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礼萨·汗在外敌入侵、国家分裂、朝政腐败的情况下，利用俄国十月革命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土耳其改革为样板，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指导，凭借独裁君主的权力，推行以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为特征的全面的现代化改革，伊朗出现了属于本民族的现代工业、交通、通讯、教育和城市，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结构、社会习俗也发生了剧烈变化。礼萨·汗的改革维护了伊朗的国家主权和统一，捍卫了伊朗的独立和尊严，他本人因之成为现代伊朗的缔造者。
一、礼萨·汗改革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伊朗处于灭亡的边缘。英、俄帝国主义对伊进行蚕食鲸吞、豆剖瓜分。根据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人口最多、面积达79万平方公里的伊朗北部地区，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伊朗东南部35.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属于英国势力范围，而所剩余的中间地带为中立地区，双方都保留在中立地区获得租让权的权利。从1909—1921年，英俄直接占领着伊朗国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虽然宣布严守中立，但英俄仍然蛮不讲理，把伊朗变成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德国交战的战场，残酷的战争给伊朗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把伊朗的代表拒之于巴黎和会的大门之外，而1919年8月9日签署的英伊协定，将伊朗的军事和财政机构完全置于英国顾问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英国政府则相应地承认伊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向伊提供贷款，赔偿伊朗在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并帮助伊朗修筑铁路和改革海关制度。这个将伊朗变成英国保护国的协定激起了伊朗人民的满腔怒火和坚决反对，也促进了伊朗的民族觉醒。
其次，当时的恺加王朝腐败无能，处于分崩离析、风雨飘摇、行将就木的状态。纳赛尔丁国王实行愚民和高压政策，人民怨声载道，终于在1896年5月1日被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刺死。莫扎法尔丁国王在外国势力面前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味向外国人乞求贷款和出让特许权。1907年1月19日登上王位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残酷镇压立宪运动， 大失民心，因而在1909年7月16日被议会废黜，他12 岁的儿子阿哈迈德·米尔扎被立为国王，这位末代国王虽有爱国之心，却已无回天之力。这几位国王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在人民的反对下，频繁地更换首相，但每位首相都无法让政府度过危机。这时的恺加王朝也同时陷入了财政危机之中，国家经济混乱，庄稼歉收，农业产量下降，黑市盛行，生活必需品匮乏，全国饿殍遍野，人民已没有多少血汗可供封建王朝榨取，而封建王朝只好靠出卖国家权益换取英俄的借款过日子。恺加王朝没有自己的国防军和内卫部队，只有一支八千人的由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旅和一支约七千人的由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队，1916年1月， 俄英强迫伊朗政府将宪兵队由七千人缩减至三千人，同意在伊朗北部成立哥萨克兵团，在南部组建由英国军官指挥的约八千人的“南波斯洋枪队”，并规定在战争期间，上述部队的武器装备一律由英国和俄国提供，两国政府答应每个月支付伊朗20万吐曼作为军饷。这样的军队能捍卫伊朗的民族利益吗？
其三，这时伊朗面临着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的局面，部落首领和大地主藐视中央政府，在各地我行我素、划地自治， 俨然是独立王国。1920年4月， 谢赫·穆罕默德·基亚巴尼和他的民主党控制了大不里土以及大部分阿塞拜疆，并把阿塞拜疆改名为“阿扎德斯坦”（意为自由之地），基亚巴尼是一位博学的爱国志士，他坚决不承认当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因为它出卖国家利益。而吉朗的库切克·汗是一位虔诚的十叶派穆斯林和坚强不屈的爱国者，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和廉洁奉公的领袖，他立下宏志：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消灭国内的政治腐败。1917年库切克·汗的森林人游击队就在吉朗活动，它不仅仅劫富济贫，而且富有民族主义的革命理想，它坚决反叛中央政府，挫败了政府的镇压活动。1920年初，苏联红军为粉碎英军对高加索地区的干涉进驻恩泽利，在红军的支持下，同年6月4日，库切克·汗宣布建立“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时伊朗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其四，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俄的对伊政策为礼萨·汗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冬天，驻伊俄军彻底瓦解，1918年3月， 在伊的俄国残余部队撤回国内，伊朗近百年的凶恶敌人不复存在，新生的苏俄政权成为帮助伊朗的兄长。苏俄在1918年2月4日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以往强迫伊朗政府出让的全部特权和权利。1921年2月26日，苏伊友好条约签署。根据条约， 苏联政府放弃英俄时期强迫伊朗出让的全部特权和权利，并保证不再对伊朗实行沙皇政府的那种侵略和压迫政策，以使伊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前借贷给伊朗的六百万英镑，苏方不再要求偿还，作为这笔贷款的抵押，诸如铁路、港口设施和海关税收等全部退还伊朗。苏方还放弃了领事裁判权。伊朗政府则相应地承诺，不得把苏联退还的各项特许权转让给第三国；也不得把伊朗领土做为反革命的白俄或第三国进攻苏联的基地，否则，苏联政府有权出兵伊朗，以消灭敌军。这样苏联从国际上支持了礼萨·汗的改革。
其五，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及凯末尔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伊朗人民。凯末尔世俗化的社会改革，民族化的文化改革，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为礼萨·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土耳其和伊朗国情比较相似，都是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国家，同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自立自强才能生存的国家，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才能发展的国家，因此，土耳其的经验和教训对伊朗有极大的示范作用。
二、礼萨·汗的崛起及其改革内容
1921年2月21日夜，时年42 岁的上校礼萨·汗同《雷霆报》经理赛义德·济亚丁·塔巴塔巴依率领三千多哥萨克旅士兵从加兹温开进德黑兰，未遇顽强抵抗，就成功地控制了政府。国王被迫任命赛义德·济亚丁为首相，礼萨·汗为哥萨克师长兼陆军司令。礼萨·汗1878年出生于马赞德兰省的阿拉什特村，早年参加哥萨克旅，因为机智、才能和恒心升至上校。
赛义德·泽亚丁任首相期间（1921年2月22日—5月24日），英国废除了英伊1919年协定，至1921年5月15日，英军全部撤出伊朗，6月初苏军也全部撤离吉朗省，历时12年之久的军事占领时期便宣告结束。
当赛义德·泽亚丁因为实行过激的政策和肆意逮捕达官显贵于5 月24日倒台时，戈旺姆萨尔坦内继任首相，礼萨·汗成为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从这时到1926年4月加冕称王，他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改革， 首先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成为伊朗新型军队的缔造者。他下令把哥萨克师中的英国教官一律免职，并解散了英国人所创立的南波斯洋枪队。并把12000名宪兵和7000 名哥萨克士兵统编成伊朗皇家武装部队，实现了军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即军队的一体化，同时又用哥萨克师中的伊朗军官代替了宪兵队中的外国军官，这些委以重任的伊朗人大多是对礼萨·汗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的朋友或部下。新军经过整编、扩招，人数达40000名，在礼萨·汗的亲自监督下，严加训练， 战斗力大大提高。礼萨·汗深知军费对军队的重要性，早在戈旺姆当首相时期，就迫使财政部把公共产业的收入转归国防部支配。有了源源不断的军费，军官待遇优厚，军队装备齐全，士兵士气高涨。这支军队成为礼萨·汗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的有力武器，也成为礼萨·汗权力的支柱和基础，成为伊朗新生和复兴的力量保证。
第二，礼萨·汗坚决铲除国内的分裂割据势力，重建现代伊朗国家的统一。1922年发兵阿塞拜疆和法尔斯，1923年，肃清了克尔曼沙赫的割据势力，1924年用兵于巴卢奇斯坦和卢里斯坦，1925年，取胜于马赞得兰和霍腊散。特别是1924年征服胡泽斯坦受到伊朗举国上下的称赞，他从此声誉鹊起，羽毛渐丰。
早在1923年10月28日，阿哈迈德国王就任命礼萨·汗为首相，身兼国防部长，自己感到大事不妙，就出游欧洲，一去不返。第四届议会闭会期间，代表大地主和乌莱玛利益的保守议员坚决反对礼萨·汗的两年义务兵役法案。于是礼萨·汗促使俯首听命的第五届议会于1923年1 月召开，新议会顺利地通过两年义务兵役法案，又通过税收法案，允许从糖茶中征税，以之作为未来建设横贯伊朗大铁路的费用。在全国统一重量和长度单位，重新采用伊斯兰前的年历，每个人都必须保留出生日期，像欧洲人一样给自己取一个姓。废除恺加王朝的各种贵族头衔，首相被尊为军队最高统帅。
礼萨·汗起初想仿效凯末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但由于达官显贵和教士的强烈反对， 礼萨·汗审时度势， 还是决定建立君主制，1925年12月12 日，立宪会议一致通过决议， 宣布礼萨·汗继承王位，1926年4月25日举行加冕典礼，巴列维王朝正式建立， 礼萨·汗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首先，他收回国家主权，全面坚决地维护国家权益。
第一，废除领事裁判权。1927年，他下令解散旧法院，成立新法院，并按照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作出裁定，即相信伊朗的法律可以公正地保护在伊的外国人的权益，干涉和控制伊朗内政的领事裁判权就再无存在的必要。经过外交努力，到1928年5月，彻底废除了领事裁判权。
第二，实行国家行政管理民族化。解除那些身在伊朗心在本国的外籍工作人员的职务，特别是解聘了来自美国的财政顾问，辞退了控制伊朗海关的比利时顾问，1934年6月，实现了海关业务管理人员伊朗化。
第三，宣布实行关税自主，实行新的关税法，以此保护伊朗的民族工业和经济独立。
第四，坚决拒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合理合法合情地争取国家利益。当伊朗坚决收回海关主权时，分享伊朗南部海关税收的英国以要伊朗归还450万英镑的欠款相要挟，伊朗坚决斗争，英国被迫降到200万英镑，并建议分期付款，最后英国承认关税法，伊朗也答应还清英国债务。
第五，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千方百计地维护民族利益。根据1901年5月21日协定，除阿塞拜疆、吉朗、马赞德朗、 戈尔甘和霍腊散北部五省外，伊朗其他地区的石油开采和经营权租让给达尔赛，为期60年。达尔赛承诺，每年交付伊朗政府二万英镑的现款和同样数目的股票，以及石油红利的16%。而根据1933年4月29日新协定， 伊朗石油收益增加到股份利益总额的20%，每输出一吨石油还必须缴付伊朗四先令。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不得少于105万英镑。另外， 石油公司采油范围被限定在法尔斯、胡泽斯坦和克尔曼沙赫三省，总面积为十万平方公里。石油公司答应培训伊朗工人，以便让他们承担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作为交换，石油租让权的期限将延长60年，直到1993年。1931年2 月17日伊朗收回经营印欧电报公司的特许权。1925年伊朗正式废除沙俄时期给予的里亚诺佐夫兄弟的里海捕鱼权，1927年10月1 日达成新协议，成立一个由伊朗人担任总经理的“伊苏联合渔业公司”，共同经营里海的渔业，为期25年。
第六，取消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1932年，英军将其在波斯湾的海军基地从布什尔迁到巴林群岛。苏联也将恩兹里港及其附属设施交还伊朗，苏联军舰撤离伊朗水域。
其二，继续巩固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统一，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强迫游牧部落过定居生活。
第一，改革国内行政区划，限制大省总督的权力。先撤销了大省，又在1938年，将全国分为49个州，合为十省，削减州长权力，州长不再听命于当地势力，而由中央政府任命，对礼萨·汗言听计从。全国政治统一，有效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二，加强立法工作，使巴列维王朝统治和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和正规化。1928年颁布土地登记法，1930年财政部颁布了国有土地出租的通令，同年公布了取缔土地强占法。1931年公布取缔农民运动法，1934年，又颁布了出售国有土地的法令，还有土地评价法，土地开发法，这些与农业相关的法律促进了农村农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另外，1925年根据西方法律的模式颁布了商法，1926年颁布刑法。1928—1935年，参照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法律公布了民法典三卷，这些法律中，仅在婚姻、继承部分保留了伊斯兰教法。1935—1940年进一步改革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在民法中增加了关于家庭关系、结婚、离婚、财产继承等现代西方法律的条文。
第三，通过征税和征兵、强制定居等手段对付部落的分离运动和反抗。礼萨·汗老谋深算，稳扎稳打。他先是挑拨离间，使各游牧部落互相残杀、互相削弱。待到军力强大占据军事优势时，就对游牧部落强制征税征兵，征税削弱了部落的财力，征兵削弱了部落的人力，二者相加，削弱了他们反抗政府的能力和实力。当然，各游牧部落不可能束手待毙，他们奋起反抗，但遭到拥有自动武器、装甲车和侦察机的政府军的残酷镇压，其首领或被囚禁，或被处决，普通群众也死伤累累。当局强迫游牧部落从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新迁居的地方伤寒、痢疾、沙眼、肺炎、肺结核流行，泉水受到污染，导致这些部落婴儿死亡率高，人口减少，牲畜大量减少，生活水平下降。
第四，力图让所有的伊朗人都处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之下，都认同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力改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袄教徒的处境，他们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和择业自由。与此同时，严格管制和镇压具有分裂国家倾向的伊朗少数民族，如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并对非伊朗部落和民族实行波斯化政策。
其三，大力发展现代经济。
第一，以银行来支持农业的发展。1928年成立伊朗国家很行，1930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钞票发行权。同年成立农业银行分行。1931年又开办了专门的农业银行。两个农业银行都以借方的土地及其它不动产为抵押，贷款给他们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种植经济作物。
第二，伊朗政府通过机器进口免税法，扶助伊朗民族工业企业法（新建工厂在十年内从国外进口原料和化学制品免纳关税和沿途杂捐）。1931年2月25日通过了《对外贸易专营法》， 宣布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归政府专营，1931年3月11日又通过这个法律的补充法， 都规定有限定伊朗进口总额和发给许可证的办法。这些法律巩固了伊朗货币的币值和民族工业。
第三，1930年伊朗开始建立现代化的机器工业。因为缺乏实力雄厚的私人投资者，所以由伊朗国家或者国王本人作为大企业的投资者，以此启动伊朗工业化的车轮。伊朗先发展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的轻工业，在轻工业中发展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实力增强后才建设重工业。1932年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股份公司为93家，1942年增至1902家，1940年伊朗工人达40—50万。
第四，大力加强交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1928年伊朗政府征收特别间接税，着手修建由波斯湾的班达——沙普尔至里海的班达——沙的横贯伊朗的铁路，长约一千四百公里，1938年建成通车。此后又修成大不里士至德黑兰、马什哈德至德黑兰两条铁路，1947年伊朗铁路网全长2800公里，同年能通汽车的公路总长约二万公里。与此同时，礼萨·汗动工改建城市，特别是集中资金改建德黑兰市，许多街道路面硬化，铺上柏油，又修建许多现代样式的政府办公大楼。
其四，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第一，打击、限制教士的权力和势力。根据欧洲模式，创建现代教育和法律制度，削弱教士在司法、教育和慈善事业领域的传统地位；政府又监督清真寺的地产，削弱教士的经济基础；政府又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至衣着，摘除妇女面纱，让妇女接受教育；采用欧洲化的姓氏和非伊斯兰日历；让信仰其它宗教的人也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一切都激起了教士的强烈反对。但政府坚决镇压胆敢同政府作对的教士。当然也有一部分教士不卷入政治，保持沉默；一部分教士力图在伊斯兰教义和认识论的框架内为时代变迁和政府政策寻找合理的解释。
第二，发展现代世俗教育。1923年伊朗学生总数为55000人， 1938年增至2337000人。从1921年至1941年，伊朗识字的人也大大增加。1935年成立德黑兰大学，还成立农学院、师范学院。1938年伊朗在校的大学生有4200人。当然，因为教育经费不足，只有富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才有能力上学。
第三，提高妇女地位。为了建立一个自立、自我发展的新伊朗，礼萨·汗需要利用一切智力和资源为国家服务，因而需要把妇女也纳入国家生活的主流，他模仿发达国家，强调新伊朗应该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他让妇女进入公共生活，在教育、衣着、社会生活方面模仿西方，1936年宣布妇女带面纱为非法，准许妇女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妇女可在学校、医院、工厂和国家机关工作。尽管妇女地位的提高仅局限于中上层妇女，但这在伊朗现代史上是划时代、破天荒的大事，从此伊朗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妇女开始在国家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四，礼萨·汗仿效土耳其，采用欧洲服式，改革伊朗传统服饰。从1928起，禁止戴用历代相传的波斯缠头“头巾”，而改戴“巴列维头巾”，最后又下令戴欧洲式的帽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佩戴有帽檐的帽子，军人戴无檐的军帽。
其五，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建立新的民族认同价值体系。
第一，进行文字改革。礼萨·汗的现代化开始于伊朗军队和警察的欧化，然而波斯语中没有相应的单词和术语用以表达欧洲的军衔、军规及概念，伊朗的士兵、军官及司令不可能在日常语言中直接采用数千个来自欧洲语言的单词，因此必须创造新的波斯语单词以表达从欧洲语言中借来的概念及术语。1924年，礼萨·汗下令国防部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创造对应欧洲语言的波斯语单词。国防部与教育部组建了一个由七名军官、四名文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创造了300—400个新词，如“机场”、“飞机”、“营”等。1925年，国防部成立了由1 名军官和5名文官组成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仅从欧洲语言中翻译出军规和军衔，而且也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1932年德黑兰师范学院成立了一个学会，在其存在的8 年半时间里，创造了3000个新词，其中包括大量的科技词汇。1934年教育部成立医学研究院以创造新的医学词汇。1935年春，礼萨国王下令首相组建伊朗科学院，并兼任科学院院长。在科学院存在的6年时间里， 时常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毕竟创造了大量的新词，并把伊朗城镇和河流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名称改成波斯语。科学院在创造新词时常借用伊斯兰化之前的古波斯语，有很多新词已为伊朗大众所采用，也有很多生僻和古怪的新词为人们所抛弃。文字改革的目的在于创造简单化的民族化的富有活力和表现力的优美的波斯语，用意在于重建波斯民族主义的精神文化和民族特征，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创造力。
第二，改换国名。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4年8月2 日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后自称为元首，他在德国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外交官深受影响，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国名应从波斯改为伊朗，意即雅利安人的家乡。礼萨国王接受这个建议，伊朗政府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向国际社会宣布从1935年1 月开始国家的正式名称由波斯改称伊朗。国名的改动不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显示了所谓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内心梦想和感情。
第三，为了冲淡和贬低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的巨大影响，礼萨国王从伊斯兰前的波斯帝国的光荣和强大中寻找民族骄傲的根源，让人们牢记阿拉伯人征服伊朗的历史屈辱，从而拒绝和轻视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为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寻找理论依据。伊朗举行史诗诗人费尔多西的千年纪念会。1930年通过国家文物保护法，1935年在库姆建立了历史博物馆，陈列公元前历史文物。1936年在德黑兰建立人类学博物馆，1937年建立了国家图书馆。1938年在德黑兰建立了古文献博物馆，在设拉子建立了拜火教纪念馆。
三、礼萨·汗改革的特点和意义
礼萨·汗的改革顺应了伊朗的历史发展潮流，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伊朗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悲剧，启动和促进了伊朗追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建设，使积贫积弱的伊朗重新焕发出活力，他使伊朗获得新生，不愧为现代伊朗之父，他的改革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礼萨·汗的改革是一个由独裁君主指导和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礼萨·汗出身军人，由掌握军权上升为掌握政权，由一个爱国将军上升为开明君主。他所有的改革虽然得民心应天意，但都是以国王命令的形式，强制推行，下层执行者处于被动状态，改革的社会宣传难以深入，社会动员不够广泛，社会组织不能适应，这就使得礼萨·汗改革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常常伴随着残酷性和暴力色彩。例加他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及自由民主派的反抗与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以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改革。这一切都是伊朗的国情所决定的，是改革所必须依靠的推动力，因为伊朗社会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只能由思想开明、有胆有识、智慧非凡的杰出人物主持中央政府，并通过中央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
第二，礼萨·汗的改革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全方位的系统改革。礼萨·汗不仅维护了伊朗主权，捍卫伊朗独立，重建伊朗统一，而且大力发展现代民族经济，兴办现代通讯网络和交通网络，兴办现代教育，改革法律制度；不仅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而且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不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而且进行服饰、社会习俗、文字的改革。他的改革涉及面极广，是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文明、进步、开放的现代民族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大缺陷，一是不能正视和善待伊朗民族传统中的伊斯兰文化，二是无视伊朗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的事实，把伊朗民族主义狭隘化，将其仅仅看成是波斯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而强加给所有的伊朗民族，因而忽视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权益。强制推行波斯化政策，形成了国内波斯民族压迫其它少数民族的局面。
第三，礼萨·汗的改革具有西方化的特点。伊朗是一个受到欧洲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血的教训使伊朗人民意识到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保家卫国，要自立自强只有学习先进的西方国家，因此礼萨·汗改革就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在军事、邮电、交通、教育、工业、城市建设及服饰姓名等方面，不遗余力，大刀阔斧地学习西方，实行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派遣伊朗学生出国学习，一方面延聘外国专家来伊讲学、帮助建厂。西方化成为伊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1921—1941年间，伊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内出现一大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新的职业也不断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个生机勃勃、展翅飞翔的伊朗终于出现。
第四，礼萨·汗的改革具有世俗化的特点。伊朗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其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不可避免地引起代表传统文化——伊期兰文化——的教士的强烈反对，因此，礼萨·汗在法律、教育、服饰、姓氏、妇女问题等方面的改革就是学习西方相应的制度与做法，驱除或部分驱除伊斯兰教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剥夺教士在这些领域的权力和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领域进行理性化的世俗化的改革。在文字等文化领域借用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古波斯文化来代替或者贬低伊斯兰文化，推行有利于君主制和民族自信心的世俗化。当然这并不是说，礼萨·汗不分青红皂白，清除一切伊斯兰教影响，事实上他只憎恶和扫除妨碍伊朗进步与发展以及君主制政权的巩固的伊斯兰教势力。
第五，礼萨·汗的改革具有民族化特点。所谓民族化是指礼萨·汗的改革不是简单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而且结合伊朗国情加以取舍、增删，尤其是因地制宜地放弃了建立共和国的想法，采取了建立王国的建议。民族化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国家主权彻底地全面地由本民族所拥有；民族化的第三个含义是指在内在精神和文化特征上，保持、继承和发展了伊朗的民族优势、民族传统，树立了伊朗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永远保持伊朗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礼萨·汗用民族化的政策纠正了西方化、世俗化的失误。
总而言之，礼萨·汗的改革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由君主由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特征的现代化改革。其改革推动了伊朗历史前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使伊朗告别了屈辱的过去，踏入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时代，他本人不愧为伊朗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现代伊朗之父。
原文出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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