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汉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教，创立于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期。在文化传统上，道教承传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在这一理论上，道教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实践上，道教继承了先秦时期士，神仙的修炼经验和成果。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有：道教宇宙观，道教人生观，道教哲学，道教神学，道功道术，斋醮仪范，医学养生，阴阳风水，命相预测，道场法事，道教武术，道教音乐等十二个方面。
　　　
　 按理说，我们能说清楚或基本上能讲出外来宗教的所以然来，对于本土的宗教就应该如数家珍般的讲清和道明，然而，老汉我穷尽大半辈子精力，至今还不敢说对道教有一个轮廓样的概念认识，这除了道教涉足的领域广，表现的形式杂，而思想理论的模式呈纵深状以外，最主要的还是道教已演化成中国人结构中的一个成分，使中国人成为特殊。
　　　　
　 我们常说；人在认识了解世界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认识了解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智慧能制造出高智慧的电脑，上太空的飞船，下深海的潜艇，却难以制造人类自己的缘故，鲁迅曾经说过；“了解中国的道教，等于了解大半个中国”和“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但本篇文章既然是说益阳的宗教，作为本土教的道教，尤其是在老益阳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份额的道教，也不得不竭尽我们的知识来作一个介绍；
　　　　
　 老益阳人口中常念叨的“九宫十八庙”，概括起来，都属于道教，也就是说，除了外来教以外，益阳本土的宗教形式，都属于道教。
　　　　
　 但严格的理论起来，老益阳又可说没有一家真正的道教，因真正的道教之所叫“观”，按规定讲应该有住观的道士，并还应该有掌门人和派辈，这些，在“九宫十八庙”中都是没有。如果要仔细刨历史的话，倒是可以追溯到南朝的宋代，公元五世纪（420年---489年之间），道徒潘子良于县境浮邱山采药炼丹，自号浮邱子，筑浮邱观。尔后，县内陆续建有太清宫、玉皇殿、寿星观、真武宫、东岳宫、南岳宫等道观。在清初，全县道徒达到三千人，朝廷在浮邱观设“道纪司”统管，但由于满清入关后，崇尚佛教，宗教以信佛为主，故在乾隆初期，道纪司停办，道观全部转卖给佛教，一时出现“僧占道观”的现象，而道教所供奉的那些神，则还留在原道观里，于是，在乾隆年以后，益阳出现了“百神杂祀”的奇怪人文风俗，那些改成了寺的原道观，很正宗、正规的住进了和尚，而所有道教供奉的神，虽然都还占有一席之地，则成了寺庙的财产，等于都皈依了佛教，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对中国宗教历史的一大改变，而益阳也就自乾隆年间以后，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士。
　　　　
　 可这种宗教史上的重大改变，对益阳的老百姓来讲，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佛与道，对他们来讲，原本就没有必要深究和区分，只不过都是祛病免灾、保平安的神，从形式上来讲，反而觉得这种改变还要比以前正规些，因除了有多些菩萨保佑外，而和尚似乎也要比道士正规些，比如和尚有八戒，不沾荤腥和女人，没有家属亲戚，只一心向佛等。
　　　　
　 然而，益阳毕竟是一个有着上千年道教文化的城区，形式上的道士没有了，可道教的思想和观念却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并且，自乾隆宗教的主流形式改变以来，那些原有的几千道徒，虽没有了观，可人还在，道行道法还在，于是，在乾隆年以后，在益阳这个上千年道教文化的城区，演绎出了独具特色的益阳道教文化景观。具体讲，可分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主体内容演变成行业协会和行政管理机构。老益阳的“九宫十八庙”，可说基本上都是行业管理协会，比如万寿宫为药材管理协会，三圣殿为屠宰协会，药王宫为郎中协会，帝主宫为纸业协会，南岳宫为香、烛、纸、神器经销协会，魏公庙为船排协会，轩辕殿为缝纫协会，武庙为武馆协会，鲁班庙为伞业协会等等，这些宫、殿、庙都供奉着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是各行各业会员入行和交流经验与参拜祖师爷的场所，同时，它也行使着很大的行政管理职能，如制定行规、产品标准和价格标准，协调行业内纠纷等，但最明显的行政职能还是代政府收费纳税，这些在外地完全应该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商会担负的职责，在老益阳城区却全部由宫、殿、庙会义务承担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道教在益阳的一大发明和创造，也是益阳道教演变的一大特色。
　　　　
　 二、“师公子”。师公子在道教的正规名称中应该是“祭师”和“法师”，但这些“祭师”和“法师”都是有道观的道教徒，所举行的这些法事都是在道观或道观里委派出来举行的，是有根基的组织行为，故此，所举行法事的道徒也就叫“祭师”和“法师”，而乾隆年后，益阳的道观不复存在，道徒虽还在，却成了游方道士，虽然也有道行和法力，但终究是没根基底气不足，而举办法事时，原本尊奉在大殿的神和祖师爷，也不得不随道士地位的下降屈尊成为游方神，神像变小，由游方道士背着到做法事的人家暂借神位显灵作法。因此，作法的道士也就只能降格叫“师公子”，道教的神和道教司职人员虽然在“政治上”降格，但道教的法力和教内规矩却没因此而降格，“师公子”还是照样授徒和排辈，老百姓还是照样请师公子做道场和法事，在老益阳城区，“师公子”可说是担负起一半以上的救死扶伤、医治疾病的职责。
　　　　
　 三、“嘘法子”。“嘘法子”不管正宗的道教承认与否是属道教一脉，但事实上它还是属于道教的延续支流和普及形式，原因很简单，会这些“嘘法子”的人都是拜师公子或道徒为师，所供奉的也是正宗道教所供奉的神或祖师爷，只是会这“嘘法子”人的身份正宗道教不承认道徒的身份罢了，因此，它应该还属于道教范畴，是道教的民间体现形式。至于什么是 “嘘法子”，为什么叫“嘘法子”？因是益阳的“特产”，故此，对外和对现代人还要作些介绍；所谓“嘘法子”，就是拜学了道教师公子的那么一两种法术和咒语，可专治一些疑难杂病的方法，严格的讲应该属于巫（巫也是道教的延续演变形式），如，化卡水，治蛇法，消无名苞毒，发奶咒，来经符，化汗咒、止哭符等等，这些，根据拜师的不同和杂病的区分，或烧纸，或画符，或化水，尽管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结束时都要念上一句；“太上老君急急如赦令”，然后嘘上一口仙气，表示病区灾免。也就是这嘘气的动作，益阳人便形象的叫做“嘘法子”。“嘘法子”虽叫法有些不恭，但它的普及和实用率却相当高，自然，掌握这种方法的人也特别多，在老益阳，几乎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都掌握了那么一至两种“嘘法子”，这些“嘘法子”虽然有时灵有时不灵，但它多少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些及时的疑难杂症，应该说它还是灵的多，不灵的少，不灵的也不会产生对“嘘法子”本身的怀疑，只会认为是学法术的功夫没到堂，不然，是不会流传数百年的。
　　　　
　 四、禁忌。禁忌属于道教范畴，这一点，我想，只怕是道教的祖师爷在世都不会否认的，因这些禁忌的内容和形式，几乎都与道教的内容和形式有关，比如；黄道吉日、动土、八卦、方位等，可说是道教文化深入人心的一种社会形式。
　　　　
　 如果说“嘘法子”在老益阳是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或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所掌握的道法的话，那信禁忌的人，则可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可说还没有一种宗教或思想观念能有如此高的认同率。而禁忌的范围和内容，更是无所不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庆死丧无一不遵循禁忌的法则办理，比如，随便说一项吧，就说这讲话，这是除了死人和哑巴外都要表示是活人的起码行为，这其中的禁忌就比外地多得多也玄得多，不但禁忌不吉利的字眼，如死、屎、完了等，即使万一撇不开，也要用另外的字眼代替，如；去了货，堆，冒得路了来表达，而且，还要禁忌一些凶猛动物的称谓，如龙，则只能叫溜，虎只能叫猫，就连腐乳这种食品，因其中的“腐”在益阳话中与 “虎”同音，故腐乳也就只能叫“猫乳”了，虽禁忌这东西各地都有一些，但信到益阳这种迷信的份上，只怕是国内少见，因禁忌的原因把腐乳说成“猫乳”的，国内也只怕就只有益阳了。
　　　　
　 至于其它方面的禁忌，这里可说是不胜枚举，可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此，这里不必一一细述。这里要说的是；如果犯了禁忌，应该如何对付和处理，因为这体现益阳人对待宗教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益阳人对待禁忌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远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勉强态度，而是“宁可信其有”的坚定立场，是很认真和虔诚的崇信。但既然禁忌太多，犯禁也就难免，尤其是小孩，更是口无遮拦，因此，经常有犯禁的善后处理现象；如儿童犯禁，大人必须赶紧补上；“童言无忌，百无禁忌”八个字，然后根据所犯的具体禁忌向过路的神鬼进行解释和赔礼道歉。如是大人犯忌，则应该由在场的智慧人接过话头，把意思转过去，如说“死人”，则要改说成“家中百事大吉，大人西游了”。但如果做事犯禁，那则要视事态的严重性了，益阳人尽管性格温和，但在这犯禁的问题上却十分讲究原则性，解放前就曾流传一个穿草鞋误进落月产房的事件（益阳话“鞋”与“孩”同音，草鞋即草孩，昭示日后小孩命不值钱），穿草鞋的人不但挂了红（即买三尺三红绸挂在月婆子的房门上），而且还放了铳仗冲喜，还请了师公子作法冲煞，可说是费尽了周折，要不是解放，而穿草鞋犯禁的人又是地主成分，这起犯禁冲煞事件还不知闹到何年何月，因犯禁后，虽然又是挂红、冲喜、犯煞，保住了小孩暂时无事，但难保小孩日后有没有出息，这几乎是一辈子都扯不清的皮袢。
　　　　
　 可见这些禁忌并不一定给益阳人带来好处，相反还有很多麻烦，甚至是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可不能带来好处的禁忌，益阳人为什么数百年来还要深信不疑呢？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这却是益阳实实在在的道教基础。

 

                                    结束语

　　
　 写到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益阳人如此高比例的信奉宗教？我们大抵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了:
　　
　 益阳是一个依山傍水、处在资江入湖口处的下游城镇，虽然集结了多种地理上的优势，但也招徕了低海拔位置的一大劣势，那就是自北宋把云梦泽围垦成江汉平原以来，洞庭湖便成为长江汛期的单边蓄洪区，益阳地处洞庭湖南面，因此，自北宋以来一直就要遭到定期和不定期的洪水淹没，由于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低，加之长江汛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种可说是每年都要到来的长江汛期，有时非但无害，甚至还有利，但有时的灾害却大大的超出人们的预料，甚至是灭顶之灾，对于这种无法准确预计判断、却十分频繁的灾害，当地人便不得不把生活中的某些兆头和禁忌与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一年的生产投入是否有产出的大事，如在低平的沃土处，庄稼是种也还是不种？若不种，到时并未涨大水，上好的肥田不就耽误一年？如种植，若涨大水，不但费工费力，连老本都亏完，因此，以看兆头和讨吉利预测平安便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这些看兆头和避凶趋利的禁忌，居然有许多是准确的，这也许是百分之五十的机率和兆头本身就与结果有些必然的联系，因此，在下游的湖区特看重这种禁忌和兆头，尤其是在正月里，这是一年的开头，各种征兆和禁忌都预示着一年的祸福。
　　
　 傍水的相信禁忌兆头，而依山的地方则更特殊了，益阳资水的上游，就是曾经人为封闭千余年的梅山，今天我们所讲的梅山文化，益阳就占大部分。梅山由于长期与社会主流文明脱钩，在上千年的封闭独立演变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人文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形态我们这里也不必细述，我们只给一个大的概括总结，那就是；巫。这个巫，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巫，而是生活中无可奈何，切实需要精神指导和保护维持的巫，不是针对他人和社会赚钱，而是针对自己和亲友护身的巫，这种巫，集中体现在梅山教和茅山教中（道教在西南地区的两个支派），是借助神鬼的力量，集中草药、医术医理包括杂技魔术于一体的一种巫术，其形式主要是师公子作法和嘘法子画符。这也是梅山人不得已，但通过千余年实践总结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今天的文明用“迷信”落后予以定义否定，似乎是欠客观、也不公平的。
　　
　 本来，山水两种文化数千年来很少往来，但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通商所启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规模化大生产，生产原料和人力资源的集合，使益阳这个资水下游的城镇迅速崛起，于是，这两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化便融汇于一城，形成了益阳特有的、巫风十足的宗教文化。
　　
　 这样看来，益阳特有的巫风宗教文化，形成于政治经济地理原因，其历史传统，和国内其它地方并无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