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他山之石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
发布时间: 2017/12/29日    【字体:
作者:朱庭光等
关键词:  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 改革  
 
 
十九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使埃及发生了数百年来未有的变化,一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①,赢得了实际独立。阿里因此被誉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指土耳其——引者)的人”②。
 
改革的原因
 
埃及自1517年起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由于它远离帝国本土,土耳其苏丹便把当地权力交给土耳其省督、近卫军和曼姆鲁克③三股势力,使之相互制约,防止某股势力割据埃及,以保持帝国的统治。土耳其省督是埃及的最高行政长官。近卫军分7个支队,是土耳其省督统治埃及的支柱,各支队的长官参与政权。曼姆鲁克能独自建立一支近卫军支队,其头领任全埃及24个地区(后减至16个)的长官,握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苏丹只关心索取贡赋,对埃及的盛衰漠然视之。土耳其省督在埃及大力推行包税制,规定凡向政府预付一年地税的,即可获得包税权,并在包税领地内享有绝对的权力。包税人可随意向农民收取地租,课征捐税。一般说来,他们预付的地税约为其实际所得的40%,多余部分称包税余额,中饱自肥。包税人还可以获得一块免税地,称乌西叶地,面积约占包税领地的1/5,由农民服徭役耕种,其收益绝大部分亦归他们享用。他们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逼迫农民至少要把全年收成的1/2,乃至3/4或4/5用来缴租纳税。农民非经包税人的许可不得离开家乡。包税人有关押、鞭笞、甚至杀害农民之权。广大农民对此深恶痛绝。
 
十六和十七世纪,土耳其省督依靠近卫军执掌埃及大权,包税人多是近卫军长官。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曼姆鲁克势力坐大,不仅在地方上断独专行,称王称霸,而且能任意废黜土耳其省督,任免近卫军长官,成了埃及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性情强悍,习于骑射,内部派系林立,动辄相互厮杀。他们实行地方割据,恣意屠戮百姓,劫掠民财, 到十八世纪末已攫取大部分包税权,占有全埃及2/3农田。在包税领地内,他们强行摊派税款,有的村庄税收多达70余种,这种税款常常高出承包税款的1倍半,有的竟高达25倍。曼姆鲁克的暴政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埃及地处欧、非、亚三大洲的连接点,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尼罗河纵贯南北,沿岸土壤膏腴,物产丰饶。法、英两国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埃及。法王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曾想侵占这块“宝地”。拿破仑也宣称:“我们应控制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这将使英国遭到真正的失败”。1798年7月1日,拿破仑率兵3万5千人侵入埃及。埃及人民奋起反抗。1801年9月,法军被迫撤离。但英、法对埃及的争夺并未终止,它们竭力加剧曼姆鲁克和土耳其人的冲突,挑拨曼姆鲁克内部的关系,使埃及社会在兵连祸结中愈益衰败。
 
埃及自古以“地中海的粮仓”闻名于世,但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农田荒芜,河渠淤塞。到十八世纪末,广袤的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近1/3的农田变成一片荒漠。粮食的产量不及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1-公元641)的1/4。手工业凋敝不堪,受封建行会束缚的手工作坊仍占支配地位。人口显著下降,由法蒂玛王朝时期(967-1171年)的600万减少到十八世纪末的250万。
 
埃及人民呻吟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同曼姆鲁克、英法殖民侵略者和土耳其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加深,构成了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渴望废除腐朽的包税制;广大城市平民要求制止社会动乱,减轻苛重的捐税;部分长老虽属于地主阶级,但同样受到曼姆鲁克和外国统治者的欺压;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也因国家分裂,失去统一市场,而不能正常开业经商。他们一致要求结束曼姆鲁克的苛政,抵御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和入侵,摆脱土耳其人的腐败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宁。但广大人民尚未组织起来。部分长老和商人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首领奥马尔·麦克莱姆在人民中间享有较高的威望,但他们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来实现上述愿望。穆罕默德·阿里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埃及历史舞台的。
 
阿里原系阿尔巴尼亚人,1769年生于希腊的沿海城镇卡瓦拉。1801年,他应征入伍,编入土耳其军队,被派往埃及同法军作战。由于他深谋远虑,能征善战,1805年5月在埃及人民特别是部分长老和商人的支持下,夺取了埃及的政权。7月,土耳其苏丹被迫承认他为埃及省督,授予他“帕夏”爵位。随着阿里势力的增大,他表面上继续向苏丹称臣纳贡,贡赋占岁入的3%,并规定各清真寺的教长必须以苏丹的名义致词,实际上,他已成为埃及独一无二的主宰,外国人尊敬地称他为“副王”。
 
阿里取得政权后,英、法虎视眈眈地盯着埃及。1807年3月20日,英国勾结曼姆鲁克入侵埃及,妄图乘阿里政权立足未稳,将它颠覆。阿里正在上埃及清剿曼姆鲁克。奥马尔·麦克莱姆号召开罗居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抗击英国人”。居民立即行动起来。穷人们半日修筑街垒,半日营工度日。富人们自愿分担费用。没有多久,一道防范英军入侵的坚固防线在开罗北面筑起。9月,阿里击败入侵的英军,威望大振。土耳其对阿里王朝的兴起虽如芒刺在背,但不得不承认他对埃及的统治权。曼姆鲁克遭几次围剿,势力有所削弱,尚剩三、四千人,他们盘踞在上埃及,对开罗政府构成极大威胁。阿里雄心勃勃,一心向往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以取代日益衰微的奥斯曼帝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阿里必须消灭曼姆鲁克,结束土耳其人的统治,制止外族入侵。
 
阿里不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在较长时间内对当地人持不信任态度,仅想利用他们来达到统治埃及的目的。阿里上台后,部分长老和商人因支持阿里起家和帮助他击退英军入侵而势力大增。奥马尔·麦克莱姆在公众场合与阿里平起平坐,而且“掌握大权,亲自过问一切事务”。在经济上,长老拥有大片宗教田产和部分包税领地;商人则掌握大部分贸易权。阿里对此深为不满,亟欲削弱他们的势力,用随同他一起来埃及的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和土耳其族埃及人取而代之。而这些人也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权力,企望排斥异己,独揽大权。阿里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抱着这样的目的进行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改革的内容
 
阿里的改革始于1808年,即击退英军入侵后的第二年,在这以后的20多年是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阿里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和反动势力的激烈反对。
 
1808年,阿里没收了一些拒不向政府纳税的包税人的土地。1809年,他又下令取消包税人所有的乌西叶地的免税权,包税人须将包税余额的一半上缴政府。这对曼姆鲁克等包税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1809和1810年,曼姆鲁克在开罗发动两次武装叛乱。阿里毫不留情地出兵镇压。为了彻底消灭他们,1811年3月1日,阿里以委任其子图松领兵出征阿拉伯半岛攻打瓦哈比人为名,借在开罗城堡宴请曼姆鲁克头领之机,将大小头领及其侍从470人一网打尽。除一人逃脱外,全部被杀。接着在各地搜捕,总共杀死曼姆鲁克千余人。残剩的逃往苏丹等地。政府没收了曼姆鲁克的全部土地。1814年阿里正式宣布废除包税制,将全部包税地收归国有。为了缓和和包税人的矛盾,政府规定:按他们过去获得的包税余额的多少,给予不同的补偿,把乌西叶地归他们终身享用,不用纳税。曼姆鲁克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不复存在。
 
宗教地产是长老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削弱长老的势力,1809年6月,阿里规定:所有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长老务必在40天内将其管辖的宗教地产的证件交给政府查验,违者将取消其掌管权。许多长老因没有证件或不具备“合格”的证件而丧失大批地产,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一些长老由阿里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阿里改革的反对者。1809年6月30日,以麦克莱姆为代表的长老,联合曼姆鲁克包税人,聚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抗议阿里侵犯他们的利益。麦克莱姆扬言:“阿里是我把他扶上台的,我保证也能把他赶下台”。阿里对此置之不理。而这时的长老还不同于领导埃及人民抗击法国和英国入侵时的长老,他们大多已上升为颇有势力的封建地主,和曼姆鲁克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为广大人民所不齿。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现代长老”。阿里利用长老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并用金钱把一大批长老拉了过来,集中孤立、打击麦克莱姆,把他流放到杜姆亚特。1813年,政府通过丈量土地又没收了许多超过证件规定的宗教地产。从此,长老的地位江河日下,他们不再是政治舞台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阿里在开罗城堡消灭曼姆鲁克
 
被没收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属阿里占有。他把大量土地分封给王亲国戚、政府官吏和地方豪绅,于是出现了下列封地:一、王室领地,即属于阿里及其王室的土地,面积约50万费丹①,大多是肥沃的良田,享有免税权。二、边远地,即赐给政府官吏的土地,面积约20万费丹,大多是荒地或半荒地,有的享有免税权,有的在3年或7年内不用纳税。三、村长地,即赐给各村村长的土地,面积约15万费丹,享有免税权。四、酋长地,即赐给贝都因部落酋长的土地,面积约10万费丹,荒地和良田兼而有之,荒地不用纳税,良田缴一半赋税。此外,还有属包税人占有的乌西叶地,面积约10万费丹。前两类封地的受益者大多是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和土耳其族的埃及人;而后三类封地的受益者则是当地土著豪绅。这些人的人数虽少,却占地100万费丹,约占十九世纪初全埃及耕地的1/2。他们构成了新地主阶级,成了阿里王朝的统治支柱。阿里改革正是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①。阿里将另一部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每户约3-5费丹。农民只有使用权,不得转让、抵押和租赁,须按时纳租,违者将被抽佃。
 
阿里改革了赋税制,把包税人过去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赋税合并为一,统称土地税。税额按土质好坏和灌溉条件而定。1814年,每费丹的最低额是4.5皮亚斯②,最高额在下埃及是45皮亚斯,在上埃及是49皮亚斯。
 
阿里为了消除地方长官权力过大,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甚至拥兵割据的局面,他改革了行政制度,在中央设立高级国务会议,由副省督主持,下设陆军、海军、贸易和对外事务、教育、建设、工程6个部,处理日常事务。他简化了行政区划,把16个区归并为7个省,省以下设立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各级机构和官吏完全听命于阿里。他还着手整顿社会秩序,派兵制服一些以劫掠为生的贝都因人,消灭盗匪。
 
阿里受欧洲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相信埃及要富强起来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垄断尽可能多的工业、农业和商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以输入大量金钱。为此,他在国内实行专卖制度,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硬性规定各地的种植品种和播种面积。农民只有在完成指派的任务以后,才能在多余的土地上自由种植。政府指派的产品由政府全部收购。农民自由种植的产品,在扣除本人需要的部分以后,也由政府收购。农民无权处置自己的产品。政府规定的收购价、销售价和出口价相差悬殊。如小麦,每艾尔代卜③的收购价为27皮亚斯,销售价为56皮亚斯,出口价为90皮亚斯。政府规定,手工业者所需要的原料由政府供给,然后由他们按规格进行加工,加工后的产品由政府按价收购,不得私自出售。过去手工业者每年获利3万袋①,这时只能收取一点加工费,全部盈利转归国有。许多人因此破产。政府由于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也就掌握了贸易大权。1836年时,出口货物的94%和进口货物的40%均由国家经办。
 
阿里积极鼓励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种植,以换取外汇。1820年,埃及发现了质地优良的长纤维棉花。阿里极为重视,下令进行试种,取得成功后大力推广。1821年出产棉花944堪他尔②,畅销欧洲市场。此外,还广泛种植靛青,甘蔗、红花、橄榄等经济作物。
 
阿里很重视水利建设。他统治期间,加固堤坝,疏通河渠,开挖了20多条新渠,修筑了近30座水坝。其中以马哈茂迪耶水渠最大,全长80,250米。它引尼罗河水至亚历山大城,使三角洲西部的灌溉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了极大效益,不仅控制了河水,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田由1821年的200万费丹增加到1840年的385万6千费丹,而且提高了水位,增加了常年灌溉面积。作物由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产量随之上升。棉花、甘蔗、靛青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长。棉花从1821年起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多,1836年达243,230堪他尔,比1821年增长了256倍;其出口额达1,114,903英镑,占全年出口总额的86%和政府总收入的36%。
 
阿里政府由此获得资金,从西方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在埃及兴办起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工人大多数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阿里创办的工业以军事工业最为重要,他一再强调:“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加枪支”。他建立了几家兵工厂、造船厂和火药厂。其中以开罗城堡兵工厂和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
 
开罗城堡兵工厂建于1820年,全厂分成若干车间,分别制造枪支、大炮、大刀、长矛等武器。大炮车间有1,500名工人,每月铸造大炮三、四门,有时还制造8英寸臼炮和20英寸大炮。枪支车间有900名工人,每月生产法国式步枪六、七百支。
 
亚历山大造船厂是1829年动工修建的,占地60费丹,有职工5,500人,除少数欧洲技师以外,绝大多数是埃及人。全厂分15个车间,设备不算先进。旋工车间仅有旋床15-20台,一部分用牲口牵引,另一部分靠人力转动,只能加工重1堪他尔、直径二、三英寸的零件。由于埃及工人的努力,终于制造出式样新颖,炮火猛烈的法国式战舰。如“埃及”号和“阿克”号两艘主力舰,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备有远射程炮32门,中、下层各备有近射程炮34门,即每艘战舰备有百门大炮,可载官兵千余人,其杀伤力可与欧洲新式的战舰匹敌。拿破仑出征埃及时,法国的最大舰只也不过备有120门大炮。1834年,法国元帅马尔蒙参观亚历山大造船厂,对埃及“在短期内把海军扩展到如此惊人的地步”赞叹不已。
 
为了制作军服,阿里大力发展纺织业。1818年,他创办第一批纺织厂。到1829年,各地新建棉纺厂近30座,投资约10万袋,拥有纺纱机1,459台,织布机1,215台。政府还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如轧棉、打包、碾米、磨面、靛青加工、榨油、鞣革、制帽、食糖、肥皂、玻璃、造纸、制蜡、印刷等。政府从国外进口矿石、石煤和设备,在开罗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第一座铸造厂,制造国内所需的机器和设备。铸造厂的炼铁能力不高,日产量约50堪他尔;成本较高,每埃磅铁的价格为80巴拉①,比进口的铁贵20巴拉。即使这样,阿里也在所不惜,因为他想在军工生产方面尽量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阿里统治期间,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埃及民族工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厂工人达3万1千人,另有4万人在建筑新的厂房。投资总额约1,200万英镑。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183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75万4千埃镑,比1800年的55万7千埃镑增长了7.2倍。阿里统治期间,尽管进口大量机器、原料和燃料,进口总额增加了将近6倍,但是,埃及并未因此而大举外债。相反,由于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增加出口,除个别年头外,大多是出口多于进口,略有盈余,很少出现赤字。阿里曾自豪地对法国领事说:“我改变了对外贸易关系。过去埃及为了购买你们的呢绒和丝绸,向欧洲工厂支付许多钱,如今自己开办了工厂,这笔钱就留在埃及,不用付了。”
 
阿里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时,埃及的教育很落后,缺乏世俗教育。各地的私塾只教儿童背诵古兰经,唯一的“高等学府”是爱资哈尔清真寺。这所寺院墨守成规,除开设宗教、语言、文化课程外,反对西方科学技术。政府花费不少金钱创办一批专科学校,如工程、炮兵、骑兵、步兵学校及医学院、兽医学院等,并从国外聘请部分校长和教师。政府办了两所世俗中学和50所世俗小学。这些专科学校和世俗中、小学共有学生9千人,属陆军部管辖,实行免费教育。学生食宿在校,可领取少量津贴和衣服。政府选拔一些有才干的人出国留学。1813-1847年,共派遣留学生319人,分9批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学习。这些学生回国后在政府部门或军队中担任要职,渐渐取代了外国技师。政府办了一所语言学院,把一批军事和科技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1822年建立了国家印刷厂,1828年出版了埃及第一份报纸——《埃及战役报》。
 
阿里懂得,军队是维护民族独立、建立阿拉伯帝国的主要支柱。可是在十九世纪初,他手下只有一支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杂牌军,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组成,人数约1万人。另外,显贵们每家每户几乎都豢养了一批善于骑马格斗的曼姆鲁克,人数约1万人。这些曼姆鲁克不同于被阿里消灭的曼姆鲁克,其地位近似家丁。这些杂牌军和曼姆鲁克平时只知道劫掠民财,伤害百姓,缺乏战斗力,不能与欧洲军队相匹敌。1815年,阿里按法军的训练方式着手整顿军队,遭到守旧派军官们的强烈反对。那些失势的长老也加入反对行列,他们引经据典,说什么:“一切革新都是奇物,一切奇物都是邪门歪道,一切邪门歪道都应付之一炬。”军官和长老相互勾结,在开罗发动叛乱,企图冲击王宫,谋害阿里。阿里用武力平息了叛乱,但改革军队的步子不得不放慢,以免重蹈土耳其苏丹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因整顿近卫军而被废黜的覆辙。
 
1820年,阿里改变方针,决定建立一支拿破仑式的新军。他在阿斯旺创办第一所步兵学校,从国外聘请教官,由随同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法国军官塞夫担任校长。显贵们不愿送子孙到学校受训。阿里下令从自己和显贵豢养的曼姆鲁克中挑选三、四百人入校学习三年,后来这些人成了新建的正规军的首批军官。
 
阿里本不打算在埃及的土著居民中招募正规军的士兵,他要埃及农民生产尽可能多的棉花和粮食,同时害怕农民武装起来会危及他的统治。于是命令从苏丹猎取黑奴,送往埃及当兵,人数约三、四万人。这些黑奴水土不服,疾病蔓延,加上训练过度,大部分丧生,阿里才转而招募埃及土著居民。到1825年,埃及拥有陆军41,000人。1839年,达235,880人。
 
阿里仿效沙皇彼得大帝,大力发展海军,以适应对外扩张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他发展海军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10年起到1827年止。在这期间,他建立了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舰只除开罗布拉格造船厂建造外,大多从国外订购。1824年,他奉土耳其苏丹之命镇压希腊人民起义,竟能出动51艘战舰,146艘运输舰,共载士兵1万8千人。1827年10月20日,埃及舰队在纳瓦里诺港战役中,几乎全部被英、俄、法三国联合舰队歼灭。此后,埃及海军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主要依靠本国力量重建舰队的阶段。政府修建了亚历山大造船厂。1831年5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舰船下水。到1839年,埃及拥有32艘战舰,海军15,543人,成了地中海东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
 
阿里生前曾允许少数外商在埃及开办工厂、航运公司和开垦土地,但他们的资金有限,并受到一些限制。对于那些有损于埃及主权的经济渗透,阿里坚决制止。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提议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英国提出修筑联结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的铁路,阿里均予以反对,担心这样做会有助于西方列强的渗透,损害埃及的独立。他深有感触地说,他不想使埃及成为第二个博斯普鲁斯海峡。
 
改革的性质和后果
 
阿里的改革并未触动旧的生产关系。它是在保留延续1千多年的封建农奴制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封建性质的改革①。先从农业方面看,阿里的改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依然没有立锥之地,有的被当作附属物连同土地赠送给新封建地主,沦为他们的佃农;有的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封建国家的佃农。农民仍然受着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削,服各种徭役。如阿里政府为了修建马哈茂迪耶水渠就动用了40万民工,10个月内竟有1万2千人被折磨致死。农民不得弃田逃亡,违者将被押送回乡,处以跖刑(击打脚掌的刑罚)。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被称为“加拉里”,即依附在土地上的人。再从工业方面看,阿里创办的工厂,就其规模、设备、分工而言,有些同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机器工厂相仿,但其经营方式却是封建性质的。因为这些工厂是封建国家一手包办的。工厂的产品除民用的小部分以外,不参加市场交换,直接调拨军队使用。工人虽领有微薄的工资,在阿里执政初期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随着厂内棍棒纪律的加强和大批工人的逃亡,他们的地位越来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法律上自由的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他们没有选择工作地点、工种和脱离工厂的权利,而被编成排、连、营,过着营房式的生活,常遭毒打、体罚和监禁,下工后要接受军训,还不时被政府和工厂主管人员拉去服徭役。因此,总的说来,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而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实际上也是农奴,不同的是:他们被束缚在工厂里,农奴则被束缚在土地上。
 
尽管如此,阿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他用极端的手段消灭了中世纪最反动的、在埃及肆虐500多年的曼姆鲁克势力,结束了埃及长期处于动乱、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实现了国家的安宁和统一。他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起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发展了棉花等商品经济,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并使长期停滞发展的工农业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埃及的工农业产品,基本上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有的还有多余,可供出口。这些都为维护埃及的经济独立,制止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阿里依靠本国的人力和物力,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它使西方殖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入侵埃及;使土耳其宗主国望而生畏,节节败退。埃及正因为有了这支军队,在阿里执政的绝大部分年代,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获得了实际独立,而且一跃成为地中海东部的头等强国。此外,由于废除了包税制和统一了赋税,在阿里统治初期,应该说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负担减轻些了。据英国驻埃及领事1817年的观察:农民的日子“一般说来好一些了,比过去要满意些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埃及的人口到1848年又增加到450万。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的人口增长迅速。亚历山大在法国入侵前只是一个拥有8千人的村镇,到阿里统治期间已成为埃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人口达14万。所有这些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是符合埃及人民的利益的,因而是进步的。
 
但是,阿里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随着改革的进行和国家的富强,他所代表的埃及新地主阶级驱使他不断向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奴役其他弱小民族,从而使阿里政权处于同埃及人民及被奴役国家人民对立的地位,这是阿里改革失去广大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1811-1841年间,阿里穷兵黩武,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1811-1818年,他奉土耳其苏丹之命,参与镇压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派的起义;1820-1824年,他为了掠夺奴隶和寻觅金矿,武装入侵苏丹;1824-1828年,他出兵援助土耳其苏丹,镇压希腊人民的起义,以换取埃及对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统治权;1831-1833年,他以土耳其苏丹违约,未将叙利亚的统治权交给埃及为由,挑起第一次土埃战争,攻占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甚至越过托罗斯山脉,占领土耳其部分本土,进逼伊斯坦布尔。1833年,埃及势力达到顶点,版图东起叙利亚沙漠,西至利比亚沙漠,北起地中海和托罗斯山脉,南至阿拉伯海和苏丹南部,成了一个地跨非、亚两洲的阿拉伯帝国。
 
这些非正义的战争耗尽了埃及的资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军费开支通常占去财政收入的一半,使国库贮备枯竭。为了在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农业国长期维持20多万常备军的开支,政府加紧征税,从1822年起开征人丁税,规定年满12岁的男子,不分宗教信仰,一律纳税。税额按职业和家境情况而定,一般占个人收入的1/12。非穆斯林另交8-10皮亚斯的捐税。土地税逐年增多,1833年最低额是11皮亚斯,比1814年增加了1.4倍,最高额是78皮亚斯,比1814年增长0.7倍。农民租种的份地大部分属于贫瘠的次田,因此新增加的土地税相当大一部分落在他们的身上。此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如枣椰树税、牲口税、船税、关卡税、所得税、入市税和捕鱼税,等等。政府还出动军队,包围城乡,四处抓人,逼迫他们充当炮灰和服各种徭役。商人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他们受政府专卖制度的束缚,不能随意开办工厂,从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直接收购产品,只能向政府高价购买。他们的贸易地位远不如外国商人。外国商人根据土耳其政府和欧洲各国签订的商约,享有特权,只须缴纳3%的关税;本国商人按埃及政府规定,穆斯林要缴4%,非穆斯林要缴5%的关税。此外,本国商人在国内经商还要缴纳入市税等苛税,而外国商人却可以免缴。阿里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视为掠夺的对象,对它们实行比在埃及更加严厉的统治,赋税逐年增加,征兵一年比一年扩大。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使阿里的改革很快失去包括商人在内的广大埃及人民的支持,并激起他们和其他被奴役的国家的人民的反抗。
 
阿里的改革难以维持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阿里在进行经济改革时遇到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资金匮乏。他开办的工厂,产品大多用于对外战争,没有带来多少利润,使工厂得不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其次是管理不善。阿里实行中央集权制,工厂的原料、机器和燃料的供给、人力的配备、计划的制定、成本的核算以及质量的检验,均由政府负责。阿里甚至亲自过问这些事务。工厂主管人员的权力有限,他们大多是一些现役或退役军官,对组织生产一窍不通,营私舞弊、剥削工人却是能手。为了免遭阿里的指摘和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用尅扣工人工资和编造假帐的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延长劳动时间和硬拼设备来增加产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生产极其混乱。一些厂因缺乏零件、设备和人力而停工停产;另一些厂却人浮于事,机器设备堆积如山。工人受尽欺压,大批逃亡,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如盖勒尤卜棉纺厂有进口织布机114台,其中专为陆军部生产的100台只有50台能运转,其余都坏了。该厂工人共195人,干活的只有95人,其他人都逃跑了。此外,外国商人利用埃及人不懂技术而大发横财,他们将一些老式的、残缺不全的甚至完全报废的机器高价卖给埃及政府,使之花费大量外汇,得到的却是一堆废铁。外国技师消极怠工,故意不向埃及人传授技术,处心积虑地破坏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阿里帝国的建立引起了欧洲一些列强的嫉恨。它们决不容许地处要冲、物产丰富的埃及通过阿里的改革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英国对横亘在通往印度道路上的埃及帝国的兴起更是视若仇敌。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它和埃及在阿拉伯东方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欲进一步控制波斯湾和伊拉克,开辟从巴士拉,经幼发拉底河、叙利亚沙漠和阿勒颇至地中海的商道,以加速英国和印度之间的通讯联系和贸易往来。阿里却要独霸阿拉伯东方,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权。他派兵攻打也门和波斯湾,煽动伊拉克的库尔德部落和阿拉伯部落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这势必引起英国的反对。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表示,英国“决不允许土耳其在埃及帝国向北方进军和俄罗斯帝国向南方进军的夹攻中毁灭掉”。1837年12月,他指示驻埃及领事:“大英帝国……认为对土耳其苏丹在巴格达的权力的动摇和干涉必须加以阻止,这样做完全符合帝国的利益”,“你应当坦率地向帕夏(指阿里——引者)表示,英国政府对他实现自己的打算决不会袖手旁观”。
 
1839年6月,在英国挑唆下,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埃及再次击败土军,越过托罗斯山脉,进入土耳其本土。奥斯曼帝国岌岌可危。1840年7月15日,英国联合俄、奥、普、土四国签订伦敦条约,进行干预。条约规定:阿里必须从克里特岛、阿达纳、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撤军,仅保留埃及的世袭权和阿克省的终身管辖权;土耳其苏丹批准的各项法令和协定务必在埃及生效;埃及军队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必须为帝国效劳。阿里断然拒绝接受这个条约。
 
1840年9月,英国舰队在俄、奥、土三国舰队的配合下炮轰贝鲁特。土耳其苏丹宣布革除阿里的一切职务。接着,英土联军在贝鲁特登陆,很快占领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切断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通道,使驻扎在叙利亚的7万埃军面临被歼的险境。英国舰队还驶往亚历山大炫耀武力。
 
在这种情况下,阿里被迫屈从,同意接受伦敦条约,撤回全部军队。1841年1月,土耳其苏丹秉承英国等列强的旨意,颁布几道敕令,对伦敦条约作了具体说明。敕令规定:埃及省督的职位由阿里家族中的最长者继承;苏丹地区归阿里终身管辖;埃及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得超过1万8千人,未经土耳其苏丹许可不得建造战舰,上校以上军官的任命必须得到苏丹的批准;埃及每年向土耳其苏丹纳贡8万袋。
 
阿里接受上述规定,不仅标志着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的瓦解,而且意味着阿里改革的严重受挫。在这以后,尽管阿里作了最大努力,埃及军队没有完全按条约规定裁至1万8千人,到1848年仍保留了8万人,但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再也抵挡不住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了。1841年后,埃及虽然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阿里仍是埃及的省督,但是,埃及的主权已遭践踏,英法在埃及的势力日益增长,埃及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这一切在精神上给阿里以极大刺激。他积郁成疾,精神错乱,于1849年8月2日去世。
 
出处:《外国历史大事集》 重庆出版社 朱庭光;张椿年;唐枢,张宏儒,孙娴
 
转自知网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贾志民
摘要:宪政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
 
从亵渎宗教到煽动宗教仇恨 \汤洪源
对诋毁宗教、破坏宗教声誉、伤害信众宗教感情的言论进行立法管制,涉及表达自由与宗…
 
论公民宗教 \汲喆
  每个概念都有其自身的命运。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
 
什么才是中国人?——从多元价值、叠合认同视角的解读 \张志鹏
最近“D&G辱华事件”引发网络上的大量关注,“辱华”一词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也刺…
 
我国宗教财产民事保护的实务研究 \陈世佳
一、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权利保护实践 当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将其拥有的各种资…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当前缅甸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下一篇文章:伊斯兰世界的困境与反抗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