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县志》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基督教新教开始传入县境，其教派有四；
　　　　
 　一、循道公会，新建是称伦敦会隶属英国差会管辖。......
　　　　
　 二、中华信义会，挪威籍牧师原明道、益阳籍教徒刘复生来县传教布道，在县城头堡建福音堂。后又于城内五马坊建信义会总堂，成立“益阳信义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牧师赫资伯（挪威）等在桃花仑另设教堂，与五马坊教堂分离，另里门户，其组织系统俱归挪威差会统管，后成立湘中信义会，辖管长沙、宁乡、益阳（五马坊）、桃花仑、沅江、安化、东坪、新化等8个公会，每个公会又辖十余个区会与分会........
　　　　
　 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隶属美国差会。民国元年，湖南区会会长美籍牧师怀德应、益阳籍教徒谭绍真、李晓辉，在县城乾元宫河岸设坛传教，民国十七年下播农村.......
　　　　
　 四、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远系一种土教，多由国人自办，民国8年（1919）益阳循道公会教徒陈溪庭，退出循道公会创办......
　　　　
　 四会总共信徒近7000人......
　　　　
　 县志上对这段文字记载得最多，这里摘录也最多，之所以要这样详细记载和摘录，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离我们最近，对益阳的影响改观也最大，而其组织、规模也似乎最大，尤其是这其中的中华信义会，竟然辖管长沙、宁乡等地，其会员信徒也最多，达1145人。
　　　　
　 所谓基督，是“基利斯督”的简称，意思是上帝差遣来的受膏者，为基督宗教对耶稣的专称。所谓基督宗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各教派的统称。该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1世纪由巴勒斯坦拿撒勒人耶稣创立。相传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为圣灵感孕童贞女玛丽娅而降生。传说他掌握了很多神术，让瞎子复明，跛子行走，死人复活，但是因为犹太公会不满耶稣基督自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唯一的救赎主，把他交给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据传他死后第三天复活，显现于诸位门徒，复活第40天后升天；据称还会于世界末日再度降临人间，拯救人类，审判世界。他的受难是12使徒中的犹大叛卖造成的，受难日为星期五，最后的晚餐连耶稣有13人，所以在西方，13是人们忌讳的数字，并且与星期五一起视为凶日。
　　　　
　 基督宗教最早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当时，由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帝创世说”与东方文化相冲突，因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因此，只有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而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此时大唐正实行君臣父子等级制约的专制文化，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人之龙，是天子，信奉的是“官有几品，人有几等”， “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得民心者得天下”，若“天子”与老百姓人人平等，没有上下尊卑，岂不乱了套？于是，被当时的上层建筑斥之为邪端异说，并被明令禁止传播。
　　　　
　 元朝时期，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随蒙古人南下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但由于元朝时期只注重武力，不太看重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建设，再加上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现象严重，所以，基督教也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播环境，随着元朝的灭亡，其传教者色目人则被列为鞑子，属驱逐剿灭之列，基督教的传播也就中断退出。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但随着明朝的灭亡，也就中断了。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看到清政府特别重视佛教，罗马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天主并列的一个支派）以“原罪救赎说”为主要教义，通过清政府的同意入住中国，于是，基督教也学乖了，这次不再以“上帝创世说”为主要教义，而是以“天堂地狱说”为主要教义，通过清政府的同意，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罗马公教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基督、天主、东正三大教派尽管有分歧，《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也尽管内容方法有区别，但他们的基本教义都是相同的，即三大说：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并且都是依照这个教义的递延顺序解释《圣经》和传播教义，可到中国来之后，不得不依照中国文化之现状作些调整，分别把二、三教义作为首要教义在中国取得立足地位，并以此为主。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上帝是吾生父，耶稣是吾胞兄”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以至洪秀全在后来主政议事下达“圣旨”时，都不得不装神弄鬼，以上帝附体的名义来表演。
　　　　
　 至于文革时期所批判的说的基督教是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进来的，显然是没有弄清楚历史，再至于二者是不是一码事，基督教是不是“精神鸦片”，这里也不作评述，这里要说的还是益阳的基督教；
　　　　
　 从县志记载的时间上可看得出，益阳的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六十年以后进来的，距鸦片战争已经有两三代人的时间，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次来益阳所传的基督教属于新教，其教义的顺序也纠正过来，以“上帝创世说”为首义，其进来的形式也多是由益阳籍人士引进联合创办，有点象今天招商引资的味道，但所处的这个时间，则属于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就象梁启超当时新诗所描述的那样，变法者的鲜血，染红了天边的彩霞，迎来了二十世纪中华黎明的曙光......。益阳的基督教就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落户的益阳。
　　　　
　 但这里还得要说明一下益阳本地的小环境。此时的益阳，正处在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银益阳”、“大码头”的赞誉名称正被国内工商界一致认可肯定。但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十五里麻石街，有着“九宫十八庙”，到处都是店铺门面的老益阳城区，居然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或者说，整个老益阳城没有一所现代教育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
　　　　
　 还更要说明的是，新入住的基督教，虽有四个教会，但却是其中的“中华信义会”对益阳的影响和改造最大。自然，这四个教会也数“中华信义会”的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教会下设的四个教堂：慈善堂，乐善堂，同善堂，从善堂。这些堂的机构内又再设具体的公益项目，如育婴院和瞽目院等。当然，对于益阳城市的这种文化缺失他们自然旁观者清，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具体开展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建设拯救工作，首先便是从教育开始，这是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的工作，先后建成和完善了信义小学、信义中学、信义大学。其次是从医疗着手，这是保障当地身体素质的工作，一座具有现代医学理念的信义医院落成，首次在益阳引进了西医。再次是传播和实践基督教义，这是拯救人们灵魂的工作，信义教堂、育婴堂和瞽目院先后建成并开展工作。把中国传统的积德行善道德扶助实施。再再次是开展现代信息的交流，第一次在益阳人的思维概念中打进了“电信局”这个名词，以至当时的益阳人解释起来，都只能用顺风耳和千里目这样的神话去理解。目前，这些公益事业已深深的融入益阳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是现今益阳最有人气也最有效益的事业单位，而这些，都是挪威基督教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创办的。
　　　　
　 如果这些公益事业起到的只是为益阳人的日常生活服务，那么，信义小学、信义中学、信义大学所实施的教育却是确有成效的为益阳的发展服务了。我们现在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益阳信义中学，在上世纪初创办以后，当时无论从教学的理念，学习的方法以及所学习的内容，都优秀和超前于国内同行业的学校，这所学校，虽处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区，可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子，其知识见解一点都不比大城市差，也是这所学校，培养和造就了当时国家和人类最优秀的人才，像周扬、周立波、钱歌川，林凡、莫硬丰、何凤山......尤其是这个何凤山，在二十一世纪初被全世界敬仰为国际义人，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称颂和瞻仰......
　　　　
　 但基督教和益阳人最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1944年曾一度占领益阳的资水南岸，也就是挪威人所在的桃花仑一带，当时迫于对学生的保护，信义系列学校迁往后方安全地带，而挪威人办的信义电讯、医院和教堂则公开的放弃中立的立场，果敢地和益阳军民迁往河北和益阳人民一道联手抗日，现在许多上年纪的老益阳人都还记忆犹新，挪威人当时不但救助伤员不要钱，而且，他们的医生和护士还直接跑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护被日本人打伤和炸伤的军人和老百姓，并用生疏的中国话大声告戒：“伤员不要喝生水！”。
　　　　
　 这场隔河僵持战结束时，信义医院救护的伤残人员达三千多人，有的住院达半年之久，而信义医院在无偿的抢救中，不但未收一分钱，而且，始终都是尽心尽力，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回忆起来，都还怀念感激不已，有的还把那基督教的红十字旗神话。但是，这些躲避日本炸弹的益阳人，却并不知道基督教，也不记得信义医院，他们只记得“老蛙国”（挪威的老益阳腔读音），口口声声都说老蛙国是好人！以至在文革时期还闹出一则笑话；当时国家发表5.2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反帝的行动，印度支那三国中就有一个老挝，工宣队一个队长误把老挝理解为“老蛙”，在声讨美帝的时候，大讲老挝国的好处，并以身说法说自己就是老挝国接生的，老挝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益阳人民有恩......他本来还要多说些“老蛙国”好处时，接到在下听训一“牛鬼蛇神”递的纸条，告诉他此老挝非彼“老蛙”，彼“老蛙”即挪威，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该工宣队长才停止继续以身说法，但所说的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可见益阳人对挪威人的情感，而挪威人则是以基督教传教的名义进入益阳的......
　　　　
　 基督教本是以传教为己任，但挪威在益阳的“中华信义会”，却为何把教会办成如此一个巨大的投资机构，并把这个投资地点选择在益阳，是挪威人想重新诠释实践基督教？也还是挪威人想在益阳安家落户？我们无法得知，但益阳这个地方能被挪威人在万里之外选中，也算缘分。
　　　　
　 然而，由于世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已经溶合的文化终于被世界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间开了。1949年7月底，宣布和平起义但还身着全副美式装备的姜亚勋部向湘中信义会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在益阳传教的原外籍人员于解放军进城之前撤离益阳城区。这次撤走大部分后，余下的处理遗留事物的外籍和已取得外籍的人员，于1951年底，全部回国，剩下的本籍教徒均纳入“三自”（自养、自传、自治）革新学习委员会,这种溶合近半个世纪的合璧文化从此回归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