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据李虎群副教授在2016年底对我进行的一次访谈修改而成，由李虎群副教授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后经过我本人的润色修订。李教授为此文的成文，付出了辛苦劳动，在此表达衷心的谢忱。
提要：
高校的宗教学教育应立足于生命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一个环节，而不应简单地介绍各大宗教的具体知识，要讲授各大宗教怎么理解生命，以使学生能够尽伦尽制，获得更高的、更丰富的生命支撑。宗教学教育要结合审美的方式出现，要和艺术教育相结合，把学生伟大的情感激发出来、召唤出来，使学生能够从道德中享受到美，从而达致真善美的合一境界。
看待高校宗教学教育的问题要具备历史的视野，高校承担宗教教育的功能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变化的产物。比如，儒学进入高校，变成学院式的儒学，儒学已经改变了自身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佛教或许还是传统文化中能够维持其建制并持续发挥其在中国社会中固有功能的文化形态，但其承担的社会教化作用，完全不同于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宗教教育的教育功能。高校宗教教育的实质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应该区别于由特定宗教所实行的宗教教化，也区别于传统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教化，应该说这种区别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产物。
一、宗教学教育作为通识教育：以生命教育为核心
宗教教育是高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宗教学的教育不是去介绍宗教学的基本知识、各大宗教的基本知识，因为宗教学不是以某一个宗教作为自己出发点的，而是一门科学，宗教学的来历实际是从比较宗教学开始的，是在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下产生的，比较宗教学的视野就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以特定宗教的立场来看待宗教，它是站在更超然的角度、站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角度来理解宗教这一现象，于是才形成了宗教学这一学科。这跟佛教的佛学、基督教的神学是不一样的，那些都有各自的立场，而宗教学的立场是什么呢？是人文科学的教育，是从“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出发理解宗教与人的关系。作为人来讲，人对宗教的需求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个维度，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无神论当然也是一种宗教诉求。宗教所要传达的是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维度，无神论当然也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关怀，当然也应该是宗教学的对象。宗教学是通过对历史上的宗教的比较研究，去揭示人的宗教向度，并经由这个向度，进入宗教哲学，去尝试以哲学的方式回答宗教的问题。
在高校里面，讲明人为什么需要宗教的问题，这应该是一种生命教育。宗教教育从根本上讲可以说就是生命教育。各大宗教是站在一个各自特定的角度来审视生命，以及超越生命限制的方式。那么，首先理解生命才会理解宗教，所以首先是要从理解生命的角度来讲宗教。我觉得在高校所有的通识教育里面，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个生命教育，因此宗教学在生命教育的意义上来发挥作用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简单地介绍各大宗教的具体知识，而是讲授各大宗教怎么理解生命。那怎么来介绍各大宗教呢？需要找到大学生特别是青年人的生命意识，要从这里出发。从生命教育意义上来说，传统的不同宗教对生命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对我们都有帮助，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理解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许在里面就可以找到对我们更适合的信仰。可是宗教学的教育者不提供定论，不是暗示或鼓励学生去选择佛教或者基督教，人文学科的角度不提供结论性的说法，我们提供的是整体性的、通过各大宗教来理解自己生命的一些知识和教养。
一般而言，整个通识教育里面要有几个层次：首先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公德的；其次就是国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比如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尽的义务是什么，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的政治义务和应该有的基本的忠诚；还有就是精英的教育，精英以后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和表率，他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所以精英教育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要求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全局感，要求他怎么样来承担国家社会的责任。可遗憾的是，通识教育的这三个层次目前尚没有一个立脚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立脚点，生命教育就是这个立脚点。
一个人要理解自己的生命，才能承担自己生命的责任，承担的责任有不同层次，从公民到国民再到精英。如果一个人连对个体生命的责任都不能承担，比如更严重的情况、天天想着自杀的人还有什么责任可谈？！我觉得生命教育现在是比较欠缺的，对于这个问题，高校往往比较重视从心理学、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但是心理学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心理辅导是出了问题才去做，可是没有问题的人怎么才能不发生问题？这就要有健康的生命态度，活着就要承担活着的责任。对于中国人而言，活着就要尽伦尽制。你要把伦理生活过好，你要把该尽的伦理义务尽好，所以中国人不讲生前死后，而关注于生死之间。
宗教的真正目的也是让你珍视此生的生命，所以我挺反感一个说法，这辈子所有的活着只为来生，为了下辈子投胎投得好，这辈子所有的修行都不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这是我特别反对的，这是对宗教的扭曲。人把该尽的人生义务尽到，社会责任尽到，当然会有好的来世生活，如果有来生的话。
生命教育的意义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人文态度。宗教人文主义其实在宗教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张力中确立一种生命的态度，宗教不是否定人生，宗教是给人生一个更高的支撑，更丰富的支撑，而不是抽空它的力量。要在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张力当中来理解生命，来激活它。宗教是用来提升生命的而不是否定人生，这才是宗教教育的本义。
高校中的宗教教育容易有个误区，即讲宗教的人往往同情宗教，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某种宗教，所以宗教学变成了一种引论，先给人讲讲宗教知识，之后引导人信仰某一种宗教。我认为宗教学和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人文学术的，它是要在自己的意义上来讲，不是把人引到宗教道路上，而是通过宗教的理解让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更饱满的认识。所以信不信哪种宗教是你个人的事，只有在你对人生有更饱满的认识之后，你才能理性地、主动地选择宗教。同时，理性、主动选择宗教的目的也不是抽离出理性的状态，进入迷信的状态，而是你能过更饱满的生活。宗教是来帮助你肯定人生而不是否定人生的，这就是生命教育的意义。通过这个认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理性的宗教态度。宗教学是帮助大家理性地对待宗教、理性地建立信仰的方式。宗教学教育的目的、人文主义宗教教育的目的，是要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讲道理的基础上，信仰不是执着，而是“去”执着。执着就是“迷”信，而我们通过理性争取来的信仰就是“正”信。
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迷信，而是智信；是讲道理的信仰，是义理性的信仰。宗教学的人文教育应该配合我们义理学传统的东西，把宗教的道理通过可以理解的方式讲出来，让大家理性地来面对它，这就是智信的方式。也不是推论式的理性，而是在人生的生活中可以理解的理性。
在高校通识课程教育里面，宗教学是最基本的生命教育。要避免讲儒家的道理，就变成宣扬儒家；讲佛教，就变成宣传佛教，而是要能够拿捏住一个分寸，一个深入人心、入情入理的分寸。宗教学和国学放在中国人文主义这个大的体系和传统中来讲更合适，在这个体系和传统当中，生命教育、伦理教育之间是一个步步展开的过程。
我觉得儒家这套东西都是直接面对生命讲的，主要是在讲伦理，它不去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讲父母未生前我的本来面目是谁。而中国人的佛教则从生前死后的超越视域出发，一方面在扩展着儒家的视界，另一方面却一直配合、帮助、支撑着儒教的这一套原理，以一种超越性的视域来更加坚定中国人去过一种尽伦尽制生活的信念。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佛教等宗教要回答的问题，宗教首先就要讲这个，实际上是直面人生的虚无感和幻灭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才有责任感的落实，才会由衷产生我的人生我承担，我的人生我负责的自觉，这就是阳明所讲的“立志是无中生有的工夫”的意涵。通过宗教教育传达出对生命基本的、完整的看法，就可以激发学生去想清楚人生当中应该怎么承担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在生命责任自觉的前提下，伦理责任和公民责任等等问题，就都会顺理成章，政治认同也会更加自觉。
二、宗教学教育要和艺术相结合
其实，政治认同的问题可以完全不用政治的方式来讲，用情感认同的方式来讲最有效。如果我们把乐教讲好了，一听到某个音乐，某种具有高度辨识性的音乐特质，某种特定的情感就被召唤了出来，而这种情感似乎只有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才会更为强烈，这就是情感、文化认同的底蕴。政治上的团结只有建基于这种情感的、文化的连带感之上，才是最牢固的。或许这也是乐教在陶冶人的情操当中自然发生的社会效果。艺术教育、生命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教育是要从情感入手的，它的着手点应该是最低的，但它最终抵达的也应该是情感，更具文明性的情感。一种文明最终凝铸于一套情感的象征，一个文明的符号系统最终落实为一套情感的象征。
孔子讲的“兴于诗”就是把情感感发出来、召唤出来，这就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宗教教育是通识教育的基石。
艺术、美、道德是和宗教、政治紧密扭结在一起的。中国的美跟道德有关，从道德产生美，道德产生出美，道德才能实现更大的功能。
近代日本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成功地通过日本美的塑造而实现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近代日本的立国有一个日本美的发现运动，这是一个文化运动，是审美的、艺术的、哲学的、文化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美的塑造就是日本国性的塑造。应该说近代日本在对自身特殊性格的塑造上是非常成功的，这种特殊性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民性关怀，塑造了成了一种风土性的民族主义。这或许是日本近代左、右翼民族主义最为纠缠的内核。应该说近代右翼民族主义非常成功地独占了日本美的象征，而未能将其开放为一种普世性的情感。这恰恰是日本左翼民族主义未能成势的原因。近代日本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象征的塑造，而日本近代的问题或许也恰恰产生于此。美是什么？美是情感，是通过象征感发出来的情感。日本人与樱花的关系就最为典型。樱花浓缩了日本人的生命意识，那个睹物伤情、物我同悲的生命意识，所谓的“物哀”，这种情感应该说是出于佛教的悲，但这种“悲”被高度美学化了，从悲的美学也衍申出一套伦理，一套基于生命有限性的伦理，一种虚无视域下的伦理意识，因生命短暂而拼搏的工作伦理，同样的，拼搏的伦理总是浸透着一种虚无的底色。正是这种基于虚无的伦理，带来了日本文化基于虚无的生命平等观，这是日本美中最富人情味的部分，一种基于悲感的对于生命的一视同仁感，这或许是日本文化中最动人的部分，但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基于悲感的生命平等的意义上，使得善恶之间的绝对差别也被融化了、甚至在一种看起来更彻底的悲感视域下被取消了。
我们对近代日本对日本美的塑造的分析，就是想从一个侧面来说明，美对于行动、对于政治的意义。无疑，日本美的发现对于推动日本的近代政治行动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近代日本美的发现，是从美中引申出一种伦理生活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强调从道德中产生美。不过且不论其成败得失，应该说近代日本美的发现，带来一种近代国家构造所需要的上下贯通的平等伦理，中国近代国家的构造中所需要的平等伦理，则不是通过美来创造的，而仍然来自于一种经由了人民性深化了的传统道德所带来的平等伦理，这种平等的伦理从根本上具有普遍性的情怀，而未被近代国家的特殊性所束缚，这是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超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化，尚有一步有待继续完成，就是如何从人民性的道德情怀中凝聚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美来。传统儒家的美是基于圣人情怀的崇高之美，当然最后也经由道家和禅宗而产生出一种高度个人趣味化的，但也是充满天下感的物己交融、情境合一的美的境界。不过，传统儒家的美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教养，似乎未能贯通为一种为普通人所共享的美。传统的士大夫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趣味上的断裂。如何弥缝这种趣味的断裂，实际上是自明清以来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一点上，或许日本近代美的经验对于我们会有所启示，看起来近代日本美的塑造当中弥缝了上下层之间的趣味的断裂。应该说，“日本美”的发现当中是存在着一个分叉的可能的，日本的美本可以普遍化为一种人民性的美，但遗憾的是这种美却止于风土而折，上下之间在趣味上虽然似乎可以贯通，但在广度上却为风土性所局限。
那么，如何实现上下之间在趣味上的沟通呢？在我们看来，关键点在于从个体的生命意识出发，寻求一种基于生命有限性的情感连带，并在这种情感中凝聚出美的象征来。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更要能够从基于生命有限性的情感连带中发现一种更广阔的道德感，并从中凝聚出更具有普遍性意味的美的象征来。日本给我们的启发是，美是诉诸个人情感，但却能够达致群体的，因此，对我们来说，美的发现就是找到这种能够在个人之间建立起情感共鸣的可能性来。但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情感共鸣仅仅停留于风土性的特殊性的群体当中，而是要能够从中开辟出更具有天下感的情怀来。
现代中国史上近代国家构造的精神史意义，在我们看来，就是将中国文化价值更为深刻地植根于每一个体有限性的生命自觉之上，并从而确立起平等连带的共同体。这种平等连带，首先是道德感通意义上的连带，而同时，这种在感通中发生的道德连带，由于感通的情感特质，而有可能发展出一个相互关联但却独立的美的领域。道德与美互为内容却又彼此独立、而且相互支撑。中国文化的普世化境界，或许就有赖于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只有如此，中国的才可能同时是世界的。中国文化最终要表现为中国美的完成。
国家政治生活中仪式很重要，仪式要靠象征，否则仪式就沦落为纯形式，而不能入人之心。仪式通过象征而感发出情感，仪式也从而获得了神圣感，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不是单纯地制礼作乐的问题，而是要认识到制礼作乐的实质，其实是情感象征的凝聚，是经由仪式而实现的对情感的感发。音乐、艺术在制礼作乐中就至为关键。不过，在制礼作乐中所需要的艺术，是对集体情感的发现。只有能够把握住集体情感的人才能实现这种艺术的感发。而最能抓住集体情感的人，就是所谓圣人，或者说具有广大情怀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艺术都变成西方现代的艺术了，现代艺术是什么？是解构的，是个人主义的，越来越消解整体性，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恰恰是集体性的艺术。为什么抗战的时候有那么多好的艺术？是因为集体情感被召唤出来了。真正美的艺术是宗教艺术，就是集体性的艺术。所谓集体情感就是个人能够深刻体察的，但却超出个人之外、与更广大事物的合一感，这就是神圣感。
结语
宗教学教育不能简单地以宗教知识的方式铺陈，而是对生命意识的启发，但宗教教育不会停留于个体生命意识的发现，它同时要能够通过个体生命的命运感连带起整个集体性的命运，将个体命运和集体命运关联起来，从生命的责任感中自然引申出社会责任感。社会共同体就是命运共同体。个体生命要承担个体的伦理责任，进而还要超越小我，不断扩充以达致大我的境界。宗教学教育作为生命教育，不是执着于个体生命，而是要把个体生命不断放大，要结合集体命运来讲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才是宗教教育的目的。所有的宗教都有某种圣人的理想，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圣人，都不会只为自己而活，都是为了他人而活的伟大个人。而使得个体向集体的跨越从根本上得以真正可能的，就是美和艺术。美学不能代替宗教，如果说跨越本身就是道德的成立的话，那么美和艺术则使得这种跨越成为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是美让个人能够超出个人之外感受到更广大的人群和世界，产生更深刻的共鸣。因此，宗教教育只有与艺术教育相结合，才能完整地构成通识教育的基础。
总之，高校的宗教教育，必须归属于人文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宗教教育除了要用所谓宗教学的视野来呈现不同宗教的内涵之外，更需要有一种哲学和历史的视野来呈现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终极性问题的。叶秀山先生曾经说过：“哲学非宗教，但有神圣性，治哲学要有虔诚态度，此皆源于理性，然则哲学之思不止于天然理性，哲思需要训练，哲学史就是哲学自己训练自己的历史。”从哲学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如何严肃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和宇宙问题，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深刻的自省的态度。同时，高校中的宗教教育，必须要有一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本位。所谓中国文化的本位，就是要通过对中国文化性格的认识来深刻了解中国人的生命态度。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教，所谓人文教我们可以用非宗教非哲学、亦宗教亦哲学来刻画其性格。因此，宗教教育必须切合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心理，从“切问近思”出发，从日用不知的生命状态出发，来体会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感，而不能架空和抽象地讨论终极性问题，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管圣、神难期，但从切近的生活出发，养成充实光辉的人格，还是宗教教育和所有通识教育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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