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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祠会祭中的西北史地学人
发布时间: 2022/4/15日    【字体:
作者:段志强
关键词:  顾祠会祭 顾炎武 清汉族士人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落幕之际,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以建祠和定期会祭的方式,发起对顾炎武的纪念活动,当时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几位重要学者尽在其中。依靠顾祠连接起来的人际网络,越来越多的学人投入到关于西北的研究之中,而西北边疆的知识也赖以流传,参与形塑着晚清汉族士人的帝国想象。顾炎武之于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除学术榜样之外,更代表着对王朝的忠诚与士大夫的政治觉醒,这种象征意义折射出边疆研究与道咸政局的关联。
 
       道光二十二年(1842),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张穆(1805~1849)与何绍基(1799~1873)在北京发起创建顾(亭林)祠,以纪念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自顾祠建成次年起,一批士大夫开始每年定期举行公祭集会,成为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文人雅集活动之一。①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在京所有重要的西北史地学者,包括魏源(1794~1857)、张穆、徐松(1781~1848)、何秋涛(1824~1862),都是重要的参与者,②甚至可以说,顾祠的产生即是西北史地学者密切学术联系的结果。这个事实表明,顾炎武对于西北史地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顾炎武何以成为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者共同的学术崇拜对象,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看去那么容易回答。顾炎武对于边疆研究者固然有学术榜样的意义,③但其最重要的地理学作品《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未定之作,当时流传也不广,故其在西北史地学者中的巨大声誉,更多地要用地理学之外的理由来解释。
 
一、顾祠会祭的政治主题
 
       顾祠会祭开始于鸦片战争刚刚落幕之际,参与者多是热衷于对政局发言的士人,④表明这项文人雅集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
 
       一方面,对明代遗民顾炎武的表彰导致的是宣南汉族士大夫政治忠诚感的空前高涨,名节与忠诚成为顾祠会祭的政治主题。顾祠会祭包含了当时所有对政治积极发言的科道官及词臣,他们受顾炎武这样的明代遗民的感召,以对中原文化传统的高度忠诚看待政治问题,主张道德原则至上的政治观。这些士大夫不满当时的世风士习,认为士人并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所以才会有战争的失败。有鉴于此,他们除了发掘历史资源及研习社会事务之外,还呼吁士大夫结成政治性的联盟,以战胜外来的威胁及内部的腐败力量。咸丰二年何绍基出都主持四川乡试,有诗留别顾祠同人说:“友朋何事怅离别,别后相期在名节……亭林祠构今十年,海宇才杰争随肩;文词固勉根柢厚,风骨多有冰雪坚;时事艰难各努力,身世遇合仍关天”,⑤互相期以名节、激发对王朝的忠诚正是顾祠会祭最大的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清朝针对士人结社的严厉政策余威尚在,如此公然的大规模聚会活动仍会引起时人的侧目。“士夫正同游,人世岂容避”,这是顾祠同人王梓材题赠张穆的诗句。⑥如同这句诗所体现出来的,士大夫之间的交游是他们关怀世务的途径之一,这也是顾祠会祭对于鸦片战争时代政局的意义所在。顾祠同人戴絅孙(1796~1857)曾尝试为东林党人正名,说“‘天下有道而庶人不议’,不议而必曰‘有道’,则苟非有道之时,未有能不议者也”,这句话其实就是顾炎武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的翻版。⑦戴絅孙并说,即便不议,那也是指庶人而言,士大夫正身立朝,不应当避党人之讥而畏葸言事。⑧在顾祠的纽带之下,晚明士人结党议政的风气与顾炎武批评政治的精神一同复活了。
 
       不仅顾祠会祭中人对彼此有如此期许,旁观者也往往视之为东林、复社。徐鼒(1810~1862)在自编年谱的道光二十八年条下,写下了一条很有意味的记录:
 
       时何子贞编修、何愿船比部、张石洲召同志醵金建顾亭林先生祠于报国寺之西偏,春秋佳节,以牲牢酒醴祀之……主人(徐鼒号敝帚斋主人)尝自顾先生祠中,遇某阁学于途,曰:“君自名士。我不读书,不识有顾先生也。”又尝酒酣论文,为要人所忌。友人某私戒之曰:“古来以文得名者,亦以才得祸。东林、复社,可惧也。”主人闻之悚然,自是同人酬酢唱和,辄以事辞。⑨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徐鼒的“友人某”,后来参与顾祠会祭的孙衣言也有几乎一致的说法:“始顾先生祠初成,余实在京师,余友孔绣山、叶润臣、朱伯韩屡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⑩“未敢往”的原因,可以从另外一位顾祠同人鲁一同的诗句中得到理解:“朝士或不与,与者疑登仙;以兹盛传播,亦复遭讥弹”。(11)之所以顾祠会祭声光甚盛、以致遭到“讥弹”,并且令会中同人倍感压力,第一是因为顾炎武身为胜朝遗民、此时的政治地位还处于暧昧阶段,(12)第二也是出于对文人结社行为的本能恐惧,也就是说,顾祠所遭遇的负面评价主要还不是来自于顾炎武,而是顾祠同人定期聚会、声气相求的人际行为。
 
       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中,几位西北史地学者参与到顾祠会祭的活动中来。早在顾祠创建之先,在京西北史地学者中已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人交游网络,包括程恩泽、俞正燮、沈垚、徐松、张穆等人。顾祠的创建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大家共同的学术和人格榜样,另一方面也是巩固、延续这个交游网络的需要。研究边疆史地的学人群出现在北京、以至于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建起一座纪念明代遗民的祠堂,其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
 
       许多清代“经世”学者都有过在京师居住或供职的经历。实际的政治经验、对朝廷政治的近距离观察,以及有机会接触大量官书档案,成为他们完成自我训练的必由之路。像龚自珍、魏源、徐松等人都曾任内阁中书,得以阅读秘阁藏书是他们得以成学的重要步骤。(13)正如魏源所说,“京师,掌故海也”,(14)京师在了解本朝历史和当代政治事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5)
 
       这同时并存的三种因素——士大夫的政治觉醒与自我拯救、敏感而暧昧的政治舆论,以及身处京师这个政治中枢——共同构成了西北史地学人群体所处的政治环境,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与时代刺激,并不仅仅是清代中叶的西北边疆危机,也包括整个道咸时期的时代格局。故对西北史地之学意义的理解,亦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
 
二、人际网络与边疆研究:以寿阳祁氏家族为中心
 
       从乾隆朝到道光朝,关于西北边疆的著作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私人记述到方略方志再到私人研究著作的过程。(16)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是在从道咸之际一直到光绪中叶的顾祠会祭中都起着中坚作用的寿阳祁氏家族。(17)
 
       祁氏家族第一代发迹的是祁韵士(1751~1815,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祁韵士充国史馆纂修官,因谙熟满文,被指定修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完成修书工作,祁韵士曾“悉发大库所贮清字红本督阅搜查,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如是者八年而书始成。(18)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进行西北史地研究的基础,也显示出在西北对于帝国仍以军事意义为主的情况下,能够接触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是从事相关撰述的最重要前提。
 
       此后,祁韵士历官国史馆提调兼总纂官、户部郎中、宝泉局监督等职。嘉庆九年(1804),户部宝泉局库亏铜案发,历任宝泉局监督都被牵连,祁韵士也因此受辜,被判遣戍伊犁。在新疆,受伊犁将军松筠赏识,受命创纂《伊犁总统事略》(后名《西陲总统事略》),又利用修纂官书的机会,“别摘山川疆理”而作《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两部私人著作,(19)“成为了内地西北著作与新疆地方史志的沟通者”。(20)
 
       在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学人群体中,寿阳祁氏家族表现得非常突出,与顾祠会祭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曾经到过新疆、作有多种西北地理著作的祁韵士和他的儿子、做到军机大臣的祁寯藻都是这个学术潮流中的人物,祁家与张穆又是姻亲,许多西北史地著作的整理、校勘、刊刻都与祁氏家族密切相关。祁寯藻与何绍基、张穆的关系极为密切,(21)在咸丰年间,祁寯藻及其子祁世长保证了顾祠会祭的延续,更加强化了顾祠与西北史地这一新兴学术潮流的关联。
 
       据其子祁世长写的墓志,祁寯藻在入值南书房时,军机大臣曹振镛知其父祁韵士曾著《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两书,凡有相关军政事务都要征询其看法,以至于“廷寄于山川道里,动合机要,万里之外不啻虏在目中”。(22)祁寯藻自己也说:“道光丙戌、辛亥间,回疆用兵。寯藻儤值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3)祁寯藻对道咸之际西北史地之学的繁荣有相当重要的贡献(24):第一,祁寯藻是祁韵士与张穆之间的连接点。因为姻亲关系,祁寯藻事实上是张穆在京城的居停主人。除校勘《西域释地》和《西陲事略》,张穆更在校勘《藩部要略》时,萌生了写作一部蒙古地志的想法,因有《蒙古游牧记》之作。(25)第二,祁寯藻是张穆、何秋涛等人西北史地著作的刊行者。咸丰八年,出资刊行张穆的遗著《图片斋诗文集》,第二年又出资刊刻了张穆所作、何秋涛整理写定的《蒙古游牧记》。第三,祁寯藻身居高位,对于舆地之学在朝政中的应用颇有关系。咸丰十一年八月,同治皇帝登基,两宫垂帘,祁寯藻也得起用。在随后的上疏中,他特别提到要年少的皇帝注意地理舆图:“至于天下舆图,亦宜渐次口讲指画,明其山川道里、关隘夷险。”(26)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冲击,咸丰初年,顾祠遇到了低潮。但是从咸丰五年(1855)开始,参与会祭的人数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到咸丰七年秋祭,甚至接近了50人之多。此后一直维持到光绪中期。究其原因,是因咸丰四年祁寯藻以病奏请开缺,次年其子祁世长就成为顾祠会祭中的重要一员,到了咸丰七年,祁寯藻也开始出现在顾祠会祭的“题名卷子”上。此后直到同治五年九月祁寯藻病逝,他在19次会祭中只有5次没有记录。对于咸丰中期到光绪年间的顾祠会祭来说,祁氏父子是无可置疑的支柱力量。
 
       祁世长(1825~1892),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谥文恪。自咸丰五年九月九日顾祠秋祭起,至光绪十四年三月三月十八日顾祠春祭止,祁世长共在“题名卷子”上出现了54次之多,在顾祠八十年的历史上,是参与祭次最多的一位,光绪三年以后并多以主祭的身份出现。可以说,除了同治五年至七年丁父忧、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出为安徽学政、光绪八年至九年出为浙江学政之外,祁世长于顾祠会祭几乎无祭不与。自光绪十四年秋祭起,祁世长再没有继续参与会祭,顾祠会祭遂于次年起中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移祀苏太谊园方才恢复,由此可见,祁世长实是同光时期顾祠会祭的支撑者。
 
       祁韵士由参与修撰有关西北边疆的官书,进而转为从事撰述同类主题的私人著述;祁寯藻以军机大臣之尊,成为若干西北史地学者的庇护人,并且主持出版了几部重要的著作;祁世长虽无学术贡献,但是他长期支撑了一个士大夫雅集活动的存在,关于西北边疆的知识借以广泛流传。在祁氏家族三代人那里,顾祠会祭正是他们的作用得以发挥的人际网络载体。
 
三、考据学对西北史地研究的“接管”:顾祠会祭中的徐松、张穆、何秋涛
 
       在乾嘉考据学家及其后学心目中,顾炎武首先是考据学的大宗师,是奠定考据学研究方法及典范的开创性人物。例如《国史儒林传》说“国朝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所谓“根柢”,显然针对的是宋学“言心言性”的游谈无根。顾祠的发起,在树立人格榜样而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对考据学的发扬,所以当何绍基回顾创办顾祠初衷时,特别强调自己的本意是以朴学号召同人:“我昔初构顾君祠,思将朴学萃俦侣。”(27)在道咸时期顾祠会祭的参与者中,考据学者的比重是最高的。(28)顾祠会祭之所以囊括了当时在北京所有重要的西北史地学者,与边疆研究的考据学背景分不开。但是,关于西北边疆的研究本来并非源于考据学,它是后来被考据学所“接管”的,徐松、张穆、何秋涛等顾祠会祭中人的学术经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说徐松。尽管由于个人际遇的关系,徐松只有机会参加道光二十六年春祭这一次顾祠会祭,但他在顾祠早期的地位相当重要:不仅因他与何绍基、张穆等人关系密切,而且在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特祭陪祀的四位逝者之中,陈潮、沈垚都曾是他的座上宾(29),俞正燮也是他的好友。徐松少时曾从桐城人左眉学习古文辞,但并没有跟从乃师走“以文词见”的道路,而是立志“专心考据”,(30)曾有考证说文段注的著作,(31)这大概就是《清儒学案》所谓的“原本经术”。(32)嘉庆十五年,徐松派充湖南学政,十七年因为科场案而被遣戍伊犁,遇到有志于修纂新疆地方志的伊犁将军松筠,从此西北史地研究成为他一生的志业。
 
       后世学者认为,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与他前此所学到的考据学方法有着密切关系。(33)新疆进入版图是“千古未有之事”,这是清代人的共识。(34)《清儒学案》称徐松的著述为“千古未有之书”,(35)所看重的则不仅是他对西北地理的描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准确详尽,更在于他利用有关西北的新知来考经证史,成功地将边疆和绝域整合到汉族士人的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之中。在徐松等人的眼中,由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等经典文献的存在,西北地区的山川水土并不是全然陌生的世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以实地的经验来补上经典的缺环,完善关于天下郡国利病的认知。《西域水道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体例,《新疆赋》采用汉赋这种极具汉文化印记的文学体式,更不用说《汉书地理志补注》以新知考证旧史,都是将时人对西北边疆的知识转化为疆土观念的必经之路。
 
       在《新疆赋》序中,徐松引乾隆二十年的上谕:“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开都护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湮。着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以资采辑。”(36)寻找西域地理“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这是徐松一生学术工作的原点,但同时也是清代朝廷的需求:即使是号称天下共主的满清皇帝,在了解西北新疆域的时候,也必须依赖汉族的古代经典作为参照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奠定了西北边疆进入汉人知识和观念世界的政治基础。
 
       时人把徐松当作顾炎武、顾祖禹舆地之学的继承者,将《西域水道记》视为《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补充,(37)其着眼点正在于其作所体现出的考证学特点;而在北京的西北史地学者之所以能在顾祠会祭的框架下形成一个十分紧密的学术圈子,原因也正在于此。
 
       再说张穆。与徐松不同,张穆少时的学问似乎没有受到太多考据学风的影响,祁寯藻说他年幼时“喜观儒先学案,言之甚悉”,(38)张穆年谱的作者则称,曾见其十六七岁时所抄录的王阳明、吕坤、刘宗周等人的语录。(39)直到道光十二年入都以后,才第一次出现他与人“说经讲小学”的记载,(40)看来他之转向汉学与京城的学术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程春海会说他“空谷隘知见,北游恣所学”。(41)到北京之后,张穆才真正打开了学术视野。
 
       张穆之接触西北史地研究,是受了祁寯藻和徐松的影响。道光十六年,他受祁寯藻的托付,校订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又在这一年与沈垚结识,还和沈垚一起同徐松剧谈西北地理,(42)学术工作的重心逐渐向西北史地转移。他真正的学术转折点,是为祁寯藻校订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这项工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知识,同时也为他自己的集大成之作打下了基础:正是在校订《藩部要略》的时候,张穆决定另外撰述一部蒙古地区的地志类著作,与纪传体的《藩部要略》相辅而行,是为《蒙古游牧记》。
 
       张穆与他之前的西北史地研究者如徐松、祁韵士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他从没有到过新疆或蒙古,其著述完全依赖于历史文献、传闻及官书,也正因为如此,他之投身于西北史地研究更多地出于知识兴趣和政治关怀,而非偶然的个人际遇;第二,他没有参与过官书的修纂,从始至终都是以私家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和著述,其作品也不具备任何官方色彩。张穆自觉地将个人的学术研究放在帝国边疆危机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政治主体性的高涨与鸦片战争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新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发起创建顾祠的时候,张穆正处于从考据学者到西北史地学者转变的时期。顾祠这样相对紧密的交游网络让他获得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有力者的保护和支持及同领域学者的学术交流。更为重要的,是顾祠会祭的政治色彩强化了张穆学术作品的用世之意。张穆不是京城研究西北史地的开创者,但他是京城西北史地学术圈子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说“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43)所强调的就是张穆特殊的学术史地位。
 
       又说何秋涛。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自幼留心舆地之学,据说儿时就能“举天下府厅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44)又据桂文灿引用杨宝臣的说法,何家藏有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地图,他十一二岁时即“尝影钞二三百纸,于直省郡县、蒙古部落、西域城郭、一切水道,了如指掌”。(45)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开始在北京居住。次年,拜同为福建人的陈庆镛为师,从此进入顾祠会祭的圈子。陈庆镛的专长在小学,而于舆地之学未尝留心,何秋涛在陈庆镛那里所学的只能是训诂考据,地理方面则以张穆为师。
 
       作为张穆舆地学的继承者,他曾与张穆比邻而居,往来密切,许多学术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张穆校订《元朝秘史》时,何秋涛即曾参与。在张穆引领下,何秋涛又校订了《元圣武亲征录》,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北魏延昌地形志》都经过他的补充修订才写成定本。除了补充、编定张穆等人的著作,他还为这些书籍的刊刻四处募资,对于陈庆镛等人遗文的编校与出版也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何秋涛的成学归功于顾祠同人的夹持之力,同时他也在张穆、何绍基、陈庆镛等人去世或离京后,担当起了顾祠会祭组织者的责任。道光二十六年春祭起,何秋涛开始参与顾祠会祭,直到咸丰三年他离京为止,几乎无祭不与,还多次承办,(46)是顾祠会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何秋涛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延续了俞正燮《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辑补》等著作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关于俄罗斯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巨著《朔方备乘》。这部书(及其前身《北徼汇编》)的编写是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的直接反应,也的确曾经进呈给皇帝而进入当局的视野。但是,何秋涛仍然认为古代的经史著作足以应对时下的洋务难题。郭嵩焘与何秋涛一度关系密切,前者的话可为明证:
 
       往闻何愿船谈洋务,深中窾要,怪而问之,答曰:“六经、周秦古书,下逮儒先论著,准以历代之史,参考互证,显然明白。世俗议论只自豪耳,何足为据!”(47)
 
       这是西北史地研究中,试图以考据学方法达致经世目的的思想基础。在道咸时代西北史地学家的心目中,对边疆地区地形、水利和历史的研究,固然是“时务”的需要,是致用之学,但他们并不认为时代已经演变到要在“道”的层面上改弦更张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在最根本的理念上,并没有超越顾炎武的限度。
 
       然而,清代中期西北史地之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形势作出合适的反应,或者承担某种对边疆地理进行“科学研究”以发展出“近代地理学”的任务。它首要的价值在于,在汉族士人对于中国(或者“大清”)的想象中,加入西北边疆的部分;或者说,在汉族士人的心中,将新入版图的西北地区由“陌生”而变得“熟悉”,从而奠定近代中国人“大一统”想象的地理基础。
 
四、西北知识的流传及其意义
 
       杰出学者的出现、重要论著的出版是学术思潮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某一学术领域(包括其问题、方法及发现)的流布超出专家的范围,成为更多人谈论的“话题”的时候,书斋中的研究才能不再囿于知识的层面,而对社会的一般观念发生影响。对于身处其中的学人来说,顾祠会祭所起到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学术方面的交流、切磋乃至传承;第二,是连接或巩固学者与学术赞助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第三,是学者撰著的刊刻与流传。
 
       在顾祠会祭的前二十年间,凭借着通过顾祠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这一群体从事了大量的书籍校订和出版工作,这让“会祭”这一看起来十分松散的交游活动,具备了提供作品发表、意见表达与传播学术的实际作用。这种建立在学者间个人关系上的出版行为相当多样而复杂,其中既包含有官府的主持、富商的赞助,也有学者的个人努力。要之,对前人时贤著作的收藏、寻绎、校订、出版,是顾祠同人的重要活动内容。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第一次会祭,参与者除官员与学者外,还有一位山西灵石的富商杨尚志(字子言,1821~1856);第二年五月,其兄杨尚文(字墨林,1807~1856)也参与进来。杨氏兄弟进入顾祠交游圈后,利用这一人际网络资源,刊刻了《连筠簃丛书》。(48)《连筠簃丛书》由杨氏出资,张穆负责书目的选定与编校。何绍基说杨尚志“刻《连筠簃丛书》十余种,皆发明经史、裨益实用之书,张石舟实为经理”,(49)张穆事实上成为《连筠簃丛书》的主持者。由于张穆同时也是顾祠会祭的发起人,这让《连筠簃丛书》成了顾祠会祭群体学术趣味的反映。
 
       《连筠簃丛书》前后共刊刻了15种书籍,涵盖了小学及金石学、目录学、边疆史地及金元史、算学、同人著作几类。西北史地方面,《连筠簃丛书》所收录的最重要书籍是《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及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一卷。另外,沈垚作有《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也算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跋尾,只是沈垚的《落颿楼文稿》也已一并刻入了丛书,才没有重复收录。(50)
 
       除刊刻《连筠簃丛书》,顾祠同人对同一交友圈中友朋的遗著刊刻亦极为尽心,俞正燮、沈垚、张穆等西北史地学人的著作都是凭借同人的努力,才得以问世流传。与书籍刊刻相应的是关于西北史地的话题在北京的士大夫中间逐渐流布。在清代前期,有关边疆的书籍极少见到。洪亮吉说:“我国家膺图百年,辟地三万……光于唐汉,远过殷周,然而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非寻隐括之方,惧启津涯之叹。”(51)认为地理知识的难于获取,与清朝开疆辟土的功业完全不能相称。相关著作的稀少、资料的缺失,这种情况让人际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对西北史地的学人变得极为重要。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徐松、张穆与沈垚等人的交往。张穆说:
 
       子惇(沈垚字)留京师,为桐城姚伯卬总宪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羊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余尝戏谓,子惇生鱼米之乡而慕膻嗜麦,南人足不越关塞而好指画绝域山川,笃精汉学而喜说宋辽金元史事,可谓三反。子惇闻而轩渠,以为无以易也。(52)
 
       剧谈西北地理,当然不只是为了“笑乐”,事实上三人在西北史地方面的商榷与切磋是极为频繁且重要的。在北京谈论西北地理的不限于徐松、张穆等人,龚自珍、魏源、程同文等等也都有过同样的经历。(53)不过要注意的是,尽管许多京城学者们的眼光都投向了西北,相关的话题也多在专门学者中间流传,而在道光年间的宣南士大夫中间,虽然不乏谈论西北的言论,但仍多从战略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论述西北对于中央王朝的价值。例如林则徐就极力主张在西北开辟稻田,以解东南税赋之困,(54)冯桂芬对这条主张也曾大力鼓吹,(55)类似屯田西北、移民边疆的说法不胜枚举。但是,这些主张多不脱书生论政的局限,既缺乏对西北实情的了解,又表现出强烈的中原本位的立场。
 
       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沈垚也属于喜谈西北士人中的一员。他写的《新疆私议》反对“捐西守东”论,认为只要在西北实行屯田,就可以解决军饷问题,不会出现为守新疆而耗费大量资源的情况,并举汉唐屯田的史事加以佐证。(56)但是徐松写信告诉他,“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故屯田非易”,沈垚的设想完全不切实际。沈垚回信致谢,承认著论“必验诸实在情形”。(57)中原士人对于西北边疆的熟悉,要通过若干研究著作的流传才能实现。只有等到相关的研究著作和史料陆续问世之后,大批的汉族士人发现这些作品使用了他们所熟悉的考据学的资源和方法,有关边疆的话题才能超出专业学者的圈子,成为普通读书人也可以参与的讨论主题,大量的普通士人通过阅读、科举和人际网络,开始接触到边疆地理的知识。这里略举数例。
 
       顺德李文田(1834~1895)于同光间从事《元朝秘史》等书的校注,是当时对元史研究最有贡献的学者。他于咸丰九年中进士,此后除了短暂的几次外放学政之外,一直在北京任职。(58)但是,随着张穆、何秋涛等人的离场,咸丰二年以后的顾祠会祭已经不再有西北史地学家的参与,可能也缺乏居间人的勾连,李文田从来没有参与过顾祠会祭。不过,顾炎武仍是他从事西北史地研究时的学术榜样,他曾咏泰定三年石塔“书法畏吾兼蒙古,眼明谁是顾亭林”,又说“昌平山水记堪徵,断甃残当十四陵”,(59)都清楚说明这一点。李文田开始他的西北地理和金元史研究的时候,他所校注的《元朝秘史》以《连筠簃丛书》本为底本,他所札记的《朔方备乘》是何秋涛的遗著,所依赖的几乎全部是张穆等人留下的遗产。光绪十四年江南乡试,李文田为正考官、王仁堪为副考官。(60)这次乡试以公羊命题,而以西北地理发策,对于学风转移甚大。其时参与考试的诸生吴燕绍回忆:“戊子应试秋闱,三场策问有西北地理,瞠目不能句读,归而发愤,始阅辽金元史、《一统志》、《西域四种》、《藩部要略》、《蒙古源流》、《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诸书,辛卯,竟以是幸捷贤书”,(61)而吴燕绍本人也从此留心西北,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西北史地专家,在1919年顾祠恢复公祭的时候,他又成为其中的一员。
 
       又如光绪十一年广东乡试,康有为说“时所问策有《宋元学案》及蒙古事,场中无对者,皆来抄问”,(62)《宋元学案》的校补刊刻及对蒙古史地的研究,都是顾祠群体的学术事业。再如,左宗棠之兄左宗植(1804~1872)与徐松私交甚笃,(63)与汤鹏、魏源等人并称“湖南四杰”。道光三十年,他入京选授内阁中书,其间受到祁寯藻的信任。咸丰二年,左宗植因爆发太平军战事而还乡,在京时他参与了顾祠道光三十年的秋祭和咸丰元年的春祭,其时徐松已经去世,顾祠祀事实际由何秋涛主持。左宗棠受左宗植影响极大,而左宗棠日后对于新疆的态度则明显源于魏源等人的论述,(64)道光末年北京城谈论西北地理的风气是有直接政治效果的。
 
       魏源亦是早期顾祠会祭中的活跃人物。他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地理”,所著《元史新编》吸纳徐松的意见甚多。(65)魏源“师法亭林,具经世之志”。(66)他对顾炎武的诗也极为服膺。(67)道光二十四年,魏源入京会试,中会试第十九名。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他参加了顾祠的第一次生日祭,随后返回苏州,重订了《圣武记》。(68)次年乙巳恩科,魏源补行殿试,再度到京,又参加了那一年的顾祠春祭和生日祭。魏源和何绍基往来密切,与张穆又是学友,他之参加顾祠会祭应该是由此两人的接引。因宦游的原因,他自道光二十五年离京后,就再没有回到京师,自然也无缘参与之后的会祭,但所体现的精神颇能代表顾祠群体,而与顾祠中人的交游也是他成学的重要条件,他的著作及思想无疑通过这样的社交网络得以流传。一个例子是在咸丰八年,曾与魏源同时参与顾祠会祭的王茂荫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要“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希望借此增进主政者的外洋知识。(69)
 
五、结论
 
       顾炎武对于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之学具有学术上的榜样意义,他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及晚年居住西北的人生经验,都给关注边疆的学人以学术上的教益和精神上的感召。不过,这些学人群奉顾炎武为偶像,发起并参与到顾炎武崇拜的活动中,背后的历史意涵相当复杂。
 
       顾祠同人中的边疆史地研究者,从徐松到魏源、张穆,再到何秋涛,对清朝的大一统事业都持相当忠诚与肯定的态度,他们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消除时人对新拓疆土的陌生感,而大大强化其对于清帝国的认同——尤其当这种认同与士林中倡导忠诚的风气汇合一起时,效果会更加明显。
 
       顾祠同人的边疆史地研究从下述两个途径对认同发挥影响:一是采用汉族士大夫所熟悉的资源与方法来进行对边疆的研究;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顾祠会祭的人际网络得以刊刻和流传。
 
       从道光朝后期到整个咸丰年间,所有西北史地学者都具有考据学的背景。继清朝以强大武力将西北纳入国家版图后,汉学学者用空前发达的考据学方法,将这一新疆域纳入了汉文化世界的知识版图。如果说在顾炎武那里,明遗民用经典考证和舆地研究维系着汉文化传统不坠,那么在徐松、张穆等人这里,就是考据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来完成边疆地区在知识和观念上的“内地化”,越来越多从事经史考证的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其实是参与到形塑帝国想象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顾祠同人所进行的刻书事业中,边疆史地的作品占据相当比重。这些书籍得以出版,本身就是同人合力支撑的结果,又通过同人流转四方。顾祠会祭有核心成员,他们参与的频率极高,往往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也有边缘成员,或是偶至京城的官员、举子,或是因各种人际连带来观礼的好奇之士,时来时去,聚散无常。但正是通过不同类型成员的接触,顾祠同人的观念、著述得以广泛传播,晚清士人热衷谈论西北地理及金元史事的风气得以形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战事大大促进了汉族士大夫对于清帝国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明遗民的揄扬中形成的,而顾祠会祭将同时作为舆地学宗师与遗民典范的顾炎武作为崇拜对象,宣扬忠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顾炎武的旗帜下,这样的双重认同——一种对象是异族主导的多民族统一帝国,一种则是明遗民所象征的汉文化传统——于道光朝后期的政治氛围中奇妙地融合到一起,让晚清的国家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质变。研究清代前期西北军事的学者已经指出,征服西北的是“清朝”,而不是汉族中国人(Han Chinese),(70)但在满人和蒙古人等族群将新疆收入清帝国版图之后,中原地区普通的汉族士大夫(而非仅是朝廷官员)又如何形成关于新的大一统帝国的认同与想象的?本文不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对西北史地学的发生及流传机制作出探讨,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如顾祠会祭这样的人际网络,则提供了一个从事相关议题研究的绝佳入口。
 
复旦学报2014年02期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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