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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成熟阶段”浅论
发布时间: 2018/11/8日    【字体:
作者:汪同元
关键词:  中国 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佛学史家一般将禅宗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以五祖弘忍为分界点,此前为预备阶段,其后为发展阶段。如此划分,笔者认为过于笼统,也欠确切,客观上低估甚至抹煞了五祖弘忍之前的列位祖师及他们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伟大贡献。因此,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有再研究之必要。
 
教派(或曰宗派)之发展,必从孕育达于成熟,中国禅宗成熟阶段形成于何时何地有何客观标准可供判别?笔者认为衡量其成熟阶段的标准大体可归纳为四点:
 
1、有鲜明的教义与教规;
 
2、有无可替代的权威传法者和继承者;
 
3、具有代表性的和固定的活动地域;
 
4、拥有稳定的信众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据此,笔者将中国禅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达摩来东土传法至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发生的五十余年间为“孕育阶段”;自二祖慧可逃避“灭佛”事件南下卓锡司空山至五祖弘忍圆寂的一百余年间为“成熟阶段”;此后为“发展阶段”。
 
下面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孕育阶段为成熟阶段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尊崇“禅定”,以“坐禅入定,心注一境,正审思虑”为宗旨,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色的“达摩禅”,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由达摩传入中国嵩山少林寺,传法与慧可,开创了中国禅宗一派,中国禅宗由此进入孕育阶段。
 
慧可继承了达摩衣钵成为禅宗二祖之后,首先遇到佛教内部的重重阻力和强大.干扰。其时达摩所传佛法与当时在北朝流行的佛法不同,被作为外道而受到佛教其他教派的歧视、打击与中伤。达摩本人就数遭暗害。慧可传法也有同样遭遇。他刚在邺都开设讲苑,立即就遭到其他教派的诽谤与干扰,其中以道恒禅师势力为大。他“徒侣千计”,四处跟踪追迫,致使慧可只得放弃设坛,改为以“随宜说法,长期行化”的方式进行传法活动。后来情况日益恶化,竞发展到使慧可“变易仪相,蹈光混迹”以避谋害的地步。慧可出生入死传播早期禅法,在邺都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但环境如此恶劣,纵然“在邺积三十四年”,其传法布教的收效仍然有限。
 
更为严峻的是北周武帝发动的“灭佛”事件,将八州四万所寺院充当了贵族宅第,烧毁经典,令三百万僧侣还俗,从而使北朝的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处在孱弱地位的中国禅宗,更是面临灭顶之灾。在此关头,慧可做出明智的选择,表现出超凡的睿智。
 
早在北周朝野上下展开的有关儒、佛、道三教大辩论时,慧可就预见到佛教尤其是中国禅宗将有“法难”,便事先安排得意弟子僧璨,南下隐身于大别山中。待时局进一步危急,慧可也悄然离开北周,“护经像”南下舒州,隐身于司空山,并在此处与先期到达舒州公山的弟子僧璨会面,师徒二人开始了在南方传播禅法的新历程。虽说慧可、僧璨之来舒州是被迫逃走的,但正是慧可的一“走”挽救了中国禅宗的灭顶之灾。慧可南下意味着中国禅宗孕育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中国禅宗在北朝时期奠定了教义基础,确立了继承人,但未能开辟固定的传法场所,无法扩大信众数量,不能走向成熟。但此时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是弥足珍贵的,有助于禅宗走向成熟。
 
二、优越的环境是促进禅宗成熟的保障
 
北朝时期的“达摩禅”,障碍很多,难有立足之地,但为何能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呢?
 
其一,南朝有着兴佛的传统而无废佛的事件发生。素有“皇帝菩萨”称誉的梁武帝,在其统治期间,使南朝的佛教发展达到鼎盛,其“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在万人”(《破邪论》卷下)。梁武帝曾与达摩在“机缘未熟”之时会面,因话不投机而失之交臂。当其闻知达摩逝去,曾自撰碑文曰: “嗟夫!见之未见,逢之未逢,遇之未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表露出追悔莫及的心情。南陈高祖武帝接受梁敬帝的禅让,改国号为陈,国号改而梁朝兴佛的传统未改,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佛教的措施,使南朝的佛教发展更稳固。这就为禅宗的南来打下基础。
 
有鉴于北朝的教训,慧可南来不入城市,不去南朝的佛教繁盛中心——陈之都邑建康,而是选择了宗教势力相对薄弱的南豫州晋熙郡所属的司空山为卓锡之地。当时禅宗传法还处于初期阶段,南朝尚无人知者,选择司空山驻锡,可避免卷入到尖锐复杂的宗派斗争之中,从而使中国禅宗在安宁的环境中发育成熟。后来避入深山修行就成为了禅宗的一个传统。
 
其二,司空山地处大别山腹地,面对江南,连接天柱,远望匡庐,毗邻蕲黄,独领中枢。二祖慧可深谋远虑,选此山为卓锡之地,在此与弟子僧璨会面,共参禅法,待机缘成熟后,于山中一巨石上传衣钵与僧璨。僧璨受法后去皖公山(天柱山)修习并传法与四祖道信,道信先去吉州,后定居于湖北黄梅城西之双峰山(原名破头山)传衣法与五祖弘忍,弘忍复于黄梅城北之冯茂山(东山)续传衣钵与六祖慧能,慧能持衣钵南下……在这长达一百余年间,禅宗衣钵连传四代(至慧能方才离去),皆未出大别山之西南麓,未脱离今安徽岳西县之司空山——潜山县之天柱山——湖北黄梅县之双峰山、东山这个三角形地带。这种极为稳定的地理格局,与北方那种居无定处四处流浪,随宜行化颠沛流离的动荡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对于禅宗发育成熟关系极大。尽管后来“南能北秀”将禅宗发展至全国,以至五宗七派,禅门林立,宗支叠出;尽管自唐以降,中国禅宗又远传海,盛行于朝、日及东南亚,近代又传播至欧美各国,并以其东方文化的特有智慧,为世界所瞩目,并成为世界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禅宗祖庭的建立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其三,司空山是理想修行之地。 “夫参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为禅居”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司空山海拔1227米,一峰突立,峭壁冲天。其上林荫掩映,古树森森;山中洞穴四布,飞泉叠出;山上终年云雾缭绕,远离尘世喧闹。山下桑陌交通,村舍相邻。有诗曰:
 
司空斜插一枝峰,
 
压倒群山万千重。
 
借问仙家何处有,
 
鸡鸣犬吠白云中。
 
清康熙年间的太湖县名士陈简文在《司空山见闻录》中更有详细描述:
 
北齐二祖慧可,首惟宗风, 嵩阳面壁断臂,得法来湖,卓锡兹山,遂成名刹。至今睹云中石室,天造道场,一龛宏敞,冬温夏凉,藏幽面壑,龙虎环抱;后倚石峰顶,峭壁悬岩,千仞屏藩;前对钵盂山,双峦拱顾;旁有避地司空原,太白之书堂;上有传衣落发石,三祖之古洞;朝阳石,居左侧,罗公悟道观空;远山环绕千重,近水迂回百道。烟幢云盖,天籁泉声,水月松风,光华朗映。非千古祖庭、中华福地耶?
 
这个理想的修行之地,为禅宗的成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禅宗思想的形成是禅宗成熟的根本
 
早在“达摩没有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禅学在流传,从小乘禅到大乘禅以至祖师禅……只能说没有奕叶传灯的禅宗” (正果《禅宗大意》)。早期的禅学高僧,如竺法护、道安、慧远、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竺道生、玄高、宝志等,他们或身体力行,参习禅法,或翻译禅经、诠释禅学,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何达摩到达以前的禅,只能成为禅学,而不能进而发展成为禅宗呢?这里面虽然有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而“因缘未了”,但主要的还是其教义尚不被中国人所充分理解,教法尚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就是说印度禅学还没有由印度型思维转向中国型思维,还没有真正与中华文化相融汇,因而也就不能深深根植于东土。慧可正处在这样的焦点上,处在这样的历史位置中。自慧可起、弘忍止的这一时期,逐步实现了印度禅学向中国禅宗思想的转化,或者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将印度禅学改造成为中国禅宗,从而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1日巡视司空山时曾说: “达摩是印度人,慧可才是中国禅宗第一人。”笔者认为,赵先生此说并非仅指国藉而言,实即指慧可(开始)使印度禅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禅宗独特的思想。这才是中国禅宗赖以安身立命并能光大发扬的根本所在。
 
慧可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首要条件,缘于他是个经由中华文化孕育出来且具兼容特质的人物。他自幼聪颖,旷达博学,流览佛藉,超然有得。先出家龙门,在香山寺修习佛典,能善解玄理。慧可既深诣孔孟之道,又精通老庄妙法,是一位儒、释、道三者皆通的大师。
 
司空山既是南北文化的分界岭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颇具兼容文化特征。该地区佛教兴起早而繁盛快,梁代在舒州天柱山首创山谷寺的宝志禅师,所著《大乘赞》、《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其“辞意内涵,与后时禅宗旨趣多所冥符”(正果《禅宗大意》);与宝志同时代的清信士翁傅,著有《心王铭》,“即心即佛的禅宗旨趣,辞句中透露无余” (注同前);竺道生“继‘悉有佛性说’之后,进一步倡导‘顿悟成佛说’” (日·嫌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71页)。所有这些对后世禅宗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然,其影响自慧可始。可公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与禅学根基,在卓锡司空山、往来皖公山期间,以达摩禅为基础讲学说法,把南北文化、南北佛教和早期禅学思想(包括道生思想)融汇贯通,形成了与达摩禅有别的自成一格的中国禅宗思想。二祖慧可虽无长篇禅学思想的专著行世,但在其弟子僧璨所著《信心铭》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 《信心铭》吸收了佛教其他派别的某些观点和儒、道的部分思想,对禅宗心法作了高度概括,是达摩禅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虽出自三祖之手,可是其基本思想在慧可与向居士的书信中可见端倪。这封信就影与形、响与音、名与理、得与失、无明与智慧、烦恼与涅盘、身与佛等问题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基本思想与《信心铭》非常近似,看得出与《信心铭》思想的承传关系。所以,可以认为《信心铭》是两位大师在卓锡司空山、往来于皖公山期间,共同参究禅学的思想智慧的结晶。三祖僧璨这篇《信心铭》是由中国人所著的中国禅宗思想论述的开篇,又是禅宗“成熟阶段”禅学理论的代表作,对四祖道信撰《最上乘论》和六祖慧能的《坛经》均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直接的影响。不少史家仅将六祖慧能的《坛经》视为最早的中国人所著禅宗思想经典,并由此提出了“中国佛教的禅宗,是由慧能创始的” (见郭朋《坛经校释》序言)。其实,三祖继承二祖禅宗思想所著的《信心铭》,早巳为六祖的《坛经》打好了理论基础。应该说《坛经》是对《信心铭》及其他著作的继承与发展。慧能的思想体系确有所宗,否则,五祖弘忍为何不选择资深“上座”弟子神秀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将衣钵传与求学仅八个月的岭南慧能呢?慧能这位一字不识入碓作务的普通僧人,是凭着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而被弘忍相中秘传衣钵的,如果弘忍、慧能师徒不是在禅宗心要法门上彼此心法相通,旨趣相同,弘忍会收他为传承人?如果割断师承关系去谈禅宗“创始人”,显然有悖历史事实。
 
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的佛教思想和学风与当时的地域文化相适应,因而南北有别,风格各异。虽然有玄学、经学之别,有的重义理的阐释与理解;有的重禅定与戒律。但是南北佛教寺院和教团,都拥有巨额资财,都存在着虚图浮华,偏重“功德”,讲求以巨资造像立寺、法事排场。教团活动亦过度耗费资财等有悖于佛教的思想。慧可继承禅宗重“头陀行”的传统,一扫当时的奢侈风气,在教相教法上更摄取了南北之长,结合南方文化的实际,将复杂繁难的修禅方法,加以简化,形成一种重禅定、轻义理、不礼佛、直指人心,务求当下即是,强调悟心见性的修禅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心境、不求形式,更无须耗费钱财,其立学新颖,便捷易行。于是,从学如流,很快渗透到仕农工商各个层面。“慧可以后,僧璨南往皖公山,道信留吉州,弘忍在黄梅开东山法门,禅宗势力极盛于南。终至顿教代兴,弥漫全国”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如果没有慧可与几位祖师的努力,如果没有确立中国禅宗的主体思想,如果没有禅宗立教立宗之本的形成,何来“顿教代兴”?何来“极盛于南”“弥漫全国”的大好局面?
 
四、禅宗道场的创立是禅宗成熟的重要标志
 
道场,是禅宗的传法重地。在“禅宗金三角” (司空山一天柱山—双峰山)地区的几位祖师,都有自己固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传法道场。如:日本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一书中的一段引文,说三祖僧璨早期是“隐于司空山,肃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正果的《禅宗大意》又说三祖僧璨“隐于舒州皖公山,值北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后来为世民所知,奔趋礼拜,大设斋供法会。他为四众广宣心要……”;四祖道信“反(返)蕲之破头山(今之双峰山)”;“大弘所得之法,四方学士,云集法筵。太宗闻其风尚,赏三诏皆辞不起”;五祖弘忍在黄梅东山之东山寺大开道场,徒众干余, “是时天下慕其风者,不达千里而趋之,学者称为东山法门”(以上引文均见《禅宗大意》);六祖慧能“受衣法后,南还广州……至韶阳曹溪,四众云归”,其道场声势和影响更大(注同前)。
 
那么,禅宗这种以道场传法的方式,自何时始?由何人在何处创立?道场系指某一宗教学派传经授法的专用场所。南北朝时,寺院的学派并不固定,往往随着寺院住持僧人的变更而变更。达摩在北方无固定专用的讲法传法场所,慧可在邺都的讲苑更不可能为禅宗所专用,谈不上创设禅宗道场。试想,达摩与慧可两代祖师,一先一后均被害于北朝,性命尚且不保,何能在北朝创建禅宗道场?只有在南朝,在慧可南下卓锡司空山期间,才有了理想的条件,才能不受干扰地开坛说法、专授禅宗心地要门。可以认为:禅宗道场,是二祖慧可于司空山始创的。
 
二祖首开先例,而后才有三祖之天柱山山谷寺(五祖寺)、四祖之双峰山正觉寺(四祖寺)、五祖之东山东山寺(五祖寺)等规模越来越大的禅宗著名道场。二祖在司空山开设的道场,后人称之为“二祖道场”,亦称“二祖寺”。二祖道场最早开设于司空山顶峰脚下之仰天窝的一个天然石洞中(即《司空山见闻录》所称之“天造道场”,亦名“二祖洞”)。先是慧可在洞内参禅处为朝山者说法,后信士日众,便在洞前石台上传法解悟,后人便依石洞建刹。《太湖县志》载: “慧可受衣钵为释门二祖,后建刹司空山”,此刹便是如今保存完好的 “二祖禅刹”(亦称“祖师殿”)。十年前发现的《建刹碑记》载:其刹原建于唐,规模宏伟(唐以前可能只有简陋建筑物),“前后殿宇、楼阁无不备极峥嵘。奈山高雾重,难以耐久,屡建屡废。惟二祖禅刹,天造佳景,殿接石龛(即二祖洞),更易崩析”,故明代天启元年(1621),由司空山所在地店前河的程姓约族将其改为“全用石造,以希永久。”如今这座明代全以石头建成的石刹依然完好。石刹一进并列三室,建殿所有用材,全为花岗石精凿而成,门额镌刻有“祖刹重辉”四字,门旁镌有对联。石刹古朴天然,独具特色。二祖禅刹是二祖道场的遗迹与见证,也是司空山的象征。
 
司空山二祖道场(亦称二祖寺、无相寺)自始至终是禅宗圣地,历代均由禅宗高僧大德相继住持。
 
唐开元初“幼岁披缁于曹溪之室”的六祖慧能座下第十五位嫡传弟子本净禅师(666—761), “受记棣于司空山无相寺”,“初,闲放自处,人不我知”。天宝三年(744),玄宗遣中使杨延光入山采常春藤,得与本净切磋禅学,回奏唐皇,本净旋被诏入京,在皇家内道场与京都颐学名僧,就佛、心、道等专题展开论辩。本净机锋犀利,开阐禅法,词辩倾注,四众称善,很得玄宗赏识,赐号大晓,拜国师还山,敕建“无相寺” (《司空山见闻录》原注:无相即二祖讳),造僧房5048间,下院九庵四寺,僧众数千,盛极一方。本净入主司空山47年后于唐玄宗上元二年(761)归寂,享年95岁。其偈曰:
 
四大无主复如水,遇曲逢直无彼此。
 
净秽两处不生心,雍决何曾有二意。
 
触处但似水无心,在世纵横有何事。
 
(上段诸引文见《坛经校释》、《宋高僧传》、 《五灯会元》、 《司空山见闻录》、《太湖县志》)。 唐代的本净圆寂后,有铁面智禅师来寺益扬至教(《司空山见闻录》)。越五代至宋,先后有正德、真际、圆通、清晓等先后拜国师,相继住持祖寺(《司空山见闻录》);宋代来此住持的还有一位高僧——I临济宗杨岐派再传弟子法演。法演少年出家,各方游历十五年, “遍参名宿,最后依(舒州)白云守端”,在“端时印可,历住司空山、四面寺、海会寺”,后来常住黄梅五祖寺(因此称五祖法演),法演于宋徽宗崇宗三年(1104)园寂。法演有四种语录行世,其偈甚丰,如“人之性命事,第一须是O。欲得成此O,先须防于O。若是真空人,00。”(文中“O”,即空之形象表述)其弟子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皆为高僧(《太湖县志》及日·鎌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附表》、《禅门公案》)。在明代,太空如浩禅师等相继来此中兴石室,司空山香火复盛,建筑辉煌(《司空山见闻录》)。
 
清初有灵木,体融两上人结茅龛下,续承香火;康熙间,天柱明呆禅师来山复兴祖刹;此后又有丹岩、幻岩、萝庵、佛侧诸禅师在此萤灯风月,传法不辍。萝庵是位儒僧,生平未详,传世诗词颇多,其《礼三祖洞》诗“真言一道众花凋,口款供通不打招。解脱固求谁缚汝,赚他道信小儿曹”等,曾镌刻于二祖寺石壁(见《司空山见闻录》)。
 
清初时期的司空山虽香火不断,但都未能改变因战火造成的衰败景况。而此期突然出现的一位大禅师,来司空山承担起振兴大任。这位禅宗就是由地方上公请的临济宗第三十二代弟子、师承湖北白兆寺源长和尚的目唐戒可。戒可禅师应邀前来住持、复兴二祖道场,含辛茹苦, “积三十余年之功,得复祖庭大士楼、大雄殿、左右回廊楼阁,周山培植竹木,迎来十方,焕然成其寺……” (《司空山见闻录》、《目唐寿域铭》碑记)。目唐戒可是位博学高僧,所著诗词流传甚广,其《示法子》诗中“跃过三湘七泽中,一肩担月上司空。单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啮雪充……”之句,真实地表述了这位禅师在司空山创业时期的艰难情状。
 
有必要提及的是,清初的目唐戒可所赋《示法子》这首诗,曾被多次错误引用为二祖慧可初入司空山时所作禅诗,而后又被许多文章反复套用!因为二位高僧名字虽仅一字之差(一名慧可,一名戒可),而年代却相距十个世纪,岂能混淆?
 
上述史料,说明了历代的禅宗大德,对司空山二祖道场这一禅宗发祥之地,倍加尊崇,也表明司空山二祖道场一直为禅宗所有。与此相印证的是,至今司空山上还保存着与二祖、三祖有关的灵迹胜景。如,二祖讲经的“讲经台”,二祖传衣钵与三祖僧璨的“传衣石”,二祖悟道观空的“空谷石”(又称“印心石”,赵朴初先生词:“空谷石,与心安”即指此石)及三祖参禅之“三祖洞”;司空山脚下店前河东畔还有二祖上司空山之前,在此伫足参禅的“二祖寺”遗址,以及遗址旁镌有“二祖开山”四字的石碑塔一座。……以上诸多胜迹,多有前朝府、县官员、骚客名流所镌诗刻、碑文和所赋诗词为佐证(载地方志书等文献中),这些文物胜迹多经省文物专家考证认定。
 
司空山周边百里方圆,还有不少与二祖相关的遗迹胜景,1966年6月,笔者应邀参加县宗教、文化单位组成的考查组,赴司空山北主簿镇境内的二祖山考查,获益不少。二祖山昔日为舒城、霍山、潜山三县交界点上,故称“三县山”,属大别山中脊南段,海拔1365米,人迹罕至,古木参天。山顶二巨峰并列南向、高达百丈,峭壁入云,形同二石狮昂首向天,故又称“双狮哮天”。此山名二祖山,必然与二祖有某些关系。在石峰峭壁间,有一天然巨洞,名曰“二祖洞” (又称和尚洞),相传为二祖慧可在此参禅处。前代依据石洞临绝壁建有一小型石寺,称“二祖寺”因“文革”时毁坏,今已改建。由石峰岗依石缝所凿之33级“通天阶”,早巳被踩磨得光溜平滑,由此可见二祖寺建寺时日之久。前几年在寺旁掘出一方明代重修二祖寺的残碑,“碑记”上半截可见:“……为……二祖显应……”等数十字,背面阴刻有“国学(注:明代称国子监学生为国学):储高四、王金楼、许荣意……”等数十位捐资修寺者姓名。尽管现今重修之石寺(二祖寺)与当年面目迥异,而据碑、阶、洞等遗迹判断,此处原有二祖寺并不虚谬。距石寺五里处,昔有一座三重大殿,名二祖庙(俗称“三县庙”),毁于清未民初,今已夷为山场,土地中偶露旧时瓦砾。在二祖山脚还有小型二祖寺,今已改为它用。在考查中,发现一有趣现象,二祖山下四周乡民,多不称“二祖慧可”而称“二祖”或“神光祖师”。众口相传:神光祖师由此经过,先在二祖山和尚洞内“闭观” (即“壁观”)坐禅,后才云游往太湖司空山。当年人不识神光,问他何处为家?神光答道: “脚踏三县,面对太湖、九江”,“二祖是遇狮子就落脚”……这诸多言语,只能视为传说,与佛典对照,却又觉得并非空穴来风。
 
我们知道,慧可原名神光,二祖乃后世对禅宗列祖序次的尊称。狮子在佛教享有特殊的地位。 《大智度论》云: “佛为人中狮子,凡所坐者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现已得知在司空山周围有三座冠名“狮子”的山峰,且都有二祖灵迹:司空山主峰,盘踞若雄狮昂首,别称“狮子哮天”,二祖洞则位于“狮子口”内;主簿镇二祖山有“双狮哮天”,石洞也在狮口内。司空山南之太湖县境内,还有一座“狮子山” (也称“二祖山”,山腰有“葫芦石”, “相传二祖秘迹存焉”)所建“二祖禅堂”尚存,其山脚有“濯锡潭”,传“为二祖洗脚处”。 (均见《太湖县志》)这一字儿排开的“狮子山”,也都建有二祖寺或禅堂,恐非偶然巧合。至少能说明,司空山这座二祖禅宗名山并不孤立,而是远连“禅宗金三角”,近连“三座狮子山”。或许还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二祖慧可来大别山活动的路线区域图:北周灭佛时,慧可“护经像”沿大别山中脊,顺西北至东南的古道,辗转入霍、舒、潜境内,至二祖山歇脚修禅,后继续南下,至司空山下,在平原地带徘徊多时,几处坐禅,其意在观察动静的同时,等候与先期南来的爱徒僧璨会面。最后选定司空山为缘地,并在此与僧璨共修禅法……待机缘成熟后,便于山中传衣钵与僧璨,其后又离开司空山返北国“还宿债”,直至寂灭。
 
由于慧可南来正值“法难”当头,他“行踪隐秘”且“不立文记”,加之司空山在宋末、元未、明末、清末各个朝代变更之际,几经兵燹,多次化为焦土。虽说每朝都有禅宗后人复兴重整,但实物、资料损失殆尽,造成了与二祖相关的文献资料极为缺失。然而司空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古洞荒台、巨石摩崖镌刻,倒是一部不变的历史,成为永恒的文记,它无声地记录了二祖的辉煌业绩。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史证又极少向外界介绍,有的从未披露,佛典经书又绝少记载。总之,诸多原因造成外界对司空山及二祖在司空山的活动脉络知之甚微,甚至一无所知。禅宗史家又怎能将中国禅宗这光辉的一页客观地记入典籍?所以,一部中国禅宗史,对六祖慧能记载颇祥,而对五祖之前列位祖师却记述简略,甚至支离破碎。尤其是北周灭佛之后有关二祖的记载几成空白,这就形成禅宗历史的“断层地带”。然而,正是在这“断层地带”之中,孕育成熟了中国禅宗。
 
“二祖是中国禅宗初祖”(赵朴初先生语),这位初祖在卓锡司空山,开创中国禅宗基业上功不可没。司空山及“禅宗金三角”地区,应该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载入中国禅宗史册。
 
转自中国佛教学术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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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居士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贡献 \徐玉成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中共十一届…
 
论我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黄沛景
摘要 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与世界的日益接轨,宗教信仰自由在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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