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小农商贩阶层都有从丝绸贸易获利的需求之上。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与香料奢侈品最重要的交易环节，处于六朝政治军事控制之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没有缓解六朝通货紧缩的形势，相反是加据通货紧缩，是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小农商贩大量破产的的重要原因。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将小农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国家财政与欧亚丝路贸易相连结，使六朝社会经济深受其影响。六朝都市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建康丝绸贸易所导致的畸形繁荣。
六朝时期江南并没有经历长期大规模战乱，东汉以来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及庄园经济得以保存发展，江南小农依附化进程也没有被打断。这使六朝国家无法大规模实行均田制，直接控制的土地和编户小农要远少于北朝。六朝经济结构在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商业也占有相当比重，形成了建康、江陵、番禺、成都、襄阳等大都市。六朝在使用粟、布帛等实物货币的同时，一些商业繁荣的地区也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城市商业、货币经济的繁荣成为六朝经济的重要特征。作为六朝都城，建康可通过河南道与陆上丝路西域中亚诸国建立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通过交广二州港口，经海上丝路东南亚诸国、斯里兰卡可实现与印度、波斯、罗马拜占庭的海上丝路贸易。本文拟探讨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繁荣的原因、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所处地位、与六朝货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一、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六朝国家、社会各阶层的经济需求
六朝国家财政赋役的主要来源是吴会地区，刘宋元徽四年（476），尚书右丞虞玩之在给后废帝刘昱的奏章中说：“天府虚散……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盖为寡薄。天府所资，唯有淮、海。”一旦吴会地区出现动荡或自然灾害，建康等地米价就会飞涨，“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甚至发生大范围饥荒，“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即使吴会地区农业丰收，六朝国家财政和小农生计也十分紧张，“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要维持财政收支和经济运转，六朝国家就需大量征收商税。六朝国家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征收商税不能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因此，六朝国家对土地、房产、劳力、牲畜等大土地所有制核心生产要素的买卖，实行低税率，凡奴婢马牛田宅等交易，一律百分收四，这必然会扩大商业交易的利润空间，六朝社会各阶层“竞商贩，不为田业”的潮流与之有很大关系。六朝国家设置大量机关征收津关税、市税。如位于秦淮河入江口的石头津，主要负责对来自长江上游的船只货物课税，城东的方山津主要是向通过破冈渎运至建康的粮食物资课税，征收的津关税高达10%，甚至更多。建康秦淮河东北岸有大市一所，小市十余所，均设有官司征收高额市税。
从重征收津关、市税，对改善六朝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状况作用很有限。如南齐末年“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萧梁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更是难以维持，“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一旦遇到大规模战事，六朝国家就需全社会动员捐助，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刘宋发动北伐，“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天监元年（502）梁武帝发动北伐，“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由此，六朝国家必须要用国家力量经营商业活动，填补财政亏空。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江南大族大建田园别墅。大土地所有制是江南大族财富的根本，如吴兴大族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何兹全曾指出，“南朝的豪族庄田，乃是货币经济支配下，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组织。”这一特点反映在六朝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构成上，则不是单独以农业为主，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如会稽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江南大族庄园是建立在在土地兼并和小农依附化之上。大土地所有制要维持运转，就需兼并更多的土地和补充更多的劳动力。至晋宋之际，吴会土地基本被圈占开发完毕，土地价格异常昂贵，“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江南大族要获得土地，除靠强力掠夺、赏赐等政治手段外，就得出高价购买。江南大族要获得劳力，除招徕强制破产小农和掠夺蛮族外，也得高价购买劳力奴婢。利用大土地所有制的收益，与外界进行交换、贸易获取资金，购买土地和劳力，是江南大族维持大土地所有制运转的必然要求。
由于吴会大多被江南大族占有完毕，六朝统治集团中上层的北来侨姓大族无法在当地广建田园，除一些地位较高的大族能通过赏赐、权力，在吴会占有一定规模的山林川泽、多半不相连的土地外，只能聚居在建康城内依靠俸禄成为中央化大官僚，“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他们要维持家族的日程开销、置办家业，需要大量资金，除依靠俸禄外，只能将任官外郡的“还资”投入到商业中牟利。因此，六朝统治集团中的江南大族、侨姓大族都有进行商业贸易的需要。
在六朝失去土地、没有依附于世家大族的江南编户小农，多半成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这一趋势从东吴时就已开始，“去本就末，不循古道”。三世纪后期为躲避战乱南渡的北方小农，也有相当部分从事工商业。至东晋建立初，吴会地区有“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由此，失地、南渡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小农商贩，是建康等六朝大都市中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六朝小农户调、田租很多项目都需折纳为铜钱。为凑齐上缴的税赋钱，即使没有流入城市的百万乡村小农也须兼营一些手工业、商业活动。
耕织结合是小农经济的特点，自汉代以来小农要用手工业换取货币缴纳赋税、补充家庭收入，首选就是纺织丝绸制品。东晋南朝时，桑树种植得以在长江以南的太湖、鄱阳湖流域推广，有些地区蚕一年达到四五熟，为小农从事丝绸纺织提供了充足的蚕丝原料。东晋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将长安织锦工匠迁到建康，在秦淮河斗场寺附近设置锦署，拥有大量工匠，能进行云锦高等级丝绸的生产。受此影响，刘宋时民间就出现了织造高档丝绸制品的私人作坊，“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南齐时，江南小农丝绸纺织业达到相当规模，永明六年（488）南齐曾下诏动用国库钱五千万，以及地方州郡财政，低价大量收购米谷丝绵。由此可见，六朝小农大批从事丝绸生产贩卖，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开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在六朝商业市场交易的众多物资中，丝绸制品与金银器、珍宝、香料等奢侈品并列，是建康城中六朝统治集团奢华生活的重要消耗品。南齐东昏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鄣，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瑇瑁帖箭。”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萧梁士族羊侃“性豪侈……于两艖䒀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六朝统治集团和百姓大都崇信佛教，建康是中国南方佛教中心，建康诸多佛寺、僧尼焚香礼佛、法事活动需要消耗大量香料、象牙等奢侈品，这使六朝社会有用丝绸制品与南海东南亚诸国换取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同时，丝绸制品是六朝国家与北朝、西域中亚诸国、东南亚南海诸国、印度、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的聘使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由此，丝绸制品是六朝商业中消费需求量大、利润丰厚的大宗商品，这是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及小农等阶层经商选中丝绸为主要获利商品的原因。
六朝统治集团成员纷纷利用政治特权从事丝绸奢侈品交易。如齐武帝萧赜为太子时，其属官张景真就依仗萧赜的权势，在建康与东南亚商人进行丝绸和奢侈品贸易。江南大族也将大量财富投入到建康丝绸贸易中。如会稽士族孔道存、孔徽，“颇营产业……请假东还……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由此，六朝国库中、建康集市中充斥着“罕至之珍”，“未名之货，明珠翠羽”等异域奢侈品。由上可见，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参与阶层广泛、涉及国家民族众多、交易规模庞大，与六朝社会各阶层经济联系紧密，是建康城中指标性的商业行业，建康已然是欧亚丝绸贸易体系中重要的商贸城市。
二、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不仅是六朝国家和各阶层要求经商获利的必然结果，也与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密切关系。西域中亚是欧亚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资金转运中枢，建康处于长江下游，受制于中国北方中原王朝“河、陇敻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的阻隔，六朝国家无法经陆路深入西域中亚丝路腹地，基于地理条件只能选择海上丝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是涵盖欧亚主要国家和民族，贸易路线以海路为主，以港口为贸易据点，贸易模式多样的庞大贸易体系。海上丝路贸易主要是罗马、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国香料、金银贵金属、稀有矿物质、珠宝、珍贵物种等贵重物资，与中国丝绸制品以及手工制品等物资的交换贸易。欧亚海上丝路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今中国岭南地区、南海诸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巽他群岛等东南亚诸国、印度、锡兰等印度洋诸国，波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诸部落等阿拉伯海、红海沿岸诸国，以及地中海周围的罗马、拜占庭、北非诸国。其中，岭南地区的番禺（广州）以及越南中北部沿海诸城，是欧亚丝路海商运输物资进入中国的首站港口。海上丝路贸易参与方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取决于其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流动中处于何种地位。
在六朝之前，海上丝路贸易就是中原王朝获取明珠翠羽等异域奢侈品的重要途径。如汉武帝派遣译长与应募者赍黄金、杂缯，“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为此，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重视对岭南地区的经营，设置交阯（郡治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北部沿海、广治省东河市）等郡县进行管理，统治机构的完备带动了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然而，交广地区不具备大规模生产贩运丝绸、进行大宗丝绸贸易的条件，也不是丝绸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市场。交广地区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主要是香料等奢侈品的进入中国南方的中转站。要进行大规模的丝绸买卖，海商就需将金银贵金属、香料、珍宝、矿产、象牙等物资，经陆路、海路运送至丝绸制品集散地建康贩卖。由此，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重要部分。
中原王朝虽可通过西域陆路丝路获得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但由于统治集团、官僚士族的政治活动、日常生活，以及佛教团体法事的巨大需求，加之海上丝路贸易而来香料奢侈品品质的独特性，中原王朝仍频繁派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南方缺少马匹特别是战马，六朝国家一直有用奢侈品换马的战略需要。香料奢侈品一经转手，价格就会高出很多，转卖给北方也对六朝国家和各阶层来说也会获利。虽然六朝与中原王朝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彼此都有互市的经济和战略需要，这使南北政权的马匹和香料、明珠翠羽等奢侈品贸易从未中断。北魏迁都洛阳后，西域东夷的珍物充溢国库，仍在淮河设立市场与南朝互市，获取“羽毛齿革之属”等奢侈品。由建康贸易而来的奢侈品，在北朝被称为“南货”。北朝官僚士族纷纷利用权势私自或遣人赴建康购买，形成全社会性贩卖南货，牟取暴利的潮流。这必然会导致马匹、丝绸、金银贵金属等关系到北朝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物资大量流入南方，以至于北朝国家严禁私人赴建康贸易的行为，甚至给以处罚。如北齐齐州刺史崔季舒因“遣人渡淮互市”被御史所劾。士族魏收因派遣他的门客到建康，“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一度被处以流刑。由此，海上丝路异域国家的奢侈品，经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又转卖给北方，建康成为北方香料奢侈品的重要供给地，直接关系着北朝统治集团和大士族的经济利益。
蜀地蜀锦丝织业十分发达，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蜀锦就被商贩用马队驮运的方式通过西南丝路，贩运到今缅甸、印度，进入欧亚丝路贸易体系。蜀锦是蜀汉筹集军费的战略物资，大量蜀锦经长江水道被贩卖到东吴，在建康被海商收购，进入到海上丝路贸易体系。蜀锦经长江至建康的运输，直接带动了长江流域江陵、荆州、襄阳等重要口岸丝绸贸易的繁荣。受此影响，长江流域的商船数量、运载能力达到很大规模，如南齐元徽二年（499），江州刺史萧休范在寻阳发动叛乱，士众二万人、骑五百匹一次全部乘商旅船队出发。长江流域丝绸贸易所经沿途各地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从贸易牟取暴利，如西晋荆州刺史石崇劫掠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蜀地至建康的丝绸贸易，相当一部分是迁居到蜀地的粟特商胡所掌握。粟特商胡因此暴富，“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舩。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粟特商胡从蜀锦买卖中赚取暴利，严重影响到了当地官府财政收入。当地官府不得不限定粟特商人每人购买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用于与蜀锦交换的马匹无论好坏，限蜀钱二万一匹。蜀地与建康的丝绸贸易，使粟特商船能频繁从建康经海路驶向扶南、印度等海上丝路各国。综上，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长江流域丝绸制品、奢侈品贸易的中心，也是主导陆路丝绸贸易网络的粟特商队，进入海路丝绸贸易的重要渠道。
六朝建康在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交易重要地位，使大批商队来到建康，“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罗马商人在东吴黄武五年（226）经海路到达交阯，被交阯地方官员送到建康觐见孙权，但罗马和东吴并没有密切的贸易联系。从罗马到交阯再到建康的海上丝路极为漫长，受技术和国力限制，包括罗马、波斯在内的使团商船队，都无法独自完成海上丝路的全部贸易，且沿途各国也不能允许一国垄断贸易。要维持商船队的运转和资金流动，海上丝路各国商人就需频繁与沿线各国各地进行多边贸易和转运。这是罗马商人虽具备航海到达中国东部沿海的能力，但却极少能直接到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原因。因此，海上丝路贸易诸国及商队贸易活动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罗马、波斯、印度商人多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行贸易，中南半岛、岭南地区是罗马商船贸易的最远范围。印度商人虽能航行至建康、江陵等长江流域各大口岸，但主要是利用印度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中枢位置，将香料等能与丝绸贸易的物资转运到中南半岛。从中南半岛到六朝交广诸港口和建康的运输，主要由与交广相邻的南蛮国家扶南、林邑承担。扶南位于中南半岛湄公河下游三角洲，扶南的澳盖港（今越南南部安江省）是印度商船驶抵中南半岛的最便捷港口。林邑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势力范围从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脉，沿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扶南、林邑盛产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玳瑁、贝齿、吉贝等能在丝路贸易获取暴利的贵重金属和香料奢侈品。从所占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看，扶南和林邑必须要与六朝进行丝绸贸易，以获取江南的丝绸、盐、布匹、农具、瓷器、茶叶、瓦器、铜铁、酒糖、纸张等物资，转卖给印度商人获取暴利。扶南、林邑也具备长途航运的条件，其船载量很大，“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在建康长江江面停泊众多“昆仑舶”商船，很多可能是来自扶南、林邑的商船。
六朝国家与西域中亚相隔万里，双方除政治联络外，主要是丝绸与香料、珍宝等奢侈品特产的交换，属于陆路丝绸贸易的延续。六朝国家重点处理的是与扶南、林邑等海上丝路诸国的关系。黄武五年（226）东吴在占领交州后，派遣使团与扶南、林邑等国建立贸易关系。扶南和林邑在海上丝路贸易中是竞争对手，扶南国位于长山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斜贯越南全境，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天然边界）以西，要到日南等港口，必须要经林邑控制的海岸航线。林邑常侵掠扶南，抢劫扶南船货，甚至截断扶南与交州的交通。这使扶南一直有借六朝国家制衡林邑的需要，与六朝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没有侵犯交州的原因。林邑与日南接壤，经海路到达交广诸港口十分便利，加之国力强大，使其在南夷国家与六朝的丝绸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交广是海上丝路贸易港口集中繁荣之地，交广刺史郡守等地方主要官职成为士族官僚迅速致富的肥差，“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如标榜清廉无私，“无所取纳，表献俸禄之半”广州刺史士族王琨，就从其卸任“还资”中拿出一百三十万钱在地价昂贵的建康购买宅第。其他没有操守的士族官僚大多把任职交广当成暴富的机会，纷纷利用职权，采取强行折价、贱买贵卖、武力恫吓等方式大肆勒索林邑等国商船。他们大多积累了大量财富，如刘宋孝武帝时交州刺史垣闳罢州还，资财钜万，拥南资为富人。六朝国家与林邑等国在丝绸贸易上一直存在矛盾。这使林邑不断侵掠交州诸郡，“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交州关系到六朝国家的财源，刘宋经过多年准备，于元嘉二十三年（446）集结交州地方武装和中央军远征林邑，占领其国都（今越南顺化），林邑王弃国而逃，虏获大量金银、珍宝、生口、杂物，仅销毁其所铸金人，就获黄金几十万斤。刘宋虽大败林邑，但无法建立对当地蛮夷部落的稳固统治，仍需林邑国发挥其丝路转运作用。大获全胜后，刘宋只能撤军北返。经此一战，林邑再无侵掠交州，挑战六朝国家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主导地位的能力。
三、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加剧了六朝社会通货紧缩形势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上列建康、三吴、交、广等地均是丝绸贸易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见，丝绸贸易是推动建康等地使用金属货币的重要因素。丝绸贸易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和频度。如在海商奢侈品云集的交广地区，完全是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使用金银贵金属货币是丝路各国交易的通行惯例。如中亚粟特地区、丝路东段的中心城市高昌乃至中国河西走廊等陆路丝路贸易的重点地区，除用丝绸制品作为货币外，也大量使用丝路大国波斯所铸的银钱交易。罗马、波斯、印度在阿拉伯海、印度洋、红海等贸易交易过程多用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海上丝路贸易物资的东向流动，使金银贵金属大量流入到交广，成为交广普遍使用金银货币的来源。
六朝国家一直处于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缺乏金银铜金属的困境中，即使是用来铸造货币的铜料来源也很少。作为欧亚海上丝路和中国内地南北、长江流域丝绸贸易中心的建康，通过丝绸贸易也能获得一定量的金银。六朝国家还通过军事手段从林邑获得大量贵金属。如元嘉二十二年（445）迫于刘宋军事压力，林邑王杨迈一度要向刘宋输送黄金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然而，六朝国家购买异域奢侈品消耗了大量的金银贵金属，对六朝国家财政构成很大压力，如南齐武帝萧赜在永明五年（486）的诏书中说：“泉贝倾于绝域……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相当一部分金银等贵金属被六朝统治集团、寺院，做成各种金银饰品、器物以及装饰在宏大的宫殿寺宇之上。由此，通过丝路贸易而来的金银很可能所剩不多。在六朝一旦用金银贵金属铸造新币，就会面临民间盗铸、剪凿，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盗铸损毁钱币捞取利益的多是权贵豪强，六朝国家根本无法禁止。为防止金银流失，六朝国家无法将金银贵金属投入到货币铸造中。因此，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并没有改变六朝金属货币紧缺的局面。
六朝建康的统治集团成员囤有大量丝绸珍宝。如大士族羊侃囤积有七十余艘大量的丝绸珍宝等奢侈品。萧梁宗室萧宏“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除供自身享用外，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用来进行丝绸贸易牟取暴利。巨量囤货使六朝统治集团成员，在建康丝绸市场大宗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足可以控制整个市场的交易规则。他们为进行大宗贸易储积有巨额铜钱货币，如大士族江禄“颇有资产，积钱于壁，壁为之倒，迮铜物皆鸣”。萧梁宗室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由此，六朝丝绸贸易导致金银以及铜钱高度集中在皇室、官僚、大士族及江南大族手中。他们将大量财富货币投入到日常的奢侈消费上，如萧宏“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齐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这使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价格极为昂贵，如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贵妃潘氏使用的一只琥珀钏，就值一百七十万钱。产自西天竺国的玻璃镜经扶南商人运至建康后，要价达到约钱百万贯文。他们掌握的亿万铜钱货币，相当一部分应是消耗在购买异域奢侈品之上，导致大量铜钱外流，加剧市场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造成的钱贵物贱，又使握有大量货币的六朝统治集团各群体的财富暴增。他们大肆在建康及会稽等经济发达地区广建屯邸，囤积居奇、发放高利贷，如刘宋孝武帝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在经济发达的会稽，“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由此，在统治集团各群体的政治权势和放债兼并的浪潮中，建康、吴会地区的小农商贩大量破产，“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总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不仅没有改变六朝货币经济的紧缩局面，相反加剧了原有的通货紧缩，成为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小农商贩大量破产的重要原因。
六朝统治集团中的皇室、官僚、大士族乃至豪强富室占有大量的土地山泽、依附人口，建有大量屯邸，占有大量经济资源，但六朝国家为争取其群体的政治支持，几乎无法惩治其群体荫庇劳力、贪污强占等诸多不法行为，不能触动其经济利益，很难从其群体征收赋税徭役。这使六朝国家的赋役征发全部集中到小农和小商贩阶层之上。在六朝小农除规定的户调田租外，还有缴纳大量杂调，一旦遇到大规模战事的临时征调，小农几乎倾尽家财，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为抵御北魏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六朝国家财政通常处于“府藏罄尽”状态，这使六朝国家对小农征赋有增无减，致使小农家庭“无乐生之色”处于破产边缘。六朝小农每年户调田赋相当一部分都要折合铜钱缴纳，市面大量流通的铜钱“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小农出售丝绸，一般只能从市面上获得穿凿的劣币。然而，官府要求小农缴纳的铜钱必须要质地良好、轮郭完全，就迫使小农必须要出售大量丝绸换取优质铜钱，导致丝绸价格大降。六朝吴会等地杂调的征发没有固定时间，一旦征调，州郡就“切求悬急”短期内上交完毕，致使丝绸市场上经常出现大量丝绸制品集中抛售的情况，这也是造成丝绸制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重要原因。这使小农农作物和纺织品价格很低，“稼穑难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裁三百。”货币市场的通货紧缩和官府催征，使官僚大士族、大土地所有者用少量金钱就能从小农和小商贩中购得大量丝绸制品。六朝百万小农和小商贩是丝绸制品的生产者和转运贩卖者，他们处于丝绸贸易链条的最底层。小农、小商贩从丝绸贸易中费力赚到的少量铜钱，在六朝建康等大都市的通货紧缩下大幅缩水。六朝小农虽勤厉兼倍，但很难获得足额的铜钱缴税，甚至“饥寒尤甚”。刘宋后期市场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小农为凑齐缴纳户调的绢、绵数量，甚至出现了“贫者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悲惨局面。南齐时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浙东五郡，小农要缴纳一千钱的丁税，都要质卖妻儿才能凑齐。由此可见，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并没有给小农商贩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相反加重了小农的赋役负担，成为加速小农破产的原因。
余论：建康丝绸贸易与六朝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
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将小农家庭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与家财产业、六朝国家财政，以及欧亚丝路国家的大量物资资金相连结，使六朝社会经济受欧亚丝绸贸易的影响远比北朝要大。欧亚丝绸贸易是建立在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大量贩卖香料、珍宝奢侈品及金银器贵金属，丝路各地商业网络联系紧密的基础之上。这一特征在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上有突出表现。六朝建康丝绸贸易，致使巨额大量铜钱货币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成员手中，加剧了六朝货币通货紧缩，加重了小农阶层的经济赋役负担，导致小农破产流亡，成为世家大族的依附人口，六朝国家控制的编户越来越少。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具有权势和大量金属货币土地的皇室、官僚大士族、大土地所有者等六朝统治集团成员，他们将丝绸贸易的所得投入到奢侈品行业和商业放贷中。这使建康等小农商贩大量破产，六朝大都市奢侈品行业消费非常发达。根据“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的规定，六朝国家无法向皇室、世家大族及官僚将领收取商税，六朝国家征收的商税却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大减。
以上因素使六朝形成了国家财政长期亏空，长江流域建康、江陵、成都等大都市商业经济畸形繁荣；社会经济财富迅速集中在统治集团各群体手中；吴会等统治核心区乡村小农经济持续衰败破产，普通小农朝不保夕，贫富差距悬殊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六朝世家大族主导社会经济、把持国家官僚体系、皇权不振的政治结构，使六朝皇权国家无法从打击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入手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不断在铸造新币、减轻币值、增发币量以及使用旧币之间反复，每次变动都是对小农小商贩财产的掠夺。这一作法虽能使六朝国家财政暂时度过难关，但这以破产经济秩序、编户小农财产严重损失为代价，至萧梁普通四年（523）梁武帝再也没有操纵铜钱改革的空间，不得不尽罢铜钱，更铸铁钱，致使物价暴涨，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
梁武帝执政末年（548-552）爆发了祸及江南的侯景之乱，握有大量财富和政治特权的世家大族在动乱中身死族灭，商业最为发达的吴会地区几乎化为废墟， 由此，六朝吴会地区的货币经济无法维持，商业畸形繁荣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得以解决，但也使江南社会遭到巨大破坏，在建康吴会地区进行大规模丝绸贸易的基础几乎不复存在。如侯景之乱爆发后至隋灭南陈统一中国的40余年中，林邑、扶南等东南亚诸国及印度贸易使团至建康贸易仅17次，远远低于萧梁建立至侯景之乱爆发前40余年的36次。受此影响，作为建康丝绸贸易链条上的岭南诸州，也从大量使用金银转为使用粟谷布帛等实物货币，“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这是南陈建康丝绸贸易急剧衰落，隋唐时建康在欧亚丝路中的重要地位被扬州取代，扬州成为中国南方商业中心、长江流域丝绸贸易中心的重要原因。
文章原刊：《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注释略。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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