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花腔鼓”中“判官”原型到底是谁？解开这个谜，才有可能对“花腔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中国古代冥界判官种类繁多，崔府君与钟馗为其代表，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对“花腔鼓”中“判官”进行详细考证，认为“崔府君”当为其原型。进而论及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冥界神灵“判官”的信仰与传播。
2009年4月，在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过程中，我们对临汾市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傩舞表演“花腔鼓”进行了详细调查。拙文《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对其渊源流变、表演体制、内容、风俗、鼓谱文化内涵等作了初步探讨。“花腔鼓”的主要表演内容是舞蹈形式的《五鬼闹判》，以场地表演为主，鼓乐队呈倒U字形，判官、小鬼、伴奏人员皆头戴面目狰狞的鬼怪面具。笔者通过进一步学习、思考，对傩舞“花腔鼓”中“判官”原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花腔鼓”中“判官”原型到底是谁？解开这个谜，才有可能对“花腔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关于“判官”
判官一职，隋朝时使府始置，唐朝节度使、观察使、招讨使、团练使、监军使等皆下设判官，为幕府上佐，总理本使日常事务，颇为唐人所重视。如王维、岑参皆曾担任节度府判官。古人观念中，冥界如人间，阴曹地府是个极其庞大的鬼国，唐人笔下的冥界已有一套以阎罗王为中心，包括判官、录事、主簿等冥官及司命、鬼卒、牛头等差役的官僚体系，人间的判官也渗入到冥界之中。
判官种类、数量繁多，如古代传说中的阴间四大判官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阴律司；山西省平遥县城隍庙六曹府内塑有表情严肃、神态各异的六位判官；明《西游记补》中，判官总数竟多达五百零十六人。从判官的人选来看，多由生前德行好且有善行的人死后充当，如唐代武元衡、钟馗、崔珏（崔判官）等。而冥界判官中影响较大的有“崔判官”和“钟馗”二者。
钟馗以他突出的捉鬼才能赢得后世广大民众的崇拜和信仰，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刘璋《斩鬼传》称其是唐代终南山的一个秀才，相貌丑恶，但才华出众。唐德宗时，进京应试考到头名状元。但德宗以貌取人，要将他逐出。钟馗气得当场自刎。德宗悔恨，遂封其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钟馗剪除鬼魅，立下奇功，被玉帝封为“翊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载，内府藏昊道子画钟馗图，记录了唐明皇梦见钟馗捉鬼的事。
崔判官即崔珏，又称崔府君。目前较早关于崔判官的故事保存在唐代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和唐张鷟《朝野佥载》中，主要写冥府中崔子玉帮唐太宗还阳一事。《全像民间信仰诸神谱》说崔判官是祁州鼓城（今河北安国一带）人，父母祷祀于北岳祠下吞美玉所生，故名珏，字子玉。《山西通志·秩祀略中》说他“廉介公直，政立化行，发姦摘伏，民不敢欺”，又说他“昼理阳，夜断阴”。元和顺（山西县名）王仲安（后）至元五年（1339）《重修崔府君庙记》碑言其事稍详。正是崔珏正直的人格和治行为普通百姓所崇仰，故从唐代后期他便在民间虚构、流传中被神化了。唐武宗会昌年间，被封为“护国威胜公”。宋代文献有“神马拥王舆”和“拥羊之梦”的记载，崔府君对赵康王和宋孝宗都予以护佑。元初封磁州崔府君为“齐圣广祐王”；元贞元年（1295）又封之为“灵惠齐圣广祐王”。
崔判官、钟馗本是不同来源的冥界之神，因判官、钟馗都是管鬼、收鬼的官，形象都正直无私，而且传说中钟馗被阎王任命为判官，《孤本元明杂剧》中《庆丰年五鬼闹钟馗》第四折中就说钟馗被封为“天下都判官领袖”，因此民间往往以钟馗为判官的代表。北京、南京等地民间称钟馗为“判儿”“判官”，称钟馗画像为“判子”。着装上，天津杨柳青年画中钟馗一般着大红吉服，持剑，目视上方飞来红蝠，正上方铃“镇宅神判”“双喜神判”(对开)、“恨福来迟”“驱邪逐魔”等印。在地方戏和傩仪中，人们对崔判官、钟馗的区分往往很模糊，判官的形象就是钟馗的形象。判官谁也不曾见过，而唐宋以后大量的钟馗画的出现，更具体、丰富了钟馗的形象。因此，判官的装扮，往往直接采用了钟馗的形象。《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筒，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斩鬼传》也有相关描述。在地方戏曲中，往往(跳)舞判，就是(跳)舞钟馗。五鬼闹判，就是五鬼闹钟馗。从史料记载来看《舞判》从宋代流传到明清，又叫《跳判官》，即《跳钟馗》，民间舞蹈中也有《调判》《闹钟馗》的称谓，《五鬼闹钟馗》或亦作《五鬼闹判》的渊源，都可追溯到北宋时代百戏中的《舞判》。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二者往往以同样面貌出现，早已把判官和钟馗看作一人。
二、“花腔鼓”中的“判官”
笔者仔细考证后发现，“花腔鼓”中“舞判官”的主角当为冥界四大判官分管阴律司的崔府君，民间俗称“崔判官”。其理由如下：
首先，判官为唐太宗李世民“还阳”增加寿数的传说与唐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和张鷟《朝野佥载》中崔府君帮唐太宗还阳一事相吻合。而钟馗其人其事与唐德宗、唐玄宗相关联，这是崔判官故事与钟馗传说的不同之处。
其次，“花腔鼓”中“五鬼闹判”的情景，五个小鬼簇拥着判官，左右蹦跳。在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可找到原型，其主角就是崔判官。第九十回“灵曜府五鬼闹判，灵曜府五官闹判”写五鬼（姜老星、味海干、圆眼帖木儿、盘龙三太子、百里雁）不服崔判官判决，“乱吆乱喝，嚷做一驮，闹做一块”。把崔判官的笔和簿都抢了去，还“把头上的晋巾儿也打掉了，把身上的皂罗袍也扯碎了，把腰里的牛角带也蹬断了，把脚下的皂朝靴也脱将去了。判官空激得暴跳，眼睁睁的没奈他们何处。”
再次，崔判官是传说冥府中勾魂的神，一手高擎虬杖，上挂一红绸、一“生死薄”、一“酒葫芦”、一“驱邪扶正”牌，一手握笏板，威风凛凛，怒目巡视，为善者添寿，让恶者归阴。《水浒全传》第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戴宗云:“兄弟夜梦崔府君勾唤。”戴宗辞官去泰安州岳庙出家，几个月后无恙大笑而终。另《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九十回阎王叫声判官问道：“你几时错发了文书，错勾甚么恶鬼？”判官想了一会，说道：“并不曾发甚么文书，并不曾错勾甚么恶鬼。”“花腔鼓”中判官在人群中“怒目巡视”，恰恰是为善者添寿，让恶者归阴的真实写照。
另外，“泥马渡康王”和“神马拥王舆”都是崔府君帮助赵康王逃离劫难的故事。这与“花腔鼓”兴盛于赵康镇一带不知是否算是巧合？无从稽考。赵康古城遗址是山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古晋国的发源地，赵康有着大量的文物古迹，如赵盾庙、赵大夫墓地遗址、赵盾故里遗址等，可见赵康镇一带对赵氏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对赵氏建立的大宋朝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崔判官帮助大宋国君赵康王的事迹势必被当地人所推崇，以致崔判官也成了赵康一带崇拜的神灵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花腔鼓”中“判官”的原型当为崔判官，崔府君。“花腔鼓”作为一种驱邪祈福的仪式舞蹈在赵雄村世代流传，它也是民众信仰心理及感情的象征，这种由象征性的装扮、动作、服饰等元素复合而成的仪式性舞蹈所传达的是沉潜于动作语言之中的民众的主观愿望和信念。
三、“判官”信仰与传播
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相继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跨欧亚之间的商贸之路，因以丝绸制品为主要货物，故冠名“丝绸之路”。此路是沟通欧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交流的一条大动脉,佛教东传便是借助于此。自东汉以来，佛教中地狱和生死轮回观念在中华大地逐渐扎根，佛教中的鬼与中国本土鬼也逐渐融合，形成了一套十分完整的阴曹地府体系，各种各样的鬼灵开始变得形象具体。介于判官在冥界的重要地位，民间对判官的信仰及其传播逐渐兴盛，崔府君和钟馗便是冥界判官的楷模。
从文献角度看，钟馗与崔府君两位判官的相关记录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遗址都有明确记载。
关于钟馗传说和信仰，从产生于西晋或东晋末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及中晚唐的其它敦煌写本，经张说、刘禹锡的简单记载，到周繇《梦舞钟馗赋》，沈括《补笔谈》《唐逸史》和《世物纪原》等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唐代及其以前钟馗信仰似乎主要存在和流传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傩文化地区以及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一带；五代十国后，已传播到吴越地区并得到了广泛流行，钟馗传说与信仰已经非常兴盛。
关于崔府君的传说和信仰，其源头可追溯到敦煌写本《大唐太宗入冥记》，主要记录冥府中崔子玉帮唐太宗还阳一事。与钟馗判官不同的是，崔判官的信仰不仅基于传说，人们还纷纷筑祠供奉，以致崔府君庙遍布各地，尤以山西晋东南地区为最，这应该与其曾任山西长子令有密切关系。除北宋以来崔府君被封为国家正统神灵的大背景外，明清代以来，山西的商业有了极大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商人们成了民间信仰最为活跃的传播者，他们到哪里进行商业贸易，便将自己家乡的民间神灵带到那里，崔府君信仰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
信仰与传说是共生的，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依存。钟馗与崔府君信仰就是在相关传说的支持下，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在此过程中，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丝绸之路无不对其二者信仰的传播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
另外，在丝绸之路的西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社会已出现了来世果报观念，古希腊神话中冥界三大判官弥诺斯、剌达曼托斯和埃阿科斯。十三世纪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神曲》中将地狱判官弥诺斯描写成一个长着长尾巴的怪物。关于“判官”母题中西方之间还缺乏相关研究，中国古代的冥界判官与西方世界地狱判官有哪些异同？有哪些交流与联系，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证与分析。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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