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与当代宗教研究的相关问题。第一部分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的背景，从全球化宗教文化的角度，讨论中国宗教文化的战略定位问题；第二部分探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全球伦理的建构和宗教普遍性议题的研究问题。文章认为，在十九大之后的“新时代”，中国应当从全球文化战略的高度，确立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话语建构的基础；面对宗教在全球的不同表现和未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应当与发育一个新的全球伦理并行，并以对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进行不断充实。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落实，中国宗教团体得以快速发展，宗教服务社会的正功能日益扩大的过程。与此同时，宗教学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险学”到“显学”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对宗教的认识得以逐渐完善，对宗教的定位也在发展中得以调整。在十九大之后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中国正在反思中国宗教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战略定位”，正在从全球文化战略的高度，重新定位中国宗教文化，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面对宗教的全球化和宗教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中国宗教研究者密切跟踪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正在通过探索发育一个新的全球伦理和参与对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力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做出更大贡献。
一、全球化的文化战略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新定位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的宗教文化视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一个倡导和一个蓝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十九大报告共有六处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们分别是：1.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4.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①
早在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了宗教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系：“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大报告中，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方，总是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和中国“外交特色”以及“和平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放在“世界中的中国”条件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宗教的发展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全球治理中的宗教角色等问题亦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世界舞台上的宗教交流、宗教冲突、文明对话等与宗教相关联的活动，与世界宗教研究的相关性亦日益密切。因此，世界宗教的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问题，可视为中国宗教学的前沿研究范畴。
从宗教文化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其提出的背景，一是全球宗教格局的变化，要求各个文明体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谋划其全球战略；二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时，外界对中国(包括中国宗教)的看法呈现多元态势，而中国宗教随改革开放经历了巨大变化之后，面临着现在和未来如何定位的问题。
(二)全球格局变化与全球文化战略
张志刚教授认为，“比起前二三百年，20世纪的宗教现象渐趋活跃，宗教问题愈发复杂且重要，人们的宗教观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或多元化了。”③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9·11事件”，带来了全球宗教格局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要求各个文明体从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着眼，谋划其全球战略。
随着苏东剧变和“9·11”事件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大变化，宗教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信仰和组织形态，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地区发展与安全的焦点和国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格局的变化推动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期，过去的联盟、集团化和意识形态等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力量都在利用这个转机谋划自己的利益。与此相应，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扩展为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四个主要方面，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改变了以往国家之间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局面，而安全关系的多重化则使国家之间虽然在传统安全领域相互敌对，但却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合作伙伴。这固然造成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但也把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各国协调、综合、循环地利用自然资源，相互借鉴社会管理经验，遵循并共享商业规则，交流科技成果，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也提高了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于全球化秩序的预期以及制定全球化秩序的立场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其文化表述。宗教作为利益诉求和文化表述的重要形式之一，既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冲突，也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整合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是由经济活动主导的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一个似曾相识而其实陌生的历史进程。由于各经济体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对于全球化秩序的预期以及制定全球化秩序的立场必然不同等等，也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冲突。冲突源于不同的利益要求，本质上是利益冲突。但是，利益要求终究要借助经济体自身的文化资源表达出来，话语权力与利益要求分拆不开，大国强国试图将其文化拓展为全球化秩序的普遍模式，小国弱国也力图以其文化为标帜联合抵制力量，所以站在全球化战略的立场上看，冲突是不同文明体系相互碰撞的结果，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之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以“文明冲突论”警示世人，强调文明、族裔认同意识在未来世界事务中将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凸显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称霸与反霸冲突将日益尖锐化。很多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不同的看法，④但是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战略思考，而且是从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着眼的战略思考，即立足于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而提出自己的文化战略。亨廷顿从大的格局和大的时段着眼，将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定位于文化层面，而非传统的经济实力分析、军力分析与意识形态对立分析，由此看到的是以文化为主体的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力量对比景观，这种今天人们常说的“文化软实力”与传统的“硬实力”相结合，从根本上决定了今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这种思路(而非其结论)对我们如何看待和推动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如何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宗教在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启发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
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在经济上已经崛起的中国，面临着新的内外困扰。从国际层面说，中国的崛起要赢得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就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有两个方面的作为。首先，中国必须从理论上回答一个质疑：除了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力实力之外，中国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其次，中国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一种世界各国认可的道义、一种文明精神。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中国的经济崛起会继续被外部视为一种威胁，甚至是一种越来越紧迫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动荡的世界渴望文明价值和方式时，古老而崭新的中国从一个面向阐释自己的宗教文化传统，并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观念，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大系中的主体性立场和态度，表明了一个崛起的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尽的国际义务和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世界蓝图，正在推动着中国对宗教文化进行新的定位——文化战略定位。中国现存的“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都是中国或世界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所谓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主要着眼于世界不同文明体系的交流与融合、宗教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所反映出的文化主体意识、宗教对于交流与融合进程可能发挥的途径作用等。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宗教问题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那时的所谓宗教定位，就是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简言之就是评估宗教对于社会生活的价值，确立一个相应的制定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础。因此，“文化战略定位”没有成为定位宗教的首选思路，而“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战略定位”因为具有历史合理性，而成为执政党定位宗教的思路。前者着眼于世界观问题，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等思想层面对宗教做出判断，对于理论立场的关注超过了对于实际问题的关注；后者从社会现实出发，主要判断在特定历史时期宗教的利益向背、宗教势力对于政治行动的正反作用、联合宗教势力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可能性等等。
上述三种思路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宗教的阶段性认识。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系统之时，作为制定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战略定位”存在着一些困境，需要找寻解决之道。
自确立改革开放的政治方针以来，中国正在融入而且将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面对已经来临的这一进程，主要着眼于国内宗教问题的“政治战略定位”，在应对空间上是有局限的，有时甚至会陷于困境。就国内而言，“政治战略定位”因受到意识形态掣肘，事实上很难成为基本共识，上述矛盾依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产生影响，从而使因应现实而内容丰富的宗教政策体系建立在脆弱而且自相矛盾的思想基础之上。这层困境，因极“左”思潮的阴霾依然会不时地制造意识形态紧张。就国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参与全球化的各种论坛，都将是多层面、多角度的，而除政治经济的实质性对话之外，还有相对务虚的广义的社会文化对话，忽略这个对话的多层面而以意识形态作为唯一的话语形式，同样会使我们在国际交流中陷于困境。
因此，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逐渐融入世界的中国，在宗教的“意识形态定位”和宗教的“政治战略定位”之后，当引入更丰满、更广阔和更开放的文化新思路，站在全球化文化战略的高度，确定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无论如何，宗教作为源远流长的特殊文化现象，已经融入到新生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面对的是宗教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呈现出来的文化战略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就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定位问题重新展开思考，以期回应世界潮流，既建构一个与其他文明体系进行对话的公共平台，也建立一套在全球化进程中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话语系统。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法治化方向得到确立，法治化进程得以加快，包括对宗教进行法治化管理、规范宗教慈善事业、纠正宗教团体和场所的商业化运作等等，可视为对宗教的“政治战略定位”的调整；而一方面鼓励宗教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宗教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员不信教”，则体现了对于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而不同”的宽容，这是中国社会取得的一项巨大进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全球伦理和普遍议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全球伦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必须以“人类”为一个主体。世界多数人口都是宗教信仰者这一现实图景，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离不开宗教信仰这一基础话语。世界的真正繁荣，即一种建立在和平、合作、利他、尊严、正直的行为和正义基础上的良好状态，既来自物质方面的发明和进步，也发自灵性感悟和美德之光。在现代社会，法律规定和刑罚固然重要，但效力有限，利用深藏于人类本体和目标中心的精神动力，可望抓住确保社会真正扭转的主脉。在一些社会中，通过宗教的教导及其道德指引，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学会克制本能私欲，转而培养有助于实现社会有序和文化进步的品质。这些品质，诸如诚信可靠、怜悯、宽容、忠实、慷慨、谦虚、勇敢和公而忘私，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基础。宗教为社会提供了道德准则和理想，将人们团结在社会中，并为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明确了方向和意义。
20世纪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纪，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和沧桑巨变，人类对道德和精神复兴的需求更趋明显，追寻一种普遍的全球道德、一种全新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成为21世纪的人类需求。人们的质疑在于，如果20世纪以来世界宗教真的复兴了，为什么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暴力的阴魂伴随着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宗教冲突会否以更残酷的方式重演？宗教具有和平与暴力的两个面向，也具有很深的伦理矛盾。放眼世界，频频见到宗教和暴力破坏性地连接在一起，国际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残杀时时会得到宗教教义的鼓动甚至辩护。今日世界瞬息万变，最要紧的是几十亿人如何共同拥有一个地球，怎样创造一个包容互让和共生共存的人类社会。从社区到全球，从个人之间的矛盾到国家之间的争执，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是非。
基于全球化、本土化和时代化的要求，坚持世界各大宗教均主张的和平宽容，对他人施与慈悲和爱心，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和宗教暴力，就必须发展出一系列“世界黄金法则”作为全球伦理规范。从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了许多场次的全球伦理讨论。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上发表的《通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表述了这样的信念：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不会有世界的和平，共通于各精神传统的并不是对于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于人性、人道(Humanity)的关注。指出，在每一个宗教传统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原理的不同表达：经历数千年，在人类许多宗教与伦理传统之中都可以找到下列原理，并不断维持下去，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用积极方式来表达“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应该是通于生活的所有领域——家庭与社区、种族、国家与宗教的不可取消的、无条件的规范。
全球伦理在中国的宗教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全球伦理宣言”成为多个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以中国儒学为关注点，讨论以“和而不同”作为现代政治共存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传统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中和”的思想和信念，支持着中国学者普遍对“全球伦理”表示乐观的关注，并相信全球伦理的讨论过程，即是一个避免文明冲突的过程。由孔汉斯倡导的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恰恰来自儒家智慧，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适应性。
有关“全球伦理”的倡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应和。如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全世界处在一种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状态中。但“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结晶，对于中国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导力。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到全世界，并不能保证符合其他国家国情，至少会遇到“排序不对”的问题。同样，每种宗教都会提出自己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如佛教讲度己度人，基督宗教讲爱邻如己，但必须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但问题在于，由多元的、具有差异性的文明参与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就造成了当代文明内部的一种矛盾和张力。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其认定的、受到宗教支持的“天经地义”的价值，难有优劣之分，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些天经地义的价值又往往具有相对性。因此，全球伦理的建构，必须致力于对于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和研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普遍议题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避免灾难性的、永无胜利可言的文明冲突？”这个问题出自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结语：“如同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无论世界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犹太教，将人划分到哪个等级，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共通的。如果人类能够发展出一种世界文明，它必然是从这些共同点逐步展开和延伸出来的。”
需要认识到的是，宗教与现实生活的种种复杂联系，使宗教呈现为动态的文化现象，它因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而具有教派特殊性，又因各民族都试图以精神建构来超越现实生活的局限而具有普遍性。就宗教具有普遍性而言，它是不同文明体系相互沟通的一种可能途径，宗教普遍性内涵的最终凸现，必然是在因应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探索中，在各种教派特殊性得以充分表达，并且形成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共识之后，以“公共价值”“公共理性”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生活中。因此，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国积极参与宗教普遍性议题的探讨，则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奠定基础。
中国有义务积极参与宗教普遍性议题的探讨，为全球伦理的建构做出积极贡献，因为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和礼尚往来、中国提供不附加条件的资本和技术、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文化等，向世界展示出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理念。中国学术界因此有义务发育一个新的全球伦理，并在参与对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中，丰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
理解人类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而理解人类的历史就必须把人类整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建构框架，也需要更新概念。与旧式的“文明”“宗教”“大洋”等封闭概念相比，“网络”“网状系统”“沉淀下来的传统”等概念，似乎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共同文化遗产。⑥超越旧式的僵硬概念框架，不仅仅对学者和理论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构人类新文化所需要的。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提醒我们的：“当今的世界有核武器和跨越所有国家边界的生态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迫切需要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主要聚焦于民族、宗教、文化界分的历史叙述，越来越显得狭隘、落后于时代，甚至是危险的。”⑦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马克思的态度回到“资本主义”的内里——“资本”本身来理解当今世界，“当代世界的文明冲突，不会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不会是宗教世界的冲突，不会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冲突，这些都是表面的伪装，是大金融资本与人性世界的冲突”。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充满了各国各民族的利益冲突，也呼唤着和平、公平、公正的“天下一家”话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中华宗教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包容、开放、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由于中国崛起形成的中国与世界沟通时的复杂话语环境，中国的确需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更好的了解和信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好的基础。⑨如果中国能够以理性化的人文精神对待客观存在的宗教现象，以大国胸襟把握宗教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战略意义，既可以明确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定位，也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自我更新以图与时俱进的卓越胆识，规划出复兴中华文明的社会发展方向，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我们应当以自己的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学习和交流，发育一个新的全球伦理，这是宗教学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之一；而世界宗教的研究者坚持参与对宗教普遍性议题的讨论，则可望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应当创造世界宗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原文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8年第20183期 第89-94页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
②《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③张志刚：《20世纪宗教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第1页。
④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德]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uller)：《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德]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复兴》，香港：大风出版社，2004年。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⑤《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⑥[美]约翰·沃尔：《伊斯兰教、中国与印度洋：历史联系与世界史背景》，刘波译，《史学集刊》2018年第2期。
⑦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8.
⑧赵军：《资本主义的真正逻辑与核心矛盾》，《文化纵横》2018年4期。
⑨傅莹：《讲好中国故事改进国际传播》，《参考消息》2018年3月17日。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