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文化》(京)2017年第20176期 第96-104页
一、五旬节运动的起源
五旬节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激进福音派的兴起。伴随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智识理性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基督教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仰合法性危机和世俗化挑战。作为回应，部分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福音派强调属灵生命更新和内在的宗教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神学教义和主张，包括更高生命的基要主义和时代论式的前千禧年主义、虔信主义、守安息日、二次恩典、因信称义、全备福音等思潮，都宣告了新福音派对西方国家“世俗”“主流”教派的抗议。⑨属灵领袖们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基督耶稣很快就会复临，然后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王国，所以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大审判前的“最后的日子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向异教徒宣教的步伐⑩，属于广义福音派的五旬节派应运而生。他们强调，“真正的灵魂宗教是通过圣灵的根本转化之明白无误的迹象来证明的，尤其是通过信心医病和说方言的圣灵降临迹象来证明的”(11)，凭借独特的神学理念和神秘的宗教体验成功地在教派林立的基督教信仰中取得一席之地，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将五旬节信仰传播至世界各地。
虽然五旬节运动的源头还存有争议，(12)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最重要的发源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阿苏萨街312号的一间破败礼拜堂。1906年4月黑人牧师西摩尔(William Joseph Seymour，1870-1922)带领黑人和白人信徒一起点燃了五旬节复兴的火花，并创办发行《使徒信心报》(The Apostolic Faith)(13)广泛传播五旬节福音。来自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纷纷来到阿苏萨街进修学习，并把火种带回世界各地。(14)大量五旬节派宗教组织和传教士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使徒信心会、神召会、五旬会和圣洁会等。与传统主流宗派相比，它们大部分规模很小，宗派观念严重。许多传教士来自社会边缘人群，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观点狭窄，性格古怪但非常虔诚(15)；信徒通常较为贫穷，社会地位比较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心传教士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们通常不属于任何正式差会组织，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信仰坚定并且富有冒险精神。出于对主流差会和教义的同样疏离，信心传教士们往往对五旬节主义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和更高的接受程度，其独立传教的坚韧精神和灵活性使得五旬节讯息能够到达更多地处偏远的“未得之民”(16)。
二、五旬节主义来到中国
在宗教觉醒和教会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大量五旬节派团体和独立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新兴基督教传教力量在神学主张、敬拜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与主流教派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一支不太显眼但依旧重要的独立传教力量，同时使得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存在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此外，给欧洲和北美的传统主流基督教带来了一定挑战。在五旬节派传教士、亲五旬节派差会及传教士、中国助手及信徒的共同努力下，五旬节信仰传入澳门和香港，随后传播到广州、上海、山东、河北、甘肃、云南、西藏等地区(17)，在主流差会的反感排挤和中国民众的复杂回应中顽强生长，对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追踪五旬节运动进入中国的起点和传播路径，至少可以发现五个区域性中心，包括华南港澳粤地区、华北京冀地区、华东沪浙地区、华西南滇藏地区和华北山东部分地区等，五旬节主义福音正是以这五个地区为核心扩散至中国其他地区。
(一)华南港澳粤地区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最早来华的五旬节先驱是麦坚道(Thomas James McIntosh，1879-1955)夫妇和嘉活力(Alfred Gallatin Garr，1874-1944)夫妇。麦坚道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林奇堡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临时工。麦坚道夫妇1907年在洛杉矶阿苏萨街获得了“说方言”的经历，后在北卡罗莱纳州五旬节圣洁会的资助下于1907年8月7日抵达澳门，成为“首位来华五旬节派传教士”。(18)紧随其后的是嘉活力一家，他们受到在香港传教的数位单身女传教士的邀请，于1907年10月9日从印度抵达香港。(19)虽然嘉活力算得上是“最有影响力的五旬节先驱领袖之一，但相关的自传或他传资料非常不完整和不统一”。(20)他于1875年7月27日出生于肯塔基州博伊尔县，1898年在阿斯伯里学院短暂进修期间结识了莉莲•安德森(Lillian Anderson)并与之结婚。(21)1906年嘉活力夫妇在阿苏萨街得到“灵洗”，并说出孟加拉语方言。(22)次年初他们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并在当地一家浸信会教会担任传教士，10月初来到香港。嘉活力夫妇抵港三天后，罗姑娘(May Law)和必姑娘(Rosa Pittman)也来到香港。她们属于来安之(Martin Lawrence Ryan，1869-1963)领导的使徒信心会，该组织于1907年9月初从西雅图来到日本布道，罗姑娘和必姑娘后于10月12日从东京来到香港。1908年1月来安之团体的另外两名单身女传教士科拉•弗里奇(Cora Fritsch)和美圣心(Betha Effie Milligan)也从日本来到香港传播五旬节教义。(23)与此同时，澳门的麦坚道传教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安妮•麦坚道的姑姑安妮•柯比(Annie E.Kirby)夫人和来自佛罗里达州拉哥地区的17岁女孩马贝尔•埃文斯(Mabel Evans)也加入麦坚道五旬节团队。在麦坚道在南卡罗来纳州伯克利县带领的奋兴会中，柯比夫人曾有过五旬节的经历。柯比和埃文斯取道洛杉矶、旧金山和檀香山，于1908年1月9日抵达澳门。与麦坚道共事几个星期之后(24)，二人于2月底在会说中文的房丽雯(Fannie Winn)的陪同下来到广州(25)。
虽然澳门和香港布道开局不错，但总体来说，麦坚道和嘉活力在华南事工收效甚微，大失所望。起初澳门形势令人鼓舞，麦坚道在1907年8月初到澳门时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其中包括正在澳门度假的几位传教士。(26)其中来自广西梧州宣道会的两名传教士夏芝龄(Frank Porter Hamill)和杨清华(Miss Rosa Alice Edwards)小姐表示出了对五旬节信息的极大兴趣，并带动梧州和周边地区的宣道会掀起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出现了神圣医治、说方言和其他一些五旬节宗教特征(27)，但是最终没有一位宣道会传教士选择改宗皈依五旬节派。香港的情形大致相同，嘉活力曾在1908年初抱怨道：“全香港没有一个西方传教士站在我们这边。在中国内地还有部分西人接受五旬节福音，但在香港信众全是中国人，一个西方人都找不到。”(28)
(二)华北京冀地区
早期五旬节运动的第二个重镇是以直隶(1928年后改称河北省)南部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五旬节派此前与主流差会和传教士团体建立的良好关系成为重要的基础，贲德新(Bernt Berntsen，1863-1933)(29)在华北地区的使徒信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贲德新出生于挪威拉维克附近的一个平信徒家庭，1893年移民美国，与同样生于挪威的麦格纳•伯格(Magna Berg，1867-1935)结婚，育有两个男孩。1904年10月，贲德新全家与很多传教士一起从洛杉矶来到中国，在无宗派教会南直隶福音会从事传教工作。(30)期间贲德新偶然在洛杉矶出版的《使徒信心报》上读到一篇与阿苏萨街五旬节运动有关的报道，由此萌发了亲自一探究竟的想法，随后于1907年坐船返回洛杉矶。在那里他“大大感受到圣灵的浇灌”并说出方言，后召集了11位成年五旬节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包括两对已婚夫妇及其子女、两位单身男传教士以及五位单身女传教士，开启了“完全凭信心传教”的旅程(31)。该布道团仿效洛杉矶使徒信心会，也取名“使徒信心会”(简称“信心会”)，于1908年1月1日抵达正定，该地后来成为五旬节派在直隶南部的重要活动中心。贲德新这样描述他所开辟的新阵地，“那是位于北京南部铁路沿线的一大片区域，所有被圣灵与火充满的独立同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驻足，直到他们得到上帝的指示另往他处”，他还补充道，“我们祈祷能为中国孤儿建立一处栖身安家之所”(32)，随后创办了一所孤儿院，收容乞丐近百名。1909年，贲德新及其团体在保定建立了第二个传教站，(33)1914年建立了第三个传教站，同年开始发行一份中文五旬节期刊《通传福音真理报》(Popular Gospel Truth)，(34)对于传播五旬节讯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4年神召会成立之后，包括贲德新在内的很多信心会成员开始与其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使徒信心会逐渐归入了神召会。(35)1916年贲德新团体建立北京传教站，正是在这里张灵生、魏恩波等真耶稣教会的早期创办人开始接触五旬节主义。
贲德新布道团的成员构成一直保持高度流动性，不断有旧成员离开和新成员加入，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来华传教士以移民为主的重要特征。(36)贲德新除了从北美招募传教士来华传教以外，还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五旬节运动领袖保持密切联系。有证据显示，贲德新曾分别在挪威的托马斯•巴雷特(Thomas Ball Barratt)和艾瑞克•诺德却勒(Erik Andersen Nordquelle)创办的五旬节刊物上发表过大量信件和报告。(37)1910年4月，贲德新到欧洲旅游并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停留数月，为自己的使徒信心运动募捐，并成功招募到数人来华传播五旬节福音。
(三)华东沪浙地区
20世纪初，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是众多基督教主流宗派和福音派教会的大本营，因此亦成为五旬节主义在华早期的落脚点之一。最早来到上海的五旬节派传教士是从贲德新布道团脱离出来的海森夫妇(George and Sofia Hansen)和海斯夫妇(Roy J.and Lydia M.Hess)(38)。随后，以来安之为首的数名使徒信心会成员也陆续来到上海，如陆慕德(Homer Levi Lawler，1869-1944)、妻子陆以平(Emma Bell Rednour Lawler)、女儿陆秀贞(Estelle Beatrice Lawler)和儿子陆惠丰(Fay Harland Lawler)(39)一家四口先后加入上海使徒信心会。1912年，来安之自己也放弃了日本事工，转而定居上海，继续出版自创期刊《使徒之光》(Apostolic Light)，1915年返回美国。
极少有主流宗派传教士改宗五旬节派，因此慕淑德(Antoinette Moomau，Nettie Moomau，1873-1937)的例外格外引人关注。慕淑德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899年以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1906年10月回国休假时接受差会派遣去洛杉矶调查使徒信心运动，因为“他们声称获得了圣灵的恩赐”(40)。慕淑德在阿苏萨使徒信心会访问期间“被圣灵充满”，1908年以五旬节派传教士的身份与助手利奥拉•菲利普斯(Leola Phillips，1878-1910)返回上海，(41)在专门救助风尘女子的济良所(Door of Hope)带领了系列奋兴会。(42)利奥拉两年后死于天花，但慕淑德选择了留在中国，在上海和苏州做了很多年的使徒信心传教士。
然而，宗教改宗的过程也可能是相反的，正如美国传教士开丝(Lillian Holmes Keyes，1889-1965)和耿义德(Edith Emily Gumbrell，1875-1922)的例子。1908年8月1日二人皆以五旬节派传教士的身份来到直隶保定，并在贲德新的使徒信心会学习汉语，但在1911年改宗加入美北长老会，服务于保定差会。1916年开丝与另一位长老会传教士甄乃思(Richard E.Jenness，1890-1941)结婚，并在保定和顺德(今邢台)地区传教直到1950年。(43)
1910年以后，来自加拿大的五旬节势力逐渐超过美国，成为主导上海五旬节主义的关键力量。出生于英国的加拿大籍传教士赫华德夫妇(Thomas Harwood and Mary Ethel)，自1910年来华以来一直是坚定的中国使徒信心传教士。路易斯•布朗(Louise E.Brown)小姐自1912年来华至1936年间一直担任上海使徒信心会的代表。亚瑟•艾特夫妇(Arthur Manley Atter and Jessie Momelvia Snyder)在1909年被多伦多五旬节派赫布登差会(Hebden Mission)派往上海传播五旬节讯息。亲眼见证了多伦多早期五旬节运动的乔治•斯拉格夫妇(George Christian Slager and Harriet Abigail Chant)于1910年抵达上海，并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44)此外，太平洋布道会(Pacific Coast Missionary Society，PCMS，1942年并入加拿大神召会)似乎也与使徒信心会关系密切，PCMS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使徒信心会影响下，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若干个教会发起的五旬节组织，该会传教士哈伍德于1913年在杭州开辟第一个根据地，后在浙江北部陆续建立多个布道站。(45)
(四)华西南西藏边境地区
五旬节主义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甘肃、西藏等地区。虽然早期港澳五旬节传教士对当地主流宗派传教士的宣教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成功引起了西藏边境部分内地会和宣道会传教士的注意，其中最有名的改宗者当属宝耀庭(Cecil Polhill Turner，1860-1938)。与大多数五旬节派传教士卑微的出身背景不同，宝耀庭出生于英格兰赫赫有名的特纳家族，1885年作为“剑桥七杰”之一被内地会派往西藏边境传教，1908年初在回国途径洛杉矶时短暂停留，在阿苏萨街“被圣灵充满”。一年后他创办了英国及爱尔兰五旬会(PMU)，(46)并将云南作为英五旬会的大本营。首批英五旬会传教士包括五名成年男性和两名女性，(47)于1910年抵达云南丽江。像宝耀庭一样由内地会改宗五旬节派的传教士不在少数。1903年，另一位“剑桥七杰”之一司米德(Stanley Peregrine Smith，1861-1931)在山西创办了泽州会(Tsechow Mission)，具有明显的五旬节派宗教特征。1901年，加拿大籍内地会传教士马锡龄(Hector McLean)和内地会系瑞华会传教士西格瑞德•本特松(Sigrid Bengtsson，1869-1935)来华，并在各自教区传教。二人于1905年结婚，1909年拜访阿苏萨街时受到五旬节的洗礼，于1910年1月1日返回中国传播五旬节讯息，先后在上海、山东和云南传教，1927年以独立五旬节传教士身份退休。(48)澳大利亚籍内地会传教士富勒敦(John Daniel Fullerton)自1912年开始在云南传教，1914年得到灵浸经验后从内地会辞职，1915年与英五旬会派往中国的丹麦籍传教士玛莎•瑞娜格(Martha Renager)结婚，随后夫妇二人共同创办滇南教会(后并入神召会)，经费来源主要是丹麦的五旬节派信徒。(49)
五旬节主义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华西南地区的内地会，当地不少宣道会传教士也接受了五旬节教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席汝珍(William Wallace Simpson，1869-1961，后改名新普送)。(50)席汝珍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怀特县一个平信徒农民家庭，1892年被宣道会派往中国甘南地区传教。1912年5月席儒珍在由甘肃洮州(今临潭)宣道会传教士“安排的恭候圣灵之浸”的一系列“特别奋兴会”中说出方言，其妻子和儿女也都“受到了圣灵与火的浸”。(51)1914年5月10日，因坚持五旬节派立场，最终辞去宣道会的传教工作，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在上海、江苏(南京及其周边)、河北(石家庄、正定等)、山西(太原、大同等)、北京、山东(如泰安)等地继续传播其五旬节经验，很多人由此皈信。1915年回到美国后，改宗加入神召会，并于1918年6月24日以神召会传教士身份再次来华传教，并将中文名字由“席儒珍”改为“新普送”，取“重新普降福音”之意。(52)新普送在卓尼阳坝附近建立了“自立神召会”，也称“福音园”，成为甘南地区五旬节主义的发展重镇。其他宣道会传教士，如柏立美(Victor Guy Plymire，1881-1956)、叶淑贞(Grace Caroline Agar，1877-1966)和郜馥蒙(Ivan Souder Kauffman，1885-1934)等，都是这场五旬节传播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在“被圣灵充满”之后退出宣道会，并以极大的热情在华西南地区宣传五旬节主义福音。郜馥蒙与加拿大籍传教士弗朗西斯•汤姆森(Frances Jean Thompson，1888-1980)1917年结婚后改名为高福明，随即被神召会总会委派到洮州，1920至1923年美国休假结束后，代表加拿大五旬会来到青岛继续传教。(53)
(五)华北山东地区
山东是东部沿海要区，气候宜人，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又是集儒家之大成的孔孟故里，被英国传教士法思远称为“中国圣省”(54)，被阿姆斯特朗评价为“中国史中最有兴趣、最可纪念诸省之一”(55)，因此作为新兴基督教力量的五旬节派众差会和传教士也先后来到山东传播五旬节福音。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阿苏萨街五旬节运动的影响力。钟参马(Thomas J nck)1861年出生于丹麦石勒苏益格公国，该地1864年划归德国，1888年移民美国，1902年与德裔妻子海伦(Helene)获得美国国籍。1906年夏，钟参马夫妇拜访阿苏萨街，并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地巡回布道。1907年3月10日，钟参马夫妇来到檀香山，巧遇正搭船前往中国澳门支援麦坚道的五旬节派传教士安妮•柯比和马贝尔•埃文斯(56)，在她们的影响下决定来华传教。钟参马的护照信息显示，他们于1908年3月23日离开美国，(57)4月10日抵达上海，7月来到山东。至于他为何要选择山东内陆小城曹县作为自己的传教目的地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原属南直隶福音会的包志理(Henry Bartel)彼时将刚刚成立的孟那福音会总部也设在了曹县。钟参马夫妇在两个美国五旬节派差会的资助下来到曹县，(58)将全部的热情投入这片传教工场。(59)钟参马每周三次向监狱的犯人传教，创办济贫所收容乞丐，在周边52个乡镇和村庄巡回布道，以神圣医治和赶鬼为手段发展信徒。(60)
来自德国的五旬节福音也来到了齐鲁大地。1908年德国五旬节教会(Christliche Gemeinschaft Velbert)派遣传教士魏理克(Adolf Wieneke，1879-1955)夫妇来华传教。他们在山东泰安美南浸信传道会度过短暂的文化适应期后，在山东济宁创办德国莱茵河布道会，并于1915年在济宁北关玄帝庙街建教堂及附属设施。1935年，魏理克之子魏约翰(Johannes Wieneke，1910-1967)也加入德国莱茵河布道会。1940年，魏约翰与孟那福音会传教士包志理之女包春玲(Agnes Bartel，1908-1984)结婚，后另立新教派，名为全福音会。这个偏安济宁一隅、只有两名传教士的微型五旬节差会一直坚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61)
位于泰安元宝街的美南浸信会还是另外两对五旬节派夫妇初来乍到时的落脚点。安临来(Leslie M.Anglin，1882-1942)及妻子安美丽(Ava Patton Anglin，1884-1952)受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白泰理(T.L.Blalock)邀请(62)，于1910年12月14日到达泰安浸信会教堂。1914年12月底，辛慈爱(Jennie Brinson Rushin)一家四口经由上海来到山东，刚到泰安时也在美南浸信会短暂停留。起初美南浸信会“对于新传教士的到来非常高兴，但是很快发现他们并非真正的浸信会信徒，因为他们教人寻求‘圣灵的浸’和说方言，由此引发分歧和争议。最后那些接受五旬节教义的人被迫离开浸信会，前往泰安其他地方另起炉灶”。(63)1912年下半年，安临来夫妇自租场所，设立“泰安东关基督教会”，于1916年3月建立阿尼色弗孤贫院(Home of Onesiphorus)(64)(1935年7月改名为山东泰安县东关泰山教养院)，收容弃儿和孤儿，1928年6月加入神召会。辛慈爱夫妇从1916年开始在泰安独立传播五旬节福音，于1918年在山东省府济南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基地。(65)
三、中国本土五旬节派教会的组织源流
当西方五旬节派传教士纷纷自创教会时，具有五旬节特征的中国本土教会也开始出现。正如裴士丹所观察到的，中国宗教团体特别欢迎五旬节主义，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灵恩，这种平等主义的教义主张不再需要传教士或按立的牧师。(66)这也意味着，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差会对基督教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中国本土领袖和自立教会的地位获得了神学依据。此外，五旬节运动对超自然力量的强烈崇拜，比如说方言、神圣医治、见异象和神迹奇事等，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完全陌生。这些信仰和实践与广为流传的中国民间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裴士丹(Daniel H.Bays)通过对1900-1937年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考察，认为在基督教复兴中崛起的中国本土教会，如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等，本质上是西方五旬节主义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复合体，既有圣灵充满、讲方言等西方元素，也有降神附体、末世论等中国元素，大量继承了从白莲教到神拳的文化传统。(67)马丁也观察到，从一开始受圣灵权能的信心所支配的本地宗教创业者就分离出去，以任何看来是对他们最好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具有本土化特殊能力的去中心的混合体，五旬节派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68)，同时也是本土五旬节运动的开始。
真耶稣教会是最早的中国本土五旬节派教会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之一。哈佛大学学者对20世纪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回顾，提出了“圣俗一元化的灵验模式”来阐释真耶稣教会发展的动力。(69)西方学者们近期的研究结果发现，真耶稣教会的发端源于其创办人魏恩波(又名魏保罗，1877-1919)与贲德新在北京的一次相遇。贲德新曾在自办的中文刊物《通传福音真理报》1916年8月的一期报道中写道，魏氏1915年12月12日在北京“被圣灵充满”。真耶稣教会的独一神观和守安息日等教义和礼仪形式很有可能与此次际遇有关。随后魏氏的得力助手张灵生(1863-1935)所在的山东潍县成为真耶稣教会的重要中心，并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扩展到其他省份，成为中国当下最大的基督教教会之一。(70)但是，裴士丹指出，“虽然它在吸引其他教派信徒方面非常成功，并因此被其他差会深恶痛绝，但是它的排外性限制了其传播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71)
耶稣家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五旬节派互助团体，最早出现于1927年前后的山东泰安，后来发展到华北和华中地区，至1952年革新解体，已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江苏、湖南、湖北、甘肃、安徽等省发展了127处耶稣家庭，2411个信徒了。(72)耶稣家庭通常位于农村或城乡交接地带，团体规模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信徒们过着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共享财产的集体生活，陶飞亚教授称其为“中国唯一的基督教乌托邦运动”(73)。其五旬节特征可以追溯至安临来夫妇创办的阿尼色弗孤贫院对耶稣家庭发起人敬奠瀛(1890-1957)产生的影响，据说这也启发了耶稣家庭的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观念。(74)耶稣家庭曾得到过许多宗教界人士的肯定，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方贶予就认为：“耶稣家庭是基督教落在中国土地里所生长出来的一枝鲜花和硕果，它的确为中国基督教教会指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75)与此同时，耶稣家庭的独特宗教生活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因敬奠瀛接受五旬节信仰而将其开除的美以美会(76)传教士韩丕瑞描述道“那个教派聚会时的大声哭喊就像中国人的葬礼”，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评价耶稣家庭的敬拜活动“实在只等于从前的迎神赛会”。(77)1949年以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走向解体。
中华基督教灵恩会，简称“灵恩会”，是1930年在山东南部兴起的一个五旬节派松散组织，其源起可以追溯到南京使徒信心会的马兆瑞牧师受邀来到费县丁家庄讲道。(78)马牧师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布道深深触动了费县长老会的杨玉林，后者受其影响发起灵恩会，并以自发奋兴会的形式从费县扩散至美北长老会、美南浸信会、英浸礼会等主流差会在山东的其他布道站。(79)多处差会由于部分“激进”复兴分子加入灵恩会，教会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大多数美国传教士对这场五旬节运动持怀疑态度，并决定“对该复兴运动袖手旁观，认为这场闹剧越早结束对新兴教会越有好处。”(80)事实上，虽然灵恩会在济南、青岛、潍县、临朐、烟台、临沂、枣庄、蒙阴、淄博、张店、博兴、桓台、章丘、高唐、夏津、长清、历城等多地都相继建立了组织，发展了教徒2000余人(81)，并一直活跃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它对宗派教会的影响力自30年代就荡然无存了。
尽管五旬节派的神学教义和组织结构复杂多样，在部分教义阐释和宗教实践方面意见相左甚至完全对立，但是五旬节各宗派共享某些核心观念和话语体系，对“自我”与“他人”有着比较一致的边界标准和身份认同。五旬节运动积极顺应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变迁，在全球化和地域化的拉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论辩、世俗化与复魅化的对抗中，采取“本色化”和“处境化”策略对其神学思想、宗教实践和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造和调适，最终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五旬节宗和灵恩派。杜克大学连曦(Lian Xi)教授将之归为“中国民间基督教”的范畴(82)，并认为五旬节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本色化的发展，催生了中国本土教会，刻画了中国基督新教的特征与气质，并最终把基督教这一外来信仰真正变为富有活力的中国民间宗教。
中国五旬节运动和五旬节宗派既非内发原生的，也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受到了全球五旬节运动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特别在20世纪初美国阿苏萨街大复兴之后，五旬节派传教士怀揣着将福音传遍每一寸他土异乡的宗教热情和使命感，前仆后继的来到中国。对于这些先驱者来说，开疆拓土的最初几年往往困难重重并且前途未卜，知难而退者有之，以身殉道者有之，无畏坚守者亦有之。随着传教人员和组织力量的逐步稳定和扩大，五旬节主义福音最终成功传入中国，并在多个地区扎根发芽。虽然其神学教义和敬拜方式的极端性与排外性遭受主流宗派教会人士的反对和否定，教会也因此产生了分裂，但五旬节运动依然获得了部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皈依和忠诚，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掀起了多次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复兴高潮，对中国当代基督教的存在面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①Max Weber,"Science as a Vocation",in H.H.Gerth & 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48.
②Peter Berger,ed.,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Grand Rapids:Eerdmans,1999.
③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④David Martin,Pentecostalism:The World Their Parish,Oxford:Blackwell,2002,p.1.
⑤David Martin,Tongues of Fire:The Expan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Oxford:Blackwell,1990,p.5.
⑥Vinson Synan ed.,Spirit-Empowered Christi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Lake Mary,Florida:Chrisma House,2011.
⑦Pew Research Center,Global Christianity: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2011,p.17.
⑧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12,p.105.
⑨Melvin Easterday Dieter,The Holiness Reviv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anham,Md.:Scarecrow Press,1996.
⑩但是达娜•罗伯特指出，在海外传教的女传教士们面对贫困和饥饿现状时往往还是会“选择同情性的传教工作”。Dana Robert,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xviii-xix.
(11)[美]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12)很多学者都指出，五旬节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多中心性，好几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如北欧、英国、印度、南非等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具有相似五旬节特征的教会复兴，如Allan Anderson,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Global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Theories and Method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13)该报纸名字最早见于堪萨斯州托培卡复兴的主要领袖查尔斯•帕汉姆(Charles Fox Parham)于1899年开始发行的宣教刊物，后停刊。《使徒信心报》(洛杉矶)从1906年9月发行第一期到1908年8月停刊一共发行了15期，最高发行量达5万份，是早期五旬节运动的最重要宣传媒介。
(14)[美]布鲁斯•L.雪莱：《基督教会史》(第三版)，刘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
(15)[美]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瞿旭彤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9年版，第505页。
(16)基督教将未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包括信仰其他宗教者和无神论者，均称为“未得之民”，注重吸引这类人皈信基督。涂怡超：《当地基督教传教运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徐以骅译，徐以骅、章远等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6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7)Allan Anderson,Spreading Fires:The Missionary Natur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Maryknoll,N.Y.:Orbis Books,2007,pp.109-136.
(18)Daniel Woods,"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J.McIntosh,the First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Cyber 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No.12,(February 2003),http://www.pctii.org/cyberj/cyberj12/woods.html.(阅读时间：2016年8月16日。)
(19)Cecil M.Robeck,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Nashville:Nelson Reference & Electronic,2006,p.256.
(20)Grant Wacker,Heaven Below:Early Pentecostals and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89; G.B.McGee,"Alfred Goodrich Garr,Sr.",Burgess and McGee eds.,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pp.328-329.
(21)William Kostlevy,Holy Jumpers:Evangelicals and Radicals in Progressive Era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2)"Good News From Danville,VA",The Apostolic Faith 9,Los Angeles,September 1906,p.4.
(23)Daniel H.Bays,"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Edith L.Blumhofer,Russell P.Spittler eds.,Pentecostal Currents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9,p.53.
(24)Kirby and Evans to Cashwell,Canton,3 March 1908,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13,1 May 1908,p.1.
(25)Fannie Winn,"How God Has Blessed the Work of Our Missionaries in China",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1 June 1908,p.2.
(26)Daniel Woods,"Failure and Success in the Ministry of T.J.McIntosh,the First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Cyber journal for Pentecostal-Charismatic Research,No.12,(February 2003),http://www.pctii.org/cyberj/cyberj12/woods.html.(阅读时间2016年8月16日。)
(27)Ethel F.Landis,"A Letter from CMA missionary Ethel F.Landis",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9,1 March 1908,p.2.
(28)Garr to Cashwell,Hongkong,19 January 1908,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9,1 March 1908,p.4.
(29)Cecil M.Robeck,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The B 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Nashville:Nelson Reference & Electronic,2006,pp.260-262.
(30)R.G.Tiedemann,"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vol.14,no.1,(2011),pp.108-146.
(31)The Apostolic Faith 1.11,Los Angeles,October 1907-January 1908,p.1.
(32)The Apostolic Faith 1.11,Los Angeles,October 1907-January 1908,p.1.
(33)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26,15 November 1908,p.4.
(34)Allan Anderson,Spreading Fires:The Missionary Natur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Maryknoll,N.Y.:Orbis Books,2007,p.133.
(35)陈建明：《中国地方基督教的建构——近代五旬节信仰实践模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13年，第86页。
(36)Bernt Berntsen,"Letter from China",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14,15 May 1908,p.2.
(37)David Bundy,Visions of Apostolic Mission:Scandinavian Pentecostal Mission to 1935,Uppsala:Uppsala Universitet,2009,pp.228-229,241-242.
(38)A letter dated l October 1908 from Roy Hess,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2.26,15 November 1908,p.1.
(39)黄光域编：《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页。
(40)Antoinette Moomau,Eustice,Nebraska,The Apostolic Faith 1.11,Los Angeles,p.3.
(41)Allan Anderson,"The Azusa Street Revival and the Emergence of Pentecostal Mission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Transformation,vol.23,no.2(April 2006),p.114.
(42)Word & Work 31.12,December 1909,p.302.
(43)Cecil M.Robeck,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Nashville:Nelson Reference & Electronic,2006,pp.248-249.
(44)Thomas William Miller,"The Cáiiá dian Jerusalem:The Story of Jaines and Ellen Hebden and Their Toronto Mission",Assemblies of God Heritage 11.3,Fall 1991,p.6.
(45)R.G.Tiedemann,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M.E.Sharpe,2009,pp.121-122,196-197.
(46)Peter Hocken,"Cecil H.Polhill:Pentecostal Layman",Pneuma,vol.10,no.1-2(January 1988),pp.116-140.
(47)John M.Usher,"Cecil Henry Polhill:The Patron of the Pentecostals",Pneuma,vol.34,no.1(January 2012),pp.37-56.
(48)Allan Anderson,Spreading Fires:The Missionary Nature of Early Pentecostalism,Maryknoll,N.Y.:Orbis Books,2007,p.128.
(49)R.G.Tiedemann,"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Pentecostal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vol.14,no.1(2011),p.132.
(50)Gary B.McGee,"William Wallace Simpson",Stanley M.Burgess and Gary B.McGee eds.,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Grand Rapids,Mich.:Zondervan,1988,p.787.
(51)Michael D.Wilson,"Contending for Tongues:W.W.Simpson's Pentecostal Experience in Northwest China",Pneuma,vol.29,no.2(2007),pp.281-298.
(52)陈声柏：《新普送的五旬节经验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3)Donald H.Kauffinan,The Cross and the Dragon,Young America,Minn.; Toronto:Little Ones Books,1994.
(54)Robert Conventry Forsyth,Shantung,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hanghai: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12,pp.177-178.
(55)参见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39年版，导言。
(56)Kirby and Evans,on board the Korea,27 December 1907,The Bridegroom s Messenger 1.9,1 March 1908,p.12.
(57)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Washington D.C.; Passport Applications,January 2,1906-March 31,1925; ARC Identifier 583830/MLR Number Al 534; NARA Series:M1490; Roll #92.
(58)C.M.Robeck,Jr.,"Junk,Thomas",Stanley M.Burgess and Gary B.McGee eds.,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s,Grand Rapids,Mich.: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88,p.514.
(59)钟参马夫人海伦来华不到六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60)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59,1 April 1910,p.2.
(61)Joost Reinke,Deutsche Pfingstmissionen:Geschichte,Theologie,Praxis,Bonn: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1997.
(62)郑新道：《安临来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63)Rebekah E.Adams,Called to China:Attie Bosiick's Life and Missionary Letters From China:1900-1943,Huntsville,Alabama:Halldale Publishing Company,2006,pp.44-45.
(64)Harry J.Albus,Twentieth-Century Onesiphorus:The Story of Leslie M.Anglin and the Home of Onesiphorus,Grand Rapids,Mich.:Eerdmans,1951.
(65)David Bundy,"Jennie Brinson-Rushin:Pioneer China Missionary",Church of God History and Heritage,(summer/fall 1999),pp.5-7.
(66)Daniel H.Bays,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12,p.106.
(67)Daniel H.Bays,"Christian Revival in China,1900-1937",Edith L.Blumhofer and Randall Balmer eds.,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p.161-179.
(68)[美国]戴维•马丁：《另一类文化革命？——作为基督宗教第三支重要力量的五旬节派》，徐以骅译，徐以骅、章远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6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69)Melissa Wei-Tsing Inouye,"Miraculous Mundane:The True Jesus Church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2010.
(70)Lian Xi,Redeemed by Fire: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71)Daniel H.Bays,"Christian Revival in China,1900-1937",Edith L.Blumhofer and Randall Balmer eds.,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170.
(72)李继璟：《马庄耶稣家庭》，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73)陶飞亚：《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4)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5)汪锡鹏：《记耶稣家庭》，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乡村事业委员会，1950年版，第22页。
(76)周谦、吕大明编：《泰安三千人物传》，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77)陶飞亚：《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8)Lian Xi,"The "Spiritual Gifts Movement" in War-Torn China"(online article),copyright 2007 by The Nage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Christianity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p.7.
(79)"The New Spiritual Movement in Shantung",The Chinese Recorder,Vol.63(October 1932),p.654.
(80)Paul R.Abbott,"Revival Movements",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2-1933),p.184.
(81)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宗教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82)Lian Xi,Redeemed by Fire: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