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益阳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气氛的小城，从老益阳人口中常念叨的“九宫十八庙”的历史繁华景象来看，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庙宇景观也好，人文景观也行，但一个基本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宗教文化。
　　
　 宗教，是所有教派的总概念，老益阳曾有些什么宗教派别呢？
　　
　 据益阳县志记载，老益阳县内曾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就是说，益阳除了世界流行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外，还额外有道教、和天主教，可说是古今中外的教派都有。除内容齐全外，其规模更是庞大，所谓的“九宫十八庙”，其实，所谓九与十八，不过是取数字大的缘故，即九与重九之意，实际上的宫和庙，远远大于九与十八，据县志记载和文史部门的归纳整理，在十九世纪末光绪年间，老益阳共有香火鼎盛的宫、寺、殿、庙、堂达四十八处，另外，还有些介乎于宗教与帮会间的组织十余个，这些宫、寺、殿、庙、堂可说信徒和礼拜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数千人，在十九世纪的益阳城区，原有固定人口还不足三万，而当时大码头崛起时，新迁入和流动人口也就是三万多，一个还不到七万人口的城区，入教入会、信奉宗教的人数就达三万，可说当时除了未成年的儿童外和老人，几乎家家户户的成年人都是信教的（基督、天主教包括儿童），这种高比例的地方信教风气，并且是教种俱全，虽不能肯定为世界绝无仅有，至少在国内是罕见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形成益阳人如此高比例的信奉宗教？我们知道；一种地方民风的形成，无外乎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因素三大原因，益阳人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全民信教”，并信奉得如此五花八门，乃至使整个益阳城区都笼罩在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之中，难道是益阳人有天生的慧根和悟性，或者说，益阳人和其他周边的人不同，是一种“民族特色”？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具体从益阳的教派起源和发展说起，否则，无法理清头绪，这里，就先从益阳最早的教派说起；
　　
 　 益阳的宫、寺、殿、庙、堂虽然多，宗教的种类也齐全繁杂，但真正最早，且我们一直认为层次最高和最规范正统的则还应该是佛教。
　　
　 益阳的佛教历史，县志是这样记载的；东晋宁康年间（373--375），印度高僧石如密陀与汉佛教南派领袖慧远禅师等人，来益阳县谈经论道，开始传播佛教，并选择境内的清秀山（即现在的碧云峰）建清修寺，踞会龙山修筑宝泉寺（后更名为栖霞寺）。
　　
　 说到益阳佛教历史，这里不能不简述一下中国的佛教历史；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张仪、苏秦合纵联横时期，佛教就应该来中原游说了，因那时一种成熟的学说都是以游说的形式来实行推广，而佛教也应该经历了这样的途径，只是无具体的历史记载，我们还不好肯定。但从后来秦始皇派人到海外求长生不老的丹方，汉明帝派人到天竺礼请佛教僧人的结果来看，这种在周朝佛教非正式的通往联系是有一定依据的。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这是有正式记载的。当时汉明帝到派人到天竺礼请佛教高僧竺法兰和摩腾来大汉，并以国宾礼节接待，天竺高僧来后，与汉明帝和士大夫们谈的很投机缘，汉明帝非常欢迎他们，希望他们能常住在大汉，并指派皇帝直接管辖的外交部------鸿胪寺接待他们。这之后，由于进一步洽谈和协商，天竺佛教总坛决定在大汉派遣常设佛教机构，而大汉也对这个机构非常重视，于是，给予它的政治级别和待遇就叫；寺。意即和外交部平级，属于九卿之列，也是东汉汉武帝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复行周礼的结果。其实，自秦、西汉以来，就曾废除了九卿九寺制度，但“独尊儒术”以后，周礼的旧制又重新恢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汉书》中能见到九寺大卿的原因，但自从汉明帝设立佛教机构以后，九寺变成了十寺，曰；白马寺，纪念纯洁的白马驮经而归的含意，因东汉定都洛阳，故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佛寺。可见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们对佛学是何等的看重。
　　
　 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个白马寺并不是后来佛教意义上的寺，而是佛学研究的一个衙门，说“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佛寺”，是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开始的，话虽没错，但这个时期的佛寺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佛寺，因它此时还不是宗教，而是上层建筑的研究机构，属于教育范畴，是衙门。这也是我们在后来的历史，比如《三国演义》中能见到道、仙、神、巫，却偏偏见不到佛与僧或和尚的原因，因那时的佛还不是宗教。
　　
　 佛学在中国进化演变为佛教，时间应该是北魏末年宣武帝以后的年代（500--532），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于此期间活动于洛阳，自然也是以白马寺为活动中心，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指理入、行入，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以《楞伽经》授徒。弟子有慧可、僧璨，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这就是后来佛教传颂的“禅宗五祖”，自然，佛教的许多清规戒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和逐步完善的。
　　
　 也就是说，是菩提达摩把印度的佛学与中国的汉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首次创造了汉佛教。由于汉佛教结合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的数百年战乱杀伐现状（即所谓的“红尘”），认为这种社会灾难的根源就是源于每个具体人心目中那种对名利追求的欲望（即魔障），而世人还浑浑噩噩的自以为是什么事业追求不止，其实，最终结果就是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破坏和灾难。把这个道理讲明以后，达摩首次倡导那些还在认为是事业的权高位重的“英雄”们，要他们幡然醒悟，急流勇退，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就是要那些在所谓事业途上正春风得意的人猛醒回头，要敢于主动放弃，日后才不会被动的失落，这些深奥的人生哲理与当时社会竞争的残酷现实结合讲佛，确实很令人猛醒，这种顿悟式的猛醒，就是汉文化的佛教特色；禅。当然，这种劝人放弃追求竞争，从哲学上宣扬空无的宗教学说，在战乱之后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社会太需要稳定养息了，故一开始便受到士大夫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拥护赞同，其规很快便在国内普及开来。因此，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之始祖，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佛心宗。
　　
　 那么，汉传佛教既然以菩提达摩为始祖，是从五世纪开始，而益阳的两座寺则都是建立于三世纪，这样看来，益阳此时所建的还不能说是佛教寺庙，只能是佛学衙门或佛学府
　　
　 具体讲，在三国末年和东晋时期，公元400年前，国内还没有佛教意义的寺庙出现，佛还停留在学术衙门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佛学到佛教的过渡，是在东晋末年和南北朝时期完成过渡的，
　　
　 如果说东汉末年自豪强地主割据、黄巾暴动、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东晋的征服统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剧烈动荡的历史年代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动荡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和物质利益方面，东晋统一后，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包括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确立，则是社会精神形态最乱、最动荡的时期，之所以说它混乱动荡，是因为它不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活跃与积极进取的姿态，而是呈现出一种迷茫、失落和颓废的精神状态，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失望的时期，因经过三百多年的战乱，传统文化中的文韬武略，圣贤理论除了给社会制造出无尽的灾难和动荡外，似乎并比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安详和稳定。大动荡、大战乱既打破了汉代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打破了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规范。因此，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失望和迷茫最早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反映出来，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桃花源记》和竹林七贤的文章就正是反映这个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很多文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说话，表达个人观点都不容易，很多时候还要拐弯抹角，而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却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于是更多人便开始靠药物饮酒发泄自己不得志，郁郁寡欢的心情，有的便退隐山林，靠一些诗文向后人留下自己的感受，以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表现独特的魏晋文人风尚。这种社会清谈风尚，为佛学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佛学过渡到佛教创造了社会条件。
　　
　 但是，这种佛学过渡到佛教的现象，开始仅仅是表现在贵族阶层，国家衙门佛寺在贵族中开始向个人清修寺院转型，作为贵族阶层退隐山林清修的场所，这一点，我们从北朝中后期可以看到许多帝王和十多位帝后出家修行的现象，也可以从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贵族阶层的追捧中，江北地区的寺院迅速发展到3万余所、出家人达200余万的社会现象中看出端倪，不过这个时期的出家人，还不叫和尚和尼姑，因佛学还未正式转变为佛教，其清规戒律还未正式制定完善，我想，那个时期也是不需要剃光头的，虽儒术独尊的局面已经遭到质疑破坏，但中国人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观念还是深入骨髓的，就连1000多年后满人入关后的剃发令居然要上升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厉程度，可见汉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达到何种地步，何况那时的孝道还是很有地位的，剃发就等于忤逆。自然，也没有固定模式的僧衣、鞋帽、袈裟和佛珠等，其穿着打扮就如当时社会时尚的知识分子打扮模样，宽袍大袖，不修边幅（包括孔融的不孝忤逆学说，都为以后的僧尼削发着衣打下了基础），因此，那时期的出家人也就不叫和尚尼姑，而叫僧侣、修士和居士或和上（与三界融会贯通的意思）。
　　
　 那么，作为南方最早的寺庙----益阳的清修寺和宝泉寺，我们也就可以结合中国佛教历史的大环境趋势给它定性定位了，它正处在印度佛学到中国的佛教的过渡时期之中，因此，益阳这两处早期的佛学寺，应该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在这里修建的个人清修寺院，有点象后来的别墅和庄园的意味，象宝泉寺，相传为东晋孝武帝所建，看来，是有可能的。当然，那时寺院的主要作用还是研究修习佛学，但决不是后来向社会开放的礼佛宗教场所，这一点，作为益阳人，我们自己是要弄清楚的。
　　
　 弄清这段历史，益阳的清修寺和宝泉寺便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当时的佛学大师和皇帝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方的益阳最早建这两座寺院？
　　
　 按理说，益阳虽然建县的历史早，但作为汉传佛教在南方的早期策源地是没有历史基础的，因这之前，益阳是没有佛学一说的，社会基础也谈不上，这除了益阳在当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益阳人无论是在物质上，精神上还是文化习惯上，对佛学和佛教都没有需求，自然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因佛教是在人们的追求感到再无法超越自我后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放弃而产生的，而益阳人地处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根本无法进行这种竞争追逐，故不具备社会条件。就是佛教在后来益阳鼎盛时期，多数益阳人也弄不清佛是一回什么事情，在多数益阳人看来，佛就是菩萨，是保佑他们升官发财、祛病免灾、早生贵子的神，神就在天上，举头三尺有神明，老百姓平时要多积德，多行善，做好事，当然，这是佛在益阳老百姓中收到的特殊效果，这只怕也是印度佛教始料不及的。
　　
　 社会环境排除以后，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那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一点倒是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益阳自古就有一条国内少有的清澈见底的河流，地处八百里洞庭南岸，山峰葱翠苍绿，正所谓山清水秀，就拿最早建寺的清秀山来说吧（现在叫碧云峰），历来就有小庐山之称，崖壁峻峭，曲径通幽。更有数条瀑布飞流直下，远观但见蓝天拥岱，近处则闻空谷回音，如诗如画，莫不感到人与自然溶为一体，感天地造化之大，叹人生算竟之渺，处此佳境，功名利禄早抛到九霄脑后，因此，益阳的清秀山和会龙山便成了公元三世纪中皇家贵族在南方建寺院的第一地选，至于益阳后来这两处寺院成为南方汉传佛教的策源地，那是后来发展的事情。但在早期，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佛家的独具慧眼，这里确实是两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