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传说作为部族文化的符号载体，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征。舜帝传说类型的阶段性地域演绎，揭示了舜帝部族的迁徙轨迹，反映了舜部族文化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具体可以从部族文化的多层体系来看，图腾崇拜信仰的演变整合与物质生产文明的相互作用，体现了舜部族与太皞氏及东南沿海文明的代际传承关系；部族间制度建设与心意信仰的相互渗透，展示了中原地区与南方部族的深度融合及南方部族对中原文明的文化认同。舜帝传说中的多元部族文化意蕴体现了部族的迁徙融合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融合方式在传说体系中由战争向和平的集中转折与阐释，展现了和合的性格特征在舜帝形象及传说情节中的建构历程，和合成为华夏文明久传不衰的内在精神力量。
部族文化作为历史凝结在符号体系中的可传承的意识模式，代表着不同文化创造群体的特征属性，呈现为符号双层结构形态中的物质表象和精神世界。部族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以经济结构为主的表层物质文化；以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为主的中层社群文化；以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为主的深层精神文化。传说是部族文化的符号载体，它蕴含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征。不同维度的部族文化在传说体系中渗透和认同，折射出部族的迁徙融合与多元部族文化联合体的建构过程。以典籍文献为核心载体、以古帝王为叙事对象的古史传说是传说研究的主要类型之一。通过利用文化学方法论，结合文献、考古、文字、图像等多重资料，解读舜帝传说中蕴含的部族文化意蕴，能够探寻舜族的族属来源、迁徙历程、部族关系，以及民族精神在多元部族文化融合中的建构过程。
一、舜帝传说中的地域演绎与部族迁徙
逐水草而居的早期生活状态，决定了社会共同体由氏族到民族的发展史，即一部群体组织结构的进化迁徙史，舜部族从形成到兴盛，一直处在不断迁徙的动态演进中。《管子·治国》所载“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叁徙成国”，隐含着远古时期舜部族在屡次迁徙中不断壮大的历程；《孟子·离娄下》所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描绘了舜部族的活动地界与迁徙路线。二者通过对集体历史记忆和传说情节的记录，试图再现传说时代舜帝部族的迁徙史。对文献中舜帝传说发生地的不同考证结果，导致了舜部族迁徙路线的模糊与争议。总体来看，舜部族的发展轨迹是一个“自东而西，由北向南的动态发展迁徙过程”，这一宏观的迁徙线路大抵是无误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舜帝族源，对于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传说角度推进。
孟子言舜为东夷之人，东夷集团较早的氏族有太皞、少皞、蚩尤等。以往学者多从文献考证、音韵训诂的角度论证舜与太皞的渊源，现从传说中的地名着手，可以为舜族与太皞同源的观点提供更多依据。“雷泽”地名在舜帝传说和太皞传说中的复现，或许有着深层含义。汉代纬书最早记载了太皞母华胥“履迹”的传说，言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宓羲，典籍中又多载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大迹出自雷泽，舜帝渔于雷泽，传说发生地的一致影射了太皞氏与舜族活动范围的重叠，舜族与太皞的亲属关系在传说情节中得到验证。太皞文化在考古地理上大致对应着“由峄山一带迁往淮阳一带的颖水类型”，陈地太皞之虚，“考古发现的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应为太昊伏羲氏的都城”。陈地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内。舜为有虞氏，有虞氏旧地“大约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境内”，邻近太皞之墟陈地，二族活动区域在传说地名和考古地理看基本一致。同时，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有虞氏的主要活动地界在“山东最西部的阳谷、梁山、郓城、鄄城，包括河南台前、范县诸县地”，后有虞氏迁至晋南地区。传说中舜父瞽叟为尧之乐官，可见尧时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已距尧不远。与太皞具有亲属关系的东夷有虞氏部族从豫东到豫鲁交界，再到晋南的活动轨迹，反映了舜之前部族的迁徙线路。孟子言舜为东夷人，实则道出了舜帝的族源地。
此外，舜帝传说的阶段性地域演绎，可以反映出舜族的活动轨迹及其对族源的追溯。舜帝生平事迹传说按时间节点，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以舜耕历山传说类型为代表，中期以政治传说类型为主体，晚期以舜帝南巡传说类型为核心。典籍所载舜早期主要活动地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服泽等，关于这些古地名的地理考证，有山西永济、垣曲、晋城，河南濮阳，山东菏泽、济南、曲阜，河北逐鹿，浙江绍兴，江苏太湖等异说，其中以永济出现的传说地名最多：
历山：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雷泽：《太平御览》《玉海》引作“濩泽”。《地理志》河东郡有“濩泽”。……今山西永济县南十里雷首山下有泽，亦云舜所渔也。（《墨子间诂》）
河滨：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服泽：服与蒲，音之缓急。或即蒲泽，今蒲州府。（《墨子间诂》）
相比其他地区，晋南永济较早形成了系统完善的传说情节链与风物群。传说虽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但作为地方民众对历史的特殊表达方式，凝聚着历史的特征与核心，能够反映出民众对一定历史真实的集体记忆。距离传说核心地愈远，传说的影响力愈小。换言之，传说越集中的地方，越靠近传说的起源地，也越接近真实历史的发生地，这体现了地方传说在书写历史真实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蒲州府一》所记永济舜迹十分丰富，形成了以永济为中心，包括运城、垣曲等地在内的舜耕历山传说群，这从地方传说作为历史记忆的角度印证了舜早期活动范围在晋南永济一带的可能性。
舜帝传说早中期以舜北迁平阳、代尧执政为分界点，陶寺遗址的发掘反映了舜族在此活动的痕迹。《嘉庆重修一统志·平阳府一》记载临汾地区有娥英泉、历山等舜帝遗迹，洪洞一带至今流传着丰富的舜帝传说与“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典籍文献中浓墨重彩书写的舜帝中期政治传说类型，在临汾一带形成传说群，与永济传说群共同构成了以晋南为核心、波及范围广泛的中原文化传说圈。司马迁言舜为冀州人，实则道出了舜帝生平的主要活动区域。舜帝晚年南巡，顺湘江流域远至九嶷山，沿途留下了丰富的风物遗迹，《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湖南岳阳有舜二妃墓、黄陵庙、君山、湘妃庙等，湖南永州有帝舜陵、帝舜祠、潇湘庙、有庳墟等，现今湖南宁远地区仍流传着舜的传说故事，其中以舜帝与二妃的浪漫爱情传说最具特色。伴随着舜族的南迁，舜帝晚期南巡传说在湘江流域形成了以舜的葬地九嶷山为核心的西南部文化传说圈，与中原文化传说圈南北并立，成为舜帝传说的两大起源传说圈。舜帝传说类型的阶段性地域演绎，一方面揭示了舜帝部族兴于永济、迁于陶寺、巡于九嶷的活动轨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舜帝时期中原地区与南方部族的交融互动。
传说体系中蕴含的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以及舜帝传说类型的阶段性地域演绎，大致可以反映出舜族的族源与迁徙历程。舜族族源可追溯至东夷太皞系有虞氏一族，有虞氏兴起于太皞之虚陈地一带，在舜之前完成了从豫东到豫鲁交界地区、再到晋南一带的部族迁徙。舜则早年发迹于晋南永济，中年北迁至临汾一带，晚年南巡至江南九嶷山。舜族在迁徙过程中，围绕舜的出生地与部族活动轨迹，逐渐形成了五大传说圈：（1）以晋南为核心，波及陕西、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的中原文化传说圈；（2）以湖南九嶷山为核心，波及整个湘江流域、湖南全境及与湖南接界的广东和湖北等西南部文化传说圈；（3）以河南濮阳及山东菏泽为核心，波及山东全境与江苏、安徽北部的东方文化传说圈；（4）以浙江上虞、余姚一带为核心，波及环太湖地区的东南部文化传说圈；（5）以晋北及冀北为核心的北方文化传说圈。
需要说明的是，传说的传播轨迹与部族的迁徙历程是两个概念，传说起源地亦并非部族起源地，舜部族虽源于东夷，但舜帝传说最早在晋南与九嶷山形成了南北并立的两大起源传说圈。舜部族从东夷向冀州自东而西的迁徙，实现了东夷文化对中原文明的渗入；舜帝传说从晋南传说圈向河南山东传说圈自西而东的传播，完成了对部族族属的溯源。舜帝传说在情节上的阶段演绎和地域上的逐渐延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部族迁徙的经历与文明交汇的进程，然而仅从传说角度论断部族的迁徙历程，证据略显单薄。部族的源流沿袭与部族间文化的融合互渗，还可以从舜帝传说中蕴含的图腾信仰以及不同层次部族文化与习俗的相互作用中寻找到更多线索。
二、舜帝传说中的图腾崇拜与部族源流
族源问题的实质是部族间的关系问题，对舜帝族源的进一步探讨，牵涉到另一具有争议的问题，即舜族与东南沿海文明的关系。目前考古发现尚缺乏能将舜部族与东南沿海文明释为同源的直接证据，西汉时余姚、上虞二县名及百官地名的确立，史料归于舜避丹朱的传说与后裔封地，文献中舜为上虞人的记载最早也仅能追溯到魏晋时期。此外，从民间传说的类型结构分析，上虞一带有关舜族起源与舜帝生平事迹的传说相对薄弱，舜帝族源难与上虞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从考古、文献、民间传说等视角来看，舜族是否发源于东南沿海文明仍有待讨论，但良渚文化对舜帝部族的文明渗透，在图腾信仰等部族文化方面有所体现。图腾作为静态的信仰体系图像符号，能够呈现出动态的部族发展史，通过对部族图腾文化的深度解读，可以沿流溯源，探寻部族的亲属族源以及部族与其他文明的交融过程。
（一）鸟图腾崇拜与“舜为东夷”的追溯
一个部族崇奉多个图腾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联姻、迁徙、兼并等融合方式是造成部族多图腾信仰的主要原因。舜帝传说中蕴含着鸟图腾、龙图腾等多元图腾文化，从侧面反映了舜族的发展历程与文化融合。据典籍记载，鸟图腾是舜帝传说中的核心图腾：
昔者舜两眸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尸子》下）
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见鸿与母俱，飞鸣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琴操·思亲操》）
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鹊如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廪，戕旋阶，瞽叟焚廪，舜往飞。（《楚辞补注·天问》引《列女传》）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益稷》）
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尚书·大禹谟》）
图腾亲属观念认为图腾物与氏族成员之间普遍具有血缘关系，人兽形象相混正是这一观念的表象特征，舜目像重明鸟重瞳的神性异表，便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将鸟视为亲属的观念显现。由图腾亲属观念发展而来的图腾祖先观念，将图腾物个体视为氏族的祖先，舜以“鸿与母俱”的景象隐喻自己对父母的思慕之情，可以说是舜族鸟图腾祖先观念的积淀。随着人与自然的逐渐分离，图腾亲属祖先观念逐渐淡化，图腾物进而演变成了具有保护氏族成员功能的图腾神，成员往往按图腾物的形貌装饰自身，以求得到图腾神的庇佑，正如舜穿上鸟的服饰，便能获得鸟飞翔的技能，以躲避父、弟的谋害。此外，作为保护神的图腾物具有征兆意义，舜奏毕韶乐，凤凰飞来翔舞，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鸟凤凰，昭示着舜的高尚德行与太平盛世。舜“舞干羽于两阶”以服有苗，干盾翳羽皆为舞者所持道具，帝舜帅军执盾挥羽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武舞，便是以鸟为崇拜对象的图腾舞蹈的演化。以上文献所载舜帝传说中体现的图腾异表、图腾亲属祖先观念、图腾神的保护征兆功能以及图腾舞蹈等，皆证明了舜族是以鸟为图腾物的氏族。
考古体系中鸟图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史前鸟崇拜观念的地理文化重心，出土了一系列能够直观反映东方崇鸟文化的器物，如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双头连体鸟纹骨匕等，影响了整个东部地区鸟崇拜观念的发展，良渚文化中的鸟形符号不仅继承了河姆渡文化中“鸟祖”的精神与形象，还进行了改造与简化。在良渚文化北渐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的鸟图腾崇拜逐渐渗透到东方文化区，大汶口文化中便发现了很多鸟形器物，如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出土的鸟头形泥塑等等。可见部落迁徙促成了早期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融合，同时也推动了东夷部族鸟图腾崇拜观念的萌生。
文献体系中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崇拜对象。少皞氏名挚，其墟曲阜在鲁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皞氏以鸟名官，设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可见地处东夷的少皞集团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对象的部落联盟体。同出东方的太皞为风姓，古“风”“凤”相通，卜辞多借“凤”为“风”。《后汉书·东夷传》九夷中有风夷，或是太皞氏之后。又《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太皞之后以咸鸟为名，盖以鸟为氏族图腾。“太昊、少昊为同源部族，至少在图腾祖先崇拜的风习上是一致的。”以少皞、太皞为代表的东夷集团鸟的图腾文化盛行，舜帝神话传说中蕴含着鸟图腾崇拜印记，二者在图腾信仰上的一致性，反映了其在族属上的同源性。
（二）龙图腾崇拜与“舜出太皞”的推断
舜帝传说中同样蕴含着龙图腾信仰的印记。《孝经援神契》载舜“龙颜重瞳大口”，《帝王世纪》言舜“龙颜大口黑色”，龙颜异表便是舜族崇拜龙图腾的文化遗存。《列女传》载瞽叟与象使舜浚井而欲杀之，舜衣龙工潜出，衣龙工与衣鸟工一样，体现了图腾物作为氏族保护神的职能。《帝王世纪》载舜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虹以双龙形为原型，甲骨文中虹作图片，陈梦家谓“虹霓为阴阳二性，虹字像两头蛇龙之形”，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双龙（头）玉璜，或是龙形图像“虹”字甲骨文的原型，舜母感虹生舜的感生神话传说，表现了舜族以龙为祖先的图腾观念。太皞部族同样以龙为图腾信仰对象，《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遂有龙图腾起于太皞氏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舜族与太皞氏的渊源。
此外，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图1），距今约4300年至4100年，属于尧舜时期蕴含图腾性质的器物，盘上蛇形盘曲状，与良渚文化盘曲形蛇形纹饰陶片（图2）高度相似。有学者指出，陶寺彩绘龙或源自良渚文化。如此看来，良渚文化不仅对东夷各族的鸟图腾信仰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与太皞氏、舜族的龙图腾信仰也有着密切联系，陶寺遗址彩绘龙盘更有可能是舜时器物，印证了舜族的龙图腾信仰。
《史记·陈杞世家》曰：“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封之于陈，以奉舜祀。”帝王后裔所封之地，皆其先祖遗墟，舜族或故居于陈，与前文一致，陈国在地缘上将太皞族与舜族紧系。而且太皞氏与舜族皆以鸟、龙为部族图腾，地缘与图腾的一致性，进一步论证了舜族可能出于太皞氏的观点。同时，舜族作为太皞氏之一支，在图腾文化方面兼具诸多良渚文化的特征，舜族与东南沿海文明的亲密关系，另外可以在民俗文化层面寻找到多重线索。
要言之，舜族鸟图腾信仰的源头在考古体系中指向了东南沿海河姆渡文化，后续良渚崇鸟文化在北渐过程中对东夷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鸟图腾崇拜成为东夷部族信仰体系的关键要素。舜帝传说中携带的龙图腾信仰基因与东夷太皞氏龙图腾崇拜相吻合，加之二者在传说中的地名复现和地缘上的亲属关系，由此推测出舜族很可能出自太皞一系。图腾崇拜蕴含的文化属性，为解决舜族的族源问题提供了更多依据。
三、舜帝传说中的民俗互渗与部族融合
民俗是一个群体共同创造、遵循和传承的集体记忆与生活范式，彰显了群体在语言、行为、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民俗文化的核心是“意义的创造、交往、揭示和感知”，具有意义的民俗符号在不断重复的刺激强化中，完成了象征表达的意义建构，获得了群体的普遍心理认同与精神重构，最终稳固为一种情感记忆模式，满足群体的内心情感需求。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集体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民俗文化对另一个群体文化的涵化与改造。民俗文化通过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心理影响等方式实现了纵向的代际传承与横向的文明互渗，就舜部族文化而言，纵向的代际传承体现了舜族与太皞氏及东南沿海文明的亲缘关系，横向的文明互渗集中在舜族与南方部族的相互作用上。舜帝时期各部族间民俗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展现了多元部族文化在物质、社群、精神等不同层次的深度融合。
（一）生产结构转型与东夷部族的北渐西进
农业的发生发展为早期文明起源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生产结构类型是区别部族文明基本特征与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作为表层物质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区域间的生产类型调整能够直观揭示不同部族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农业文明起源甚早，距今约1.2万年至1万年前，中国南北两地几乎同时进入了原始栽培农业的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了北方地区以栗黍等多元作物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文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文明的格局。
尧舜时期，农业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尧舜虽地处北方旱作农业文明区，但稻作物生产的痕迹屡现，如《史记·夏本纪》载舜时，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陶寺遗址也发现了稻作物遗存，这至少反映了尧舜时期稻作农业文明已经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驯化演变过程。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种植结构，呈现出一种南方稻作农业向北方推进的单向演进模式，南北方稻旱农业文明的碰撞促成了秦岭——淮河一线稻旱混作农业类型的形成。也就是说，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北渐过程中，将稻作文明传播到了东夷部族的活动区域，东夷部族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生产类型。舜时稻旱混作的农业种植结构，可以说是东夷部族在西进过程中对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结果。
随着稻作农业一起北渐渗入东夷部族从而辐射中原地区文明的，还有凿井技术、V形石刀、漆器等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习俗。凿井术同样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井”字型渗水木构井，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水井。甲骨文中“井”字作图片（《殷契粹编》1163），“象井栏两根直木两根横木相交之形”，该原始井的结构正是甲骨文“井”字的象形原型。在陶寺遗址早中期亦各发现了一口水井，中原地区的凿井技术应该是随着东南沿海文明的北渐逐步发展与成熟起来的。V形石刀形制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图3），在陶寺遗址早期阶段发掘的居址和墓葬中，同样发现了大量V形石刀（图4），这是陶寺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常用工具。漆器的发明，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文明的一大成就，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漆器是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图5）。中原地区所见早期漆器主要集中在陶寺遗址，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墓葬中发现了红彩漆筒、漆杆、漆豆、彩绘漆觚等漆器，漆器技术同样极可能起源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
与舜族图腾文化呈现出来的部族迁徙融合相同，东南沿海地区的稻作物农业文明与相关生产生活习俗，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地域过渡，以生产结构调整与技术改革等方式，对尧舜时期中原地区陶寺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献、考古、文字与传说体系的多重互证，揭示了东南沿海文明在北渐过程中对中原文明的文化渗透，这在部族关系中则表现为东南沿海文明与东夷部族的亲缘关系以及东夷部族成为中原文明主体的演进过程。
（二）刑法制度发展与南方部族的移风易俗
中原地区与南方部族的文化交融，是尧舜时期部族关系的核心，二者间的文明渗透也具体表现在属于中层社群文化的制度文明之中。制度文明是社会组织建构的规则与集体自我复制的惯例，约定俗成的集体行为习惯形成稳定系统的制度体系，规约着组织内个体角色在群体环境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社会制度民俗是部族中层社群文化在习惯规则方面的外在体现，不同群体间制度民俗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反映了部族文明的渗透和融合。
刑法制度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强制有效手段，萌芽于传说时代。《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刑源于有苗之说遂起。刑始于兵，有苗始制五刑反映了炎黄时期北方部族在混战和南征过程中与南方部族发生武力冲突的历史事件，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尧舜时期并进一步激化，刑法制度也在部族的冲突交融中向北而上，影响了中原地区刑法制度的发展。《尚书·舜典》载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为“墨、劓、剕、宫、大辟”，与苗民之五刑如出一辙，可见舜族比较系统完备的刑法体制的形成深受南方部族影响。
中原对南方部族五刑制度的借鉴，是带有批判性质的革新，是以德行教化为刑法前提对南方部族原始民风的改良。中原推崇“象刑”，这是一种以画象异服代替残害肢体来象征刑法制裁的耻辱刑，“有虞氏之诛，以画跪当黥，以草缨当劓，以履䋽当刖，以艾毕当宫”，便是改变罪人的衣冠服饰以异于常人，使其感到耻辱以达到惩治的目的。带有耻辱观念的形象刻画与反对肉刑的象征手段是象刑的基本特征。与残酷肉刑导致的有苗“民兴胥渐”不同，中原地区对南方部族刑法制度的德化改造，带来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故《墨子·尚同》言：“有苗始制五刑，以乱天下”，而“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
部族文明的渗透是双向作用的互动关系，尧舜时期中原地区在大规模南征过程中，一方面借鉴了南方部族的刑法制度，一方面通过德政手段对其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文明改造。《吕氏春秋·恃君览》言：“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东夷舜族的尚声传统与婚恋习俗，对南方部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夷部族具有尚声的文化传统，《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在祭祀时将声音作为人神互通的桥梁。舜帝传说体系中形成了以歌南风、作韶乐、制乐器等情节链为主体的音乐传说类型，舜帝亦将音乐作为教化苗民、改善民风的重要举措。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九歌》保留着南方部族的风俗遗存，其中原始宗教祭歌《东皇太一》《东君》，便可能与舜之韶乐有关，蕴含着东夷部族的文化内核，东夷部族的尚声传统深刻影响着南方部族的文化特征。东夷部族具有自由开放的婚恋观念。“先秦时期，男女扬水相戏，是东夷族先民择偶的重要方式” ，《诗经》中颇多恋歌，便出自东夷文化范畴的郑、卫两地。这种婚恋习俗对南方部族浪漫心性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楚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诗作皆描写了神灵自由大胆的恋爱行为，湘君、湘夫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更是与舜帝南巡时道死苍梧、二妃从之溺死湘江的传说情节相结合，被传颂至今。正是东夷部族的文化浸润，促生了南方部族自由的婚恋观念与浪漫的文化气息。
（三）心意信仰变迁与中原文明的文化认同
多元部族在文明交汇过程中对他族信仰体系的接受，代表着对该部族的文化认同，这是最深层次的部族融合。
原始氏族社会处于以巫文化为核心的巫术时代，五帝时期“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开启了巫术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国语·楚语》和《尚书·吕刑》分别记载了帝颛顼时代与帝舜时代的“绝地天通”改革。颛顼之“绝地天通”，是巫教自身发起的一场为了统治阶层垄断宗教祭祀权力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北方宗教时代的到来。
伴随着心意信仰从原始巫术向宗教文明的变迁，祭祀仪式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并被赋予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尚书·舜典》载舜受终于文祖，“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形成了一套以祖先崇拜、天神崇拜、自然崇拜等为内容，体系繁琐完整的祭祀仪式，陶寺遗址也发现了集观测和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祭祀场所。尧舜时期，中原地区建立了一种祭祀范围宽泛、祭祀体系渐趋政治化与礼制化、以维护政统为目的宗教模式，正是这种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王权模式，使得中原文明在周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神权模式的衰微之中逐渐崛起。从原始巫术到宗教文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从简单的礼到繁杂礼制的完成过程。舜受帝位，观璇玑玉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将规范有序的仪式表现与等级分明的政治内涵相统一，赋予了宗教制度以德育为导向的礼治策略，“这种以内聚力、集体协作、伦理道德取向为特征的礼治，更容易整合各族群进而凝聚成更高级的政治团体”。在历史上，南方部族接受了北方部族的仪式信仰就是明证。在多元部族逐步融合过程中，群体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模式渐趋一致，为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
四、舜帝南巡传说与华夏文明的和合理念
尧舜时期，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军事活动实质上是联盟体内部的政权更替，中原与南方部族的冲突关系则是部族交融的核心，体现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撞与同化。然而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的战争痕迹，在传说叙述的德育教化方式下被改写掩藏，暴力的冲突叙事发生转折，德育的价值理念开始盛行，最终促生了华夏文明和合理念的形成。
（一）舜帝南巡传说的德育转变
平治水土和征伐三苗是贯穿尧舜禹时代的主要政治活动，二者皆由发生在龙山文化时期历时长久、范围广泛的大型洪水灾难引起，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对治水的不同态度，激发了部族间的矛盾与冲突。《尚书·益稷》载，禹“荒度土功”全力治水、分州置长时，“苗顽弗即工”，顽抗不服统治，为保障治水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原地区南征三苗势在必行。“征有苗与治水有直接关系，征有苗是为了治水”，于是尧舜禹一方面积极平治水土，一方面屡屡征伐三苗：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尚书·大禹谟》）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战国策·魏策二》）
南方部族集团在考古地理上对应着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北达豫西南，南抵湘西北，“文化特征表现出与大汶口文化较多的相似性”，受东夷部族南迁的影响明显。尧战南方部族的“丹水之浦”在中原与南方部族交界处，该地屈家岭文化层上叠压着夏文化，说明夏禹部族已深入南方部族地区。石家河文化来源有二，一是本地屈家岭文化，二是中原龙山文化，区域间文化信息的强烈扰动与相变，跟部族间的战争、迁徙密切相关。江汉平原的诸多考古发现，为文献及传说中尧舜禹武力征伐三苗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事实根据。然而舜征三苗的传说，将部族战争转变为温和的德育教化举措，《吕氏春秋·上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部族战争经过传说体系的改写，被赋予了温和的精神内涵，舜帝武力征伐三苗的历史记忆逐渐被南巡传说掩盖，以德化民、移风易俗的传说情节在民间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动力与广泛的心理认同。如今在湘江流域的舜帝民间传说体系中，仍广泛流传着舜帝南巡教民制茶、治水患、稼穑、办学堂、演韶乐的故事情节，而由治水活动引起的部族间的武力冲突痕迹已较难搜寻。从征伐三苗的历史事件到舜帝南巡传说的形成演变，暴力的帝位承袭与侵略事实在传说体系中发生转变，被舜帝的德行与德政取而代之，华夏文明的和合理念在这种转变中逐渐形成。
（二）华夏文明的和合理念
华夏文明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念特征，蕴藏在上古神话传说体系中，神话传说人物多温柔宽厚的形象设定，体现着和合理念。《国语·郑语》较早提出了“和合”一词，并逐渐发展成涵盖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五大范畴，表达诸要素在冲突融合中建构和谐、协调、有序的理想状态的哲学概念与审美情趣。“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冲突与融合的辩证关系是和合理念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融合冲突论的基本内涵。“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安定与进步的和合状态是化解冲突的更高层次和最终走向，是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从无构无序到重构秩序的融合过程。舜帝传说中由武力征伐三苗到以德服苗的方式转变，由暴力篡夺政权到和平禅让的传说改写，蕴含着和合的性格特征与和谐的文明理念，舜帝通过更加和平进步的方式实现了多元部族在冲突中的融合及文化整合。仁义是和合的原则与尺度，面对父瞽叟与弟象的屡次戕害，舜始终孝顺父母、敬爱兄弟，践帝位后，仍夔夔然往朝其父尽子道，宥恕弟象以之为有庳诸侯。舜帝的仁爱之心与大孝之德，是儒家以孝为本仁政思想的理论源泉，是仁义和合的民族性格在卓越个体中的凝结展现。民间传说文本和口头叙事中，衍生出了许多围绕风物传说核与现实生活场景形成的故事情节，用生动的叙事方式表达了舜和善仁爱的品质。这种品行设定贯穿于舜帝传说的整个发展演变史，深深印刻在了华夏文明之中。
道德与礼制的最高境界归于和合，《史记·五帝本纪》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德是贯通舜帝传说的精神旨归，凭德受位、以德化苗，突显了德在暴力事实向和平传说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内在的德行修养与外化的行为礼仪规范，共同构造起华夏文明的精神框架。舜帝传说中逐渐建构起的一套政治礼仪文明和制度，体现了和合的精神境界，浓缩着华夏文明的精华。舜帝传说与华夏文明所倡导的仁爱理念与德政礼制，是和合的民族性格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精神延伸。
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和平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根源及心性之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部族融合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民族性。舜帝传说中多元部族文化意蕴的交互渗透，展现了不同文明深度融合的历史状态与舜部族的迁徙进程，而且部族融合的主要方式在传说体系中由武力向和平的集中转折与阐释，叙说着和合的民族性格在舜帝形象与传说情节演绎中的建构过程。舜帝象征着华夏文明的温和心性，凝结在舜帝传说中的和合的民族性格，作为一种稳固的心理状态与文化属性，作为历史沉淀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特质，深刻影响着当今社会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民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建构和谐社会、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挖掘并发扬深藏在传说体系中的民族精神来寻求答案。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民俗学论坛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