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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与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发布时间: 2022/6/17日    【字体:
作者:艾菊红
关键词:  倪维思-罗约翰方法 基督教 韩国 本土化  
 
 
内容提要:倪维思和罗约翰深受19世纪中叶“三自理论”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传教方法,被韩国教会所采纳,称为“倪维思-罗约翰方法”。该传教法极大地促进了韩文圣经的翻译、韩文的普及,并使韩国教育在教会的主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使韩国教会走上了自传、自养和自治的独立发展道路,形成了韩国本土教会。正是这套传教法的采纳,使基督教得以以韩人自己的文化来诠释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过程比较复杂和漫长,与韩人探索新的思想文化,反抗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等都有密切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基督教在19世纪末传入韩半岛之后,采用了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Nevius-Ross Method),该传教策略的成功实施,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重要推力之一。
 
目前国内有研究者分别对倪维思(John Livestone Nevius)和罗约翰(John Ross)各自的传教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倪维思的生平和他的传教方法及在中国的成效,①也对倪维思传教法在中韩两国的不同发展命运进行了分析。②针对罗约翰的传教方法目前国内的研究并不多,除了介绍其传教法之外,更多着重于罗约翰对于韩文圣经的翻译。③但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涉及倪维思和罗约翰的传教法对韩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作用。实际上,韩国教会特别是长老会,将倪维思传教法与罗约翰传教法结合,形成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方法,对韩国基督教的本土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④
 
一、倪维思、罗约翰及其传教方法
 
19世纪中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亨利·维(Henry Venn)和美国公理宗传教士鲁福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等提出,要在传教地区建立起自养(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和自传(self-propagating)的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即“三自理论”(Three-self Theory)。该理论被在中国传教的倪维思和罗约翰所接受,在各自的传教工场形成了相似但又不同的传教方法,但大致的目标是期望能够建立自传、自养和自治的地方教会。
 
倪维思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3年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宁波和山东宣教,1860年在山东去世。倪维思深刻认识到,西方传教士如果要在中国行之有效地传教,必须要有意识地培养中国自己的信徒,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并让中国人自己牧养,摆脱对西方传教士在经济和精神上的依赖。他强调:第一,注重培养当地的传教士,独立治理自己的教会,不被西方传教士所牵制。因为当地人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可以用当地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教和治理教会,更有利于教会发展。第二,重视教育,培养当地的学生,使其学成作为教师,再培训当地的教会领袖。第三,强调要对归信者进行真理教导,系统地学习圣经,让受过培训的信徒回去教导本教会的信徒,促进信徒对圣经的理解,而不主张在大街上对大众布道。第四,教导当地信徒自己担负本地教会的发展,比如负担本地传道人的薪酬和外出传教的费用,自己建造教堂,开展慈善事业等。但是他的传教方法在中国并没有获得成功。1890年7月,在韩半岛传教的7位传教士邀请倪维思夫妇到汉城(今首尔)分享其传教方式。经过两周时间,倪维思详细向这些传教士介绍了他的传教思想和理念。尽管其在韩时间很短,而且只有少数几位传教士受到了倪维思的培训,但是倪维思的思想却被在韩半岛的传教士普遍接受。
 
罗约翰是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1872年受差遣到中国东北地区宣教。罗约翰在东北地区的宣教极为成功,这与他的传教理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倪维思与罗约翰互相对对方的传教方式很感兴趣,并交换过意见。⑤在传教方法上,罗约翰认同倪维思的理念,他认为由于中西思维差异过大,让中国信徒自己传教效果会比较好。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罗约翰注重对中国信徒的教育培训,创办了奉天神学院(即东北神学院前身),并担任院长直至退休。他还在营口和沈阳开办免费学校,旨在消除社会对基督教的敌意,待使命完成即关闭学校。在教会自立和自养方面,罗约翰与倪维思有些差异,他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只要有助于福音广传,传道人从何处获得资金并不重要。当然能由本地信徒支持更好,如果不能,从西方差会获得支持也可以。此外,罗约翰对待中国文化比较理性和宽容,他努力找出儒家和基督教相一致的地方,以此来吸引中国民众,让中国人关注和接受基督教的观点。他将社会习俗与宗教性因素相剥离,既剔除礼俗中的宗教性因素,又照顾到中国信徒的文化认同,同时强调传教士要熟悉和认同中国文化和道德。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同时,罗约翰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通过教育逐渐改变其中的陋习。他认为“基督教的生命活力可以进入到尽管干渴,但受儒家道德形塑的泥土中,上帝的明媚气息会在其中怒放出美丽的花朵”。⑥
 
1874年,罗约翰接触到韩人,并成功地使一些韩人归信基督教。在这些韩人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整本的韩文《新约圣经》。罗约翰的韩人助手们将韩文圣经带到韩半岛,并于1883年在松川建立了韩半岛第一个基督教教会。也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韩半岛之前,韩人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教会。罗约翰及其韩文圣经译本对为韩半岛基督教的传播影响极为深远,因而罗约翰也被誉为“韩国教会之父”。曾深受倪维思影响的在韩宣教士墨非(Samuel A.Moffett)等人于1891年春参观了罗约翰牧养的奉天教会,对该教会的中国模式印象深刻,教堂是依照中国传统风格建立的,礼拜由中国牧师主持,教会的运行依照中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他们认为这是罗约翰给予他们的重要启示,使他们从事发展基于韩人思想和风俗的韩人本土教会。⑦
 
由于倪维思和罗约翰二人的传教方法十分接近,而且罗约翰作为第一位韩文圣经的译者,两人对在韩的传教士影响深刻。美国北长老教会的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曾说:“在认真和全面的考虑后,我们接受了倪维思原则,这从那时起成为差会的政策”。⑧1893年,宣教士在韩长老教公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采纳了倪维思和罗约翰传教方法为传教策略,被称为“倪维思-罗约翰方法”,主要内容如下:
 
  1.传道目标,以劳动阶级之归道为主,其次才是上层阶级;
  2.鉴于母性对后代养育有重要影响力,因之须以妇女之归道与青少年女子教育为特殊目的;
  3.郡所在地设初等学校对基督教教育成果颇多,因之,吾等旨在培养宣教部所属学校在学之男童为教师,并派往各地执教;
  4.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从事教会事业之人才辈出之希望,亦可在吾等教育机构实现,这一点需时加关心;
  5.虽无万能的传教士,但上帝之言使人悔改,故须早日以正确语言翻译圣经使之面世,至为重要;
  6.所有文书事业,须脱离汉字之拘束,采用纯韩文,为吾等之目标;
  7.进取的教会必定是自力维持的教会,吾等应以减少教人中依存生活者之比例为目的,设法增加自立教会与献金之教人比例;
  8.韩人民众应由其同胞引导皈依基督教,因之吾等将努力培养一小部分人作为传道师,而不是吾等自己亲自去向大众传道;
  9.传道医师之事业如欲获得更好之效果,应对患者做个人病室或家庭之长期治疗,同时趁机传道,创造使患者心存感激之机会。外来患者之诊疗所事业,其成果较小;
    10.来自乡村住院治疗而退院之患者,应寻访其住所,因彼等在医院所经历之温情待遇,乃是传道师接近彼等之法门。⑨
 
这个传教策略实际上是对倪维思和罗约翰传教法进行了综合和变动,更着重于自养。⑩自此以后,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就成为西方在韩传教士的传教基本法。甚至当时还规定,每一位新入韩的传教士,都会送一本倪维思的书,在第一年传教结束时,不仅要检查韩语学习情况,也检查他们对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的理解。(11)
 
二、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与韩文圣经的翻译及韩文的普及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特别注重基督教的传播要使用韩文本土文字,并促使韩文圣经的翻译,这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罗约翰最主要的贡献是翻译了韩文圣经。韩文发明之后,这种文字简单易学,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也能很快掌握,但是这种文字被上层社会所鄙视,一直得不到普及。圣经翻译成韩文之后,极大地方便了向普通民众传福音。1886年韩文《新约全书》全部译完,次年以《耶稣圣教全书》为名刊行,即著名的罗氏译本。罗氏译本是在韩人学者帮助下翻译的,基本上是从韩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来翻译的,因而使福音的解释通过本土的视角进行。特别是一些词汇的选择,更体现了罗约翰期望用本土的观点促使福音传播的传教策略。比如,对“上帝”一词的翻译,就采用韩人自己对至高神的称呼,翻译成哈那尼母(Hananim),这“在韩人基督教本土化进程中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也就是用韩人自己的语言构建起基督教上帝的观念。”(12)因而韩国研究者对罗氏译本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个译本是韩人教会建立的基础……也是早期传教士教化韩人归信的唯一版本……因为罗氏译本是用韩语(Hangul)翻译的,普通人能够阅读并能理解基督教的真理”。(13)
 
罗氏译本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韩文版圣经翻译,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特别强调向下层民众传教,促使了在韩西方传教士对韩文圣经的翻译。在罗氏译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韩文圣经译本,直到1977年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韩文全本新旧约出版。(14)
 
当时在韩传教士们任命了很多劝书人销售和散发圣经,这些劝书人本身也是圣经翻译的先驱,他们散发圣经的同时,也向韩人民众传递着他们所理解的福音信息,从而使福音带有强烈的韩人文化特色。劝书人甚至协助乡村开辟教堂,很多乡村教会就是在这些劝书人的努力下建立的。比如在传教士入韩之前的松川教会,就是劝书人徐相伦建立的。监理教的第一座教堂是劝书人白鸿俊于1887年建立的。韩文圣经通过这些劝书人在韩半岛广泛传播(参看表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基督教在韩半岛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
  
很多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某地传播是否成功,第一步就是是否用当地语言来阐释基督教,就像是根基一样。(15)正是韩文圣经的翻译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在韩半岛的迅速传播,也大大促使了韩文的普及和使用,为韩人的文化发展和凝聚韩人共同体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不仅使基督教迅速在韩半岛传播发展起来,而且成为用韩人自己语言文字传达和解释的宗教,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促使韩国教育迅速发展
 
首先,特别强调圣经学习。当时韩半岛有很多圣经学习班,不仅给予信徒真理上的教导,也促使了韩文的普及,人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就学习到了韩文。当时这样的圣经学习班有四种主要的类型:普通信徒学习班,教会管理和行政人才班,培养传道人班。通常在冬天农闲或者夏季,进行一周到十天左右的圣经学习。(16)这为初期韩人教会培养了大量人才,为韩人教会的自传、自治和自养提供了基础。所以克拉克(Charles Allen Clark)博士认为圣经学习班是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得以成就的关键因素。(17)
 
其次,重视教育。在教会的主导下,教育在整个韩半岛普及起来,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中学,乃至高等教育体系。早在1886年,北监理教就创办了女校“梨花学堂”,和男校“培才学堂”;长老教也办有男女大学校各一所。在以后的教会发展中,教会学校成为韩半岛主要的教育机构。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最早是为了打开传教的大门,一方面让韩人可以识字阅读圣经,另一方面也培养传教人才。但毫无疑问,教育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带给韩人新知识和思想,为韩人的独立运动储备了思想和人才,也为韩国将来的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吞并韩半岛的前几年,政治因素和宗教复兴运动,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位传教士曾写道:“我们正处在一场教育革命之中。世俗的和宗教的学校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来。观察使开办学校,郡守开办学校,面长开办学校,洞长开办学校。七个学校董事会争相抓住一名穷困潦倒的教师不放。薪水已经涨上去,平壤的毕业生成为抢手货……”(18)这场教育运动对于教会的影响极为重大,教会几乎垄断了韩半岛的教育。(19)而且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教育要跟随基督徒的发展而开办,凡有基督徒的地方,基督教的教育就要跟上,而且这一类的学校如果不是在实在无力经营时,都由韩人教会自己经营和维持,传教机构只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传教士和韩人教会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初等教育由本土教会负责,传教士和传教机构着力开展中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以及神学教育。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教会小学遍及韩半岛城乡各地(参看表二),尤以北部居多,教会小学规模庞大。一个拥有两、三百信徒的教会就会有一所教会小学,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并且这些教会学校并不是象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一样使用英语教学,而是选择韩人自己的文字教学,同时开设英语课程。
 
教育的迅猛发展为韩人培养了大量本土传教士,为韩人教会的自传、自养和自立准备了大量人才,使基督教以韩人的观念和模式发展,促使了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四、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促使教会的三自运动
 
韩人的早期教会就有自传的传统,信徒每个周日下午都会向邻居传福音。到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施行之后,培养了大批韩人传教士,利用本土文化背景进行宣教,形成很多独特的传教方式,传福音的热情就更为高涨,也更为成功。在韩人教会刚刚建立,自己还极端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向各地差派传教士。1907年,大韩耶稣教长老会独立中会刚刚成立,有了第一批神学毕业生时,就差派他们到济州岛传教。(20)还有一些传教士远到西伯利亚,日本和南北美洲,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韩人传教,后发展为向当地人传教。
 
教会的自养不仅仅在关注教会内部事务上,比如建教堂和教会的日常运作,而是包括兴办学校、医院、圣经印刷和发行机构等都由韩人完全独立自主运作。只有在韩人资金和人力确实不足的情况下,国外宣教机构才会予以一定的帮助,但伺时机成熟,宣教士及其资金都会及时撤出。教会的自养,养成了韩人良好的奉献习惯,使韩人教会在资金上不再依赖西方宣教士。1908年韩国长老会一共有840座教堂,其中只有不到20座在建立时接受了差会资助;1052人在教会中领受薪酬,韩人负担其中的94%。(21)到1927年,韩国教会自养率达到75%。(22)教会史家白乐睿(George C.Paik)认为,自养是“韩人教会本土化的房角石。”(23)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自养也促使了韩人教会的独立性,很快建立起教会的自治。基督教传入韩半岛不久,就已经有了韩人自己的牧师。监理教会早在1901年就任命了两位韩人牧师,1904年成立了韩国北监理教宣教总会。1907年,在韩的美国北、南长老教会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长老教会的33名传教士和36名韩人长老一起在平壤的章台岘教会聚集,成立了朝鲜耶稣教长老教独老会,从此韩人也能参与教会的治理。(24)1912年成立韩国长老会总会,除会议主席及司库之外,总会其他官员都是韩国人。1915年以后,总会主席已经由韩人自己担任。1922年,韩国长老总会通过章程,即外国传教士如果在韩国触犯戒律,同样应受惩罚,韩国教会可以开除他们在韩国的教职。(25)从此,韩人教会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1907年前后正是韩半岛“宗教大觉醒”时期,大批韩人归信基督教,这也是促使韩人教会独立发展的重要原因。白乐睿认为,宗教大觉醒在韩人教会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韩人自己教会出现的标志。(26)正是韩人教会发展迅速,并且有了自己的组织,在三一运动时,韩人教会领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西方传教士几乎对此毫不知情。所以人们也认为,这是韩国教会本土化的核心,也是其力量和精神源泉。(27)
 
综上所述,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的采纳,使基督教在传人韩半岛之初,就注重建立由韩人自传、自治和自养的发展道路。首先,其传教法的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培养了大批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教会领袖人才,使韩国教会走向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次,韩文圣经的翻译,使韩文文字得到普及,使普通民众可以接受教育,也使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韩文圣经的翻译是基督教通过韩人自己文化进行诠释和表达的第一步,是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环节。第三,对教育的极力推动促使了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受过教育的韩人逐渐成为基督教传播与发展的中间力量。这些本土传道人竭力寻求通过韩人自己的文化来诠释和表达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从一个西方的宗教转换成韩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具有韩国特色的基督教,这是基督教在韩国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是韩国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克拉克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象在韩国一样,采用了倪维思传教法,从而使传教获得了极大成功。(28)
 
《世界宗教文化》(京)2021年第3期 第76-82页
 
  ①赵爱芹:《从信仰到世俗: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个案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刘海亮:《晚清传教士的教会自立思想:以倪维思为典型个案》,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邵燕飞:《试论倪维思的传教活动及其策略》,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栋:《倪维思传教方法》,载《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2期。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6—60页。
  ②胡宝芳:《倪维思传教法在中韩的影响》,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4—218页。王美秀:《倪维思的“三自”主张及其反响》,《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
  ③徐炳三:《郭显德与罗约翰传教活动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陈艳敏:《罗约翰朝鲜文圣经翻译考》,《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④Sung-Deuk Oak,Sources of Korean Christianity 1832-1945,Seoul:Institute for Korean Church History,2004,p.113.
  ⑤John Ross,"Missionary Methods",in Chinese Record,Vol.29,May,1898,p.247.
  ⑥John Ross,Mission Methods in Manchuria,Edinburgh; London:Fleming H.Revell Co.1908,p.246.
  ⑦Samuel A.Moffett,"Fifty Years of Missionary Life in Korea",in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Korean Mission of the PCUSA,Seoul:YMCA Press,1934,p.39.
  ⑧Horace Grant Underwood,The call of Korean:Political,Social,Religious,New York,Chicago: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8,p.109.
  ⑨C.C.Vinton,"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Korea",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Vol.16,Sept.1893,p.671.翻译参照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⑩Horace Grant Underwood,An Object Lesson in Self-Support,in Chinese Record Vol.31,August,1900,p.386.
  (11)Charles Allen Clark,The Korean Church and Nevius Methods,Fleming H.Revell,1930,p.74.转引自胡宝芳,《倪维思传教方法在中韩的影响》,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4—218页。
  (12)艾菊红:《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
  (13)Chung-Hyun Kim,John Ross:The First Missionary to Korea.Daegu,South Korea:Keimyung University Press,1982,p.119.
  (14)Jeong-Man Cho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ible Translation.A Dissertation of Fuller Theology Seminary,1985,pp.134-136.
  (15)同上书,p.272.
  (16)George C.Paik,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Korea,Seoul:Union Christian Press,1929,pp.228-229.
  (17)Charles Allen Clark,The Nevius Plan for Mission Work in Korea,Seoul:CLS.1937,p.271.
  (18)W.M.Baird,History of Educational Work,in Quarto Centennial Papers Read before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at the Annual Meeting in Pyeng Yang,August 27,1909,p.82.转引自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19)同1,p.392.
  (20)李赐礼:《李基丰》,金智娥译,韩国高等神学研究院(KIATS),2010年,第36—37页。
  (21)Quarto Centennial Papers Read before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at the Annual Meeting in Pyeng Yang,August 27,1909,p.23.转引自胡宝芳,《倪维思传教法在中韩的影响》,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4—218页。
  (22)Harry Andrew Rhodes,Arch Campbell eds,History Korea Mission:Presbyterian Church U.S.A,1884-1934,Seoul:Chosen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U.S.A.1934,p.402。转引同上。
  (23)George C.Paik,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Korea.Seoul:Union Christian Press,1929,p.152.
  (24)王春来:《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79页。
  (25)Charles Allen Clark,The Korean Church and Nevius Methods,Fleming H.Revell,1930,p.184.转引同。
  (26)Jeong-Man Cho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ible Translation.A Dissertation of Fuller Theology Seminary,1985,p.71.
  (27)同上。
  (28)Charles Allen Clark,The Nevius Plan for Mission Work in Korea,Seoul:CLS.1937,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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