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东坡志林·怀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一，文渊阁四库本）云：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代「说话」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说：
「孙寛、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祥、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吴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扮。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元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于此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代已经成为「说话」和影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此其常识之谈，故略而不论。按关羽崇拜之起源演变牵扯复杂，笔者已有数篇文章论及。⑵宋代「说三分」即《三国志》的文学化和大众化所以会在仁宗朝骤然兴起，应该还有具体原因。不妨拈出苏轼（1036－1101）为例，略为申述之。
以上引用之三则，不过是本文的逻辑框架。把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事拉扯一起，前人之惯伎耳。可能是故意制造商业噱头，也可能是靠张力取得论证空间。欲知本文如何，且听一一分解。
一，史观论断：「魏帝晋」与「尊刘贬曹」
以苏轼为例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历史观念之转变，在北宋颇具代表性。
《三国志演义》「尊刘贬曹」倾向的形成，无疑与宋代理学兴起，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通鉴纲目》的盛行有关。而原其初始，则起于欧阳修（1007－1072）康定元年（1040年）著《原正统论》引起的「正统」之争。⑶要言之，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⑷用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后集》总结的话，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熹）作《纲目》以纠之。」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还是朱熹理学之论占据了历史的上风。
青年苏轼赞成欧公「魏统」之论，他在至和二年（1055年）未登第时，已撰有《后正统论·辨论二》反驳章望之。⑸事实上，眉山三苏对蜀刘政权及诸葛亮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如苏洵（1009－1066）以为「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权书·强弱篇》）「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则批评说：「取之于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并历数「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俯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并断言「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东坡全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本）在《魏武帝论》中则径称「帝（曹操）」为「智者」，唯「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惜其赤壁之败而未能统一天下。（《全集》卷四十二）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顺带还批评到刘备，以为：「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宋文鉴》卷九十九）可见尽管三苏是蜀人「蜀党」，当时却丝毫不以帝蜀为意。⑹
在参与国事，尤其是经历「党争」以后，中年苏轼的情感观点发生显著变化。如赞扬孔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涙垂。」（《全集卷二十七·隆中》）⑺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刺史任上《答范纯甫》诗，又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⑻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所作《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均撰于元丰五年）则以盛赞周瑜倜傥风流，抗御强敌为主，于曹氏仅以「固一时之雄，而今安在哉」感叹世事之迁。⑼
经历宦海浮沉之后，苏轼晚年看法大有不同。他认为「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全集卷九十四·题三国名臣赞》）已视诸葛为三国之首杰。在谪居儋州时还说「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和陶杂诗》之六），又道「管幼平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宵而已，终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杀之乎？」（《东坡先生志林》卷十二）并以为：
「文举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而尔其势絶不两立。非公诛操，即操害公。」「世之称人豪者，才气各有高卑，然皆以临难不惧，谈笑就死为雄。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世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在英雄之列。」⑽（《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宋人治史之风颇盛，苏轼最初也以「史才」自任，并曾对《汉书》下过功夫。⑾苏辙《栾城集·墓志铭》（《宋史·苏轼传》亦同）云：
「公生十年，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⑿
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略谓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励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因得罪权豪，「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中不屈，后释归乡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抱诏书「伏床而泣」，县令「出解印绶，引与俱亡」，而滂「即自诣狱」，母与之别，勉励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死年三十三歳。这个经历与苏轼缘「乌台诗案」系狱和「元佑党碑」谪儋两次贬斥的坎坷极为相似，苏门弟子之遭遇亦仿佛「范党」。苏辙所以为乃兄特书此节，正是标榜苏氏一门的风节自励，这与《宋史·苏轼传》论赞娪?钙湟庵??颍?宰阋源锲溆虚啵?凶阋运炱溆形?Ｖ劣诨龌贾?矗?谝遄阋怨唐溆惺兀?灾居肫???病谷绯鲆弧刚蕖埂？悸堑椒朵枋涤氩懿偻?皇贝??蛩臻?宰陨碓庥觯?煳虻健赋砂苈塾⑿邸故饭鄣娜笔В?佣?叩沽硕圆懿俸椭罡鹆恋睦?菲兰郏?且恢匾?浠?＂?
又王楙《野老记闻》载：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否？』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心。』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⒁（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事虽不必有，但可觇知后人以为苏轼历史观念的道德倾向，较之乃师更为严格。据说王安石曾劝苏轼重作《三国志》。邵博（？-1158年）《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一：
「东坡自黄冈移汝州，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⒂（中华书局校点本）
其它笔记亦有类似记载，大概苏轼的历史观念正在剧烈变化之中，他的婉拒自有其意味深长之处。⒃
作为观念转变的背景，还有数事，略可一道：
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可知宋初馆臣对《三国志》的印象不佳。范仲淹词《剔银灯》也表现了类似情緖：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人世都无百歳，少痴呆，老成尪悴。只言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其实北宋外临契丹、西夏，所据亦汉疆之三分之一隅耳，即使澶渊之盟与北辽暂息兵戈，但苟安之下，必有祸患，哪来恁大口气？且范、王二氏都是以恢复为己任，敢于担当的重臣，范氏还有抵御西夏，「先忧后乐」的传世之誉。此番言语或出于年青位低，不负责任之时，于此亦可知欧阳修撰《正统论》时的舆论倾向。
宋神宗赵顼就开始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媿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页429，中华书局校点）。赵顼亦不满于曹操，「苏子瞻自湖州以言语谤讪下狱，吴充（1021－1080）方为相，一日问上：『魏武何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也？』上惊曰：『朕无他意，只欲招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吕希哲《吕氏杂录》）陈善《扪虱新话》「苏氏作《辨奸论》憾荆公」条：「（苏轼《王司空）赠官制》当元佑初，方尽废新法，苏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可见「尊刘」及褒扬孔明之论，与「贬曹」之风,或者就始于赵顼朝。只是王安石由「诸葛亮」忽然被诋为「曹操」，弯子未免转得太大一点。盖北宋朋党攻忤之论褒贬特甚，正所以见出历史观念之落差。清代馆臣以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⒄恐怕也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
笔者所以把目光狃结于这一时期，是因为强化道德评价，且于后世史学影响极大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均修撰于此时，而「帝蜀」「帝魏」之争当时看似热闹，实际已经开始消歇。有关三国历史观念的转换情况，还可以用《三国志演义》传本以外，且被定为「宋元旧本」的两篇有关三国的话本作一比较。
明人所辑《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三十一卷），或为宋人「说三分」内容之一。其以楚汉相争之宿怨，分派三国鼎立之是非，以道教神祗玉皇阎君，发明佛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可谓奇思妙想。如以刘邦托生汉献帝，受尽韩信托生之曹操欺侮，「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又以司马貌断狱公正，「来生宜赐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马之家，名懿，表字仲达。一生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学了歹样，就教司马懿欺凌曹氏子孙，一如曹操欺凌汉献帝故事。」仿佛家庭纷争，邻里纠葛，就毫无理学「尊王」之观念。又独以彭越后身为刘备，「千人称仁，万人称义」，有所偏袒。最有意思的是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唯因前生有孽，「二人都注定凶死，但樊哙生前忠勇，并无谄媚；项羽不杀太公，不污吕后，不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来生俱义勇刚直，死而为神。」又似乡塾斤斤计较，自谓分别因果，妥贴安排，但已粗现「尊刘」倾向，与王彭转述的北宋说话若合苻节。此说带有北宋浓厚的民间平话特点，可以肯定出现在理学「帝蜀」论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却又与欧阳修所持「帝魏」论絶不相侔。⒅
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辑有《夔关姚卞吊诸葛》一篇，叙及仁宗嘉佑五年嘉禾人姚卞应「成都府安抚晁尧臣」之邀赴蜀攻书，路经夔门关时致祭孔明，遇「葛姓老丈」问难曰：「昔日汉室衰微，奸雄竞起，跨州连郡，以众击寡，不可胜计。且如魏有张辽、张合、徐晃、李典、司马懿等辈，吴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此数子运谋决胜，用武行师，未甞败北，解元并无一言称道盛德。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六出祁山，虚费钱粮，功业小成，何如此之浅陋！解元以为世之罕比，莫非太过否！此乃老夫胸中之疑，愿足下察之！」而姚卞为孔明辩护之慷慨陈词，并为朗吟一赋「灰飞烟灭」云云。不料所见正是诸葛亮托化，不但酬谢姚为之释疑辨诬，而且特开后门，梦中授题，使其高中科第，以后历仕显宦，并特以晁尧臣之口，盛赞他「如此饱学栋梁之才」云云。⒆其实「葛公」之言恰是典型的「成败论英雄」，正类三苏当年；而姚卞义正辞严之反驳，又与苏轼晚年见解接榫。又话本中姚卞之「解元」名号，亦可与后文论及南宋「说话人」情况相参证。特以话本形式表出，即南宋失意文士沦入瓦舍书场「演义」之类。可知上层观念之转变，已经悄悄开始了向平民百姓传输的过程。后文分解。
二、小说平话：「想当然耳」与「姑妄言之」
拈出苏轼的第二个原因，是探讨他的文艺观念与宋代「说话」的关系。
其实在北宋，无论德才识学苏轼都光焰万丈，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坎坷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且于当时文体无所不能，时论后人均乐道津津。生前既已名播海内外，后世且有「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清·禇人获《坚瓠集》），在文士中更是絶无仅有。⒇
李廌(1159-1109)《师友谈录》记载一则苏轼的自叙：
「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帽，名帽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者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案蔡绦《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条，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祇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乌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21）
又《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
「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又《梦梁录》卷二十「妓乐」：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丁仙现捷才知音。」（《都城纪盛》略同）
可知丁仙现者本为汴京名优，不但常侍御禁中为「教坊大使」，亦曾当面以苏轼作场调笑以娯君王，且效果颇佳，苏轼亦忻然得色，此即东坡与名优相互认可的一个证据。
陈鹄《耆旧续闻》曰：
「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22）
案「诨话」本「说话」之一科，参前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山人，说诨话」及卷八「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条。此非苏轼亦能此道之证据，抑或当时士夫亦「想当然耳」，以他为擅此说话之道的畏惧耶？
宋氏子弟的这种疑虑担忧不无道理，苏轼之才学兴趣，足以使他影响新兴的书坛。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载苏轼作赋省试事：
「梅圣俞（1002－1060）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皐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欧阳）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斥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杨万里（1124－1206）《诚斋诗话》版本里，还增加了这样的情节：
「（欧公问）：『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皐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23）
「想」谓想象，「当然」乃切合事物之规律。钱钟书论及《春秋》之类史书描摹人物对话口吻，洞其心曲之奥秘隐微时，既设疑曰：「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隠烛，何所据依？」复自答云：「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并进一步分证道：「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4）也以为「史家追述」与「小说、院本臆造」，其间差距未必悬绝天壤，「想当然耳」正是二者可以「搭桥摆渡」之处，语尤明彻。
如果孔融还把「想当然」用于反讽，那么苏东坡就径以「想当然」作为捏合、牵扯、虚构之依据。虽然所论非关小说创作，却无意中道出了此中真谛。古代史书每以《春秋》义例，强调循事简约，言必有据，义隐而旨显，自然有其道理。但文学却允许而且鼓励放纵想象，逞其恣肆，以曲形尽状，描摹事态人情。以此观之，苏轼辞谢另撰《三国志》建议时，所云「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或非自谦之辞，而是自知之明。
「想当然耳」还有第二义。王士祯曰：「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香祖笔记》卷一〇）《管锥编》第五册引之，钱氏且曰「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页25）以今人之视线关注，诠释古事之细微曲折，亦即「以今度古，想当然耳」之一种，而且首先是讲史演「义」的创作要诀。
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珍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与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絶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甞为予言之如此。」
则东坡贬谪时所欲听而怂恿人言者，皆可作小说观也。案宋时除讲史之外，「说话本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都城纪盛》）此之「士马金鼓」，应是当时「中兴名将」之类。案宋太宗命馆臣李昉等集纂《太平广记》（成于983年），广搜著录历代传奇神异灵怪稗言，蔚成大观，其中尤以佛教西传及「三教论衡」期间流传之西土佛子，东土神仙及灵异情事为盛，遂亦为后世小说家之渊薮，如罗烨《醉翁谈录》夸耀小说人的「博览该通」，就特别强调了「幼习《太平广记》」，包括其模仿之作「《夷坚志》无有不览」。（25）苏轼既出入三教，习听或喜听类似新异故事，自不为怪。实际上「姑妄言之」较「想当然耳」更进层楼，可视为摒弃束缚，强调创作须自由想象之口号（26）。一旦脱离六朝及唐传奇的神怪窠臼，遂能于寻常生活，伦常日用中不断生发新意。这也是宋人平话突破传奇藩篱，走向新起点之标志。
而与苏轼同时的司马光编年体《资治通鉴》，又恰好提供了一个史实因果的逻辑框架，方便演义讲史据此而「想」像发挥，逞其对「当然」之创造灵感。此即吴自牧所以言「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梦梁录》），罗烨强调「小说人」学养，亦强调「长攻历代史书」（《醉翁谈录》）之故也。
钱钟书曾批评「宋人作诗、文，贵『无字无来历』；品图画贵『凡所下笔处，无一笔无来处』；儒生说理，亦扇此风，斤斤于名义之出典。」（27）则更见出苏轼名言「想当然耳」和「姑妄言之」乃卓荦不群之通识，正道出小说创作亟需脱离「言必有据」的文士窠臼，而尽力发挥自由想象的真谛，也是「宋学」脱离训诂考据，注重辞章义理的形象例证。
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
「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都城纪胜》此句作『顷刻间提破』）。」
宋人小说结撰之要诀，在于擅长「捏合」和「提破」，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叙伐冢者盗掘杨王孙、伯夷、叔齐墓的故事，跨越时空，将不同朝代素不相干的人事牵连一道，正是「捏合」。赵令畤（1051－1107）《侯鲭录》则覆述了苏轼讲的一个故事：
「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傍舍为厌人，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鱼头龟身者，自海中来告曰：『广利王来请端明。』予被褐草屦黄冠而去，而不知身步在水中，但闻风雷声暴如触石，意亦知在深水处。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晶宫殿相照耀』也。其下则有骊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眩目不可仰视，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广利少间配剑而出，从以二青衣。予谢以『海上逐客，重烦邀命。』广利且欢且笑。顷，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间，出鲛绡丈余，命予题诗。予乃赋之曰：『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圣王时祀时，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变流光，万里风雨快。灵旗摇红纛，赤虬喷澎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楼，可还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递看，咸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篸水族谓之『鳖相公』，进言：『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予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壊。』」
结末点题，即是「提破」（28），今人谓之「抖包袱」。如无此语，则类唐人传奇《柳毅传》之类矣。胡仔《苕溪渔隠丛话》以为「此事恍惚怪诞，殆类传奇异闻所载，又其诗亦浅近，不似东坡平日语。」或正其「姑妄言之」的即兴创作。苏轼出入三教，无所不窥，故能从容言谈神怪仙佛之事，
罗烨《醉翁谈录》夸耀「小说人」才情时说：
「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呀。」（据《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今存宋人话本《种瓜张老》（即《古今小说》第三十三卷《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开篇七律引苏轼、黄庭坚、晁冲之三词注释，《西山一窟鬼》（即《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开篇《念奴娇》词，接连引用陈先、李清照、欧阳修等十三位宋代词人的十四首词注释，便是上述「家数」的明证，而尤以《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通篇集逞智斗捷，文字雅戏之大成。这正是宋代文士日常嘲谑之游艺，如吕祖谦（1137-1181）《轩渠录》「东坡知湖州」言坡出联「髡阃上困」，得「钉顶上钉」条；《回文类聚》记「神宗熙宁间，北朝使至，每以能诗自矜，以诘翰林诸儒。上命东坡馆伴之」，苏以「神智体」《晚眺》诗使「北使惶愧莫云」条；岳珂（1183-1234）《桯史》述「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寛。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辽使出联「三光日月星」，苏回「四诗风雅颂」及「四德元亨利」、「两朝兄弟邦」条，等等，则更属文字类的智力游戏了，亦是说话人「家数」之铺排。嫁名苏氏，不谓无因。
尽管专业艺人另有擅长，但说话表演中例有参与性与互动性的余兴节目，借以提调听众的情緖意趣，《梦梁录》叙：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隠语。有道谜，来客念思司语。讥谜，又名『打谜』。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洽博，阙名传久矣。」
案「合生」（或「合笙」）为伎艺业「家数」之一，以「起令（出令）」奇崛诡秘，「随令（回令）」敏捷严密擅名，而苏轼亦能。如庄绰《鸡肋编》叙：
「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云：『虱去乙为虫，添几却是风。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东坡，坡应声曰：『江去水为工，添糹便是红。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西风。』虽创意为妙，而敏捷过之。」（29）
又伎艺业之猜谜，要旨是出谜「以困猜者」。苏轼亦雅好猜谜，可参《枫窗小牍》记叙他猜「王荆公秉国时，有人题大相国寺壁」之诗，为「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条；《夷坚志》载「元佑初，士大夫好事者取达官姓名为诗谜」条等。《鸡肋编》又载：
「孙（素）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妇）汉也。』苏大喜，厚赏之。」
苏轼以故事出题，官妓「提破」隠义，以谐音回答，此即「商谜」。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甞列举历代笔记稗谈所载「隠语」，以反观「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证实虽有雅俗之别，而两者实有关联。案「舌辩」乃宋代说话人之看家本事，据《梦梁录》载，南宋小说艺人的会社即名「雄辩社」。宋代士大夫雅好嘲谑，而东坡之隽语迭出，又使他成为舆论焦点。（30）不论这些记叙是否确出苏轼之作，都能表现他对时人影响之深且广，小说说话艺人亦不例外。
苏轼驾驭语言能力极强，包容经史诗赋、佛老道藏、小说戏曲，民间歌谣、生活口语，所谓「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说诗晬语》卷下）东坡「甞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自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又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陈无已《竹坡诗话》）故能作当时俗语如「鏊糟陂里陶靖节」，「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31）。如开设「东坡书馆」，听众定当满座，即以为书业之「祖师」，亦当之无愧也。（32）
今存《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均引有苏轼及北宋人的诗。如至治本平话卷下描绘诸葛亮三出祁山，收复街亭时，「后有苏东坡作庙赞」云云。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玄德跃马跳檀溪」节亦有「苏学士古风一篇，单咏檀溪事迹，有感而赋云」，而置「庙赞」之词于「武侯遗计斩魏延」节。（33）
《单刀会》是最早而且影响最大的关公戏目之一。其中第四折关羽渡江所唱一曲，被郑振铎誉为「元曲中最悲壮的曲子」：
【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迭，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阿--（唱）
【驻马听】水涌山迭，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絶，鏊兵的江水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据明钞本）（34）
正类苏词《赤壁怀古》之「关羽版」，亦是苏轼于元曲影响之确证。苏轼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后人戏曲说话的题材。元人以东坡入戏者众，如曹本《录鬼簿》载元人费唐臣有杂剧《苏子瞻风雪贬黄州》（题目《王安石执拗行新法李御史举劾报私仇》，正名《杨太守奸邪攻逐客苏子瞻风雪贬黄州》）；金仁杰《苏东坡夜宴西湖梦》；《录鬼簿续编》载邾经《佛印烧猪待子瞻》（题目《牡丹娇风魔禅衲》）；《元曲选》有李文蔚《花间四友东坡梦》（题目《云门五派老婆禅》）叙东坡与僧佛印、伎琴操的前缘后因。《盛明杂剧》载明人许潮杂剧《赤壁游》（正名《苏子瞻月夜游赤壁》）；陈汝元《红莲债》（正名《戒禅师偶犯**色戒，悟和尚同走阎浮世界；苏学士沉迷五戒后身，印上人提醒红莲前债》）；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著录佚名《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今乐考证》著录《苏东坡误入佛游寺》等。而宋元小说话本保存最多之「三言」以苏轼为主要或重要人物者亦有《明悟禅师赶五戒》（《古今小说》第三十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第三卷）、《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第十一卷）、《佛印师四调琴娘》（《醒世恒言》第十二卷）数篇。
论者每以宋人说话强调民间艺术的独立性质，理或然矣。但若忽略说话人与文士创作的互动性，尤其是对失意文士沦入说话人队伍之后，其原有价值观念和艺术素养，对于民间文学也具有渗透性的一面估计不足，区区亦以为不妥。盖缘宋明理学形成过程中，「伦常日用」曾在社会上广泛发挥影响，且小说戏剧即其打通上层文士承继的「精英文化（eliteculture）」或「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乡风民俗传承之「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或「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重要手段。且听下回分解。
三、长篇演义：「秤评天下」与「英雄兴废」
现存北宋「说三分」的具体材料不多，但最有价值的几条，恰恰都出在苏轼及其友侪的圈子里，或者偶然。这是拈出苏轼的第三个原因。
吾甞言，有宋一朝素以「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斗」著称于史。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大概是出于一种心理学上的「补偿效应」（Compensatoryreaction），宋人精神特别专注于雕虫小技，几乎无一不斗。不但朋党之争热火朝天，其它如斗鸡、斗虫（即蟋蟀）、斗茶、斗棋、斗球（即《水浒传》描述高俅得官之途）、斗跤（即相扑）等等，竞相争艳，可谓别出手眼，另创新风。还不必说斗权斗势，倾轧钻谋这些历代朝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有滋有味，较之前代官场花样翻新，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唯有疆场驰骋，两军交兵一道则负多胜少。故「平话」兴起后，说开国大将，中兴名臣者，尤尚奬饰武功，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后演变为《飞龙传》)、杨氏抗辽(后演变为《杨家将》)，狄青讨侬智高(后演变为《五虎平西传》)、文彦博平王则(后演变为《三遂平妖传》)等。以后外侮日甚，中原沦丧，所以说南渡后的韩世忠击鼓战金山，精忠岳飞，以至《宣和遗事》中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者，无不夸饰战勲，极尽褒美，这同样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补偿效应」。
明人于「说话」和「演义」兴于何时，似有争议：
「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翟存斋过汴梁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郎瑛《七修类稿·辨证类》）
「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本，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天都外臣《水浒传叙》）（35）
「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飬，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廷，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绿天馆主人序《古今小说》）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之嚼蜡，殊不足观。」（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36）
其实两说各为一事，一谓「小说」，一谓「通俗演义」，其理至明。案治中国小说史者，从未认真辨析分证过「平话小说」与「通俗演义」之别，是一憾焉。笔者以为，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责任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秤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歳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37）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还特别强调了价值判断具有的特殊艺术感召力：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涙。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隠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尽管我们承认「统治阶级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有些道理，但以南宋讲史「壮怀激烈」的情景看，只是赵构的「清暇」闲谈，（38）未必就是通俗演义兴起的理由。仁宗朝到高宗朝不但经历了「帝统」之争，亦且经历了国破家残之恨，兵火燹焚之烬，故国黍离之思，故南渡文士总结历史和评议时局，与说话之教化倾向及警世功能颇有共鸣。文人士夫空前之热情，亦与「刍荛狂议」之民间说话，以及兴起讲评「演义」及说「中兴名将」的风潮适成正比。余嘉锡有段辨析，正谓此也∶
「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覆，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逺隔塞外，何敢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余嘉锡论学杂著·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华书局本）
回过头来分析北宋有关「说三分」的几则材料，亦可看出演变之迹。《东坡志林·怀古》：
「王彭甞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甞为作哀辞。字大年。」
查苏轼与王彭交游，在嘉佑末年（1061－1063）凤翔签判任上，故王彭为言「说三分」的情况，恰在仁宗朝内。（39）但后来已有观众「同情之不足，故模仿之」的事例，有些酷爱看三国戏者还曾闹出笑话。《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礼（40）传》言：
「中旨讯亨泽村民谋变，纯礼知其故，乃此民入剧场观优剧，归途见匠人有桶，取而戴于头，曰：『视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村野无知，杖之足矣。』帝从之。」
「谋变」当指其人痴狂之影响甚钜，否则不足以上达「天听」。今人已难悬拟在当时观念下，「先主」刘玄德究有何事，能令北宋一「村民」艳羡兴奋到如此程度。或以刘之老大无成，而忽得孙权之幼妹为妻，乃是「半空中掉下」之好事耳。（41）苏门弟子之一的张耒（1054－1114）在《明道杂志》中亦说：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頼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頼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有类似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42）
说明自北宋仁宗朝至徽宗朝，「说三分」故事已然形成了「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而关羽还受到特别的同情。「旧闻」不信、「近见」方知二语，证实此种现象并非孤例。
北宋「说话」无疑是承接唐五代的僧「俗讲」，但已明显消解了「俗讲」的宗教布道功用，转化成纯粹的商业行为。《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写女艺人上戏台后得表演：
「参拜四方，掂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藴藉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喝采不絶。」
「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就是集叙事讲论于一体。罗烨《醉翁谈录》说：
「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口团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
敷衍提掇，始成长话。盖讲史非长篇不能叙明前因后果，彰显扬善惩恶，且有商业上之莫大利益，故绝不能等闲视之，此古今同理。即今日肥皂之「电视连续剧」，所以不惮时论讥评，观众厌烦，皆以灌水抻拉，「水多和面，面多和水」，剌剌不休为无上法门，秘籍宝典者，亦为此也。（43）史载南宋临安有一艺人能长期不转场，亦非日换短篇话本，而必得提掇敷演，讲说长篇才能坚持。
提掇敷演的要诀之一，是依頼编年史书如《通鉴》之类，时空切换，同时并现，后世提炼为套语「一张嘴不能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也；之二是引证类书如《广记》《夷坚志》之类，连模拟征，牵合他事，套语「却说」，「须知」是也；之三是征引古诗今词，点缀穿插，评论感发，套语「有诗为证」、「后世史官赞曰」是也（44）；之四是故作抑顿，卖弄关子，招揽回头，套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也。（45）钱钟书《读〈拉奥孔〉》标举「富于包孕性的片刻」，引《水浒传》野猪林场景描述董超薛霸待欲结果林教头性命，却突然断住不表时，曾引《贯华堂第二才子书》卷二《读法》第一六则：
「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逺逺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数番，皆去逺逺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目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写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46）
「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亦为跌宕情节，起伏故事之一法，也可为「冷淡处敷衍得越长久」的心得。至于趁势添加人物，穿插情节，安排场面，布置环境，铺叙景物，插科打诨，「砌末」手段，「现挂」发挥，也是千方百计使看客听众情绪饱满，演说之「当场」也逐渐丰富生动起来。南宋之「通俗演义」正是傍依《通鉴》编年叙事之宏观架构，兴亡是非之历史逻辑，加之佛谈因果，道因福祸，敷演冷淡，提掇繁华，渐成长篇，牵蔓章回的。从「三言」保留的几篇五代平话，与至治本讲史《五代史平话》，再到《五代史通俗演义》比较，即能看出嬗变端倪。
北宋汴梁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而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演义，可称巨大飞跃。除了书会才人须对话本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以外，还需要在「作场」表演上有相应的极大改进。这方面「说经」、「说参请」转承的释氏长篇「俗讲」47经验亦不可忽视。案释氏极为重视宣传，且早具系统之理论武装，其细密深致，足为后世业宣传者师法。《高僧传·唱道篇·论》要求首先具备「声、辩、才、博」的基本功为「四事」，又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
「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唐·道宣《高僧传·唱道篇·论》，中华书局校点本）
这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听众，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方法。讲经唱导的另一特点是善于营造戏剧化氛围：包括如何布置最佳环境，如何配合时间进程而转变有方，如何以生动的表演提调影响情緖，始终吸引听众：
「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涙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涙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高僧传·唱道篇·论》）
所以每次能够延续很长的时间，直到「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慕恋。」等于今之一出春节晚会的长度。
完成这样的变革之后，讲史的「演义」体逐渐发展出以章回形式串演成长篇的式様，最终确立了自身规范，也得到了信奉正统理学之文士高度认同，这以明人高儒评价罗贯中「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说法（《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为代表，这就是：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关心宋代文化史的学者，能从苏门弟子晁冲之《夜行》诗「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再联系到欧阳修《礼部贡院进士就试》描绘的「无言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推知平民科第制度下北宋文化的普及状况。欧诗作于嘉佑二年，正是他主试苏轼等人科举的情景。而晁氏之诗，又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适长途」，刻划出落第举子无奈寂寥的惆怅心态。科场淘汰之惨烈，足可拟之以沙场，于今亦然。（48）
南宋讲史者大都是科第失意之人。除孟元老、吴自牧罗列者外，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的「诸色伎艺人」条提供了南宋临安比较完整的讲史艺人名录：
「演史：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陈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书生、刘进士、巩八官人、徐继先、穆书生、戴书生、王贡士、陆进士、丘几山、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中国国商业出版社校点本）
在所有「诸色伎艺人」中，唯有这一份及「书会」的名录，没有市井绰号而颇多文士「头衔」（或者头衔即其绰号），虽然未必是儒士科第的实衔，但毕竟注重以透露学养来历相号召。（49）与孟元老之北宋说话人的名单比较，尤其可以看出南宋演史者，文化素养已有极大提高。其实佛经讲唱之「商榷经纶，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已足以概括南宋诸公对于「小说人」「博览该通」的赞赏，但区别之处。则在南宋处于「大众通俗」圈内的「小说人」是由士子分化出来，在诵经读史培育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方面，能与居于「精英地位」的上层士大夫心心相印，故能以讲史演义传述理学思想，以为深入通俗里耳「伦常日用」之用。「演义」因而也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取向。《醉翁谈录》记叙：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元人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述讲史演义情形说：
「【混江龙】他那里问言多伤幸，孥得些家宅神长是不得安宁。我勾栏里把戏得四五通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七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续《八阳经》。尔觑波，比及撺断那唱叫，先索打拍那精神，起末得便热闹，团喏得更滑熟。并无唇甜美，一刬地希崄艰难，冲扑得些掂人髓，敲人脑，剥人皮，饤退得回头硬。娘啊，我看不的尔这般粗声大叶，听不的尔那里野调山声。」（《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排印本）
不但「诸葛亮雄才大略」昂然进入书场，而「十大曲」中《三国志》之众多人物事迹，包括关羽之改编撰述，也当在情理之中。（50）其实关羽事迹对于南宋理学以及金元汉民的最大魅力，乃在于他不但忠实执行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畧，以「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事实上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攻樊城，围襄阳，「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已经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或者如陆游《示儿》诗所语「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战畧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如果「中兴名将」必说岳飞，「说三分」也不可能不奬饰关羽。南宋儒士推崇关羽最直截了当的话，当出自庐陵曾三异的《同语录》，他认为:
「《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51）
事实上今存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已经出现过关羽成神之后的形象：
「崇宁五年夏，解州有蛟在盐池作祟，布炁（「气」的异体字）十余里，人畜在炁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诏命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治之。不旬日间，蛟祟已平。继先入见，帝抚劳再三，且问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继先答曰：『昔轩辕斩蚩尤，后人立祠于池侧以祀焉。今其祠宇顿弊，故变为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赖圣威，幸已除灭。』帝曰：『卿用何神？愿获一见，少劳神庥。』继先曰：『神即当起居圣驾。』忽有二神现于殿庭：一神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52）。』言迄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54年）
案《宣和遗事》是最早的长篇话本之一，这则记叙也是今存「关羽斩蚩尤」的最早版本。其中已著有宋江的「三十六将」之第十二位「大刀关必胜」和第二十三位「赛关索杨雄」之名(《亨集》)（53），我们知道，关胜是充分「关羽化」的，如果说龚开《论赞》称其「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语气之间还有一点保留的话，《水浒传》则径直描写他乃「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金批本第六十二回）俨然关羽再世。梁山好汉排座次时亦名位显赫：「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酷肖乃祖为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可谓关羽崇拜在《水浒传》故事中的延伸，但也因此遗憾地成为概念化人物。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论学杂著》）曾罗列早期《水浒传》故事中「梁山英雄榜」座次排列，也可见出关胜之地位变化颇大：
宋人讲史 南宋遗民 元明刊本 明周宪王 明人郎瑛
《宣和遗事》 《龚开画赞》《水浒传》《诚斋乐府》《七修类稿》
第十二位 第五位 第四位 第十四位 第五位
又「关索」问题乃历史上「关羽崇拜」之副题，余氏考证宋人何以号「关索」时，曰：「宋人之以『关索』为名号者，凡十余人，不惟有男，而且有女矣。其不可考者尚当有之。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龚圣与作赞，即就其绰号立意，此乃文章家擒题之法，何足以证古来真有关索其人哉。观宋人多名『赛关索』，知《水浒传》作『病关索』者，非也。」宋元的关索话本今已不存，但今存明成化本《花关索出身传》中，未始没有前代说话人的加工创造，亦可见出宋人「说三分」中关羽崇拜之一斑。
余论
限于题目篇幅，本文未提及宋代官方和民间已经存在的崇祀关羽资料。后人不独三国，连苏轼故事也早已归入「渔樵闲话」。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后世「阶级斗争」的大潮之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在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清人书写的「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把「好」字置换为当代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歳上下的人，耳朵当年都曾为之磨出茧子。
「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
「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这也是宋人的发明，虽然无关苏轼。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苏轼固然与后世之关羽崇拜没有直接关联，他只是本文论述的文士参照系。但从以上分析里，我们是否感受得到这时已有浓厚的氛围和澎湃的思潮，在孕育和兴起后世《三国志通俗演义》，包括关羽崇拜的价值框架和艺术改造呢？这种努力终于在明人那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当然，这该是另一篇文章论讲的话题了。
叙拉古之惑
注：
（1）「或异其说」应指与陈寿《三国志》断语不同之评价。唐代僧人俗讲即有异于史书而「尊刘贬曹」者，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初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则小注云∶「似刘氏重孔明等。」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也记叙了「死诸葛怖生仲达」（《三国志》裴注引习凿齿语）事，有兴趣者不妨参看。
（2）例如《关羽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析》（约三万字，载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主编之《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5月）；《金代关羽神像考释》（约六万字，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新一期复刊号，1999年10月）；《「关公斩蚩尤」考――宋代道教与关羽崇拜》（约六万字，香港《岭南学报》新三期，2001年10月），《荆州与关羽崇拜》（一万二千字，2000'年荆州关公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理学与关羽崇拜》（约五万字，待发表）等，其中已多处讨论到三国史实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实例，论点与本文互相依托，互为印证。
（3）对三国「正统论」源流的撮述，可参纪昀《四库全书提要·三国志》及《管锥编》第四册一五四「全晋文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二版。页1240－1242）。又饶宗颐收集历代关于正统问题论争的许多资料，撰成《中国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其中结讼最多的就是三国正统问题。该书小引作于1976年。上海逺东出版社辑入「学术集林丛书」，1996年出版。笔者另有《理学与关羽崇拜》专文探及，不赘。
（4）欧阳修实为金石考据之创始者，亦曾有一事提及关羽。《宣和书谱》称：「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书。」而欧《集古录跋尾》卷四《魏钟繇表》则持异议，以为「右钟繇法帖者，《曹公破关羽贺捷表》也。其后书云：『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按《魏志》，『是歳冬十月军还洛阳』，其下遂书『孙权请讨关羽自效』。于《吴志》，则书『闰月，权讨羽』。以《魏》、《吴》二志参较，是闰十月矣。《吴志》又书『十二月，权获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书『权传羽首于洛阳。』盖二志相符，乃权以闰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获之，明年正月，始传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则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由是此《表》可疑为非真。」但也有对欧阳修仅以「年月有误」的考证方式表示不同意见者，参《管锥编》第三册九五「全三国文卷五九」引董逌《广川书跋》卷二，钱氏复以此论「言尤明且清」（页1098）。对于此表真伪的见解，后来竟然发展成为一种立场。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姬（董小宛）初入吾家，见董文敏（其昌）为余书《月赋》，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追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孟森《明清史论丛集刊续编·董小宛考》云：「《戎辂帖》为世所宝，亦为尊关帝者所垢病。小宛乃以废弃示趋向，关壮缪之得崇信于后世者，深矣。」
（5）这当然是受苏洵影响所致。《邵氏闻见后录》曾记王安石（1021－1086）修《英宗实录》谓苏洵「有战国纵横家之学」，并说青年苏轼中举之制策「全类战国文章」。有趣的是，后来与苏氏为首的「蜀学」对立，而身处魏晋故地的洛学大儒态度却截然相反。程颐（1033－1107）青年时代上书宋仁宗，已隠然以诸葛自许：「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也......所谓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诸葛亮及臣也。」（《程氏文集》卷五）南宋周密对「三苏不取孔明」颇不以为然，认为「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齐东野语》卷一）
（6）范纯甫（或作淳甫，1041－1098）即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范祖禹。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十六案语以为诗中「吕布」乃「讥『吕』惠卿（1032－1111）、曾『布』（1035－1107），虽党安石（曹瞒）而一事无成也。」「时纯甫在君实（司马光，1019－1086）处，故打此隠谜，以博一笑。」《四六话》载：「元佑初，子由（苏辙字）作右司谏，论吉甫（吕惠卿字）之罪，莫非蠹国害民，至比之『吕布』。」可知固有来历，并非妄测。此诗纯用徐州典故，破徐州后吕布被俘输诚，曹操犹「有疑色」，而刘备提醒「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遂杀吕布。（参《三国志·吕布传》）案「阿瞒」为曹操小字，「瞒」字亦可训「骗」。故自《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后，历代诗文中凡以小字称操者，多为贬斥之意，如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诚斋集》卷八）
（7）东坡治父母丧返乡回任，曾两次履至襄阳。丁母忧回任事在嘉佑五年（1060年）二十五歳时，且与苏洵、苏辙同行，不大可能有此感慨。送父丧「具舟归蜀」事在治平三年（1066年）三十一歳，时因范镇之荐初直史馆，已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该诗或为此时所作。熙宁元年回任时，则是自阆中经凤翔长安抵京师，不过襄阳。这段经历所以详尽，是后来因反对王安石「干纲独断」之说，御史谢景温遂以「多占舟舡，贩私盐、苏木，及服阕入京多占兵士」参劾苏轼，王安石也曾化大力命人清查，「下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转运使体量其状。盖苏蜀人眉州人，适本州迎新守，轼因带以来耳。」（司马光《涑水纪闻》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9年。页356）这也是苏轼生平首次被卷入「党争」。
（8）有研究者认为，赋、词中之曹操「则显然是指包围、蒙蔽宋神宗的权奸小人如吕惠卿（1032－1111）、章惇（1035－1105）、蔡确（1037－1093），乃至舒亶（1041－1103）、李定（1027－1086）等一班权奸佞臣」。（朱靖华《苏轼新论》页105，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11月）
（9）据说《赤壁赋》之作缘于词人张舜民贬谪郴州，专程绕道往访，向苏轼介绍了元丰四年宋廷发大军征西夏，「一军皆溃」，史称「灵武失律」之事。（张舜民《郴行录》）苏轼《仇池笔记》卷下「西征途中诗」：「张舜民通练西事，稍能诗，从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诗曰：『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砍作薪。他日玉关归去后，将何攀折赠行人？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头如山山似雪（一本作「白骨如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这正是苏轼在《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全集》卷六十六）中所极力反对的「盛气而用于武」之自招其辱。张舜民为苏门弟子陈无已之姊夫，来访事在元丰五年六月底，而《前赤壁赋》撰于同年七月「既望」，两事踵接，不谓无因。苏后为友人傅钦之（1024－1091）作《书〈赤壁赋〉后》甞言：「轼去歳作此赋，未甞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一反素日「性不忍事，甞云『如食中之蝿，吐之乃已』」之粗疏（朱弁，？－1144《曲洧旧闻》），其讳忌者盖有深意寓焉。故《三苏文苑》引文衡山语，曰「其言曹孟德气势皆已消灭无余，讥当时用事者。」又《赤壁怀古》之「灰飞烟灭」究为「强虏」抑或「樯橹」之疑，当时就是校苏词者争讼之点。北宋孙宗鉴（1077－1123）《西畲琐录》：「李章奉使北庭，虏馆伴发一语云：『东坡作文。多用佛书中语。』李章答云：『曾记《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北使默无语。」金人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则曰：「淮军将领王智夫言：甞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笔者按：应为《念奴娇》），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知后人伪为『强虏』。」以阐释学观之，这种争讼已经说明当时读者缘于自身处境，而取向亦有不同。据蔡绦《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校点本，1997年12月）卷第一「宣和庚子（1120年）有孙宗鉴者，时为紫微舍人，密语鲁公（绦父，即著名权奸蔡京）」云云，则宗鉴实与东坡同时。
（10）文天祥（1236－1282年）《指南后录》卷二有《怀孔明》诗云：「斜谷事不济，将星殒营中。至今《出师表》，读之涙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继续了苏轼对「成败论英雄」的反思，可惜他连孔明「株守成业」的劳绩也未能实现，感慨一定真切良多。案苏轼此语亦似袭欧阳修一则故事而来。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一丙编「临终乱」条曰：「欧阳公问一僧曰：『古之高僧，有来去翛然者，何今世之鲜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二定？』公深然之。」司马光晚年也对曹操「分香卖履」发表过意见，晚明孙传能《剡溪漫笔》卷二「曹操遗令」：「司马温公语刘元成(1048-1125)：『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操奸心直为温公剖出。」（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以佛家观念论，面对死亡的心态，对于评价人物高下有着特别关注。又《鹤林玉露》卷之三丙编「曹操冢」条：「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歳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歳歳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四句是两个好议论，意足而理明，絶句之妙也。」议及曹操「疑冢」（今人考古证明其为魏晋群墓），亦是指斥曹操之「念在散乱」和「知音在酋」。有趣的是，被誉为「元朝文天祥」的郝经（1223－1275）亦引东坡此诗移于关羽：「唯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庙祀仍军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礼崇。作诗颂王兴义功，愿如东坡赞孔融。」(《重建（关王）庙记》，《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四。）
（11）统观文意，苏轼所勤力者似非班固之《汉书》，而是范晔所著今称《后汉书》（即辙述所称《东汉史》）者，正与《三国志》时代重合，宜乎屡有提议苏轼重修三国史之事。苏轼勤于《汉书》之他事，亦可参《高斋漫录》记述苏洵干谒张方平（1007－1091）时，称轼「近日方再看《汉书》」，方平自负过目成诵，故讶其「再看」之说，洵回告轼，轼愤愤然，曰「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又《耆旧续闻》载苏谪居编管时，黄州教授朱载上往访，苏曾当面表演任择《汉书》一字，即「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的功夫，这更象是对付管教的手段。
（12）北宋「党争」实起于景佑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979－1044）以「荐引朋党」将知开封府事的范仲淹（988－1052）贬知饶州，并牵连余靖（1000－1064）、尹洙（1002－1047）、欧阳修等被贬，此即苏轼出生之年。庆暦五年（1045年）范仲淹复以「朋党」罢参政，又牵扯富弼（1004-1083）、韩琦（1008－1076）和欧阳修贬斥，是年苏轼十歳，正其读《范滂传》之年，一般以该年为北宋延续多年「朋党」之争的开始。
（13）《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六回曾列东汉「江下八俊」之目，计有「荆州刘表字景升，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符节，南阳岑晊字公孝。」是范滂亦居其一。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卷中叙二顾茅庐时，童子对刘备言「俺师父从昨日去江下，有八俊饮会也。」则以孔明亦为「八俊」之一。
（14）《涑水记闻》卷第一：「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韩通立传」条，又将类似事系于刘攽（1023－1089）：「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刘攽与苏轼为密友，以博学闻于时，曾助司马光修《通鉴》汉代部分。案王子融《唐余录》已仿裴松之注《三国志》法，表韩通于《忠义传》。通性刚，肆威虐，众谓之「瞠眼」。
（15）在统緖问题上张方平、王安石都与欧阳修意见相左。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曾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王安石论苏轼为邪憸之人臣，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而言「此王安石对正统之意见，盖附和章氏而反对东坡者」。所以要苏轼修《三国志》者，或欲验其遭遇贬斥以后意见有无改变。故知苏轼以他故回避，亦有另方面的考虑。又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家于庐山。博学强识，专精史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置局，以刘恕为主要助手，书成亦推刘之功为多。刘恕于王安石变法持激烈反对态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税，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案刘恕年长苏轼四歳，则苏不应当以「年老」为由，荐恕自代。
（16）徐度《却扫篇》云：「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甞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谬，以示东坡。东坡曰：『往歳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曲洧旧闻》卷二：「东坡甞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自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既维护了欧史声誉，又是「知难而退」之举。又苏轼同时之同乡唐庚（1071－1121）《三国杂事序》指斥陈寿「刘备父子相传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甞一称『蜀』，其称『蜀』者，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书善恶褒贬与夺，尚可信乎！」「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壊，可更为之。』文忠公然其言，更不暇作也，惜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王安石亦曾请欧阳修重修《三国志》。「《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或「三国可喜事甚多」一语，当指可据裴松之注征引文献，推翻陈寿志「帝魏」的立场或表述。事实上后世「帝蜀」之史家立论，即多以裴注为据。
（17）清人《退庵随笔》卷十六曰：「翟晴江曰：『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蜀。习凿齿《汉晋春秋》，继汉而越魏。非其识有高下也，时也。陈撰《志》于晋武受禅之初，晋受魏禅，魏之见废，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习著《春秋》于元帝中兴之后，蜀以宗室而存汉緖，犹元帝以宗室而复晋统，安得不尊蜀？司马公《通鉴》，作于北宋受周禅时，安得不以魏为正统？朱子《纲目》作于南渡偏安之后，安得不以蜀为正统？陈与习，司马与朱子，易地则然。」与此意略同。
（18）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叙因果事与此类同，惟叙述较简，观念更加模糊，如只交代「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无谋略之人。」「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倒仿佛欧阳修的「帝晋」观。理学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故自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起，就完全删去了这段情节。这个故事框架还进入了至治本的《五代史平话》，韩信依然托生曹操，不过彭越是做孙权，刘备则另是陈豨，把两汉始终因果完善化。明人曾竞相演为传奇，有《愤司马》、《小江东》、《大转轮》等名目。清人索性名之《三国因》，甚至造出《反三国》的小说来，后话不表。又冯梦龙编辑《古今小说》，则以此篇与《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元人判结南宋恩怨结为一组，以求平衡，两篇中断狱之司马貌与胡母迪均为蜀郡益州人氏或「锦城秀才」，或出于道教氛围浓厚的蜀人之手。明人《西游补》又以孙悟空代行阎罗王职司，严鞫秦桧，审结「偷宋」之案。盖后世之人不满前代历史之收煞，每欲自代天意，任意判罚，唯苦于时代悬隔，不能戟指手责，面斥颊批，只好倒果为因，求诸冥冥，以泄愤耳。其实历史纷争，俱已逺逝，恁大火气，干卿底事？亦因理学史观二元对立道德评价之分明，最易动人肝火，正如南宋「演义」者务欲提调观众情緖耳。请参下文第三部分。
（19）《宋史》未载姚卞、晁尧臣。按钜野晁氏家族与苏轼关系密切，亦未见名「尧臣」者，或即小说家言耳，俟考。
（20）元丰四年苏辙奉使北行，「既至辽，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好否？』」苏辙遂作诗寄东坡：「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将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坚瓠集》）「高丽有：『金富轼，银富辙。』」（《游宦纪闻》）苏轼民间影响也颇不俗。他自海南流放地归至毗陵（常州）时，「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邵氏闻见后录》）月余后以病逝，「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于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辙《墓志铭》）苏轼少学道，长习儒，晚皈佛，是故南宋时儒家将其列入孔庙从祀，与子思并列十祀之间，沙门以其「前身为五祖和尚」（《春渚纪闻》），又为「杭州梵天寺伽蓝」）（陆次云《湖壖杂记》）、「妙喜老人」，道家以为「奎宿」（《梅磵诗话》，亦载《贵耳集》）。
（21）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眉批云：「宋人小说□说赏劳□使费，动是若干两，若干贯，何其多也？盖小说是进御者，恐启官家裁省之端，是以务从广大。观者不可不知。」则南宋诸君对于进御祗应说话艺人赍赏之重，又迥异北宋。除奢俭有别外，一次说话的长短和内容，恐怕也有区别。
（22）指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案张为宋仁宗宠妃，「长得幸，有盛宠，巧慧，多智术，善逢迎，势动中外。」死后追册为「温成皇后」。陈文又云：「国朝命妃，未甞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以学士侍诏书词，待都堂，列三省御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入。庆暦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则宋祁贬谪不过因采用「简单程序」而已，非有他故。东坡虽以雅好嘲谑著称于当世，亦不至以当宠之贵妃，来开「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之顽笑。《碧鸡漫志》亦云：「熙丰元佑间，兑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曾有论者以为「诨话」即「诨经」如《僧尼共犯》之流，两事比证，则「诨话」攸关「滑稽诙谐」之取笑，而无关淫亵**可知。至于「诨笑话」自属特殊一类，今之雅好「咸湿」者犹孜孜不倦，则需另题分证，此不赘。
（23）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亦载此事。可见出南宋才士对于连科举这样的严肃场合，苏轼都敢信口开河的艳羡佩服。案裴松之为《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附《孔融传》引《魏氏春秋》注，孔融原话为「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钱钟书曾溯此之源，以《荀子·非相篇》「欲观千歳，则数今日。......古今一度也」及《性恶篇》「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作为此论之先，复举「《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受禅顾谓群臣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总括此议之实质，乃「比物此志也。」钱氏认为凡此之类，都属于「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actualization）」。（参《管锥编》第四册一六二《全晋文》卷一六一，页1267）要为的论。
（24）参《管锥编》第一册卷一《左传正义一·杜预序》条。亦参同书《史记五·项羽本纪》前人疑及鸿门宴及刘备襄阳会事，钱氏以为「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又「二〇绛侯周勃世家」言：「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景，匹似舞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己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有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而同时著述亦必须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附带论及史书缺乏「典型环境」之描摹，而这些正是小说家「提掇」「敷演」之拿手好戏也。
（25）钱钟书以为「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条谓说话人取材《广记》；然斯书千百事中敷说以成公案话本，耳熟而口脍炙者，未必及十一，因而遽测宋末《广记》广传，犹未许在。」而洪迈「《夷坚三志》辛自序谓『古今神奇之事』有『甚同』者」。参氏《管锥编》第三册《太平广记》条，页641。洞察之论，所言甚是。宋代类书大盛，而《太平广记》乃官方纂集，卷秩浩繁，价必不赀，岂是寻常读书人所易窥见者。无非借此无上名头，张皇其博览该通而已，犹今人动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事儿然。明嘉靖时谈恺重刊《太平广记》，天启间冯梦龙复刻为删减本《太平广记钞》，遂得稍稍流布于说部之间。钱氏又谓郎瑛、陈耀文曾嘲人以其书罕见，而遇人质正，辄称「出《太平广记》」，是「借以欺人」。恐于冯刻选本之事未能虑及。案此言其实等同于坡翁之「想当然耳」。又《资治通鉴》亦称庞大浩繁，故明人也每有「借此欺人」者。惟朱熹选本《通鉴纲目》为理学科考之必备，坊间覆刻极多，至以其旧本残页为小肆商品如芝麻烧饼之包装，遂号为「芝麻通鉴」，与《广记》命运相舛如此。参冯梦龙《古今谭概》。
（26）清雍正时有人作百万字长篇小说，题名即作《姑妄言》。全本今存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据台湾中正大学陈益源介绍，「背景主要设在南京，卷首以『秦淮旧迹，瞽妓遗踪』为引文」，「故事网脉完整，旁及众多人物。」取材于陈鼎《留溪外传》记叙明清之际忠义、隠逸、节烈、贞烈、神仙、缁流等史实故事，加以敷衍成篇的。（参陈益源《古代小说述论》，北京：线装书局，1999年）又干隆时纪晓岚亦著笔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之一种）谈狐说鬼，却以「庄子之语」为借口，其实正是「东坡遗风」。
（27）参《管锥编》卷一「周易正义」二「干」，页10。
（28）《仇池笔记》亦载。至于此篇所「提破」者究为何题，曾引起有「考据癖」者之争论。清人查慎行以为「《仇池笔记》相传东坡自撰，此一则当在海外所记。时有董必者，承奸相意，遣人至儋耳（将苏）逐出官舍。所云『鳖相公』者，盖指董必也。」也有论者以为「鳖相公」及「祝融犯王讳」云云，是影射「乌台诗案」中宰相王珪在神宗前诋苏轼《桧诗》「蛰龙」之句有不臣意，事参《石林诗话》及《苕溪渔隠丛话》。
（29）又《东坡问答录》言，佛印出令「不悭不富，不富不悭。转悭转富，转富转悭。悭则富，富则悭」，而东坡嘲谑之对「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转毒转秃，转秃转毒。毒则秃，秃则毒」，「悭」「富」与「秃」「毒」恰成钱钟书谓之「语言眷属」，亦此之类。黄霖等注「合生」，以为「可能是由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另一人应名成咏，有时或伴以音乐歌舞。」（《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81注）不确。「可能」二字，已道尽其理由出自「想当然」。
（30）晁说之（1059－1129）《晁氏客语》言：「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范）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使范十三知。』」《渑水燕谈录》：「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
（31）「鏊糟陂里」（又作「燠糟鄙俚」）为汴京城外地名，苏轼用作口头禅比喻乡野。他给王定国书信中说「欲自号『鏊糟陂里陶靖节』。」又因争司马光葬仪之礼，曾戏骂程颐为「燠糟鄙俚叔孙通」（《孙公谈圃》、《程子微言》）。「巴鼻」「意头」亦为当时口谈俗语，苏轼取以为联语「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见陈无已（1053－1101）《后山诗话》。又《墨庄漫录》：「东坡在黄州，陈季常慥在岐亭，时相往来。季常喜谈养生，自谓吐纳有所得。后季常因病，公以书戏之曰：『公养生之效有成绩，今一病弥月，虽复皐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害脚」意为「蹩脚」，「鹦鹉禅」谓善学舌而不能领悟，「气球」有五孔则无用，「黄门」为太监阉人，其「妾」自然是无所用之摆设。并参《管锥编》第三册页1090对此的解说。苏轼调侃雅俗兼杂，谑而不虐，甚易流传。早在南宋时，已有好事者为坡编集以虚拟人物为主角的《艾子杂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明人王世贞复集坡语成《调谑篇》（《苏长公外纪》），而明清古代民间笑话集中亦例有东坡之语，可说为后世文人确立了一个笑话范式。又苏氏密友之作，如赵令畤《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和晁无咎《调笑》曲子，都是今存有限的北宋通俗文艺作品模板。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1984年）页62。
（32）据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6月）介绍，近世说书业供奉的行业神是「周庄王、孔子、文昌帝君、魏征、三皇（神农、吴泰伯、崔仲达、柳敬亭等）张果老、邱处机等。」相声业则供奉东方朔、唐明皇。
（33）「庙赞」词为：「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挡，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鬼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檀溪诗：「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停骖遥望独徘徊，眼前零乱飘红絮。暗想咸阳火德衰，龙争虎斗相交持。襄阳会上王孙饮，坐中玄德身将危。逃生独出西门道，脑后追兵又来到。一川烟水涨檀溪，急叱征【马＋宛】往前跳。马蹄踏碎青玻璃，天风响处金鞭挥。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西川独霸真英主，坐下龙驹两相遇。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临流三叹心欲酸，夕阳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浑如梦，踪迹空留在世间。」（毛宗岗本略同）苏轼集不载。观其文词鄙俚，应是书会才人嫁名之作。又后世著名的《关帝灵籖》亦有「苏东坡劝民」的籖题。案弘治本屡以「宋贤赞曰」或「有诗为证」引宋人诗词，托为曾子固者有数首之多。案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为欧阳修门人，与苏轼同年中举，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元丰类稿》。
（34）子瞻赤壁一赋，后世和者云集。宋词如戴复古《满江红·赤壁怀古》：「赤壁矶头，一番过，一番怀古。想当年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览遗踪，胜读诗书言语。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问道旁杨柳，为谁春，摇金缕？」（《宋六十名家词·石屏词》）元曲如宋方壶《商调·梧叶儿·怀古》：「黄州地、赤壁矶，衰草接天涯。周公瑾，曹孟德，果何为？都打入渔樵话里。」薛昂夫《中吕·阳春曲》：「周郎赤壁鏖兵后，苏子扁舟载月秋。千年慷慨一时酬。今在否？樽有酒，且绸缪。」（《全元散曲》本）连苏轼也慨叹在内了。至于散文之模仿者，可参《管锥编》第五册页11「苏轼摹写赤壁景色，后人继作，所见异词」条。
（35）明人沈德符《万暦野获编》曾说：「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汪太函即汪道昆（1525－1593）。案宋仁宗赵顼（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佑八年（1063年）其死，已「承平」近60年。
（36）一般以为《古今小说》及《今古奇观》的序作者均为冯梦龙（1574－1646）。案两序所称「仁寿」、「太上」均指宋高宗赵构（1107－1187）。他临国三十二年，作太上皇二十五年，为赵宋皇帝最长寿者。自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主持宋金和议成，至其辞世之淳熙十四年（1187年），亦勉强维持了48年的「和平」。
（37）笔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辨析这类「据史演传」的正名问题。参《〈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署名萧为，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38）颇疑上述记载中的「闲暇」，「清暇」二语，应指「闲谈」，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刘彧与方镇及大臣诏书中的当时口语」条，页196。
（39）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来，此则史料引用者甚众，唯于王彭生平，则鲜有表而出之者，故不惮全文引之。《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甞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或劝君自言，君笑曰：吾为君父战，岂为赏哉！予闻而贤之，始与论交。君博学精炼，书无所不通，尤喜余文。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自隠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于其葬也，作相挽之诗以饯之。其词曰：君之为将，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辅以文。君之为士，涵咏书诗。议论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杰是友。没而无闻，朋友之咎。骥堕地走，虎生而斑。试其父子，以考我言。」又苏轼自云签判凤翔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陈公弼传》）其实与王彭同出一辙，也许正是他们惺惺相惜的起因。案《宋史》本传，王全斌为并州太原人，五代时历仕唐、晋、周，累官相州留后。宋建隆元年以讨平李筠乱拜安国军节度使。干德二年受命伐蜀，入成都，受孟昶降。为宋代开国功臣之一。又王谠亦有文名，著有《唐语林》。
（40）范纯礼（1031－1106）字彝叟，范仲淹子。元佑初入为吏部郎中，进给事中，与苏轼同侍禁中。徽宗立，擢尚书右丞，崇宁后遭贬。
（41）苏轼有诗嘲孙贲云：「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晚歳战刘郎。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侯鲭录》）「刘郎」句即指刘备娶孙权妹事。《三国志·法正传》：「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元曲有《刘玄德入赘孙权妹》演此故事，未必不源于北宋之「说三分」和勾栏戏。
（42）《梦梁录》卷二十云：「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壊。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之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则影戏、说话两相影响，一本而两用。
（43）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第八章《城市论述中的时间感受》曾分证过这个论题。不妨参看。
（44）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凡例》言「七言律诗起于唐人，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云云。又参观《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二一，指出他也自掌嘴巴：「毛氏第三七回石广元、孟公威在酒店所吟明是七言歌行，毛氏辨七律之为近而莫辨七古之非古，所谓『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者。」钱氏并谓《纂异记·嵩岳嫁女》中穆天子、王母、汉武帝、丁令威皆咏七律等唐宋文人传奇类似数事，证明不独说话演义有此訾议，「是以小说之铺演人事者，亦每贻『人是古时诗近体』之讥。」
（45）钱钟书以《水浒传》为例，特别谈到「欲知后事如何」的三种情形：「一、讲完了某事，凖备紧接着讲另一事；二、某事讲到临了，忽然不讲完，截下了尾巴；三、某事讲个开头，忽然不讲下去，割断了脖子。」「第二、三种都制造紧张局势（cliffhanger），第一种是搭桥摆渡。」「『务头』、『急处』、『关子』」往往正是莱辛、黑格尔所理解的那个『片刻』。」亦道破说话人「冷淡处提掇」和「热闹处敷演」之商业秘诀，此刻正可要求听众付费。（《读〈拉奥孔〉》）
（46）《石头记》脂批亦提到此节。案金圣叹以八股结穴疏题，创造的「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小说评点的一整套术语，亦正欲点破「提掇」、「敷演」之奥秘诀窍耳。友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著有《中国长篇小说的形成》，《中国历史演义中的文体》及《中世纪中国历史演义形象结构中的模拟原则》等系列论文（载氏《汉古文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探讨类似问题，并提出以「情节单元结构说」分析《三国志演义》的构成。窃以为此与说话人敷衍长篇演义时，需要以「敷演冷淡，提掇繁华」办法，逐日分割情节单元（章回）的「当场」演出方式有关。
（47）拙作《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3月），其中讨论到唐代佛徒俗讲所以增加中土历史人物故事的内容，是出于当时宗教思想文化冲突「三教论衡」的催迫，以及佛教普及过程中「本土化」的需求，而晚唐佛徒「在『灭佛』的现实威胁中，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取下层民众，以求立足地。宋后佛教已无类似危机感，故可以放手『邀布施』耳。」
（48）洪迈《容斋四笔》卷八「省试取人额」条：「黄鲁直以元佑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盖宋代读书识字习经日益普及，而学优而仕之途则一也，所谓「千军万马独木桥」，盖自宋而始。另宋代向以冗员名著史册，故中第士子之宦途，亦因遭际而大不相同。《老学庵笔记》称：「自元丰皆置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絶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勲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砚判；兵职驾库，典了泼袴；刑都北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及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士大夫亡失告身批书者多，又军赏百倍平时。贿赂公行，冒滥相乘，饟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日众。故吏、户、刑三曹吏人人致富，余皆寂寥弥甚。吏辈又为之语曰：『吏勲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斋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北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成饿鬼。』」而身居「冗员」之现实，又使他们的文化努力事倍功半。
（49）「秀才」「书生」、「贡士」、「进士」等为宋代习见读书人之称呼，明清以后称「贡士」、「进士」则为科第头衔，始成规范。「解元」可参前引姚卞事，或即说话人自况耳。又话本《月明和尚度柳翠》（《古今小说》第二十九卷）介绍「柳宣教」，云其「胸藏千古史，腹蕴五车书」，可得其概。虽为套语，亦不无说话人的自负。又敦煌俗曲《燕子赋》谓燕雀相争，即有「是君不信语，请问读书人」（《敦煌坠琐》）之语，可知「读书人」早已成为博学多识之招牌，宋人讲史演义挂出此类名头衔号，则更上层楼矣。俨若鲁迅谓市井心理每喜夸大名号，「皇后鞋店」犹嫌不足，复以「皇太后」或「太皇太后鞋店」招摇过市。又「檀溪子」之艺名亦可注意，莫非专擅说《襄阳会》刘备以「的庐马」跨越檀溪之三国故事乎？
（50）拙作《金代关羽神像考释》曾以宋元明理学正统观念形成为背景，专节探讨了元杂剧及《三国志演义》之虚构人物周仓及其出身情节的增添过程。
（51）周必大（1126－1204）为同乡欧阳修编定《欧阳文忠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四《文忠集》卷五十二），其《后序》称「郡人孙谦益老于儒学，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长考证，于是偏搜旧本，旁采先贤文集，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互加编校。起绍熙辛亥（1191年），迄庆元丙辰（1196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以曾三异为「益公（按周必大封益国公）旧客」。于此可得三异生平之概。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本为李清照南渡以后咏项羽诗，此将项羽、关羽踵接而提的又一说法，或与「司马貌断案」平话之安排关羽为项羽后身有所关联乎？
（52）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东神祠，在报恩寺西教场内。神姓石名固，秦人也、汉祖六年，灌婴平定江南，至赣城，神现于某山，告以克捷之期，士卒骇异。凯还，牲酒款谒，立庙赣江之东。至吴，孙氏迁神于吴境祭之，时有铙歌五章，见《乐府》。今在吴城，颇著灵异。」后称「江东王」。世所传「关帝灵籖」原即「江东王籖」，足见两者渊源。笔者另有《关帝灵籖研究》考证此事，此不枝蔓。
（53）盖《宣和遗事》为《水浒传》之祖本之一，不著撰人，一般以为是南宋说话人的集体创作。近世亦有学者以其未能尽避南宋帝王名讳，且对北宋亡国和南宋苟安表明的强烈愤懑感情，以为是由宋入元之遗民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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