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部俄国哲学史著作的作者是一位宗教人士,即俄国东正教神学家、修士大司祭加夫里尔。他于1839-1840年在喀山出版了六卷本《哲学史》,其中第六卷专门叙述俄国哲学史,作者也被看作是第一位俄国哲学史家,他把俄国哲学史的源头追溯到古罗斯基督教化时期,即10世纪前后。至今俄国哲学史学界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个观点。
20世纪最著名的一部俄国哲学史著作也是由一位宗教人士撰写的,这就是流亡法国的俄国神学家、东正教大司祭、巴黎东正教神学院教授津科夫斯基于1948-1950年在巴黎出版的俄文版两卷本《俄国哲学史》,作者把俄国哲学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初,但他不否认俄国人此前也有对哲学的需求。几乎就在同时,还有两位著名的俄国世俗哲学家也撰写了俄国哲学史著作,即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理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1946年)和尼·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1951年英文版)。
和津科夫斯基一样,他们也把俄国哲学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初。1990-1991年,别尔嘉耶夫、津科夫斯基和尼·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著作终于在俄国本土与广大读者见面,传统的俄国哲学以及俄国哲学史研究在俄国迅速兴起。遭到长期禁止的俄国哲学家们的著作大量出版。现代俄国学者也撰写了多种俄国哲学史著作。传统的俄国哲学成为当今俄国哲学界的主流,苏联时期的哲学受到冷落。苏联哲学以无神论为标志,传统的俄国哲学则是一种宗教哲学,即宗教性质的哲学。
在俄国哲学里有个独特的宗教哲学传统,这是俄国宗教人士如此关注俄国哲学史的主要原因。俄国宗教哲学传统有其孕育、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古罗斯于10世纪末从希腊接受了东正教,与此同时,俄国人也接触到东正教传统中所包含的希腊哲学。然而,在受洗的最初几个世纪,俄国人还没有能力理解和吸收希腊哲学的丰富遗产。俄国的东正教神学出现得很晚,一般认为,19世纪前,独立的俄国东正教神学并不存在。如果说在引进东正教之后的几百年里俄国人对哲学有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只能潜藏于尚未成熟和独立的俄国东正教神学之中。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信仰,俄国人的全部思想都处在它的影响和限制之中,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哲学必须突破东正教的限制,因为“就世界观而言,哲学是个人的世界观。
民族和部族的共同世界观总是具有宗教特征,而不是哲学特征,因此,只要所有的个人都过着共同的民族精神生活,作为独立、最高的观点的哲学就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理性活动完全受制于民族信仰。这一点先验地是清楚的,历史地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思维着的个人而言,民族信仰不再是其自己的信仰,不再是不自觉的内在信念,从生活原则变成单纯的思考对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才能产生;当思维着的个人把自己的思维与共同的信仰区别开,用自己的思维对抗这个信仰,将其当作外在的东西时,哲学就开始了”[1]。
俄国哲学摆脱东正教信仰而走向独立的关键条件到18世纪初才出现,这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这场大改革一方面动摇了东正教会在俄国人社会生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西方世俗化文明在俄国的传播提供了方便。西方的天主教得以在俄国人中间传播,确实也有俄国人放弃东正教,皈依天主教。因此,在19世纪初,俄国知识阶层出现批判东正教的思潮就不奇怪了。
在这个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恰达耶夫。在1836年发表的那封著名的《哲学通信》中,他把俄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归到东正教。重要的是,东正教在他这里成了“思考对象”,甚至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可以说恰达耶夫预示了俄国哲学的诞生。他对东正教以及与东正教密切相关的俄国历史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批判,但他本人是个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思想家,对天主教很有好感,其历史观带有基督教宿命论色彩。这一点是作为西方派创始人的恰达耶夫与后来西方派之间的原则区别。
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在俄国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一些具有斯拉夫主义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与恰达耶夫的西方派观点对抗,形成斯拉夫派。他们维护东正教信仰,构建自己的民族哲学。尽管斯拉夫派在哲学方面的具体贡献不大,但正是他们为俄国哲学指明了道路——建立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俄国哲学。早期斯拉夫派哲学家关注东正教信仰,甚至探索神学问题,霍米雅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等是著名代表。
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后,在大的政治气候之下,刚刚觉醒的俄国哲学遭到压制,但俄国人的宗教和哲学上的探索并未停止,俄国文学担当起哲学的使命,特别是宗教哲学的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广泛涉猎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各种问题,托尔斯泰晚年则专门研究宗教和哲学问题。他们的宗教哲学思想对后来的俄国哲学影响很大。一般的俄国哲学史著作中,都要为他们单独开辟一个章节。
索洛维约夫是19世纪俄国宗教哲学的集大成者,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在他那里得以最终确立。宗教是他的哲学思考和批判的对象。他是个宗教哲学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神学家,因为许多神学问题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神人和神人类问题、索菲亚问题、神权政治问题和教会问题等等。索洛维约夫是个有综合直觉和天赋的哲学家,他把宗教、哲学和科学融入到一个体系之中。此外,他曾经热衷于基督教教会合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克服基督教的分裂。
索洛维约夫时代的俄国思想界深受西方世俗化的影响,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俄国盛行,他本人在青年时期曾迷恋唯物主义,陷入无神论。当他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中醒悟时,最先对实证主义进行清算,建造宗教哲学体系,宗教问题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20世纪初俄国思想界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与他的宗教哲学创作有直接关系,他为这场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20年里,俄国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哲学家,如尼·洛斯基、弗兰克、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等,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是他们哲学创造灵感的源泉。他们是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把俄国宗教哲学推向一个高峰。
十月革命后,俄国宗教哲学家们大多被迫流亡国外。流亡哲学是俄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有的现象。第一代流亡哲学家在以索洛维约夫为标志的俄国宗教哲学传统下开始自己的哲学创造生涯,他们延续并发展了这个传统。布尔加科夫起初是位哲学家,后来不但皈依东正教,而且接受神职,成为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家。但是,在他的神学体系中,始终有强烈的哲学倾向,其索菲亚论甚至遭到教会的谴责。别尔嘉耶夫同样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但始终没有接受神职,甚至有意与官方教会划清界限。他一直非常钟爱神学主题,尽管他否认自己是神学家。尼·洛斯基和弗兰克在哲学思考方面更加严谨,但他们的哲学体系完全属于俄国宗教哲学的传统。
二战前后,第一代俄国流亡哲学家相继离开人世。第二代流亡哲学家无论在哲学创造的热情方面,还是在哲学创造的成果方面,都远不如第一代。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后继乏人。在苏联,宗教哲学传统在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压制下几乎绝迹。只有洛谢夫等个别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延续着俄国宗教哲学的传统。直到苏联时代的晚期,当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在国外走向衰落之时,一些热衷于宗教(东正教)信仰的青年人开始在苏联复兴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当然是在地下进行。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些人逐渐走出地下。90年代初,俄国宗教哲学已经成为俄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21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在俄国获得大规模复兴,而且出现了带有创造性和独创性的趋势,它们与20世纪初的那场宗教哲学复兴运动遥相呼应。
众所周知,除了宗教哲学传统外,在俄国哲学里还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在西方世俗化思潮的影响下,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俄国获得广泛传播,最终在苏联时期获得胜利,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就是在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过,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从一开始就与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对立,其根源主要在西方。总之,只有宗教哲学才是俄国哲学最独特和最具民族特色的东西,是俄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最主要贡献。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国外,人们今天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俄国的宗教哲学,因为这是俄国哲学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如果没有俄国宗教哲学,那么,俄国哲学只能是对西方哲学的延续和模仿而已。
俄国宗教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形态,一方面它没有成为神学,另一方面它也没有成为宗教学。俄国宗教哲学家们都是宗教徒,他们研究各种神学问题,初看起来,他们的哲学类似神学。其实不然,因为俄国宗教哲学家们没有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是与教会立场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自由的批判立场,因此,他们的哲学不是为教义辩护的神学。洛斯基说:“俄国宗教哲学不是经院哲学的重复,因为它能利用科学和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高度发展的认识论的所有成果。所以应当说,俄国宗教哲学是一种进步成果。”[2]与此同时,俄国宗教哲学家们广泛研究宗教问题,但不是保持中立,而是为宗教信仰(不是教义)辩护,因此,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学者,在俄国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学。
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俄国宗教哲学传统的形成,这就是东正教、反世俗化和独特的主题。独立的俄国哲学在东正教传入俄国八个世纪后才产生,其间东正教逐渐深入到俄国人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在绘画、建筑、文学等领域获得具体表现。起初,俄国东正教会依赖于希腊东正教会,16世纪末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后来在俄国教会内部发生过分裂,但俄国东正教没有经历西方的宗教改革,也没有受到启蒙运动的直接冲击。因此,东正教始终是俄国文化的大背景、大语境,俄国宗教哲学就在其中诞生,与东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早期斯拉夫派的哲学创造立足于俄国东正教传统,从其内部获取哲学创造的灵感和动力,提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哲学纲领:表达东正教的内涵。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俄国哲学应该从俄罗斯“民族经验和个人经验的现实问题”中产生,这里主要指东正教的经验。霍米雅科夫为揭示东正教的本质而创造一个独特的词汇“聚和性”。在他看来“,聚和性”是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的最主要区别。他对东正教本质的这种理解甚至获得许多教会人士的认可。
与早期斯拉夫派相比,索洛维约夫以及大多数受其影响的俄国宗教哲学家们与官方东正教会保持一定距离,他们的东正教情结已经淡化,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东正教传统的渊源,比如索洛维约夫的宗教神秘主义、别尔嘉耶夫的神秘自由主义等,都与东正教传统有内在关联。所有这些宗教哲学家都试图表达自己所理解的东正教的本质。作为哲学家,他们的理解并没有获得俄国东正教会的认可,甚至常常遭到教会的指责,主要原因是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教会的立场。东正教是他们自由思考的对象。
在东正教会看来,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东正教信仰值得怀疑。然而,他们却都在“试图系统地发展基督教世界观”[3],宗教(基督教)是他们哲学创造的源泉。因此,俄国宗教哲学家们一方面摆脱了东正教会的束缚,但另一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抛弃东正教(基督教),从来没有离开东正教的土壤和背景。
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和尼·洛斯基等著名俄国哲学史家都认为俄国哲学产生于19世纪初,而且是在德国哲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德国哲学是俄国哲学诞生的重要的外部条件。没有作为西方哲学最高代表的德国哲学,光有东正教传统,俄国哲学不会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东正教神学。俄国人对西方哲学并不陌生,因为在东正教传入俄国之后,俄国人接触到了希腊哲学,但是长期以来俄国人对西方哲学没有做出实质的反应。只有德国哲学直接刺激了俄国人的哲学创造热情。俄国哲学家们曾经迷恋德国哲学,但他们最终创造性地回应了德国哲学,主要表现在俄国哲学明确反对西方哲学中的世俗化倾向。
哲学的世俗化是指哲学逐渐摆脱宗教,最后脱离宗教而独立的趋势。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古老问题。古希腊哲学产生于宗教,哲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尽管也有苏格拉底的悲剧发生,但总体上可以说,希腊哲学是宗教性质的哲学,哲学与宗教没有完全分开,特别是晚期希腊哲学有明显的向宗教复归的倾向,企图发挥宗教的功能。基督教产生之初,古希腊哲学曾遭到抵制,但最终基督教还是利用古希腊哲学论证和构建自己的教义。古希腊哲学被纳入到基督教之中,出现基督教神学。
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手段,但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手段。古希腊哲学(起初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后来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利用,使理性在宗教领域合法化。于是,中世纪思想最终走上了理性化道路,基督教神学就是理性化过程的突出成就。在东方教会有注重宗教经验的禁欲主义灵修传统,但这个传统并没有突出出来,相反,理性主义传统在经院哲学那里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度。
哲学的基础是理性,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内在地表现为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在古希腊,理性和信仰逐渐分离,理性企图支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支配信仰。基督教产生之后,理性受信仰支配,为信仰服务,这是中世纪思想的主流。哲学自身在中世纪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哲学。不过,理性和信仰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理性一旦摆脱信仰,就可以完全独立地发展,近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从笛卡儿开始,理性获得了独立地位,理性决定存在。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不但是独立的,而且还是自足的、绝对的,理性已经在支配信仰,信仰要到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理性主义获得彻底胜利。一切都可以从人的理性推导出来,理性不需要情感和意志,更不需要信仰。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也不需要宗教,于是,哲学开始迅速地世俗化。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的最高成就,与此同时,哲学的世俗化也达到了顶峰。
近代哲学的动机是反对中世纪的信仰至上,但它矫枉过正,走向彻底的世俗化道路。理性获得了信仰在中世纪所处的地位。然而,理性对信仰同样也不那么宽容,信仰甚至无法为理性提供服务,因为理性不需要它的服务。这是与中世纪不同的,那时,信仰需要理性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要靠理性手段来证明。因此从近代起,信仰在哲学领域逐渐遭到冷落,最后被彻底排除,哲学自然也就彻底地脱离了宗教,甚至它自身变成一种宗教,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独立后的理性过分膨胀和发展,从而导致纯粹理性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与人、完整的人、人的情感等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种纯粹的理论。
哲学体系的对象是思维自身,因此是抽象的、空洞的。俄国哲学思想敏感地意识到了西方哲学中存在的这个问题,索洛维约夫果断地声明:“抽象的,完全是理论知识的哲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并彻底地成为过去了。”[4]他企图表明,哲学不能离开宗教,哲学就是一种宗教。宗教不但是人的生活之必需,而且也是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他称自己的哲学为“神智学”。宗教与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码事,因此他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宗教哲学。反对世俗化,走宗教哲学之路,这是俄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所采取的一种不同的战略。索洛维约夫的后继者们完全接受了这种立场,早期的别尔嘉耶夫就曾呼吁:“哲学应该返回到教堂去。”[5]
总之,世俗化和反世俗化是西方哲学和俄国哲学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具有独创性的俄国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宗教哲学。
俄国哲学诞生之初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主题,即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和使命,这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变成了俄罗斯理念问题。他明确地用“俄罗斯理念”来表达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且努力克服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歧。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有独特的使命,是“心怀上帝”的民族,几乎就是上帝的选民。后来索洛维约夫直接继承了这个主题,但他克服了斯拉夫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仍然存留的民族主义倾向,呼吁俄罗斯民族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号召基督教各派联合。
索洛维约夫首次明确地在哲学的高度上确定了俄罗斯理念的宗教本质。他说:“一个民族的理念不是它自己在时间中关于自己所想的东西,而是上帝在永恒中关于它所想的东西。”[6]所谓的俄罗斯民族的理念,就是“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的意义问题”[7]。别尔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理念》中也坚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在俄国宗教哲学家们那里,俄罗斯理念首先是个宗教问题。俄罗斯民族具有宗教的使命。
俄罗斯理念是个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激发了俄国哲学家们的创造热情。所有的俄国哲学家都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俄国社会发生动荡的时期。今天的俄国哲学界就在重新诠释俄罗斯理念。猜测俄罗斯民族理念是俄国宗教哲学最活跃和最富有成效的哲学主题。俄罗斯理念问题无疑是俄国宗教哲学传统的核心主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俄国宗教哲学就是俄国哲学家们对俄罗斯理念猜测的结果。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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