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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郭士立、穆瑞与中国盲人音乐教育
发布时间: 2020/1/3日    【字体:
作者:宫宏宇
关键词:  传教士 盲人音乐  
 
 
2004年10月笔者回国参加在杭州师范学院举办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会议期间,闲来无事就拐进了西湖边杭州美术学院旁的一家小书店,不经意间被书架上的一本封面泛黄的题为《明信片清末中国》的书吸引。一边翻阅着书中印刷精美的明信片,一边下意识地想着自己正在做的新教传教士与晚清中西音乐互动的论题。
 
使笔者喜出望外的是下边这幅刊登在165页上的照片(见下图)。照片中坐着的十一个盲童中(右边还有两位只有部分在照片内,后立者除左边站立的外籍女教士外,右边的两位显然是老师或工作人员),年幼的三个拉着小纽扣式手风琴,其下的一位年龄稍长者坐着弹脚踏风琴。照片左上角手写的"Boys at C.M.S Blind School.Fuh-chow"字样表明这些盲童是英国安甘立宗大英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福州所办的盲人学校的男童学生。虽然照片没有拍摄日期,但从学生的发式来看,应该是19世纪末,至迟也不应该晚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开始之前。
 
这张照片的偶然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盲童音乐教育提供了例证,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系列中国近代音乐史学及社会发展的问题。首先,它提出了基督教士与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起源问题;第二,它让我们思考音乐教育与近代中国残疾人技能培训及就业等问题;第三,它迫使我们面对鸦片战争到民国初期之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音乐教育上所做功过的认知问题。对于新教传教士与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起源问题和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功过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已有所重视。①关于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中小学甚至大学音乐教育上所做的具体工作,近几年也开始有扎实的博士、硕士论文出现。②但有关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残疾人的音乐教育问题却几乎没有人提及,更遑论研究。③
 
本文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详析基督教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盲人音乐教育上所做的实际工作。安格妮丝·郭士立是传教士所收养之中国盲女,穆瑞则来自不同的教会。笔者选择此二人为例,除点明其作为19世纪下半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点外(安格妮丝·郭士立虽非正式的传教士,但其生活及工作皆与教会有关),彰显其所代表的不同时段(1855-1867、1878-1911)、不同背景(安格妮丝·郭士立为最早受专业盲文教育的中国孤儿,身为残疾人的穆瑞是苏格兰圣经公会牧师)、不同实践(盲人对盲人/明眼人言传身教、建立盲校身体力行)也是笔者的着力处之一。
 
谈到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时,人们一般把由美国传教士麦嘉谛收养的金雅妹(1864-1934)说成是“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2]。其实在金雅妹1881年赴纽约学医的近四十年前,传教士就有将中国女童送往英美留学之举。1842年1月3日,当一个年仅五岁半的名叫安格妮丝·郭士立(Agnes Gützlaff)的中国女盲童被伦敦盲人学校正式录取时(见图2)[3](p.7),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盲人教师,她也更不会想到,她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教授明眼人西方音乐的盲人。
 
传教士资料一般都把最先为中国盲童提供教育的殊荣让给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和编者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亦译郭实腊)[4](p.51)。其实,这位极具争议性的德国基督教路德会(Lutheran)传教士整天忙于不择手段地传教(包括收养孤儿和残疾人),除了把在香港等地收拢来的几位无家可归的女盲童统统都改姓郭士立外,根本没有时间做事后的抚养及教育工作。实际工作几乎都是他的第二任夫人英国人玛丽·万斯托尔(Mary Wanstall Gützlaff,1799-1849)做的[3](pp.4-7)[5](pp.61-65)。1837年,玛丽把收来的女盲童插班到她在澳门办的一所小的寄宿学校里。
 
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盲文老师及中英间的鸦片战争等原因,这些盲童后来被分送到欧美和马尼拉等地就学。其中安格妮丝·郭士立和另外三名女盲童一起被送往英国,于1842年1月3日正式进入伦敦盲人学校(The London Blind School)读书。可惜这四名赴英女童中,一位死于1842年3月,一位死于1843年7月,还有一位死于1854年。只有安格妮丝生命力最强,不但完成了学业,还被派回了中国(1856年抵达宁波)协助传教。同时被郭士立夫人送到国外的还有去美国的三个盲女,她们虽然都活了下来,但是最终都没有再回到中国[3](p.7)。
 
安格妮丝在英国的13年中应该是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的,虽然她受的具体的专业教育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还不可妄言,但是她常常参加教会的唱咏活动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在一篇发表于1867年3月的《中国盲人教师》的短文中,就有她在伦敦时和另一中国女盲童每年都在盲人教育学会年会上朗读与歌唱的回忆[6](p.33)。
 
1855年8月,在伦敦受了13年专业盲人教育的安格妮丝以年薪十英镑的待遇被英国中国传教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派回了中国。就是这位出身贫贱、没有中文姓名而且连生卒年月都不详的中国女盲童却成为了“中国悠久历史上第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盲文教师”[3](p.17)。但安格妮丝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中国盲童的教育上,她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也同样值得关注。目前可见的资料表明,安格妮丝不仅在音乐上颇有造就,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教授正常人西洋音乐的盲人。
 
回到中国后的安格妮丝开始时并不顺利。这并不是她本人能力不足,而是教会中的一些人士对她有成见,认为她五岁半就离开了中国,汉语和中国习俗都一窍不通,不会对教会有任何帮助。后来创办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甚至把她当成了传教的累赘,抱怨说她“弹钢琴弹得不错……但对中文一无所知”[3](p.15)。事实上,安格妮丝后来不仅没有成为教会的“累赘”,而且为教会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她甚至为教会留下了一笔遗产,用来在上海建“郭士立眼科医院”[3](p.63),说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幸的是,最早在中国开办女学堂的英国基督教独立女传教士艾德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对安格妮丝表示了欢迎。出生在富庶之家的艾氏早在1837年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为华人女童开设了一个学校。《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她就于1843年将学校迁到了刚刚开放的宁波[7](p.9)。1856年6月,安格妮丝正式开始在艾德绥办的“宁波女塾”工作,负责教塾中的三个女盲童读书[3](pp.13-15)。也许是为了使安格妮丝学有所用的缘故吧,艾德绥1858年又在宁波开办了一所盲童技工学校,由安格妮丝负责该校学生的阅读课[3](pp.15-16)。
 
1861年艾德绥退休移居澳大利亚后,安格妮丝仍继续留在宁波工作。目前所见的资料中虽没有安格妮丝在盲童学校教授音乐的记录,但有事实表明她在教会的工作中没少发挥她的音乐特长。当时任英国圣公会(安立甘宗)宁波副主教(后成为华北主教)的禄赐悦理(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1821-1879)就非常欣赏她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她的音乐才能。早在1861年11月他写给《教会传教记录》的一封信中,就对安格妮丝所组织的音乐活动予以肯定。他提到安格妮丝在督导她的盲人技工学校的同时,还“为我们教会那些有音乐耳朵和音乐趣味的成员和我们男童学校的几个男孩”组建了一个歌唱班,正是“通过了这一办法,才使得我们在那年的后半年有了把对上帝的赞誉既能唱出来,又能用话语在当地的教堂中表达出来的能力”[3](p.16)。
 
安格妮丝的音乐活动似乎并不仅限于在宁波组织教会唱歌班,她还利用自己会弹琴的特长为当地的教会服务。1861年底,因宁波被太平军占领,安格妮丝不得已搬到了上海,以教英文为生。但她仍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教会服务,如1866年7月号的《教会传教记录》中的传教士通信中,就有她可能在上海中国人教堂中弹风琴的记录[3](pp.16-17)。
 
如果说安格妮丝的功绩表现在其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中国盲人服务上,苏格兰圣经公会(The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威廉·穆瑞(W.H.Murray)(见图3)的业绩则体现在他身体力行,为北京盲童所作的实事上。
 
穆瑞1843年6月3日生于苏格兰靠近格拉斯哥(Glasgow)市的一个叫敦达斯港(Port Dundas)的小地方。他的父亲是个锯木场的场主。穆瑞本身也是个残疾人,九岁时,因看电锯太过专注,左臂被卷进锯木机致残[8](pp.2-3)。20岁时,他加入苏格兰圣经公会。受该会派遣,穆瑞于1871年来华传教,他先是在山东、蒙古和东北等地区活动,后又被派驻北京。他初到中国的主要的工作除学习汉语外,和其在苏格兰所做的工作一样,即四处走动派发、销售圣经。在中国的几年中,由于亲眼目睹了中国残疾人,特别是中国下层社会盲人的悲惨境遇,他一方面对他们无望的处境倍感同情,一方面又为他们对书本的尊重所感动。1878年,穆瑞终于在其中国帮手的敦促下,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创办了一所盲童学校——瞽叟同文馆,专门招收被人遗弃和流浪在社会上的盲童学习文化知识和培养劳动技能[9](pp.302-303)[10](第112页)[11](第98页)。④学校所开设的“课程除圣经外,还有读书、算术、音乐等”[8](pp.30-31)[11](第98页)。
 
据1879年6月就认识穆瑞、后来又为其作传的苏格兰旅游作家、画家高登-卡明女士(Constance F.Gordon-Cumming,1837-1924)讲,早在1881年,音乐就已经是北京瞽叟同文馆最主要的课程之一。盲童学生上午一般常上的课就是通过听写来准确地把乐谱记录下来。听写的内容以流行的基督教赞美诗为主,其中包括美国赞美诗编撰者艾拉·大卫·桑基(Ira D.Sankey,1840-1908)的四声部赞美诗。一般的做法是学生们用约20分钟的时间把谱记下来,然后在钢琴、簧风琴或美国风琴上弹奏出来。初学者则先把凸字符号贴在所代表的每个音符上,然后一只手扪读写下的乐谱,一只手找出相应的音符。学生们通过这种方法掌握了音乐技能后,就会被派到各教会协助工作。
 
教堂礼拜或团契时,风琴弹得好的盲童通常会被叫去担任风琴师,由盲童组成的唱诗班也会在教堂为信徒和公众唱圣歌。遇到人多的场合,盲童还会现场说法,向被音乐吸引来的公众传教和推销圣经。有时盲童通过这种手段卖出的圣经比圣经公会的专职代销者还多[8](pp.32-33)。高登·卡明还注意到,“所有的盲童都极有音乐天赋,这几乎毫无例外。但如果放任自流,他们自然就会沉溺于天朝人认为是音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猫叫声中。”这说明这些学生学的虽是西方音乐,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喜欢中国音乐。不过,他们学习西乐的能力也不可小觑,“欧洲音调他们一学就会。不仅新曲学得很快,而且记得很准”[8](p.31)。
 
瞽叟同文馆的学生不仅学习唱圣歌,也学习演奏各种西洋乐器。如1883年4月,大英圣书公会驻上海的经理人戴耶尔(S.Dyer)造访北京时,就深为该馆学生弹奏风琴的能力所感动[8](p.29)。除钢琴、风琴、手风琴等键盘乐器外,瞽叟同文馆的学生也学着演奏班卓琴(banjo)、吉他(guitar)、洋琴(dulcimer)等弹拨类和敲击类乐器[8](p.34)。对自己学生的音乐能力,穆瑞是很引以自豪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牵涉到乐器,操作者可左手扪读乐谱,右手弹弄乐器。一两遍后,可调换。右手扪读乐谱,左手拨弄乐器”[9](p.304)。
 
穆瑞认为盲人应充分利用“瞽之聪于耳”的特长来从根本上解决盲人的生存问题。他的具体做法是在教授他们音乐知识、音乐演奏、演出技艺的同时,让盲童学会制作、修理乐器和印写乐谱等技能:
 
我仔细考虑过如何能根据学生的能力来让他们从事些能取得最大效益的产业性的工作。我们做过风琴的调音和修理工作。我们收到过一批六角手风琴让年长些的学生拿到街上去边演奏边卖。我们订过各种各样的样品,希望能模仿制造。我们用布莱尔的方法为明眼人印制乐谱。男盲童教人们识读音乐也卖为六角手风琴写的小乐书。[9](p.305)
 
瞽叟同文馆刚开办的时候,穆瑞所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少乐器。在穆瑞始建瞽叟同文馆不久就访问过该校的高登·卡明对穆氏的具体做法也有详细的描述:
 
他(穆瑞——笔者注)首先想到如果有些乐器就好了。有几次当外国居民离开北京时,他们破损的钢琴或风琴(由于夏天天气过热或冬天太冷而损坏了)就会几块钱便宜地卖掉。他总会用他为数不多靠走街串巷卖圣经的工资把这些看似一文不值的东西能省几分算几分地买下来。然后通过他中国帮手的帮助,巧妙地补上新弦、簧片、毡垫、漆皮或任何该换该补的部件。虽然他只有一只胳膊,但他总能让这些乐器重新发出乐音。他还教几个盲童学生弹奏这些乐器,他们都弹得很好,现在已经是各个教会教堂的风琴师。[8](p.31)
 
穆瑞之所以如此重视音乐,很可能与他少年时学过音乐有关。与李提摩太、傅兰雅、杜嘉德等来自英伦三岛的传教士一样,穆瑞在家乡当邮差时“曾抽出时间为教会办的主日学校上课,为此,他通过‘主音嗖乏’体系学过音乐。但他当时绝不会预想到这一学习经历对他日后在遥远的中国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多年后,当他发现他的盲人学生对音乐的需求时,他把这些音符用数字表现,因为他只把布莱尔所创符号的一半用来阅读,另一半则用来代表他数字体系中的‘主音嗖乏’”[8](p.4)。这告诉我们,穆瑞和同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一样,采用的是19世纪中期兴起于英国的首调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⑤但是,由于他的教程是专为盲童所设,所以自然稍异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和北京教授过的"Tonic Sol-fa"系统。与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在厦门出版的《养心诗调》中所用的是自己发明的简化汉字记谱法及浸礼宗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在山东、山西所传授的Tonic Sol-fa记谱法也有相当大差别。⑥但在体系上则是相同的,都是首调唱名法。
 
高登·卡明书中所说的“穆瑞数字体系”(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即穆瑞发明的“瞽手通文”。此法亦称“康熙盲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盲文”[10](第112页)。此法是穆瑞在法国盲人布莱尔所创的文字点字体系(The Braille Point System)的基础上创立的盲文数字符号。这种方法不仅能有效地教会盲童认字、写字,也可同样用来书写乐谱。“该法专门设计有多种音符,可用于音乐的教学、练习、录谱和演奏;因为该法的抄录速度很快,也可以用于速记”[8](p.46)[11](第100页)。
 
用穆瑞自己的话说:“口述有多快,音乐就可以写得有多快”[9](p.304)。此外,“盲字还具有节省印刷版面的好处。每个盲字都包含有字符、拼音和音调三重涵义,字由锲形组成,两字间距可以收缩得很小,通常一个字符的位置可以容纳近两个盲字符,所以,平均每页纸张可以节省篇幅30%,这对书籍的降低成本、收藏运送都有好处”[11](第100页)。值得注意的是,盲童听写的音乐还是多声部的。“高音谱号的两个声部写在一条线上,低音谱号的两个声部写在另一条线上”[9](p.304)。值得庆幸的是,穆瑞所用的盲文记谱法我们还可以看到(见谱例1)。
 
但并不是所有的来华传教士都认可穆瑞的方法,如长期在台湾地区从事盲人教育工作的英国传教士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就是激烈反对者之一[12]。甘为霖与穆瑞的支持者高登·卡明之间的争论甚至有专书出版[13]。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全国大会也没有向所有在华教会推荐穆瑞的方法,为此,以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一起编辑官话赞美诗集《颂主诗歌》闻名的美国传教士白汉理(Henry Blodget)等在北方的传教士曾联名抗议[14]。⑦
 
尽管穆瑞的方法不被完全认同,但瞽叟同文馆学生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绩在来华传教士中是引起了一定反响的。穆瑞的学校主要的影响虽说是在北京及周边地区,但在其他地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他的学生学成后,有的留在了北京,也有被派到其他地方从事教会工作的[9](p.305)。这些学生把在瞽叟同文馆学到的方法同样用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到1890年5月时,穆瑞的学校已有20名学生,其中5名是女生。以一名被派到山西中国内地会所办学校工作的女学生为例,在山西工作的六个月中,这个盲生把当时流行的美国赞美诗编撰者德怀特·莱曼·穆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和艾拉·大卫·桑基(Ira D.Sankey,1840-1908)的将近八十首曲调都用盲文写了出来,不仅练习,还把这些歌曲完全背了下来[9](p.304)。
 
另外一个有音乐天赋且适合作牧师的盲童被转到天津,在随理一视牧师(Rev.Jonathan Lees)学神学的三年期间,他担任该教会的风琴师[8](p.41)。在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也将他们的学生送到北京来接受穆瑞的培训,如沈阳第一所盲人学校始创时的第一个学生就曾在瞽叟同文馆受过两次培训,该学生阅读乐谱、歌唱及弹奏风琴和其他乐器的技艺就是穆瑞教的。1872年就到牛庄传教的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约翰·罗斯牧师(John Ross)对此人的音乐能力曾做过以下之描述,“在学会了准确地弹奏三百岁首乐曲后,他在教会中引领唱诗。有几次我为他将歌曲翻译成主音嗖乏系统,他则先后将高低音声部写下来,然后将写下的谱纸放平,在美国风琴上将曲子弹出来。其间只出过一次错,改正后就没有再出错”[8](p.83)。
 
穆瑞在办学的同时,也不忘向全国推荐他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展示盲童在音乐上所表现出的才能。1890年5月,来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差会代表大会,穆瑞不仅在会上非常自豪地介绍了他的方法与他在北京的实践,还特地让他带来的一个盲人学生进行了现场表演。这个盲人不仅用“康熙盲字”法准确无误地记下了艾约瑟(Joseph Edkins)朗诵的一首《新约》诗篇的每一字句,随后又把记下的诗篇用北京话大声地朗读了出来。更使与会者瞠目的是,这个盲人还在教堂的风琴上演奏了两首曲子。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1829-1893)也当场证实,他在北京的时候,曾给这位盲人唱过一首很可能是北京人从未听过的曲子,这位盲人不仅用所学的盲文把曲子记录了下来,还在乐器上完美无缺地演奏了出来[15](p.306)。幸运的是,高登·卡明在为穆瑞所作的传记《中国盲字的发明人》中不仅告诉我们这个盲人叫彼得(Peter),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张他和他新娘的照片(见下图)[8](p.38)。
 
瞎彼得是瞽叟同文馆最早期的学生,也是穆瑞最满意的学生。他父母双亡,12岁时就被沦为丐帮的哥哥丢到了穆瑞的门下[8](p.36)。聪颖的彼得不仅在学习上比别的盲童出色,在音乐上也颇有天赋,声乐、器乐都能拿得起来。他后来不但成了穆瑞学校独当一面的最可靠的帮手,还兼任了北京伦敦差会教堂的风琴师。穆瑞自豪地夸他说:
 
我们培训的年轻人瞎彼得现在负责掌管学校的事物,事实证明,他是我们学校所拥有的、能带动男学童进步的最好的老师。他带他们带得很好,在各个学科——尤其是音乐,无论是声乐或者器乐,他都完全有资格带他们进步。他是个音乐天才,已抄写和背诵了我们所有的赞美诗。他现在是伦敦会固定的风琴师,每当他参加各种各样英国和美国教会举办的中国会议时,就会毫无例外地被邀请演奏。当今大清皇帝自己已拥有一台风琴,有人曾建议我替他申请皇帝风琴师的职位。但我想他现在的职位更高尚,他现在正在做、也将会做更多的教育他自己盲人同胞的工作。[8](pp.37-38)
 
彼得不仅在乐器演奏上颇得传教士的赞许,在编曲上也深得穆瑞的赏识。伦敦会决定选用新的赞美诗集后,瞎彼得和穆瑞一起,在两个月内就通过听写把其中的四百多首圣诗用穆瑞的“康熙盲字”法翻译成了盲文,并选配了合适的旋律[8](p.38)。
 
以上,笔者以个案的方式对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盲人音乐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史实性的追溯,特别是对穆瑞在瞽叟同文馆的具体做法及其影响进行了实例分析。通过这些例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传教士在中国盲人音乐教育及技能培训上的蓝筚开山之功,对他们引进的具体的盲人教育方法也可窥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为中国盲童所开办的学校不只限于宁波、北京、上海、天津、福州等华洋聚集之地,在台湾、长沙、汉口、广州、奉天等地也不乏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所办的训盲书院或瞽目学堂[16]。传教士所采用的盲文系统也并非全是布莱尔凸字体系,如1865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1840-1896)在汉口和武昌的训盲学校用的就是自己创制的“声母韵母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办的盲童教育机构都教授音乐。汉口训盲书院就是一例。在该院的课程中,“音乐和唱歌”是六门课程之一,每天课时为一小时[17](p.123)。传教士19世纪后期所开创的盲人培训工作也并未因传教士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以上述北京瞽叟同文馆为例,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该校在北京的学生多被杀,穆瑞自己的一只眼也被打瞎。但运动后,穆瑞很快就又把学校重新建立了起来,继续向全国输送人才[18](p.5)。即使在穆瑞1911年9月因病去世后,瞽叟同文馆也并没有停办。到1914年,该校毕业的盲生已超过了250人。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于1954年8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成为现在的“北京市盲童学校”[11](第98页)。据报道,2007年该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为170名,继续为盲人提供受教育机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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