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社会中的中介民族，同国内各民族互动紧密，广泛分布在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领域对巴基斯坦社会有着深刻影响。中介民族铺设了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的桥梁，是平衡两方或多方社会力量的中轴，融洽不同民族的黏合剂，值得社会各方面予以关注。
一、中介民族的概念及南亚民族问题研究的视角
在某些多民族共生的社会中，通常存在着能够联结和沟通不同民族的中介民族，这种现象在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就南亚民族问题研究而言，学界对于某个单一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较多，特别是西方学界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不同民族有较多研究，但从中介民族的视角研究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作品较少。其实，这一视角已经在研究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问题中多次被提及，有着十分有价值的讨论，在南亚纷繁复杂的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中介民族的研究视角对于观察、理解和研究南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所谓“中介民族”，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就有人提及。休伯特·布拉洛克（Hubert Blalock）认为中介少数群体或中介少数民族（middleman minority），指的是在主导和从属群体中发挥调节功能的少数群体，通常为被多数群体隔离了的边缘化种族或族群。他发现，在很多社会中，中介少数民族在少数精英统治群体和人数众多的底层农民之间从事流动性的职业，起着缓冲器或被随手拈来的替罪羊的作用［1］。学界也有人研究过20世纪90年代东欧和俄罗斯的华人移民，认为他们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以及华人的全球化两方面都处于边缘，从而成为中介人［2］。此外，如东南亚的华人和欧洲的犹太人都适应了当地社会，成为中介人少数。有人认为，具有较高地位的日本裔美国人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或成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人［3］。
与他人一同提出“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4］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博纳西奇（Bo⁃nacich）认为，中介人少数的特点是，他们一般暂居某地，打算返回原籍，有着特定的职业（如银行业者、理发匠、经纪人、洗衣工、饭馆业主等），在多数群体和其他被隔离的少数群体之间充当中介人角色（如亚美尼亚人、印第安人、华人、日本人和犹太人等）［5］。博纳西奇所指的中介人少数，相对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而言，主要是移民和暂居人口，因此，他认为中介人少数是陌生人。他们保持同所逗留社会的距离，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其同周围社会有着冲突［6］。
英文学术作品中提及的中介人少数群体或中介人少数民族其实就是中介民族。笔者认为，巴基斯坦社会中的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几大民族中的中介民族，在巴基斯坦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中扮演着调解、糅合、联络、融通的角色。从中介民族的视角观察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多民族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能够很好地认识普什图人，而且对于解决巴基斯坦的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因此，本文拟以普什图人为个案，初步总结中介民族的基本特质，并对中介民族被所处社会中的其他民族边缘化甚至怀疑、排挤的现象予以反思，以便学界更好地理解作为南亚国家的巴基斯坦社会中的民族问题。
二、普什图人的跨界分布及其中介民族成因
普什图人能够成为巴基斯坦社会中的中介民族，主要同其分布、流动和文化有关。
普什图人主要生活在阿富汗阿姆河以南和巴基斯坦印度河以西的地区，作为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以及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其总人口约 4000万。根据维基百科收集的数据，截 至2018年，阿富汗有普什图人1268万，巴基斯坦有1800万，因此，虽然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但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并没有巴基斯坦的多。巴基斯坦除了有公民身份的普什图人外，还有300多万因阿富汗战乱而逃到巴基斯坦，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普什图难民。由于西方殖民和全球化的影响，普什图人也出现了大量离散型社区，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以及中东地区的阿联酋、阿曼、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都可以发现他们的社区。同 时，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和印度也有部分普什图人生活。维基百科列出的普什图人人口较多的前十个国家依次为：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阿联酋、美国、伊朗、英国、德国、加拿大和俄罗斯［7］。
巴基斯坦人口较多的民族有旁遮普人、普什图人、信德人、俾路支人、穆哈吉尔人等。除穆哈吉尔人没有独立的行政聚居区外，其他民族基本都以省为单位，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域。旁遮普省农业发达，灌溉便利，人们的生活自给性强，因此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弱。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普什图人地区，因农业资源较差，交通不便，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大量人口流动到东部地区生活。俾路支人人口较少，他们长期以来认为巴基斯坦的国家治理中有民族偏向，重旁遮普人而忽略了俾路支人。信德省因存在大量的封建农业经济，土地对人的束缚很强，因此人口的流动性不强。普什图人因流动性强而同旁遮普人、信德人和穆哈吉尔人接触很多，而且因居住原因，俾路支斯坦省北部地区的普什图人总数超过俾路支人，特别是在俾路支斯坦省的首府奎达普什图人占多数。但普什图人最多的城市是卡拉奇，而非普什图人较为集中的开伯尔省或联邦直辖部落区的某个城市，甚至有人认为，到2045年，普什图人会成为卡拉奇市的第一大民族［8］。因此，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各个民族中同其他民族接触最多、对其他民族最为熟悉的民族。
普什图人的分布和流动形成了两种跨界现象：一种是跨国界，主要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英国、海湾国家等。一种是跨越巴基斯坦的省界，从开伯尔省和联邦部落直辖区向全国流动，在卡拉奇、拉合尔、伊斯兰堡、奎达等非普什图人传统聚居的城市生活着大量普什图人。
从语言方面观察，因流动和经商需求，在不同地方生活的普什图人一般掌握了当地主体民族的语言，多语现象十分明显。除了母语普什图语以外，普什图人一般都掌握了乌尔都语，在旁遮普地区生活的普什图人会说旁遮普语，在信德地区生活的普什图人会说信德语，而在俾路支斯坦生活、长期同俾路支人打交道的普什图人会说俾路支语。相较于旁遮普人一般只会旁遮普语和乌尔都语，穆哈吉尔人一般只会说乌尔都语，俾路支人只会说俾路支语和乌尔都语，普什图人的多语特征一目了然。
从文化上观察，普什图人的文化主要基于普什图瓦里①和伊斯兰信仰。因在阿富汗和伊朗跨国界生活，历史上又处于莫卧尔帝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其文化既表现出中亚特点，又有着南亚特征；同时，因深受殖民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的影响，其文化体现出以普什图人文化为基础，杂糅了中亚、南亚和欧洲殖民文化的特点。由于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普什图人的文化也在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城市居住格局打破了普什图人原有的村庄和部落结构，多民族互动频繁，普什图人在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懂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其文化也杂糅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这些都有助于普什图人扮演中介民族的角色。
① 普什图瓦里即普什图人的行为规范或准则，有人将其总结为荣誉（nang）、好客（melmastia）、复仇（badal）、恭顺（nanwatai）四个主要方面，参见 Yasmeen Niaz Mohiuddin，Pakistan：A Global Studies Handbook，ABC-CLIO：California，USA，2007，pp.242-245.国内学者总结得很好的文章有：何杰 .普什图瓦里初探［J］.国际研究参考，2017，（8）.
三、普什图人与巴基斯坦的社会稳定
普什图人被誉为勇敢坚韧的民族。历史上普什图人生活的地区曾被波斯帝王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英国殖民政府、苏联和今日美国所觊觎，但这些凯觎者都没有对其实现过真正的统治，其喜欢自由、独立，不受欺侮的民族精神可见一斑。普什图人有一种说法：“只要普什图人不乱，世界就不会乱。”虽然这一说法有夸大之嫌，但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动荡的确同普什图人有着各种关系，特别是持续了多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组织和基地组织都同这一民族有着一定的关系。普什图瓦里中的好客、慷慨原则，致使一些人给予基地组织领导层诸多方便。总之，跨界普什图人的联系、互动和支持网络以及普什图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其能够影响地区稳定的主要原因。
由于战争、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这使普什图人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影响增大，这一影响扩大到国际社会。普什图人社会文化、组织结构和流动性方面的变化，也让巴基斯坦民族关系更为复杂，民族问题更为突出。普什图人的文化对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奎达、卡拉奇，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城市有重要影响，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农村、部落地区的普什图人和大量阿富汗普什图人涌入巴基斯坦的城市，以及随之引起的诸如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等地紧张的民族关系甚至冲突，也彰显了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社会稳定中的意义。世界各地离散的普什图人在部落观念整合下的团结和联系，影响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社会稳定。
在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所在的开伯尔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部落组织力量强大，社会组织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部落社会结构，而没有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各种层面（村社、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吉尔嘎（Jirga），即以长老、长子继承父系权威的体系为特征的大会在决定重大事务、调节各种冲突和纠纷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普什图人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体性，但其内部有三百多个部落，多样性也显而易见。关键是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和复杂，部落领袖对部落成员的影响力大，部落会议对部落的重大决策和思想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战争和人口流动也使普什图人地区的传统权威地位下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活动，巴基斯坦政府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及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裹挟下对普什图人所在地区进行的各种军事打击活动，消灭了普什图人的传统权威，打破了普什图人社会的权力结构。国家权力试图在这一地区树立权威，但又不能获得部落社会的全面认可，造成后塔利班时代巴基斯坦的国家力量仍未完全进入部落地区，而传统权威组织体系又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状况，加之人口不断外迁，使普什图人地区总体上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普什图人在宗教领域内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
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建国、立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动员民众致力于国家建构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巴基斯坦运动是穆斯林的运动，来自不同地域、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的不同的穆斯林民族联合起来追求实质性的目标［9］。正是伊斯兰教整合了诸多文化有别但信仰相同的民族而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派主要有迪奥班德、巴热里维、圣训派和什叶派。后两个派别人数不多，只在局部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巴热里维的尊奉者主要是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他们远离大国博弈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加之传承苏菲精神，重点关注宗教事务和宗教权威，重视宗教功修，主张宗教宽容，对非伊斯兰的文化和信仰较为包容，因此在巴基斯坦社会中较少造成社会冲突。其引起的争论和冲突也主要是同巴基斯坦其他宗教派别的争论和冲突，而很少涉及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迪奥班德对巴基斯坦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学校培养宗教学者方面。宗教学者通过在穆斯林社区中担任宗教教职，灌输宗教知识和宗教认同，进而影响社区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迪奥班德宗教学校中的老师和学员，绝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有些人来自阿富汗，长期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求学或担任教职。可以说迪奥班德宗教学校及其培养的宗教学者对宗教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什图化的特点，该教派特别是在有关普什图人和阿富汗问题方面，代表了普什图民族的思想和观点。
除了所辖数量庞大的宗教学校及其培养的学生外，全球最大的伊斯兰教宣教运动的泰卜里厄宣教团（Tabligh Jamaat）的领导人和参与者主要是迪奥班德学派的成员，经过约百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遍及全球的宣教网络，形成印度德里、巴基斯坦莱温、孟加拉国达卡等大的宣教中心，以及在南亚裔移民较多的国家中多个城市的宣教点。随着印巴人口的流动，迪奥班德学派的影响也扩散到世界各地。普什图人的全球流动和普什图人中宗教精英的社会影响力，使全球普什图人在很多问题上能够达成民族共识，形成社会舆论，组织社会行动，从而影响区域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普什图人在迪奥班德学派中的影响力，使迪奥班德参与普什图人的事务较多，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迪奥班德学校建立起来的教育网络发挥着动员人民、号召行动和统一思想的作用。
此外，掌握了重要宗教资源和宗教话语的普什图族的宗教学者在各种社会事务中的权威，为普什图人调节大的社会分裂、矛盾、冲突等创造了机会。近年来普什图人调节泰卜里厄宣教运动中出现的关于宣教中心和中心领袖的争执，以及宗教权威在解救人质、消除矛盾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完全能反映出宗教权威的身价和功能。至于流动经商的普什图人对国内外不同民族文化的熟稔及其扮演的沟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的中介民族角色，仍值得学界认真观察和总结。
五、普什图人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中介民族角色
普什图人所在的斯瓦特、马尔丹、塔克西拉等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犍陀罗文化和佛教文化遗迹的集中之地，保存了大量艺术品和古迹，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历史资料。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铁路、公路的初段，靠近或就在普什图人地区，该地区是铁路和公路项目的必经之地。这里水力资源丰富，地势落差较大，海拔较高，是开展水力、风力、太阳能发电等项目的理想地区。普什图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前沿，因此，普什图人不仅关系到这一走廊前沿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整个走廊建设的成败。跨界普什图人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常有序落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获得普什图人的支持，中巴经济合作会事半功倍。他们作为中介民族，熟悉巴基斯坦国内各个民族的传统，能够在不同的民族中进行调节，特别是缓和俾路支人和旁遮普人的矛盾，缓解俾路支人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的区域不平衡而存在的被剥夺、被边缘化的感觉。
在生活于中国的巴基斯坦人中，普什图人数量较大，在个别地方人数明显占优，如在浙江绍兴柯桥布料行业的从业者中普什图人占绝对多数，约有三千人；在广东广州、浙江义乌从商的巴基斯坦人中，普什图人也有一定的比例，其中广州约有八百人。（上述数据来自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Syed Ahmad Ali Shah的田野调查。笔者曾经与其一道于 2017年 11月赴义乌、柯桥和广州三地调查，发现普什图人是中巴贸易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群体。）此外，在巴基斯坦留学生较多的中国城市中，普什图人基本都建立了各自的微信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较为深入，热爱中国，珍视中巴友谊，长期留居者视中国为第二故乡，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巴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
六、普什图人作为巴基斯坦中介民族的潜在替罪羊角色
前文已提及，有研究中介民族的学者论及，中介民族通常以少数状态存在，处在多数包围的环境中，一旦出现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竞争，中介民族往往会成为替罪羊，受到多方的怀疑、污名、排挤，面临被多方都边缘化的窘境。
卡拉奇的普什图人自阿苏战争时期就开始进入卡拉奇，随着塔利班、基地组织、美军和巴基斯坦在开伯尔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区开展的各种军事行动，大量普什图人涌入卡拉奇，主要生活在城市东西两端的城市边缘地带，靠近高速公路，如扫合拉布高特（Sohrab Goth）、信德工业贸易园区（Sindh Industrial Trade Estate）、蓝孜工业区（Landhi Industrial Area）、考拉给工业园区（Korangi Industrial Area）、开阿玛瑞（Keamari）、班里迪阿镇（Baldia Town）、苏丹纳巴德（Sultanabad）和皮普里（Pipri）。上述地方大多都是未经政府规划的定居点，居民主要来自开伯尔省的玛拉坎德（Malakand）、哈扎拉（Hazara）、马尔丹（Mardan）地区，联邦直辖部落区的南瓦济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巴焦尔（Bajaur）、莫赫曼德（Mohmand）和赫伯尔（Khyber），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普什图人地区。赤贫、无业、人口增长率高是普什图人流动到卡拉奇最重要的原因［10］。卡拉奇作为信德省的大城市，也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信德人和穆哈吉尔人作为本市的老居民，自然排斥新来同他们争夺城市资源的外来者。普什图人作为后来者，被其他两大民族视为移民、难民、阿富汗人，其他两大民族认为正是普什图人破坏了城市的人口结构，抢夺了本来就紧张的城市资源，特别是生活用水、电力、交通、公共空间等，让原本安逸的城市生活出现紧张局面。
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在多个地方都存在。巴基斯坦北部开伯尔省和旁遮普省之间的城市阿布塔巴德的老居民哈扎拉人大多认为，近十余年阿布塔巴德城市扩张、生活资源紧张、公共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等，都同普什图流动人口有直接关系。笔者曾经调研过的伊斯兰堡著名的蔬菜市场（Sabzi Mandi）、伊斯兰堡H13区的阿富汗难民营、卡拉奇的扫合拉布高特等普什图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环境很差，给城市管理造成了诸多困难，也因此存在普什图人被污名化的现象。
同时，普什图流动人口因生存压力大，在社会中总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敢于打拼和冒险，某些目不识丁者也在全球流动从商。他们党护族类，忠厚仗义，注重回馈家族和部落，一旦获利即购产置业，且性格比较张扬，不掩饰财富，从而引起周围其他民族的羡慕和嫉妒。
此外，在民族博弈中，中介民族因同各方面都要打交道，因此希望同各方面都能友好相处，在各方面的争论中保持中立，不愿意同一方结盟而得罪另一方。但这种总想置身事外，不想陷入纠纷而不愿结盟的态度往往会得罪两方，任何一方都觉得中介民族不可靠，在关键时刻不能同其结盟以应对对手，因而人口数量占优的主导民族很容易对中介民族产生怀疑和疏离，甚至在民族冲突中将其视作替罪羊，将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都归结于中介民族的存在，从而对其采取边缘化政策，甚至予以打压和限制，这是中介民族身份较为吊诡、需要规避的一面。
七、结 论
根据对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中介民族身份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中介民族的品质大体上作以下总结：
中介民族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特色明显；熟悉同其打交道的两个或多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那些民族的语言、习俗、性格、喜好、民族自尊心；至少同两个民族中的一个有过长期的、嵌入式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接触，即首先熟悉一方，而接触到另一方时对前者的文化已经了如指掌；同两个民族或周边的多个民族有一定的文化重合性或共性，这种文化重合性或共性在其发挥调节功能时非常有帮助；虽然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商业性因素的确会增加一个民族成为中介民族的概率，原因在于商业活动流动性强，从业者需要接触不同的人，学会同不同的文化群体打交道；中介民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特征，但这并非决定性因素，穿梭于不同的区域文化空间，强化了中介民族的地理文化概念，这种地理文化往往同不同的民族相关，也就是说流动让中介民族有了丰富的、地方性的民族知识，从而为其成为中介民族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介民族有可能是一个民族，也有可能是一个民族中的某一职业群体；既有可能是流动者、暂居者，也有可能是熟悉迁移到本地的各个民族的本土居民。中介民族是多民族环境中，特别是具有民族博弈和对抗的多民族环境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润滑剂，是民族隔离（包括空间和社会文化隔离）环境中不同民族相互沟通、相互认知的桥梁，是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非制度性调节力量。
中介民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沟通了商贸，繁荣了经济，加强了政治联系和认同，而且在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方面，架设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的桥梁，是平衡两方或多方社会力量的中轴，融洽不同民族的黏合剂。
尽管中介民族的处境有着两面性，处于不同民族的夹缝中，必须时刻斟酌民族间微妙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生存风险，处事不当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但在不同的大民族中生活，中介民族首先学会的是在民族博弈中保持中立，提防不被任何一个大民族利用，成为一方攻击或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因此，中介民族往往通过这种微妙的策略获得独立发展，大民族也不会轻易对其排斥和造成伤害。
中介民族作为民族间的缓冲器，值得不同的社会予以关注。中介民族熟悉各个民族的边界和底线，懂得如何在不同民族中传递信息，沟通有无，调解纠纷，融洽关系，相互成全，实现共赢，乐此不疲而且游刃有余。中介民族熟悉周围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交往中知道如何尊重对方，避免冒犯和冲突，以取得对方的信任。中介民族懂得进退之策，有张有弛，既知道委曲求全，也坚持本族底线。因此，中介民族是联结不同民族、融洽不同文化、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中介民族非政治性的调节，是多民族共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隐性力量。观察普什图人在俾路支人和旁遮普人之间扮演的调解人和缓冲角色，就能理解中介民族的重要性。俾路支人有一种国家被旁遮普人控制，而很少能够听到少数民族声音的疏离感，因而对政府也产生了离心倾向，而普什图人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利用自身在俾路支人中的影响力，团结俾路支人中有宗教情怀的人。普什图商人群体在俾路支斯坦省的活动本身就是巴基斯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彰显，是国家意识和国家主权的展演。
西北民族研究
参考文献：
[1] Hubert M. Blalock，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 Group Relations，New York：John Wiley，1967.
［2］ Nyíri Pál，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7，p.139.
［3］ Harry H.L. Kitano，Japanese Americans：The Development of a Middleman Minority，Pacific HistoricalReview，Vol.43，No.4，1974，pp.500-519.
［4］ Edna Bonacich and John Modell，The Economic Basis of Ethnic Solidarity：Small Business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Communi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5］［6］ Edna Bonacich，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38，No.5，1973，pp.583-594.593.
［7］ 维基百科［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htuns，2019-08-20.
［8］［10］ Nochola Khan ed.，Citysapes of Violence in Karachi：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7，pp.63.65.
［9］ Hamza Alavi，Pakistan and Islam：Ethnicity and Ideology，in Fred Halliday and Hamza Alavi eds.，Stateand Ide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akistan，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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