英军到达定海(即今舟山,当时属宁波管辖),接着,米怜之子米威怜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任翻译。英军占领舟山、宁波后,郭实腊还一度曾被任命为舟山的民政长官。当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郭实腊就去负责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老百姓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被问得哑口无言,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进行残酷屠杀。1840年7月6日英军攻陷定海后,于第二年10月10日占领镇海。英军入城后,大肆掳掠,焚毁县衙及大批民房,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10月13日,英军侵占宁波城后大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据清光绪年间《鄞县志》载:“镇海既陷,郡城援兵未至,人民倾城奔避,文武官吏相顾无策,出西南门俱遁,英船四艘直至三江口,其酋入城,伪发谕安民,而淫掠不戢,市肆积储为之一空,衙署寺庙,拆毁略尽”。另据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英军在宁波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十二万元左右现金、纹银”,并立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为宁波“知事”。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郭又为英军司令充当向导,协助作战指挥,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仍是由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7月底、8月初英军攻陷南京后,郭实腊和马儒翰代表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璞查对《南京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进行讨价还价,还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之能事,取得了比原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郭实腊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者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名为传教士,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先遣军与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从这一层面说上传教士与侵略者是同义语。
 
外国传教士在进行经济侵略与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肆进行宗教宣传,创办报刊是他们惯用的宣传手段。报刊宣传不仅接触面广,而且能够长期阅读,深入人心,这是他们在西方国家练就的拿手好戏。鸦片战争前,郭实腊于1831年来华后,就在广州创办了我国境内第一个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极力鼓吹西方“文明”,为英美列强实施扩大侵华战争制造舆论、鼓噪呐喊。此后中国各大沿海城市均出现了传教士所办报刊。这些传教士报刊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所谓“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使中国人民饱尝了被侵略、受奴役的痛苦。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被迫签订,宁波被辟为通同口岸,1843年12月,宁波正式开埠。英国领事罗伯特·索姆(Robert Thom)首先选中宁波城外,余姚江北岸(简称江北岸)作为英国人居留地。当时在宁波并没有像其它口岸那样设立的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而“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域”[3]。不久,美、法等国官吏、商人、传教士也纷纷住进了这一地区。他们开始租地建房、修筑码头、建立货栈。虽然没有签定协议章程,但清朝地方政府实际上“默认了外国居留地的事实”[4]。当时江北岸还居住着部分中国的木材商人,出现了“华洋杂居”的局面。殖民者在宁波建立居住地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商品倾销与传教活动,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人民进行所谓的西方文明的灌输。
 
宁波开埠后第10年,即1854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r·D·F·Macgowan)创办了《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这是宁波历史上第一张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这一事实要比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1857年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了整整三年,是继广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1833年8月)、广州《各国消息》(News from all Lands)(1838年)、香港《遐迩贯珍》 (Precious News)(1853年8月)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创办的第四家近代中文报刊,也是“战后正在出版的第三个中文报刊”[5]。如果计上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年8月)、在巴达维亚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The Monthly Magazine)(1823年),《中外新报》则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六份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宁波《中外新报》的资格老,在它创刊之际,当时在中国和它并存的中文报刊只有《遐迩贯珍》一种,在《遐迩贯珍》停刊之后,它曾是在中国土地上仍刊行的唯一的近代中文报刊。”[6]因而,《中外新报》不仅是宁波新闻之始,也是“浙江省新闻报刊之始”[7]。浙东商埠宁波挤进中国最早拥有近代中文报刊的城市之列。但是值得人们回味的是这份传播媒介不是由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办的,而是在西方列强攻破宁波城池后被迫接受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屈辱烙印,是宁波近代史上受列强统治的历史见证。
 
1843年秋天,玛高温他从香港出发,经福州于11月11日来到宁波。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人民刚耳闻目睹过英国侵略者在宁波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因此对洋人十分仇恨。此时宁波刚刚开埠,尚未确立外国人“居留地”。玛高温到宁波后,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他居住,他曾笔述进入宁波时的情况:“我在十一月十一日独自来宁波,在这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对于言语更是绝对的隔膜。要聘请一个给我翻话的也没处去找,因为那时还没有说英语的。我初次进城的时候是在夜间进去的,找着了一个住宿的地方,是个贩买行人的房子。在那里作了几天不受欢迎的客。大部分的工夫用在了竹篮儿打水般的寻求住处。我觉得民众不敢接纳我。”经过不少周折,玛高温才在北门佑圣观租到了部分房屋设立诊所,行医传教。为了适应环境,玛高温聘请了周祖濂为学习中国言语和文字的教师,开始了传教行医工作。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医,其主观目的是希望通过西医,使中国人能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医学上的优势,并通过在中国人中间赠医施药,使受益人对传教士及传教事业产生好感,从而帮助他们在中国人中间传播教义。传教士还在医院里开展一些传教活动,分发宗教宣传品。他们采用的这一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开始消除中国人的排外意识,并进而逐步取得中国人对他们的信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有些在医院获得治愈疾病的中国病人从内心里受到感动,自愿皈依。这为传教提供了许多帮助,使他们的传教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的重要途径,其目的在于通过治病感动百姓,逐步满足中国人缺乏医疗的需要,以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1843年11月,玛高温于在宁波城区北门佑圣观所办的诊所(可称为华美医院的雏形),起初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施行白内障切除术等眼科手术,疗效显著,受到病家欢迎和好评。在甬停留3 个月后,玛高温离开宁波,至印度孟加拉结婚。
 
1845年4月,玛高温在孟加拉完婚后回到宁波,并重新建院。此后一再扩建,而且还从国外得到一批捐赠,有医疗器械、书籍、图片、解剖模型等。1847年,美浸礼会派医士白保罗夫妇来宁波协助施医传教,并在北门江边建起男病室,设病床20张。
 
1844年开埠以后,宁波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外国贸易来往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宁波的对外交流也一直很活跃。在玛高温来宁波后又有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美国浸信会的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美国长老会的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等先后来到宁波,进行传教、办学,并传播西方文化。丁韪良在宁波居住近十年,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不仅参与了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的工作,而且于1854年出版了用中文撰写的宗教读物《天道渊源》。他还在宁波南门办过两所男塾,每所招收20名左右学生。另外,当时宁波为了配合西学的传播,出版事业非常兴盛。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士柯理(Richard Cole)的提议下,把设在澳门的印刷所“圣经花华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迁到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随即大量出版各种书籍杂志。据统计,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杂志计有106种(其中一种为书房建立前所出版),其中与教会有关的有86种,涉及各种科学、历史、文化知识的有20 种。“美华书馆”的到来为印刷近代报刊提供了物质基础,外籍传教士的到来拉开了宁波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帷幕。
 
注 释
[1]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下),中华书局1995年
[2]《新闻纸论》,见《甬报》1881年第一卷
[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404页  三联书店1958年
[4](日)植田捷雄:《关于中国租界的研究》第388页码,1942年版 转引自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61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7]《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转自刘传播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2457d0102uy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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