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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乡土景观研究的历史与方法——从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谈起
发布时间: 2019/4/4日    【字体:
作者:乡土景观
关键词:  乡土景观 日本 柳田国男 “乡土研究”  
 
【摘要】近代以降,在城镇化与观光化的历史语境下,乡土景观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注目。然而对“乡土”的认同、对“景观”的认知,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支配影响。在此基础上方能形成恰当有效的乡土景观概念定位、方法运用、价值指向。对日本乡土景观研究历史和方法的梳理,亦是为了借镜观形,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对乡土景观的关注,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成果多以农业化的“乡村景观”为对象,涵括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和农业生活景观三个层次。近年来,随着国际景观理论大量引入,国内乡土景观研究的亮点与热点不断涌现,研究的学科方法也愈加多样化,主要涉及景观生态学、风景园林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各学科都还未能真正形成稳定的本土方法和代表流派。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乡土景观研究起步较晚,亟待夯实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以及配合城镇化建设工程的功利性,使研究往往落入窠臼。
 
作为东亚文化圈近邻的日本,其乡土景观研究历经近百年(以1922年柳田国男编《乡土志论》为标志),得失成败,各有论断。但从知识生产的方法上来看,它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逻辑。与西方20世纪40年代起步的乡土景观从建筑学、考古学发端不同[1],日本乡土景观研究脱胎于农学(农艺/农政学),肇始于历史学和民俗学。这是因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乡土”的认同、对“景观”的认知大相径庭。以下笔者将从柳田氏的“乡土研究”出发,力求在庞杂的日本乡土景观研究资料中,梳理出一条较为明晰的学科史和方法论线索。
 
一、日本的乡土观、乡土论与乡土研究
 
日语中的“鄉土”(きょうど)一词,在当下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官方和民间表述中随处可见。“鄉土料理”、“鄉土芸能”、“鄉土気”、“鄉土教育”、“鄉土意識”,其文脉大多指向现代行政市町村以下极小范围内的地域或人群。但在日语中,“鄉土”的语感又与故乡、乡下或地方等用语都不同,它携带着日本人强烈的观念和情感。“国家”与“鄉土”,亦成为昭和以来日本政治问题中的两个高频话题。
 
认识日本的乡土观,首先应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着眼。以比较的视野来看,日本地理环境极为复杂——整个国家溪谷纵横,山海之间围成许多天然小型盆地。尽管农耕文化长期被日本人视为“岛国之根”,但与传统中国“土地捆绑”的乡土社会不同,日本农村因其小型化、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样态,采用马克思提出的“亚洲生产样式”(大水利灌溉工程是国家发生和国家性格养成的要因)来解析社会并不适用。日本现代村落根据成立方式分为“自然形成的村落”和“被制造的村落”两类。前者是住民世代自发利用自然环境的结果,后者专指明治以后因交通道路改善而共同开发的新田。虽然村庄起源不同,生产方式有所差别,但无论是基础农业生产、附加手工业生产以及山野杂地生活资料采集,大多以村内自立的共同作业为基础,这样便形成日本村落自治运营的传统。历史学家大塚久雄将日本村落共同体的特征归纳为:拥有共同体土地、拥有共同体规则和小地域宇宙观[2]。概而言之,以小型町村为单位的差别化土地人群关系,承载着与近代化“中央”对应的不同生活存在事实,支配着日本乡土历史的定位和走向。
 
而日本乡土观念的兴起、乡土研究的发生和乡土实践的开展,都绕不开民俗学泰斗柳田国男。他在《乡土研究与乡土教育》中提出:并非是要研究乡土,而是研究成其为乡土的东西。这个“成其为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作为日本民族整体的过去的经历[3]145。柳田氏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并没有对“乡土”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其不同时期论著中的乡土诸相,却以动态综合的方式,回应着“乡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拓开了“乡土景观”研究的专门领域。
 
1.业与魂:承袭近代町村制的区别化“乡土”。柳田国男在1902年出版的《最新产业组合新解》中初次使用“乡土”一词。作为一名年轻的农政官,柳田所使用的“乡土”是与“都市”对应的地域概念,指从农村进入都市的流入民出生地。随着柳田国男学术思想从“农业政治”转向“农民生活”,1910年他与新渡户稻造共同成立“乡土研究会”,以“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和对乡村人民生活的内在理解”作为创会宗旨。与此同时,《后狩词记》、《远野物语》等系列乡土志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对日本众多村落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年节祝祭、家族结构、故事方言、生产组织给予了广泛关注。1923年旅欧归国后,柳田国男针对被都市文化波及且迅速衰退的乡土文化,竭力倡导以还原“古老乡土精神”为目标的地方文化建设事业。在《民间传承论》中,柳田氏用“乡土研究并不是以东京日本桥作为乡土的意思”来强调“乡土”是与“都市”相区别的概念[4]。这一时期柳田国男的乡土观虽然还是以地方差别为要点,但明显更加着意“地方秩序”问题[5]。而其乡土研究也从之前保全地方文化多样性的立场,逐渐深化为——如何在理解特定乡土价值意识的基础上,解决都市与乡村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在都市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背景下,追究原生文化变革再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6]。
 
柳田国男通过大量案例研究证明,生业和信仰是日本人承袭传统町村制、保全乡土与都市区别的根本依据。首先,村民的生存要求和生产形式,是决定土地与生活交涉的最高准则。如何使日本多种业态的传统小农得以安定生活(经世济民)的问题意识,是所有乡土研究的立脚点[7]。 其次,与佛教轮回观不同,日本人认为人死之后不能投生到别的家庭或别的世界,灵魂会一直守护着子孙的生活[8]。“乡土”乃是先祖灵魂得以栖息依存的自然物。由于祖先崇拜是支配日本人心意原型的民族根性[9],这便为日本人传统定居生活赋予了信仰层面的支撑,而信仰和风俗正是支配村落住民日常生活的原理形态。
 
承袭这一理论基点,日本民俗学继承者们对“乡土”的概念阐释基本统一在区别化的“民俗传承地”范畴内:乡土是个别民俗事象存在的地点,研究的立足点是对特定地点的人们如何传承特定民俗事象的条件、理由和意义进行分析说明[10]。乡土与个别民俗文化支持的“地域社会”同义,是与都市对置的村落或农村[11]。乡土对应的是乡土生活[12]。
 
2. 民与国:树立现代日本国民主体意识的认同性“乡土”。柳田国男1913年创立《乡土研究》杂志,版面明确划分为“论文发表”和“资料报告”两个部分。“论文发表”部分刊发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南方熊楠等知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资料报告”部分收录全国各地读者整理的乡土传统信息。尽管后世学者对这种调查与研究分离的方法进行了尖锐批评,但从另一个视角来考评,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学院派与民间互动的理念方法,才带动了更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民众,重视和反思乡土生活的价值所在。这一举动也昭示了柳田国男所倡导的乡土研究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即乡土住民自己的观察分析才是最为重要的。
 
1930年前后,日本遭受了严重的农业灾害。为防止农村人口流失,政府企图利用“乡土”观念来加强地域社会的向心力。以仙台、陆奥为先,各地纷纷设立具有政府背景的“乡土研究会”,乡土教育运动也随之空前高涨。然而他们所主张的乡土意识,是具有明确行政地域界限的认同归属。针对这一风潮,柳田国男公开提出批判意见:乡土是民族一体的共同经历,狭隘的乡土观根本不可能养成长久的爱乡之心[3]145-149。此后,《乡土研究十讲》(1931年)、《民间传承论》(1934年)、《国史与民俗学》(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年)等专著的发表,标志着柳田氏的乡土研究从重视地域差别的“土俗学”,转向为通过比较研究构建国民整体生活变迁史的“国民的学问”。
 
柳田国男指出:乡土研究的第一要义,可简单归纳为了解平民的过去。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疑问,对于那些至今未能获得圆满解释与说明的问题,通过乡土性知识也许能够得以解决。因此了解平民们的生活历程,便是对自我的了解,即是“自省”。唯有通过对“个别乡土”的比较,才能认识”整体日本”。而日本公民教育的着力点,也应该是由国民在正确社会意识基础上作出自由选择,决定如何改善现实生活[13]202。通过对中世乡土生活和乡民意识的研究,为明治以后农业农政衰退困境下的日本村落(村民)找到新的连带关系和自治精神,形成与“国家社会”相对应的“国民社会”,成为柳田国男乡土研究后期的立场方法和目标。
 
3.美与用:建构未来人类共享的历史景观化“乡土”。1923年柳田国男在其编著的《乡土志论》中,以成立起源为标准将日本村落分为新田百姓村、草分百姓村、根小屋百姓村、门前百姓村、名田百姓村、班田百姓村等六个类别[14]。新田百姓村是明治以后新开发的村庄,虽然其局部景观各异,但都是以整体性规划为出发点。草分百姓村的家屋集中在村内一隅,耕地在周边展开。根小屋百姓村大多在中世纪城址周边,百姓居屋呈点状并行分布,也有台地上有势力的大型百姓居屋与下方小百姓居屋并存情况。门前百姓村是包围着寺院的居屋类型。名田百姓村的类型较为多样,大致可分为集居和散居两类,且地域性很强。班田百姓村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不定[15]。这一分类成果,使散落在日本各地小型村落的自然文化特征一目了然,对之后的乡土景观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田国男认为村落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存续。村落存续到今日,与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自发不断地选择、判断、建设密不可分。唯有对重复出现的民俗现象进行认真比较和周圆分析,才能辨别基础和派生之间的源流关系。1934-1935年,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中提出乡土民俗资料三分法:一是有形文化的19个子项:住居、衣服、食物、生活资料的获得方法、交通、劳动、村落、连合、家/亲族、婚姻、出生、灾厄、丧式、年节、神祭、占法/咒法、舞蹈、竞技、童戏与玩具。二是语言艺术的8个子项:新创语言、新文句、谚语、谜语、唱词、儿童语言、歌谣、故事与民间传说。三是心意现象的3个子项:知识、生活技术、生活目的。凭借这一方法,调查者能够有效地探究各村从成立到现在的生活样式和住民意识变迁[13]263-368。
 
柳田国男在乡土研究中的村落分类法和民俗资料三分法无疑为后学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村落的“形神”与“美用”,被柳田国男深深地凝结在建构人类共享的历史景观化乡土之中——了解每一片乡土的生活是一种手段。综合观察乡土生活并进行精确比较,从中学习日本国民自己的生活和劳作方式。如果可能,再进一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乡土研究者携手合作、共同探讨、客观理解人类一路走来的过程以及不断孕育着的新的发展与变迁[3]128-143。
 
二、日本乡土景观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触发日本乡土研究进入“景观论”时代的直接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都市对乡村人口土地的侵占压迫,使得延续千年的传统田舍风貌与业态都岌岌可危。明治维新后,产业革命使得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1920年日本的城市化比率仅有18%,到1955年超过50%,经济高速成长期的1970年城市化率甚至超过70%。作为日本景观“原点”的农耕文化景观(尤其是水田景观)[16]190的保护和复原,成为日本政府和民众近代化反思的焦点问题。
 
二是战后日本政府改正民法,效仿欧美重新定义家庭制度,使日本村落严格的家制风俗濒临崩溃。与中国基于同一男性血缘关系的庞大宗族不同,日本的“家”是一个单线独立的社会组织模型。由长男继承家产的直系家族是日本村落的基本构成单位,父母·子·孙三代家族构成家族实体[9]14-24。中国以“父系血缘”作为家族集合分类的根本,日本却以家名、家业和家产三位一体作为“家”世代永续的依据。从村落结构上来看,表现为依次递进关系:永续性家的确立→百姓宅基地的安定化→集落定住地的固定化→集落定住地·耕地生产地·林野采集地三分域结构形成[17]。因此,氏·家·村共同体关系,乃是日本乡土景观的原生依据。家之不存,景将焉附。
 
三是前期在日本村落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阶层构造论”,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政治史研究僵化、抽象的局限性。而随着日本圃场整备事业的迅速展开,中世庄园村落遗跡调查成为保存日本乡土的贵重历史资料,研究方法亟待更新。日语中的“景観”(けいかん)一词并非日本本土古传的词汇。1937年植物学者三好学在《景观地理学讲话》中,由德语Landshaft首次译入使用。「広辞苑」中“景観”的释义为:风景外观、景色、(眺望时看到的)景色,以及它们的美。一种混杂包涵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现实状态。布野修司从词源入手分析景观原论时,指出德语Landshaft本义是“地域性行政区”,衍义为“土地性”或“土地的形态”。英语Landscape以德语和荷兰语为基础,scape具有scene、scenery(风景现场感)的意味。日语“景観”虽然作为西语译词,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土地、地域的物理性概念,但它在实际使用中却更接近汉字“景观”(观日之光)的意涵——强调作为观者的主体行为[16]143-150。 因此,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首先从开发史、风俗变迁、家论的角度进入乡土景观研究。
 
1.1900-1930: 从“村落景观史”和“民俗学”起步。在日本早期村落研究中,景观论最早散见于江户时代的地方志和农书。其中虽然对村落景观诸相进行了极为精密的描述,但主要目标是针对宅基地、耕地的优劣加以判断,以此确定整体村落选址或推广农业经验。在新渡户稻造和柳田国男的带动下,村落史和民俗学领域一大批乡土景观研究成果面世。他们从西方压倒性的学术方法论中,开始了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反思。诸如柳田国男《远野物语》(1908年)、《后狩词记》(1909年)、《乡土研究》杂志(1913年创刊)、《乡土誌论》(1923年)、《乡土研究十讲》(1931年)、《民间传承论》(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年),石黑忠笃等《内乡村实地考察报告》(1918年),小野武夫《日本村落史考》(1926年)等研究,分别从村落宗教祭祀实态、村落与自然的关系、村民意识和世界观、日常生活技术艺能等方面,生动具体地解析了乡土景观的发生和变迁。
 
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献史料为核心。由于中世村落研究的特殊性,考古学方法在这一时期的村落史研究中得到重视,成为文献材料的必要补充。而柳田国男所提倡的民俗学方法论核心是实地考察参与,“乡土是文字以外的历史记录。乡土的历史也必须以国家的正史和旅人的见闻参酌旁证。”[18]民俗学强调,只有对新旧景观诸相都熟知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实地考察者。文化的他者可以借助眼睛观察有形文化、借助耳朵获得语言艺术,但是如果不通过民俗学的方法参与到乡民的生活当中,去体验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感觉、意识,要理解心意现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心意现象的调研,才是民俗学的最终目的。
 
2.1930-1970: “景观论”确立、“景观复原”事业奠定跨学科格局。1930年后,地理学者积极介入乡土景观研究领域。以绵贯勇彦和辻村太郎为代表的地理景观学派全力推广德国地理学方法。绵贯勇彦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在条里、庄园和聚落、中世豪族与聚落、近世聚落的历史聚落分类基础上,加入对所在地地理形态要素(如山村、台地、砂丘等)的关注。《聚落地理学》(1933年)一书,直到现在都是非常优秀和重要的学术著作。40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乡土景观研究落入低潮期。60年代“景观论”在村落史研究中被正式提出来,日本史学界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景观研究的萌芽期。永原慶二发表了《中世纪村落的构造和领主制:以小村、散居型村落为例》(1962年)等景观复原研究成果。此外,稻垣泰彦《初期名田的构造:关于大和国大田犬丸名》(1962年)、小山靖憲《东国的领主制与村落:平安到镰仓时代以上野国新田庄为中心》(1966年)等著作均以丰富的材料支持中世村落的景观复原。古岛敏雄《土地中铭刻的历史》(1967年)强调“土地乃是历史的体现物”,这一观念成为景观论的重要学理基础。60年代在日本乡土景观研究史中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基本形成了多学科紧密关联支持的新格局。
 
景观复原,就是要探知对象物在特定时代的具体存在形态与其即物性(thing-ness)。因此,景观复原研究仅承袭文献史学的方法远远不够。除了考古学、民俗学的介入之外,地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的补助也极为重要。对乡土景观的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地理学和集落地理学。其研究方向一是基于类型学的地域界定和空间结构划分,二是对地域景观生成、变迁的分类研究。即从地理综合体的视角,解释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相互作用关系。历史地理学特别注意对乡土景观构成要素的整体把握,强调广域景观的影响,尽量避免将个别村落作为孤立存在看待。对个别村落的景观构成要素则细分为:村落景观全相(过去与现在的村绘图)、村落的形状/大小/边界、村落中的小地域(现代行政村与原来小规模聚落的关系)、宅基地与家屋、耕地、林业、各种水体、道路桥梁、寺庙、墓所、各种石造物、地名,以及时代性识别等等。这一跨学科的乡土景观研究方法,在1963年日本全国展开的“圃场整备事业”中广泛运用,对今天日本乡土景观的复原和保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1970至今:学会、立法、观光背景下的研究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学会为单位的乡土景观协力研究成为主流,景观论的方向性也得以更加鲜明。这一时期景观史学研究已经不被严格视为历史学分支,而是对景观本身具有的历史进行考察,因此被定位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19]。信浓史学会连续举办四届地方史研究全国大会(1974-1980年),下设集落、生产地、城馆址、道路等分论题。1982-1985年,史学会(东京大学)先后召开“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中世庄园复原研究及其问题点”“中世村落的景观与村庄生活”“遗迹·遗物中的中世都市和农村”论坛,文献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实例发表精彩纷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村落史研究多以景观论、社会关系论和社会集团论为主线,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更加丰富[20]。代表著作有香月洋一郎《景观中的生活:生产领域的民俗》(1983年)、木村础《村落景观史研究》(1988年)、樋口忠彦《日本的景观:故乡原型》(1993年)、金田章裕《从古地图观古代日本:土地制度与景观》(1999年)、米家泰作《中·近世山村的景观和构造》(2002年)、村井康彦《出云与大和:探访古代国家原像》(2013年)等。
 
随着日本《景观法》的正式颁布(2004年),对“历史景观保存”的制度运用及有效性把握,成为日本乡土景观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的凸显,也促使政府和国民认同将景观作为地域再生和国家文化力提高的重要产业资源。各地方自治体积极展开挖掘潜在景观资源、进行科学景观测量的研究和实践风潮[21]。与景观素材、资源利用关联的设计规划、信息传达、开发评估问题,在乡土景观研究中开拓出全新领域。代表成果有鸟越皓之等《景观形成与地域认同:增加地域资本的景观政策》(2009年)、户所隆《观光集落的再生与创生:温泉·文化景观再考》(2010年)、日本造园学会《复兴的风景像》(2012年)、布野修司《景观的做法:杀风景的日本》(2015年)等。此外,公开刊行的专业杂志也持续大量发表乡土景观研究的成果,如日本遗迹学会《遗迹学研究》、第一法规《月刊文化财》、农村计划学会《农村计划学会志》、历史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会《人文地理》、日本造园学会《景观研究》、日本建筑学会《建筑杂志》等,标志着日本乡土景观进入了更加立体化的综合研究时期。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学科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为日本乡土景观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概念工具和技术工具。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景观战争”中规避政治影响和经济支配,从现象回归本质,也是当下日本乡土景观研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综上所述,从“村落景观史”和“民俗学”起步的日本乡土景观研究,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法和取向。日本乡土景观研究的发生和发展,既来源于也承载着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对“景观”的认知:一是以人为本,始终坚持以共同体的生活为根本,坚持每个研究对象有独自的历史存续依据,重视“自体”本真确实的存在。二是应用优先,秉承连续与变化统一的思想,对每个时代乡土生活场景加以清晰辨识,并将具体化的历史研究落实于景观复原和景观再生事业当中。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96-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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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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