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遗产视域下的道路景观——以滇缅通道和顺古镇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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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7/24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黄玲

关键词：线路遗产滇缅通道和顺古镇迁移家园遗产

摘要文章以文化线路和人类学的理论视域来审视我国的古道遗产，通过对中国古道的知识考古反思西方学界对道路景观的定义与观照，并以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之滇缅通道上的和顺侨乡为考察对象，聚焦道路沿线所发生的族群勾通与文化互动，通过和顺人“穷走夷方”与“荣归桑梓”的迁徙生计与观念交流，呈现出从生计之道-生业之道-生存之道到生命之道、开放之道、反哺之道的衍化与生长，进而尝试通过这一“道之生生”的“家园遗产”，重新审视古道作为线路遗产多维度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为是跨区域整体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

自21世纪初以来，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或Culturalltinerary）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新理论在国际上呈快速发展之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6 届大会提出《2008 文化线路宪章》对文化线路做了认定：“a）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交流；b）必须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c）必须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和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在此，线路遗产理论提出了以线路为纽带的跨时空、动态性的遗产形态，而线路遗产所强调“相关文化的相互滋养”意味着让我们聚焦于道路沿线所发生的族群与文化的勾通与互动，跨区域整体保护则是给当今以民族国家划分区域的人类世界提出了思考与操作的可能与可行。

一、线路遗产与古道景观

在文化线路倍受国际文化遗产界关注的大背景下，思考和保护我国存在的大量线性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除了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包括有西北和西南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有根据古代区域族群划分的岭南古道、百越古道等等；根据物之流动命名的有玉石之路、铜鼓之路、稻作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这延绵的历史、流动的空间里，不同的人群、物资、信仰、技术、观念在发生着交流、交汇与交融，可谓峰回路转、跌宕起伏。面对如此丰厚的线路文化遗产，学界的关注与研究却未能与之相对应。由此人类学高级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就以“道路与族群”为题，对中国的道路历史、线路遗产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聚焦与探讨。会上，彭兆荣指出：“线路遗产首先是道路。我国的线路遗产很多，但对线路遗产的利用和继承是不够的”。[1]

毋庸置疑，古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景观，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都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约翰·布林霍克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中分析了两种并列的道路系统。一种是当地的、向心的，例如乡村道路，这是一种栖息景观：在发生、形塑、演化的存在过程中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认同，是一系列经过数世纪累积而来的风俗和习惯，它们都是对栖息地缓慢适应的结果。另一种是跨区域或国家的、离心的，离心的干道系统总是从首都出发，向外延伸并控制着边陲及重要的战略点，同时扶助远洋贸易。干道作为离心的道路系统，是一种政治景观，尺度恢弘、亘久不变。[2]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在现实语境里，政治景观与栖息景观难道真的可以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返观中国的诸多古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既作为官方驿道也作为民间商道的道路并不少见，有时甚至官与民的力量是紧密连接、重叠胶着。

二、“古道”的知识考古与人类迁徙

以上所言的政治景观与栖息景观的二分状态，想必不能尽然解释中国古道的历史实践与现实遗存。鉴于此，我们在对中国的道路进行知识考古的基础上，尝试以人类学为理论视域，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立足于区域互动的维度来观照中国古道的古往今来。由此再来反观西方学者所做的政治景观与栖息景观之区分，或许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与境界。

“道”，最早见于金文，从字形上看，是在十字路口中间安放了一个“首”字。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行道也。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亦为引道。从辵首。首者，行所达也。”所谓“行”，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人之步趋也。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引伸爲巡行，行列，行事，德行。”可见，从“道”字之象形到引申，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在殷商宫殿宗庙遗址里，我们可以看到商代道路遗存，这是我国较为早期的道路：“200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安阳航空学校南地发掘出商代道路，该道路宽约8.35米，双向车道，车辙间距1.35-1.7米。展厅六道车马坑之南为该道路的复原切面”。（见图一）[3]虽然这一宽阔的道路是供商人行军打仗时战车的行走，但道路的功能无疑受人行之道的启发，在商代国家管理者的观念里，要高效迅速，则道路必须是双向的，往来并存，各行其道。《周礼.地官.遂人》有云：“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途容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道是四通八达的，大道通衢。而在秦始皇时期提出的车同轨，更是对道路的规范、衔接、勾通、引导的功用进行了强调。秦始皇不仅在中原地区修建“驰道”，还命将军常頞筑路开道通往西南夷之地的云南，因此狭窄宽度仅有五尺，被称为“五尺道”。“五尺道”也是历史上的“滇僰古道”，是在南方丝绸之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宽和修整，在汉代因其是蜀地通往北印度的必经之路而再次受重视。[4]可见，自古以来，“道”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地理或人工之物，不管是民间往来自然形成的便道，还是国家统治铺设的官道，还是行商贸易的商道等等，都与人类活动及道路所经之族群与社区、观念与意志、权力与民生密不可分。

因此，所谓古道，除了在当下语境中所指的古代遗留的线路遗产，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语境中，还有着更广泛深远的意涵：一是指历史悠久的交通道路，包括陆道与水道等各种道路。二是指自古形成并遵循的制度、风俗、义节、操守等。如：《礼记·檀弓上》“仲子也犹行古之道也”。

在人类学视域里，则关注的是道路上的迁移，这里的迁移被视为人的一种抽象化的存在方式。当前人类学已不固守社会文化的固定性和静态平衡，而是承认由道路与迁移把原本视为分隔与边界的地理片段、文化单元和族群社区联结起来，这无疑打破了人类进行生活认知之固定性与中心性的文化实践。由此，“人类是根据在不同范畴——身份、关系、民族、事物、群体、社会、文化、环境和时间等——的迁移来想象自己的生活的。”[5]远程道路上的行走是一种迁移，作为跨越国境的通道更是如此。在一些人文地理学者看来，“这些地理形势产生了连结网，穿透了既有的国家边界或领土。”也就是说，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不是道路上两个有边界的地方之间的人群的移动，而是思考流动的地理学（geography of flow）与地方之间的地理学的关系，具体而言，是此种连结网上行走活动的人群的一种“跨国”认同，此种认同是多重地方的连结，是不可局限于某种国族身份或者归属形式的认同。[6]

鉴于此，我们尝试通过线路遗产的理论视域来考察滇缅古道的道路景观与文化遗产，以现代语境下思考线路遗产的存续与传承为切入口，重新审视古道作为线路遗产多维度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

三、滇缅古道与和顺侨乡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县西南4公里处，腾冲（古称腾越）则处在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之“蜀身毒道”末段的永昌道上。云南高原是一个汇集高山大川的地区，长江与怒江这两条中国的大江大河在此发源流淌，怒江从出中国经缅甸等东南亚流入印度洋，蜀身毒道从春秋至今至少2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元朝之前，因山川阻隔，这条道路始终难于成为官道。直到13世纪，云南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的一个行省，朝廷屡派大军征缅，拓宽滇缅通道，并在途中设立驿站，蜀身毒道由此成为中国通往缅甸的正式官道。明王朝在云南边陲之地设立“三宣六慰”，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并在腾越一带设立“八关九隘”，由此缅甸使团要入境中国必须经过腾冲的铁壁关通关换文。当时腾冲司（腾越州）管辖范围包括德宏、西双版纳两州和缅甸、老挝两国北部的“三宣六慰”，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严格的边界。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腾越一带设立“八关九隘”，此举相当于划出了一条分界线，由此缅甸使团要人境中国必须经过腾冲的铁壁关通关换文。清代时期，腾冲作为边关的地位加强，成为“ 缅甸国人贡之道”。但蜀身毒道也是在云南境内最西端的一段称永昌路，再往西便进人今缅甸境内。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我们可以勾勒出其具体的路线是从保山县出发到腾冲城、经古永、出猴桥便进入缅甸的八莫、瓦城（今称曼德勒）等主要城市。（图二）地方资料显示，由腾冲到缅甸的通道有27条，主要的3条分别是：腾西北线，腾北线和腾西南线。（1）腾西北线：自腾冲县城经古永、牛圈河、甘稗地、俄穹、昔董坝、大弯子、瓦宋、密支那，计105公里入缅， 250公里到达缅甸密支那，经9个马站，需时8天。（2）腾北线：自县城经固东、小辛街、茶山河、大竹坝、平河、片马、拖角，计205公里到达缅甸拖角，需时9天。再从拖角西南行215公里可达密支那。（3）腾西南线：自腾冲、梁河、盈江到缅甸八莫，计225公里到达八莫，经7个马站，需时7天。[7]从以上关于通道的细致描述可知，滇缅通道上的行走以骑马为主，除了驿站，还有民间商贾自行组织的马站，可见在官道之上也运行着民间的人员与资本。

和顺古镇隶属云南保山市腾冲县，原名阳温墩村，始建于明代，迄今有 600 余年历史。明洪武年间，明太祖平定云南，留沐英镇戍并置卫所。随后的永乐、正统、嘉靖时期，大量来自四川、湖南、江苏南京等地的移民通过卫所进入腾冲，和顺人的祖先到腾冲附近寻找新的沃土屯田落户，守卫耕耘。据家谱记载，当初开创和顺的是寸、刘、李、尹、贾五姓，之后张、许、钏、杨、赵等姓。[8]清康熙 32 年称为“河顺”，康熙 41 年雅化为“和顺”，民国十八年改为和顺乡。1950 年后设乡、公社、区，1984 年改和顺乡，2001年改和顺镇。全镇面积为 17.4 平方公里，到 2010年底总人口6 706 人，其中归侨和侨眷约占总人口的63%，散布在缅甸、泰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和顺籍华侨达18 000 多人，约是当地人口3倍，享有“西南第一侨乡”之美誉。[9]

和顺人因地处中缅交界的便利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频繁出入缅甸，形成“十人八九缅经商”的生计形态。明正统至景泰年间，阳温暾驻军随兵部尚书王骥，侍郎杨宁、侯璉先后征麓川，后来战事平息，中缅边界上出现“边地靖息，民庶安堵”的相对稳定局面，阳温暾村军户陆续转为民户，因土地资源有限，和顺人开始在收割之后到缅甸谋生到补贴家用第二年春播再返乡，往来之间顺带着物资交流，逐渐开始从商，中缅边界的民间贸易随之开展，而缅甸丰富的物产资吸引了中原巨商大贾及宫廷的太监、宝石采买官云集永昌、腾越，和顺人因语言和地理之便成为对外贸易的媒介。永乐五年（1407年），明朝于翰林院下设立四夷馆，缅甸馆为四夷馆当时所设的八馆之一，通晓缅甸语的和顺人担任翻译，为开辟中缅官方“通译”创造了条件。乾隆初年后，滇缅贸易随着中缅关系的变化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从乾隆至嘉靖、道光年间入缅贸易逐渐增多，1878年缅甸开始修筑铁路，1890年曼德勒至密支那的铁路通车，1902年英国在腾冲设立领事馆，1903年曼德勒至腊戌的铁路通车，滇缅交通便利，中缅商业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顺华侨在中缅的社会地位日愈提高，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又遭受重创。[10]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人士、和顺人李根源在《告滇西父老书》中写道：

云南是中国的国防重要根据地，居高临下，高屋建瓴，西南控制泰、缅、越，东北拱卫川、康、黔、桂。滇西又是云南西陲的重大屏障。握高黎贡山、野人山的脊梁，襟潞、澜、龙盈大川的形胜。且为通印度洋国际交通的唯一生命线。我们中国是民主阵线26国中四大列强之一，所赖以沟通民主同盟国地理上的连系，全靠滇缅公路一条干道。[11]

概而言之，历史上，滇缅古道既是一条中原王权的征战之道、纳贡之道，但也是民间进行商贸与通译的交通之道，这些古道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分离有叠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截然二分。

四、穷走夷方与荣归桑梓

云南滇西人常把赴缅甸叫做走夷方。对于和顺人而言，“夷方”指的就是缅甸。据记载：“腾越者，古滇越也，亦名越赕其来久矣。与永昌路隔龙潞两江，北通片马，南控七司，为出缅之门户。民善贸迁，多侨缅，四乡殷实，瓦屋麟比，为滇中各县所罕见。”[12]清兵占领腾越后，驻扎在和顺的明朝军屯户全部归顺清朝并解甲归田，由军户变为民户，从此和顺人“走夷方”更加自由了。他们频繁往来于中缅之间进行商业贸易，“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13]然后从腾越转运至永昌、大理或昆明销售。据资料显示，清末民初，在滇缅通道上所发生的中缅贸易，中国进口的货物有棉花、纱线、玉石、琥珀、象牙、虎骨、蟒胆、西欧铸件、日用生活品、劳动工具等，输出的有黄丝、茶叶、绸缎、白银及土特产品以及修路、挖矿的廉价劳工等。[14]可以说，滇缅通道形成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亚最近的陆上贸易通道，祖籍和顺的缅甸华侨跨境开展的中缅贸易已成为和顺人的主要生业。

有学者指出：“个体移民的首要原因在于，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自身状况得到改善。”[15]和顺人走夷方就是希望道缅甸之后获得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其出发点是走夷方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益处，因此发达致富之后会对家庭的移民会重新获得可需要的资源，在缅甸利用农业技术，又结合当地的翡翠资源学习了开采玉矿、经商贸易和缅语交流的能力。走夷方虽能发家致富，但却是未知的险途。和顺人入缅甸，进入新的地域与社群之后，为了交流与生存，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作为最基本的立足之需，有些人便于在当地经商贸易也会娶当地人为妻，但更多的是选择与家乡人结合在一起，或是合伙经营生意，或是联姻组建新的家庭。等到立足稳固之后，还在缅甸建立自己的房屋、宗祠、庙宇，一起进行祭祀祖先。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地缘的和顺人由不同的姓氏逐渐经业缘、亲缘与神缘，“融汇”构成了具有血缘的一家人。在新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与商业脉络，但依旧与故土和家族保持着联系。他们日复一日的归去来兮，年年月月的家园回望，创业成功的和顺人除了把现金寄回去补贴家用，还渴望着能够早日返乡归家。

一代代的和顺人通过“走夷方”，不仅是人员、物资的流动，还有观念的流动，他们在保留原有文化传统时也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通过走夷方，和顺人把以儒家礼仪为基准的家训和祖训带到缅甸，在缅甸传播了儒家文化，华侨们在聚居地建造了儒家风范的宗祠和中国色彩的寺庙，以及会馆、学校、书报社、同乡会、青年会等社会团体[16]。采访时寸老先生还告诉我们，华侨在缅甸的坟墓方向都转向和顺故乡这个方向。缅甸大城市曼德勒城及王宫都有中国工匠和华侨参与制造，曼德勒城与云南腾冲城在建筑布局与整体结构十分相似，王宫御花园被称为“德由乌因”，意为“中国式的花园”。[17]道路的另一走向，侨民也把一些西方的新思维新观念带入家乡。当西学东进、国家和民族陷于危难时，和顺人又展现了崇新爱国的一面，清末到民国初年，和顺侨乡一共有 12 人东渡日本学习，寻求济世强国之道。[18]缅甸的华侨也纷纷返回和顺组建崇新会、筹建图书馆，随后涌现了李根源、艾思奇等历史文化名人。[19]在殖民入侵的纷飞战火中，侨民积极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纷纷捐资出力，为中缅通道作战物资的畅通贡献力量。可以说，到缅甸的和顺人通过下缅甸走夷方，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扩大了家庭的范围，也使得中缅的交通道路形成具有家园感的文化空间。

对和顺人而言，滇缅通道经历了生计之道-生业之道-生存之道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一过程，和顺人从农耕传统的安土重迁转向的亦农亦商的开放包容，将个体的命运与家族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塑了和顺人“穷则思变困则图存”的精神气度。这在和顺人经滇缅通道“穷走夷方”与“荣归桑梓”的双向轨迹，恰是演绎了个体如何由家庭渐及宗族、乡里、国家、天下的责任担当。

五、道之生生与家园遗产

道路的方向是双轨的，在和顺归去来兮的道路景观中，我们还看到了和顺人通过“穷走夷方”与“荣归桑梓”的双向交通，体现出的一种通过道路带来的物资、人群与观念的互动；以及通过对宗族文化的坚守与弘扬来对家园进行反哺；甚至在国家深陷危难之际，不仅能够捐资筹款，修路搭桥，还挺身而出、联合抗日，用热血保障着“回乡的路”的“生命之道”。我们在腾冲博物馆和和顺古镇里，随处都可听闻华侨反哺家园的公益事迹。例如，在耀庭博览馆里，主人以此纪念其家翁：

先父杨俊杰（1899-1962），字绍三，是远近闻名的旅缅华侨富商，少年时受教于腾冲著名的教育家李景山先生，17岁时沿着先辈经商的足迹，受父亲的影响到腾冲永生源号和永茂和号当小伙计，1927年转至贺奔独自经营，后才至“耀庭号”继续经营。并扩大经营范畴，除翡翠外，还经营典当业和稻谷，还是腾冲火柴厂的大股东。1942年正值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日军进占缅甸，回家乡的路都被阻断。合家老小八口人都被迫逃亡于缅甸北部山野孤村、颠沛流离。盟军反攻缅甸时，曾遭受不断地轰炸扫射，几次危机性命。父亲大半辈子用鲜血和汗水凝聚成的财产、房屋，因战乱化为泡影。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乡探亲，并重操商务，往返于缅甸和昆明之间。1949年从缅甸驮运一批棉花、棉纱去昆明，中途交通受阻，滞留家乡，再遭不幸，家庭财产损失。

父亲爱国、爱乡，热衷公益事业，建国初抗美援朝，响应国家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尽力捐献支援。1928年和顺建图书馆，捐了大量资金。民国建女子中学和其他华侨承担起“女子可上学费用全免”。和顺修桥铺路建牌坊都鼎力捐赠。父亲自强不息，但由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壮志未酬，晚年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加上超负荷劳动摧残，1962年病逝，留下永久遗憾，思念令人感叹。[20]

蜀身毒道上的滇缅通道，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商道，是我国西南边疆族群交往、商贸交易、文化交流的通道；而古道上栖居生活的缅甸华侨，通过安居乐业与精神认同，在故乡和顺的边陲之地为世人构建出一幅幅和谐顺道的乡土景观与生动丰富的家园遗产。“道”从道路、导向、道理，衍生出生命之道、开放之道、反哺之道、人伦之道、天地之道，生生不息。

第一，古道作为“家园遗产”。是一个多层历史、多元族群与多种文化相叠合与交汇的文化空间，具有古今贯穿、内外沟通、圣俗联结、官民集合、族群融合等丰富内涵，呈现出信息勾通、文化共生、传扬“道理”的勃勃生机。

第二，在和顺的道路景观中，我们还看到和顺人在中缅跨境的历史语境中，如何通过在滇缅古道上所发生的人员、物资、技术、观念等交通与交融，通过生计所迫出走缅甸到提炼出一种“穷则思变困则图强”的生存精神，并在对宗族文化与礼仪道德的坚守和彰显中，体现出一种对反哺家园的生命智慧。

第三，道路是人类迁徙活动所带来的地理空间的勾连与通达，扩展了人群之间的联系，也传播了文化技术，引发了革新创造。中国的诸多古道体现为距离连接、藩篱打通、互动通达、历史叠合的动力机制，由此必然会发生着纷繁复杂的交融、延展、共生与认同。

综上所述，作为文化遗产之线路遗产的古道，既演绎着风云际会的宏大叙事，也充满了归去来兮的生动细节，尤其是跨越国境的古道，既印证着亲缘族群的历史变迁、镌刻着民族国家的危难兴盛，也见证了行路之人的异域谋生与家园守望。

六、讨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所观察的滇缅古道上，和顺人走夷方的个体经验折射的是中缅之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发展，也联结生成了中缅侨乡的亲缘与认同，是跨越边界联通国家的文化通道。古道真正的遗产与活力，在于那些日常生活与恒常之道，此谓之“道之生生”。在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上，道路活动在物资技术、社会组织和族群认同中发挥着交流勾通与互动共生的重要作用。今人通过追溯古道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进程，通过展现道路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日常实践，来进一步探讨道路究竟如何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计并影响进而塑造了人类行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诸多话题。道路，连接着行程的这里与那里，发生着文化的融合和转化，甚至是一种移动旅行中的“精神家园”。在今天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诚如本文题眼所言“道之生生”，我们可以从线路遗产、跨境合作、边境旅游、乡土保育等不同的维度与层面展开学术探讨与人文合作，一定会有不少启发。

人类学乾坤

【文献引用格式】黄玲.道之生生:线路遗产视域下的道路景观——以滇缅通道和顺古镇为考察对象[J].青海民族研究,2017,28(04):81-85.

[1] 2017年8月4-6日，第十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道路与族群”在青海民族大学召开，彭兆荣主题发言《论乡土社会之道路景观》。

[2] [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陈义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33-35页。

[3]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博物馆的车马展馆所展出的“商代古道”的图示说明。

[4] [日]仙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马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55页。

[5]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第253页。

[6] Paul Cloke ,PhilipCrang ,Mark Goodwin:《人文地理概论》，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6，第384页。

[7]参见倪开升：《浅谈南丝路腾越段与腾越文化》，参阅李光信主编的《腾越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 87-88页。

[8]在2017年8月对和顺人70多岁的寸老先生（CSX）的访谈。

[9]寸雪涛：《和顺侨乡在中缅交往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分析》，《八桂侨刊》，2015年第2期。

[10]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第 7-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