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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考释
发布时间: 2019/10/10日    【字体:
作者:王亚荣
关键词: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法师 佛教 政治  
 
 
 
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出处
 
首先,需要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话的出处进行仔细的考察。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最早见于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是记载道安法师在新野分张徒众时所说,其余《高僧传》、《世说新语》等记载与此基本相同。以下是祐录的原文:
 
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及石氏之乱,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率众入王屋女机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过陆浑,遂南投新野。复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安与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1]
 
一般来说,僧祐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一者有不可替代性,二者僧祐也是一位比较严谨的学问僧。僧祐(445--518),俗姓俞,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人,是南朝齐梁时代的高僧,以律师为本业。僧祐执操坚明,随律学名匠法颖受业,竭思钻求,无懈昏晓,乃大精律部。传扬《十诵》,料简五众,门下缁素弟子一万余人。除了《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释迦谱》等,都是僧祐的作品,霑溉后世,号称名著。读者公认,僧祐的记载比较准确,可信度较高。
 
那么,下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是这件事情和这段话从何而来,意即僧祐之作以何为本?根据是什么?这需要从多重视角来窥探历史的迷雾。
 
按,道安卒于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最迟书成于南梁的天监十三年(514),四年后僧祐去世。慧皎的《高僧传》书成时间要晚,大约在南梁普通三年(522)或四年(523)。这样算来,僧祐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最早。但虽然最早,却也是在道安去世129年之后。
 
道安这次分张徒众的时候,正是僧团最为困窘的时期。此后下襄阳,十多年后复北上长安,境遇都比较顺利,而且僧团的影响也不断扩大。道安门下弟子有不少义学僧,颇有成就,各见蔚于一方。所以,道安之去世,盖棺论定,可谓功德圆满,名满天下,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认可。按照一般的叙事传承规律,在祐录书成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自然会有一个不断地“为尊者荣”的过程。
 
又,截至目前为止,在道安本人的著作中没有见到这句话,也没有见到类似思想的表述。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僧祐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是采自传闻。或是口头传闻,或是文字传闻。即使是采自文字记述,该记述也属于传闻,其传闻的源头应该是当年道安分张的徒众的追述。僧祐对这些传闻和追述进行了文字上的整理和加工。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源于间接史料。
 
其二,《出三藏记集》中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属于孤证。
 
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完整内容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还应该对这句话的前后文意思作完整的逻辑分析。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书中并不是完整的句子,前面还有道安的话,即:
 
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显然,前句为因,后句为果。因为“今遭凶年”,所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反言之,如果不遭“凶年”,则未必立法事必须以“依国主”为条件。而且,道安法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还有:
 
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
 
联系前后文,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又”字表明,是对前文“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补充,或者说,前后所说的内容是一个整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二,令教化之体“广布”,是说明分张徒众的另一原因。至此,“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意比较清楚了,因为遭遇凶年,社会资源被当政者所垄断,不与这些人建立联系恐难以生存,何况教化之体,还应该更为“广布”。这里的广布也隐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空间上的广;二是教化对象范围的广。众所周知,这时的道安僧团人数虽多,但绝大部分是社会下层人士,与中原的当政者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另外,对道安来说,即使是“国主”,也应在教化对象之内。如当年佛图澄劝石氏不杀,之后的道安法师劝苻秦勿征,都是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劝化、教化“国主”。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因为“今遭凶年”,表明是遇到了一个有特殊原因的困难时期。那么,遭遇了什么样的“凶年”呢?书中的记载写的很清楚,而且还保存有道安法师的原话:
 
及石氏之乱,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率众入王屋女机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过陆浑,遂南投襄阳。
 
客观的大背景是“石氏之乱”。司马氏南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其中羯族的石勒于公元319年自立为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石勒死后,石氏内部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兵燹连年,史称“石氏之乱”。道安法师曾感叹曰:“予生不辰,值皇纲纽绝,猃狁滑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师陨友折”[2],“生逢百罹,戎狄孔棘”[3]。人祸之外,又逢旱灾,蝗灾,僧众不惶宁处,只好山栖木食,而前燕与东晋争夺中原,慕容氏大军滚滚而来……。这就是道安法师所说的“凶年”,即人祸加天灾。无奈,道安只好率领门下向南奔往东晋治下比较安定的襄阳方向。实际上,这时候的道安与其弟子们与难民类似,或者说就是难民。
 
至于分张徒众的原因,一则是遭遇乱世,生存困难。还有一个原因是人太多,更增加了窘迫的状况。多少人呢?
 
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
 
在人祸加天灾的“凶年”,这么多人在一起,确实生存有问题。这就是道安法师所说的“聚则不立”的“立”的含义,针对的是物质条件。“不立”,即难以生存,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难立”,在意思上有相通之处。
 
佛图澄去世后,道安法师继承乃师事业,筚路蓝缕,声望蒸蒸而上,有“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4]之誉,其中仅“受业弟子”就有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但兵荒马乱,旱灾加蝗灾,五百多出家人正处在乱世凶年的漩涡中心,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所以,道安认为若分散行事传法,既便于生存,又可助教化“广布”。大家都同意道安法师分张徒众的安排,于是,法汰和法和分别带领一部分人去比较安定的扬州和蜀中,剩余的人则继续随道安连夜向襄阳进发。
 
以上就是道安法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显然,“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能从原文中独立出来,否则的话与道安法师的本意就大相径庭了。
 
三、道安依靠的是道德与学问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是道安法师所确定的原则,但是道安的“法事”事业没有人怀疑是成功的。那么,道安法师依靠的是什么?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不和统治者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问题是把“依国主”作为立“法事”的前提并不是道安法师的主张。查阅道安法师的著作,这句话只见于129年之后的祐录,也就是说,起码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道安法师的重视,或者只是偶然所云,有具体的时空条件。所以,这句话不是道安法师一贯的想法,更不能代表道安法师的政教观。
 
客观上,道安僧团的成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而主观上道安法师能取得不凡的成就,则依靠的是自己的道德与学问,依靠的是丰硕的成果和彪炳后世的业绩。
 
东晋时代,道安得到教内教外各界的许多赞许。孝武帝司马曜奉佛法,《晋书》卷九《帝纪第九简文帝孝武帝》记载:“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司马曜遣使问候道安,认为:
 
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5]
 
江南儒家名士习凿齿亦颇为推许道安僧团,曾在与谢安的书信中谈及道安师徒,其评价很有代表性:
 
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事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6]
 
“国主”司马曜对道安的肯定,在于道安“居道训俗”成效显著,而且可“陶津来世”,与“依国主”无关。这里谈的是政教关系中的互依问题,即互相借用、互相借重,因为政治必以信仰价值为核心。而习凿齿则看重道安博学多才,且“无变化伎术”、“无重威大势”,但“师徒数百,斋讲不倦”,“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感喟曰:“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在习凿齿的眼里,道安令人敬佩的原因不仅与依不依“国主”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习凿齿看重的却是道安个人的道德与学问,看重的是令他肃然起敬的僧团自尊、自重、自律的风气。
 
襄阳之后,道安被苻坚请到了长安。这次也不是道安要“依国主”,反而是秦主苻坚不择手段掳掠之。这便是苻坚“十万大军得一人半”的典故:
 
苻坚素闻其声,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坚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7]
 
苻坚对道安的敬重还有事例,因道安“德为时尊”:
 
(苻坚)游于东苑,命沙门道安同辇。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清道而行,进止有度……道安毁形贱士,不宜参秽神器。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命翼扶安升辇。[8]
 
苻坚认为道安是“名器”,而权翼认为是“毁形贱士”,于是苻坚更“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这里显然不是道安在“依国主”,反而是“国主”在“依”道安了。
 
四、慧远的不敬“国主”
 
道安清正自守,道安门下弟子成百上千,如今留名者也有数十人之多。查阅这些人的有关资料,未见有形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念。反而到了继承道安衣钵的慧远,只与“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9]结交,却刻意与“国主”保持距离。
 
据《祐录》所载:
 
(慧远)自卜居庐阜,三十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故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桓玄道经庐山,要慧远出迎,慧远竟称疾不下山。桓玄亲致书信,企图将慧远延揽于门下,还俗辅政,而慧远坚决推辞:
 
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贻书躬说,劝令登士。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逾丹石,终莫能屈。[10]
 
桓玄认为国主与天、地、道同为“四大”之一,僧人赖此“四大”方得以生存,因此佛教徒应该礼敬国主:
 
《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礼实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驭而已载?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曰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费其敬哉![11]
 
针对桓玄等的理论,慧远认为其中并无根本的矛盾,要求礼敬王者于理不通:
 
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厚贵生之益。[12]
 
慧远认为佛教信徒有出家和在家两类。在家者可以“奉上之礼,尊亲之敬”,但出家者则不同。桓玄认为“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所以“受其德”、“沾其惠”,应该礼敬王者。而慧远则认为出家是“方外之宾,绝迹于物”,何况“达患累缘于有身”,“有身”是苦之所本,所以并不看重桓玄所说的“运通之资本”、“厚生之益”。
 
慧远更明确地主张:
 
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13]
 
对于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慧远还专门写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从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述僧人应“高尚其迹”,不应该礼敬王者。慧远是道安之后的僧团领袖,所以这篇文章有广泛的影响,据说,“自是,沙门得全方外之迹矣。”[14]
 
如果说限于史料,道安法师的政教观还比较模糊的话,慧远却有认真的思考,形成了自己有体系的理论。目前虽然没有见到道安法师有关的论述,但慧远是道安的衣钵大弟子,跟随道安多年,耳濡目染,慧远的思想中应该有道安思想的成分。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了。这话虽然可能是道安法师所说,但只是偶然所云,有具体的时空条件限制,说的是立法事需要物质条件,而不是道安的一贯主张,更不是道安的政教观。所以,这句话不能从原文中独立出来,更不能引申扩大,抽象拔高。
 
道安的成功依靠的是卓越的道德与学问,依靠的是人格的魅力。道安生前身后都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认可,这些对道安僧团的肯定和敬重在精神上有超越性,不仅超越了穷人和富人,超越了佛教信徒和非佛教信徒,而且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得到了东晋的“国主”的敬重,得到与东晋作对的前秦“国主”的敬重。其原因在于,乱世中的佛教发挥了抚慰人们心灵的作用,道安的主张给处于乱世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加上道安僧团的自尊、自重、自律,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扬。这是值得认真思索的,绝不能仅仅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解释,也解释不通。因为在当时,反而是因“国主”们逐鹿中原,争霸天下,才使得兵燹连年,生灵涂炭,怨声载道。
 
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把这句话抽象为某种原则,或者说“愿意”把这句话确定为中国政教关系的原则?这当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的政教关系特点有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生态有关。蒙昧时代,宗教地位在世俗权力之上,但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宗教地位则一直在世俗权力之下,所以中国没有“国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封建时代的中国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国家,即使崇佛甚盛的梁武帝、隋文帝,佛教信仰也与封建制度保持有距离,王权高于教权是贯穿始终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单方面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中国政教关系的一个特点,不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
 
从狭义来理解,即无论从王权或教权来看,这句话也难以成立。
 
首先,“法事”的建立与否决定于“法事”的正确与否和民众的拥护与否,与“国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没有成功就是典型的案例。
 
其次,中国封建时代的“国主”也是“奉天承运”来管理世俗的事务,包括宗教的事务,而不是领导终极精神的追求,也要先“内圣”,然后才“外王”,充其量是“天”之“子”,而不是“天”。
 
再次,“法事”与“国主”是两个范畴,各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和各自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在某种层次上会有共同的目的和交集,但毕竟属于“互相”的关系。
 
最后,中国的佛教秉承大乘精神,一直以“入世”的方法作“出世”的事业。在这里,“入世”也只是手段而已,即应机施教的权宜之计,从来没有忘记“出世”的目的。道安僧团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慧远继承道安的事业,刻意对“国主”保持距离,应该是对道安僧团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1]《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大正藏》55册108页。下同。
 
[2]《道地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55册,69页。
 
[3]《阴持入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六,《大正藏》55册,45页。
 
[4]《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大正藏》50册,351页。
 
[5]《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大正藏》50册,352页。
 
[6]《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大正藏》55册,108页。
 
[7]《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大正藏》55册,108页。
 
[8]《晋书》卷一一四《载记》第十四。又见《高僧传》卷五。
 
[9]《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大正藏》50册,358页。
 
[10]以上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慧远传》,《大正藏》55册,110页。
 
[11]桓玄《与八座书论道人敬事》,《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52册,80页。
 
[12]慧远《远法师答》,《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52册,83页。
 
[13]《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大正藏》50册,360页。
 
[14]《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大正藏》50册,361页。
 
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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