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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22/4/8日    【字体:
作者:何忠礼
关键词:  宋代 科举迷信 士人  
 
 
内容提要: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中国科举制度自唐代正式形成以后,入宋始大盛,各种科举迷信也随之出现,这在南宋人洪迈(1123-1202)所著的《夷坚志》中有大量记载,并常见之于其他一些野史、笔记中。那么,科举迷信主要有哪些表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士子有怎样的影响?这些似乎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今天改进考试制度和读书人正确地调节应考心理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科举迷信的各种表现
 
      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南宋饶州鄱阳(江西波阳)人,绍兴十五年(1145)登第,历官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敕令所删定官、起居舍人、知州、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翰林学士等,并参与国史的修撰,后以端明殿学士致仕。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尤熟于宋代掌故,对野史的搜集更是情有独钟。洪迈论著宏富,《夷坚志》是其中一种,名取《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语意,主要记载由传闻所得的各种怪异之事。书中有许多篇章透过神仙鬼怪故事和奇闻轶事,反映了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人事与科举迷信。虽然这部志怪小说并非信史,但对人们了解当时的各种社会现象,包括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应举心理,都有一定帮助。
 
      根据是书所载,并参考宋人的一些笔记所录,兹将宋人的科举迷信主要归纳为以下四大类:
 
      第一,祈梦。又称祷梦、求梦、乞梦,即士人在应试前,向自己所信奉的神祇祈祷祝福,请求以托梦的形式告诉是举吉凶。北宋时,京城开封有二相公庙,据说十分灵验,特别是举子问得失,“尤应答如响”。因为一般祈梦者须预宿其中,故某些寺院专门建有“祈梦馆”,以适应士人祈梦的需要①。
 
      从有关记载来看,宋代士人应试前的祈梦活动非常普遍,据说得佳梦者往往能获取科第,得噩梦者则多半不第。兹举数例于下:
 
      (1)徽宗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胡献可、柴天因三人入京赴试,同往二相公庙求梦,皆得诗二句。霍诗曰:“已得新消息,胪传占独班。”柴诗曰:“一掷得花王,春风万里香。”胡诗曰:“黄伞亭亭天仗远,红绡隐隐凤鞘鸣。”既而霍考取进士第一人,其他二人皆进士及第。
 
      (2)绍兴八年(1138),莆田(今属福建)士子黄师宪与同乡陈俊卿赴省试,途经建安(福建建瓯),黄诣李侯庙谒梦,梦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见陈俊卿已说者是已。”黄至临安(浙江杭州),询其得失,陈不知其所以然,拒不作答,黄逼之不已,陈怒,大声说:“师宪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黄大喜,后果如所言。
 
      (3)真德秀会试于行都,祈梦于吴山梓潼庙,题其鼓曰:“大扣则大应,小扣则小鸣。我来一扣动,五湖四海闻其声。”是夜得吉梦,其年果及第。
 
      (4)“李知幾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举过省。”
 
      (5)建安士人胡原仲,宣和中赴省试,中途得一梦,对一长诗,其中一句是“不逢尧舜世,终此若鸟闲”。念之不乐,认为自己刚事进取,就得“鸟闲”,必定老死布衣,遂不想应举。后经诸友强劝,才勉强赴试,“竟不第”。
 
      第二,看相、算命、问卜。在宋代,有一批被称为卜者、日者或术者之人,专门以看相、算命和占卜为生,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周游四方行业,有一部分人则在称为卜肆的固定场所行业②。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南宋临安的城隍山一带,都是卜者集中之地。每当乡试或省试前夕,多数士人会向他们询问前程。卜者语言圆滑,往往模棱两可,但也有被完全说中者。兹略举数例于下:
 
      (1)张士逊曾谓范镇曰:“某举进士时,(与)寇莱公同游相国寺前,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张相齐贤、王相随,复往诣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相顾大笑而退。因是卜者声望日消,亦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四人其后皆为宰相。”
 
      (2)士人何栗与同舍生黄君诣日者孙黯处问命,黯以为:“命极贵,不惟魁天下,且位极人臣。”何栗后来果如日者所言。
 
      (3)政和间(1111-1118),有李、翁、黄三士子入京赴省试,游相国寺,请日者卜问前程,日者以为李君即可登科,翁君须次举,黄君需九年后。后来,李、翁果如所言。九年后,黄再赴省试,见往昔之术者,其人曰:“姑以君今日论之,法当得升朝官以上,奈何作不义事,谋财杀人……非久当死,不必赴省试也。”黄某不信,省试果被黜,不久病死。
 
      (4)士人王垂,绍兴十五年赴省试,闻一史姓术士颇有名声,往谒以问科名。告之曰:“毋讳吾言说,君非但今兹不利,后举亦不得乡荐,岁在庚午当再举,辛未必成也。”王不乐而退,后果如所言。
 
      (5)处州(浙江丽水)士人华延年,入太学久不第。一日斋仆报陈官人来访,华大喜,众叩问原因,答道:“往岁过三衢,诣老刘卦肆求占,得诗曰:‘……希点若来参学时,同年从此不须疑。’今陈君者正名希点……吾三试南宫皆不利,而陈亦阻忧患,不得到省,兹其有同年之兆乎?”后两人果以淳熙八年(1181)同登第。
 
      第三,神灵怪异示兆。士子在应试前,有时会遇到所谓的神灵怪异给予的各种信息或暗示,预示他是举将能得逞场屋或遭黜落。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兹略举数例于下:
 
      (1)仁宗朝孙洙,夜梦神人告之曰:“汝当一举成名,位在杂学士上。”后果擢第入朝,神宗时拜翰林学士(班冠杂学士上)而卒。
 
      (2)建康(江苏南京)士人郭九德,梦已死同舍生陈尧道,陈告以来春必及第。“郭果以明年第进士。”
 
      (3)北宋末年大臣侯蒙,早年与三乡人同赴元丰八年(1085)省试,晚宿道旁驿舍中。有一猪状怪物,“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唯至侯蒙处,似乎有人逐之,“急窜去”。既入京,蒙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师云”。
 
      (4)明州(浙江宁波)士人王壁,赴楚州(江苏淮安)参加发解试,寓龙兴寺,见寺大门内有人题曰:“东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壁当魁荐。”是举“王果为解头”。
 
      (5)士人詹林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读书时,晨起,巾栉有小蛇,移时方去,次年秋试获第五名发解。乾道元年(1165)科举,读书时,默自祷曰:“前三年灵瑞已得第五,今举或魁选,当感大蛇为兆。”明日,有蛇不知从何来,“及揭榜,果第一人”。
 
      第四,积德、修德,因果报应。宋人以为,祖上若行善事,也就是积德,自己若行善事,也就是修德,在冥冥之中就可以获得神灵保佑,考取科第;反之,则要落第。这种所谓积德和修德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救人性命、解人窘急、不贪钱财、不近女色、安葬亡者等。兹举数例于下:
 
      (1)士人袁仲诚,绍兴十五年省试毕,还丹阳(今属江苏),夜梦一黄衣人来报榜,见自己的姓名列于第二,其余间三四名,或五六名,辄缺其一。仲诚怀疑其非全榜,报榜人回答道:“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细事否,要须有阴德,然后得之。大抵祖先所积为上,己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盖往东岳会阴德司未园故尔。”既觉,历历记其语,大行善事,后来果然考取第二名。
 
      (2)士人杨希仲未第时为成都某氏馆客,一日正色拒绝主人家小妇之引诱。其妻在乡间梦人告曰:“汝夫独处他乡,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举知之,当令魁多士以为报。”次年,杨希仲果然考取四川类省试第一人。
 
      (3)福州名士张楠,在太学为学录,省试屡不利。一日,张诣土地祠祷问原因。当天晚上,梦神来谒,对他说:“君当登科,缘以比者受无名之钱四百三十几贯几百几十文,为此遭黜。”楠谓自己身为寒士,不应有此举动。后来,他逐一计算诸生助己赴省试钱,恰为此数,才恍然大悟,知道非己之财,不可妄得,并遍以告人,“续以上舍赐第”。
 
      (4)潍州(山东莱州)人傅敞过吴江(江苏苏州),住僧房,见东室有殡宫。是夜,梦一儒冠人来见,自言三山(福建福州)陆苍,为前任知县,死后无力安葬,“旅魂栖泊无依,君其念我”。次日,敞以告当地官员,遂迁葬陆某于官地上。至七月,敞赴转运司试,住西湖小刹,夜梦陆某来谢,并告以三场试题。傅应试,“尽如其素,于是高擢荐名”。
 
      (5)福州士人高南寿赴省试,道中遇一男子欲自尽,南寿救之。该男子自称为开化尉,因办公事,欠人钱三万,计无所出,宁以身死,庶不贻家祸。高遂倾囊三十千相助,“是岁登科”。
 
      除了上述四大类科举迷信以外,士人在科举前还有许多禁忌和讨吉利的言语、举动、事物等,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这些科举迷信,同样也见之于元、明、清三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中。
 
二、科举迷信成因浅析
 
      宋代出现如此众多的科举迷信,除了由于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知识而造成的愚昧无知以外,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场竞争空前激烈,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当时科举并非士大夫子弟的主要出路,且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一是每举取士人数,包括进士和明经,一般还不到50人,姑以50人为率,则三岁所放不过150人。二是即使及第,“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愈)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三是侥幸试中吏部铨试,授官也不优,进士得甲第者,初授官为从九品上,得乙第者为从九品下,而一品子能荫正七品上,以此类推,至从五品子尚能荫从八品下的官[7]1805。四是以进士入仕者若无特殊背景,其升迁速度不仅没有优待,而且往往要慢于以恩荫得官者。据近人统计,有唐一代共有宰相524人,以进士出身者为232人,占44.28%,以明经、恩荫等出身者为292人,占55.73%,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五是唐代门阀势力尚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极大部分为官宦子弟,加之察举制残余大量存在,举人若无人公荐,乏人揄扬,即便才学出众,也很难取得科第。以上这一切,都使唐代科举只是少数士人的事业,他们中的竞争虽然也较激烈,但科举能否被取中,场屋以外的人为因素占了主流,各人的注意力更集中于“行卷”、“温卷”、“公荐”、“识知己”等方面,对鬼神的依赖、讲究命运的好坏,相对而言就显得淡薄。
 
      入宋,在重文抑武国策的指导下,科举制度经过自宋太祖到宋真宗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是取士不讲门第,凡是粗具文墨的士人,不问贫富和出身,皆可应举。二是每举取士人数,自太宗朝起,有了大幅度增加。据笔者统计,有宋一代共行科举118次,进士和明经诸科共录取了五万七千余人,平均每举录取约四百八十余人,是唐代同时取士数的三倍还多。而且,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特奏名进士和诸科。三是登第即授官,基本上取消了唐朝时必须守选的规定。直到真宗景德二年(1005),因赐恩河北举人,科举取士人数达到创记录的2459人之巨,为“循用常调,以示甄别”,才下诏“应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者,并令守选”。但是,除了不理选限的特奏名以外,科举得第者的选限都很短,若遇郊祀、“圣节”(帝王生日),往往立即就能放选注官。四是授官优渥。自太宗朝起,进士高科授从八品甚至正八品的官,如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签书诸州节度判官等。进士低科,才授从九品的迪功郎之类。五是升迁迅速。首先是进士出身之人,可优先进入被称为“储才之地”的馆阁,容易取得下次拔擢的机会。其次是进士出身的选人,不仅改官便捷,而且所改官也较高。如同为初等职官,不及三考,进士出身者可改大理评事(正八品),非进士出身者只能改奉礼郎(从八品),即为一例。最后,进士出身的京朝官可以超资升转,其他出身的京朝官只能“逐资”升转③。由于进士出身升迁迅速,故十余年间即升任宰相的比比皆是。难怪在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除赵普等四名开国元老外,由恩荫出身的只有贾昌朝、陈执中和吴敏三人;而南宋的63名宰相,则全为进士出身。六是由于实施了殿试、封弥、誊录和试官锁宿等一系列制度,举人录取与否,不必再“行卷”和寻觅“公荐”,而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在这种情势之下,科举制度极大地吸引了读书人走科举入仕之路,正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早在北宋太宗朝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的盛况;英宗朝,东南州军取解,“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是十人取一人”。至南宋中期,应试者更众,像福州这样文化比较发达的州郡,在乡试中,甚至达到322人取一人的程度④。而当时省试的录取比例是14人至17人取一人,这就意味着在五千名左右参加乡试的士人中才能有一人脱颖而出,考取进士,其难度之大,竞争之激烈,简直不可想象。在这种状况之下,对每一位应试者而言,即使学问再好,也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在皓首穷经、攻苦食淡的同时,实在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只有寄托于神灵的保佑,以达到一举成名、荣华富贵之目的,科举迷信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二,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科举考试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即使士人才华再出众,考官再英明,也不一定能取得科第,这就是宋人所谓“幸与不幸”的问题。从士人方面来说,考试时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庭和近亲中有无丧服,考试中的临场发挥怎样,考前的猜题和宿构在考试中是否起到作用,在考试中是否会由于高度紧张而出现意外的失误,如犯讳、脱韵、错别字、脱漏题目等“不考式”,以及所试策、论是否符合统治者政策的需要等,都关系到科举的成败得失。从考官方面来说,他们对试卷的评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一份试卷落在不同考官手中,成绩很可能会有出入。甚至试卷在誊录时,誊录者的书法好坏、字迹清楚与否,以及文字有否被肆意增减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士人的录取与否。
 
      这种“幸与不幸”的情况,在宋代科举考试中时有出现,因而造成有人终生不第,有人即使很有才华,所获名次却不高。如擅长政论又颇有诗赋才能的李觏;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苏洵;深受苏轼赞许,“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子之才,万人敌也”的李廌等人,皆屡试不第。再如被太宗誉为“文章独步当世”的王禹偁和才思横溢的大诗人苏轼,殿试都只得了乙科。而“多诞妄,寡学术”,“素无文”的陈若拙,在太宗朝居然考取了进士第三人,因而时人对他有“瞎榜”之讥。科举考试的这种种不确定因素,士人们难以理解,许多人最后只能归结为是命运的安排,是前世所注定,从而更加助长了科举迷信。
 
      第三,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在两宋社会,本来就充斥着各种迷信思想,科举得失对士人而言是一件头等大事,人们当然很容易将它与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联系起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除少数人出身贫寒以外,多数人是官僚、地主、富商子弟,不仅他们的父兄有可能做出有损“荫德”之事,本人也可能会依仗权势和钱财,危害乡里。社会上就有人会牵强附会地借助这种科举迷信,以达到宣扬积德行善、惩戒为富不仁者的目的。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也企图利用积德行善来求得鬼神的保佑。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对科举迷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科举迷信对士人的影响
 
      今人用科学思想对科举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加以考察,都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故科举迷信根本不值一驳。
 
      所谓祈梦之类,都是士人思想高度紧张,日有所想,夜有所梦的结果,偶有巧合,便被视为灵验,广为传播,以为异闻。多数与梦境不合者,史籍便忽略不载,笔者在《夷坚志》中也仅见一条记载:乐平姜氏,淳熙十六年(1189)秋当赴乡试,祷梦于神。见三神人命小童赐以文书,及门外启视,但见一“强”字,“于是更名‘梦强’以应之”。绍熙三年(1192),其弟景和,闻同舍生陈仲礼“梦其为金甲数人所执,束以稿荐,两头燃火焚之”,遂改名“梦炎”。两人乡试虽合格,“而皆未登第”。事实上,这种与梦境不合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只是史书以为没有必要记载而已。
 
      至于算命、卜筮之类,不是胡诌,便是一语多解的伎俩,偶或猜中,并不稀罕。部分宋人对此也有正确认识,如沈括曾谓:“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南宋初年,官至吏部侍郎的徐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总之,科举迷信并不可信,有些是偶然的巧合,有些是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有些则是“假托神奇以自欺者”。
 
      言虽如此,科举迷信对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的发挥,确实会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应试者起到了增强或破坏自信心的作用。
 
      上文说到,两宋科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士人要从成千上万名参加乡试的人中被取中,接着又要在省试中与几乎人人“身怀绝技”的数千名举人较量,成为奏名进士,无一人有必胜的把握。他们在应试前吃不好、睡不好也在情理之中,这就严重影响到考试时水平的发挥。因此,通过祈梦或卜筮,如果获得好梦和吉言,便有利于安定他们的情绪,增强他们的必胜信心,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对考试的正常发挥有时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此,有人甚至装神弄鬼,暗设玄机,以鼓舞士气。前文提到王壁赴楚州(江苏淮安)参加发解试,在龙兴寺大门内见到的“王壁当魁荐”等几行文字,实际上不是其家人所为,就是其师友所作,目的是通过神道设教来增强王壁在发解试中的信心。
 
      当然,科举迷信所显示的吉兆是否奏效,归根结底还得以本人的实力作后盾。如赣州士人管瑊,祈梦于郁孤台神祠,夜有呼其名姓者,曰:“两举赣州,官至刺史。”自岁获得发解,次年参加省试,自以为必高选,并认为能做到郡守(刺史)亦足矣。不料下第,并酿成心病,“十年后因登厕而死”。这一梦示便不灵验,于是有人不无调侃地说:“所谓刺史者,盖厕死。”科举迷信虽有增强士人在考试中的必胜信心,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一旦所获得的是噩梦或凶兆,则会挫伤士气,在心理上产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严重地影响到他们在场屋中的正常发挥。前文提到的建安士人胡原仲,因在梦中得诗有“终此若鸟闲”一句,使自信心受到挫伤,不想应举,后来虽然诸友强劝赴试,“竟不第”。又如士人王垂,颇有文名,绍兴十五年赴省试,闻一史姓术士很灵验,往谒以问前程。史某告之曰:“毋讳吾言说,君非但今兹不利,后举亦不得乡荐。”王不乐而退,后果如所言。温州士人胡克己,梦乡试第一人入场,自以为“今兹必首选”,一时信心大增。其妻却告之曰:“不然。君不忆《论语》乎?先进者,第十一也。”时温州之解额仅10名,胡闻妻言,心理大受打击,是举果以第11名被黜。鄱阳士人詹林宗,于绍兴三十二年赴乡试。梦人告曰:“君它日过省,须与蒋佑同年。”詹得举后,于次年入贡院看举人名单,无所谓蒋佑者,“意间不乐,是岁下第”。这种例子,无论在宋代或是后代,可谓不胜枚举,他们都因为相信科举迷信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或者是产生了盲目的依赖性,最终尝到了恶果。
 
      今天,科举制度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宋代祈梦之类的科举迷信也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只要有中考、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等各类考试存在,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心理压力。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考生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一些迷信活动,如算命、祈祷、吃定胜糕之类,祈求神灵保佑,或讨个吉利,或测个吉凶。不仅中国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也相类似。在日本和韩国的神社和寺庙里,经常能看到在某个特定场所挂满了写有“保佑考得好成绩”、“愿考取某大学”等字样的小木牌或小纸条,其中也有相类似的祈愿内容。
 
      总结宋代以来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形形色色的考试迷信对考生来说,消极面远远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要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于坚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其他都可以不屑一顾。实力是取得考试成功的基础,良好的心理素质则是使实力得到充分体现的保证。光有实力,但考试时心理素质差,临场发挥便会大打折扣,甚至如计算机中了病毒一般,出现错误的运行程序,这样就难以取得好成绩;反之,缺乏实力,企图依靠神灵的保佑或相信命运之说而增加自信心,这只是一种侥幸心理,当然不可能在考场中获胜。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01期
历史与秩序
 
注释:
 
      ①参见谢旻《江西通志》卷八《山川二·台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又,士子祈梦,在明代也很盛行,今杭州三台山有建于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的于谦祠,祠内有祈梦馆,馆内设有石床,供士子睡在上面祈梦。
 
      ②《夷坚志》甲卷第一○《蒋坚食牛》载:“日者蒋坚,金陵人。乾道元年游术江右,至鄱阳就邸舍起卜肆,其学精于六壬,为士大夫所称道。遂留不去。”参见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南宋人章如愚云:“祖宗旧制(按指元丰官制改革前),出身自郎中,三迁而至秘书监,荫补人自郎中,五迁而至秘书监,所以示别也……其后增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迁中散大夫、奉直(大夫),则犹仿佛旧制也。”参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四《职官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④据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试院》载,淳熙元年(1174)福州参加发解试的士人有20 000人,解额为62人,平均322人取一名。参见《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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