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为配合故宫博物院古建筑大修配套工程开展，院方设立了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科研课题。经院学术委员会评定审议，共33个子课题获得立项。随着项目的推进，多项子课题在近年先后完成结项，本篇即为其中之一。为配合项目开展，院数字与信息部跟拍了多集《故宫新事》，以视频形式记录养心殿原状及项目推进中的部分工作。特于文末附加视频片段，给广大读者一个鲜活的有关科研的印象。
自雍正以降，养心殿一区成为清代宫廷的政治枢纽和帝王生活起居之所，其中至少分布着四个佛堂区。通过对这些佛堂及其内部供奉的梳理，作者发现该区域的佛堂以藏传佛教佛堂规模最大；而同样以佛堂命名的东佛堂（东配殿），其实是以祭祖为主要功能的亦佛堂亦宗庙的建筑；此外在养心殿天花上还供有雍正九年安奉的藏汉佛教与道教混合的五块一组符板。
作者认为，养心殿一区佛堂体现出汉藏佛教、汉地传统祖先崇拜与清宫满族传统信仰等多元并存的现象，清帝在对待祭祖、佛教与道教方面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态度。
养心殿一区面积不大，却是自雍正以来清帝“宵旰寝兴之所”，作为紫禁城内的核心区域，其建筑分别具有理政、读书、起居和礼佛等众多功能，其空间分割变化，且多悬挂有御笔匾额作为每个小空间的名称。
查阅文献可见，养心殿一区前后存在过多处佛堂，多成立于雍正与乾隆时期（1723－1795）。这些佛堂的供奉主旨与功能各不相同，通过研究，可以探讨清帝，尤其是乾隆帝个人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关系，并发现清代皇家信仰的一些特点。
由于养心殿一区职能的重要性，宫史文献对其装修、内部陈设的记载繁多，但奇怪的是，一遇到佛堂部分，则一笔带过。
目前比较重要的史料如《国朝宫史》（1769年成书）、《日下旧闻考》（编纂于三十九至五十年间，即1774－1785年，刊印于乾隆五十三年，即1788年）甚至只字未提及养心殿一区有佛堂存在。《国朝宫史续编》（编纂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只简单提到东暖阁仙楼上“恭奉龛位”，至于龛位内供奉了什么，则语焉不详；“配殿为东西佛堂，东佛堂，高宗纯皇帝御笔联曰：‘瑞相迥超无色界，真诠微示息言津。’西佛堂东龛内，高宗纯皇帝御笔联曰：‘愿力宏甘露，闻思契海潮。’西龛内联曰：‘成清净宝觉，具广大慧观。’”
显然，上述著述是在有意避讳谈及养心殿区佛堂的存在，因为涉及清帝的个人信仰问题。直到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宫述闻》，也仅在养心殿部分增加了后殿西暖阁内有“怡神”，供有佛龛佛像，前殿东暖阁仙楼面西，原奉佛像，楼下设宝座。又引乾隆帝敕旨：“雍正年间于养心殿东佛堂佛龛之右，供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神位，是以朕遵照成法，亦于右次添供皇孝世宗宪皇帝、孝圣宪皇后神牌于一龛，万万年之后，嗣皇帝自当照此一例供奉。”疏漏之处，还是十分明显。
现存的清代养心殿一区陈设档数量不少，约有11种之多，缺少了东西配殿的陈设档。其中西暖阁陈设档中提到了佛堂中的“无倦斋”和“长春书屋”，却完全忽视了佛堂内林林总总的佛教法物和高大的紫檀木佛塔，这与陈设档的设立传统与记录原则完全相悖，再次证明这个佛堂的强烈私密性和神秘性。
直到民国时期点查故宫藏品时，这一区域内的佛堂内部陈设才被《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完整记录下来，而东西配殿点查记录直到1935年才完成，而且当时的记录者只是为编列藏品目录，并没有注明哪个房间及房间内的方位，所以想了解某些文物的准确摆放位置有一定难度。
20世纪90年代，《故宫辞典》一书出版，养心殿一区主要佛堂才有了基本完整的记录。
王子林对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的介绍和唐卡解读揭开了这个重要佛堂的面纱，并将其与乾隆帝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一区的佛堂主要有以下四处：
1. 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2.养心殿东暖阁仙楼供龛
3.养心殿东配殿佛堂（东佛堂）；4. 养心殿西配殿佛堂（西佛堂）
这些佛堂内部陈设和功能究竟如何，本文拟基于更为宏观的视角，将这一区四处佛堂置于多元文化的观照之下，从清帝个人信仰的层面作一些探讨。
一、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
1722年，康熙帝去世后，雍正帝以守孝的名义正式入住养心殿，逐步将这里改造为理政和生活区。养心殿位于乾清宫西侧，属于内廷，作为理政之地有很多不便，但是这种集起居、理政、敬神于一体的特殊做法，似乎更符合传统满族居室的布局特点。
养心阁西暖阁属于军机和书房重地
养心殿西暖阁分为前、后室，位于南部的前室又分为三个隔间，由东向西分别是西暖阁东间、勤政亲贤殿和三希堂，自雍正帝以来就固定作为清帝的理政之所，属于军机和书房重地。
位于北部的后室中，北区有一宽敞空间，北壁辟大玻璃窗，正中安置七层八面紫檀木塔一座，塔内每面设龛，内供黄铜无量寿佛与二胁侍菩萨像一尊；后室东、西、北三面为二层仙楼结构，下层（一层）自东向西分别是无倦斋、长春书屋和梅坞，其中无倦斋有两处小佛堂；上层（二层）为仙楼，是一处完整的藏传佛教佛堂。
雍正时期，后室只是一个批阅奏章与睡眠的私人空间。据《活计档》记载，雍正八年（1730）在养心殿西暖阁设置斗坛，斗坛位于现在佛堂所在的区域。这与雍正帝健康情况不好、通过天师道天师娄近垣祈寿有关，这一时期宫内同时设置了一批斗坛。虽然大部分斗坛后来撤销，但是养心殿西暖阁后室作为清帝私人信仰场所的定位再无变化。这也与雍正九年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顶棚内设神牌的目的相一致，即祈寿祛病。
乾隆帝期间，养心殿西暖阁后室确定改为佛堂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着手对西暖阁后室进行改造，形成仙楼格局，仍然属于休闲空间。至乾隆九年（1744），造办处开始为西暖阁仙楼上制作五屏风佛座，这很可能是为后来正间供桌上摆放五方佛铜像作准备的。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五方佛与八大菩萨铜像才正式摆放进来。因此，笔者推测养心殿西暖阁后室确定改为佛堂最晚的时间应当是在乾隆八年至九年初。
乾隆十二年共有25幅唐卡挂供在仙楼上东西两侧，其中至少有24幅是从西苑北海阐福寺移到这里的。同时，也开始制作佛堂内的紫檀木佛塔，标志着佛堂的陈设全面铺开。
乾隆十五至十六年（1750－1751），造办处为仙楼佛堂绘画了无上瑜伽品的唐卡。至此，养心殿西暖阁的主要陈设基本完成。按照仙楼上的空间分布，大致分为十个小隔间A-J，每个隔间墙上挂供唐卡，除A、D、F外，其他各间唐卡下设供桌一张，供桌上陈设造像、供器等。此后在供桌上陆续增加了很多的铜造像、擦擦、法器和部分的唐卡、舍利，但唐卡数量总体较为稳定，且陈设思路清晰，是研究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宗教思想的基础。（详见图五、图六）
据实地调查，仙楼上应挂供唐卡51幅，实存50幅。乾隆时期在宁寿宫区域仿养心殿建养性殿，内部陈设也照搬养心殿。根据乾隆四十年（1775）的报告，共仿画了养心殿挂供唐卡44幅。44幅可能是乾隆时期养心殿西暖阁内仙楼供奉的唐卡总数量，后期又有所增加。另外，西暖阁后室一楼无倦斋一区设有一小炕，上安置供桌，摆放了佛像、法器等；其北侧有一供柜，供柜上摆放佛像与法器，挂供唐卡5幅。
养心殿西暖阁佛堂的特点
这个佛堂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此藏传佛教佛堂具有乾隆帝个人色彩。我们注意到，在三希堂和西暖阁东间各辟有一门，可以直通佛堂，同时穿过佛堂的东北小门可以直接进入后殿，即他的个人生活区，包括寝宫。参见（图三）中的箭头示意路线，三希堂进入佛堂的小门设在前室北壁东侧，匾曰“自彊不息”，非常隐密，主要供他本人穿行。西壁贴通景画一张，为“弘历行乐图”，绘画中的地面瓷砖与实际所铺瓷砖完全一样，形成虚实结合的效果。
仔细观察其瓷砖上的图案，中心为青花绘佛教万字纹，周围环绕八宝图案，似乎在指示这里有通往佛堂的通道。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个人的设计思想（图七）。此佛堂介于理政与生活的过渡区，是满足皇帝个人宗教信仰需求的地方。
第二，整个佛堂的陈设思想，尤其是唐卡的陈设思想有不够成熟之处。这座藏传佛教佛堂，以五方佛、八大菩萨、四大天王为主题，在汉藏两地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清宫佛堂中也是特例。五方佛代表密教瑜伽部，八大菩萨、四大天王更像是显宗的配置，它们与五方佛左右两侧的无上瑜伽部父续与母续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藏传佛教显密神系（pantheon)。
显然，这与后来的六品佛楼铜造像和雨花阁正龛铜造像陈列所反映的藏传佛教四部修行思想体系，在完整性和逻辑性上都相差较远。可以看出，乾隆初年宫廷藏传佛教神系思想尚未完善。由于它处于皇帝的私密空间，自设立之初再未更改、完善，因而保存了乾隆帝早期佛堂陈设的原状和思想，非常难得。
第三，西暖阁一层正中供奉无量寿佛塔，仙楼四柱上挂供四大天王，构成了祈寿和礼佛双重功能性的空间。清宫中祈寿和礼佛两种功能合而为一的例子很多，这也与雨花阁佛堂中贴有乾隆十四年（1749）御笔“西方极乐世界**安养道场”的意义相同，即将佛法与长寿之法结合。
第四，此佛堂的位置非常独特——位于居室之前、理政处之后，背南面北，这明显与宫廷面南背北的布局不同，也与汉文化中儒家传统礼制相悖，却符合满族起居室的分布，如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内部结构是清朝按照满族传统修改过的，它将卧室（东暖阁）和萨满祭祀、供神场所同设于一室，神位通常供于西部偏北位置。因此，此佛堂设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北部遵循的正是满族文化传统。
二、养心殿东暖阁仙楼
养心殿东暖阁在康熙时期是养心殿造办处的一部分。雍正时期，对其进行了改造，其结构与西暖阁相似，即分为前室和后室，南间的前室宽敞，作为起居室之用；后室（北部）隔出很多小间，上有仙楼。
至乾隆时期，后室的内部布局情况更为清晰，后室共分为三个隔间，西侧为随安室，中间为寄所托，东北为斋室，即作为斋戒时居住的寝宫。在斋室上方有仙楼，西向一额，曰：“如在其上。”道光十四至十九年（1834－1839），东暖阁经过较大改造，仙楼拆除。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1850－1852），重新恢复乾隆时期的格局。同治十三年（1874），仙楼再次被拆除，保存至今天（详见图九）。
嘉庆时期的东暖阁陈设档提到一楼的随安室、寄所托以及仙楼上的陈设。其中仙楼上面西宝座设御笔经一册、御笔心经五册，均应是嘉庆帝所书。另一本可能是道光时期（1821－1861）所立的陈设档中没有提到此殿内有任何佛教物品。道光时期，东暖阁经过改造，佛堂可能不存在了。
咸丰时期又恢复到乾隆时期的格局，档案中又出现了有关仙楼佛堂的记载，如根据咸丰七年（1857）十月初一日《活计档》的记录，当时东暖阁东楼上悬挂有佛龛一座、御笔心经挂屏，摆放了经桌。又据十一月十六日的记录，紫檀木龛内供奉的是铜菩萨一尊。
同治二年（1863）的陈设档中提到楼上设紫檀木边黑金漆十八罗汉挂屏一对、铜炉四件等，表明当时可能仍有龛像供奉。宣统二年（1910）所立东暖阁陈设档未提及随安室、寄所讬以及仙楼的情况，说明建筑已经修改过了。上述陈设档的记载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暖阁的仙楼供奉龛位只是某些时期的现象。
《活计档》虽然同样没有清晰的记载，但还是透露出一些乾隆时期东暖阁仙楼佛堂陈设的重要信息。乾隆九年（1744），“照养心殿东暖阁镶嵌巴令样款做镶嵌巴令一分”。巴令（Baling，蒙古语），也称多尔玛供（gtor ma)，是酥油、糌巴制作的一种藏传佛教供品，清宫为了长久保存，一般采用珐琅镶嵌工艺制作。
笔者推测，此巴令供的出现，证明东暖阁确实有藏传佛教尊像的供奉，地点当在仙楼上。乾隆十三年（1748），档案中有更为明确的指示，“养心殿东暖阁楼上着安楠木见线画金罩油三屏峰二座”，并刻四样字。三屏峰即指一种三个屏风相边的供台，用于供奉三尊一组造像，因此，笔者推测当时楼上至少供奉了两组六尊造像。
这种规模的供佛形式通常比较简单，一张供桌，墙上挂唐卡，左右挂对联，供桌上放置造像和供品而已。根据上文所引《清宫述闻》记载，供桌可能放置在东墙，面西，下方大致相当于斋室的位置。
由于这个佛堂供奉的尊像身份不明，故无从讨论，不过，斋室是皇帝参加北郊（祭地）、太庙和社稷三种大祀前斋戒的地方，在它上方的位置安置藏传佛教供龛，想来也是满族文化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的结合吧。这与满族文化中生活起居和神佛供奉同设一室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东暖阁的多次装修也可看出，清宫装修虽然尊重传统，但仍以实用性为原则。
三、东西佛堂
养心殿有两处佛堂每每见于档案记载中，这就是东佛堂与西佛堂，也就是养心殿东配殿和西配殿。明代东配殿称为“履仁殿”，西配殿称为“一德轩”，但只是普通的殿前东西房。清代却成为与皇帝日常生活相关的两处重要佛堂。虽然史料中都没有提到养心殿这两个佛堂装修的准确时间，但笔者认为最晚在雍正元年（1723），东配殿已经改造成为佛堂。
《活计档》中透露出一些信息。雍正二年档案中已经提到为“养心殿佛堂”挂西瓜灯一对，说明当时东西配殿只有一处为佛堂。由于东佛堂内供奉了康熙帝的神牌，说明很可能在康熙去世之后，雍正帝就迅速地将这里装修成了纪念性的佛堂，显然当时东配殿还不是佛堂。乾隆九年（1744）东西配殿的内部又作过较大的修改，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陈设与空间布局。
东西配殿均为进深一间，面阔五间的建筑。东配殿明间有一佛龛，供奉的尊神不明。其供奉神牌的地方主要靠北稍间北墙（详见图八）。
嘉庆帝在嘉庆元年（1796）的一条上谕档［附录一］中对养心殿东西佛堂的成立背景有详细记录。这是已经禅让皇位给儿子㻦琰（即嘉庆帝）的乾隆帝所说的一段话。
嘉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1796年12月31日），乾隆帝明确提到养心殿东佛堂为雍正时期所设，是为供奉其父康熙帝和母亲孝恭仁皇后的地方。乾隆帝解释雍正帝当时设立佛堂的原因，称东配殿与专门供奉祖宗肖像和牌位的寿皇殿（地点在景山北部）不同，这里靠近养心殿，方便皇帝每天祭拜。
据乾隆帝回忆，东佛堂正中供奉的是佛龛。佛龛的右侧（西侧）供奉了康熙帝和自己的生母孝恭仁皇后（1660年4月28日－1723年6月25日）的牌位；至乾隆帝即位之初，又在康熙帝龛的右侧添供了雍正帝的牌位，至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1693年1月1日—1777年3月2日）去世后，她的牌位也安置在雍正帝的龛内（附录二）。
南京博物院保存的一纸档案（附录三），详细描述了东佛堂神龛的数量、位置和供奉的内容，为准确理解乾隆帝的这段话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抄录如下：
“东佛堂中龛所供系皇考所供之佛，东龛之东系药师佛、**，东龛之西系章嘉胡图克图斗母，西龛之东系圣祖同祖母神牌，西龛之西系皇考同太后阿娘神牌，将来万万年后，圣祖神牌移奉于寿皇殿，皇考神牌移奉圣祖龛中，皇考龛中安奉神牌。此后百世子孙俱遵此制于养心殿东佛堂西龛祇安供皇祖皇考神牌，祧出之神牌安奉寿皇殿。”
根据上述记载，结合笔者在原状现场的调查（图十），我们可以准确复原东佛堂陈设的原状，如下图所示（图十一）：
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1、佛龛中所供之佛为旃檀佛，这是根据《活计档》资料补充的 ，从现场上，三座龛均为楠木所造，正中佛龛是一个大龛，居中，三层踏跺，台座很高，可见旃檀佛并不大；
2、斗姆本是道教的北斗女神，雍正时期养心殿、圆明园所设斗坛供奉的却是摩利支天，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佛道合流，斗姆与摩利支天已经合一了。其供奉者章嘉国师应当是指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年），为清朝的国师与乾隆关系甚密，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建设的主要设计者与参与者。
3、龛位供奉形式也可通过咸丰十一年（1861）内务府测绘的图样得到确认〔图十二至图十四〕。
东配殿的陈设和祭祖功能，与汉文化的传统有一些不同之处，展示出满汉藏融合的特点：
首先，汉地传统宫廷文化中，祖先崇拜与佛教仪轨属于完全不同的祭祀体系；东佛堂却将佛龛与祖宗神牌一起供奉，这是满族萨满文化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形成的宗教信仰。
比如宫廷萨满祭祀中，释迦牟尼佛、关公与萨满的布偶一同供奉，佛教、萨满神同时作为满族最重要的尊神出现在清宫的祭祀中，从而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混合的信仰。
从供器来看，这里陈设有“铜胎法琅灯一件，果托一件，铜镀金盖玉爵一件，双耳玉爵一件，三足玉爵一件，镀金罩银珐琅果托一件，梅花烧古铜蜡阡四对”。很显然“爵”属于宫廷礼器而不属于佛堂供器，反映出东佛堂祭祖是其主要功能。
另外，为什么会将帝后神牌安供在佛龛的右侧，而不是两边对称排列，令人感到不解。不过，神牌安供在西龛而不是东龛中，至少说明在清朝尊左的传统下，佛教尊神的地位较祖宗地位显然更高。
然而，东佛堂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嘉庆元年的上谕档中〔附录一〕，乾隆帝在说完上面这一段话之后，又继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他的观点主要有三：
1、养心殿东配殿空间毕竟有限，几代皇帝之后，牌位放不下怎么办呢？他设计了一个办法，将来他移居到宁寿宫养性殿时，就可以把养心殿西配殿所供的佛像移到养性殿西配殿，再将在养心殿西配殿按照东配殿同样造龛，作为祭祖之殿堂；
2、在他去世以后，将他的神牌安供于西配殿，将来子孙的牌位按照左右顺序一直排列下去，待西配殿供奉到元孙（玄孙，即第五代）以后，再将东配殿康熙帝移到寿皇殿，继续排列后世子孙的神牌；
3、至于寿皇殿，按照惯例，九代祖先牌位龛供满以后，神位就要祧迁，归入远祖的序列中。不过考虑到自己与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文治武功远超前人，未来三人的牌位应当永远供奉，不许迁走，自己以下的皇帝仍然需要按照规定依次迁走。
结合上面三点，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位八十六岁的老迈皇上的心态，晚年的他始终在思考如何确立自己死后在清朝历代皇帝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设想在养心殿西配殿建立自己独立的祖宗神牌供奉体系，同时在景山寿皇殿、圆明园安佑宫和热河永佑寺全面树立起祖孙三代为中心的祖先崇拜体系。
然而这一做法可能有点激进，虽然他的儿子唯唯诺诺，并不敢反对，但是，次年，即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797年12月23日），他又突然改了口，对㻦琰说，自己去世以后，将康熙帝和孝恭仁皇后的牌位撤至寿皇殿，将雍正帝和孝圣宪皇后的牌位移到西龛的东侧。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去世之后，㻦琰便将乾隆帝和自己的生母孝仪纯皇后的神牌供奉于佛龛的西侧。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乾隆帝晚年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获得与祖父康熙帝一样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强大的宗庙制度，最终选择了妥协，把自己纳入到昭穆之制中，成为祖先中的一员，而不是与众不同的一员。想法的改变或许是他去世之前最为无奈之举。此后，东配殿的牌位依次排定，再无波澜。
因此，东配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堂，而是以祭祖为中心，与供佛相混合的特殊殿堂。
西配殿，即西佛堂，是一座真正的佛堂，除乾隆九年简单装修以外，其他变化很小。东佛堂的龛位设置与西佛堂完全一致，龛像集中于北次间和北稍间，而其中所供为佛教尊像而已。
同样据南京博物院所藏上谕档原稿的档案记载：“养心殿西佛堂中龛所供系藩邸旧供之佛，西龛所供系孝贤皇后所供之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东龛亦系观世音菩萨，乃朕五旬宁寿宫皇贵妃所给”〔附录三〕。
由此可知，西佛堂是以乾隆帝个人收藏、供奉的佛教尊像为主题的一座殿堂。此后虽陆续增加了不少法物，如乾隆三年，年例供奉五座神牌，据马骥越考证，这五座神牌应当是太岁神牌和财神、贵神、福神、喜神神牌。这样看来很有居家吉祥神祇的性质。
乾隆十九年（1754），在章嘉国师的指导下，造紫檀木二层龛供奉在西佛堂。上层供密集金刚、胜乐王佛、大威德金刚，下层供巴苓，左面供四面勇保护法、右供大黄财宝护法，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09年6月9日）在西配殿明间供奉了一尊白瓷观音像作为主尊，整个陈设显得较为混杂，没有明确的设计意图。
从宏观角度来看，东配殿设置为祭祖的场所，与紫禁城建筑设计中“左祖右社”的传统暗合，但西配殿作为佛堂可能更多的体现出满族的传统信仰思想。同样功能的东西佛堂配置在清宫有其他例子可循，其如圆明园内九洲清晏的奉三无私殿，也照养心殿东西配殿设东西佛堂。
四 结语
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偶然得知，养心殿天花中发现了与太和殿内容一样的一组五块符板。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太和殿上的符板是木质的，而养心殿上的符板是铜质的。笔者有幸看到其中一块〔图十五〕。
正如笔者曾就太和殿上五块符板撰文所指出的那样，雍正九年奉旨曾在养心殿、乾清宫和太和殿各安一组符板。现在养心殿和太和殿在维修过程中的陆续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条记载的可靠性。“符板正反面均刻有佛道经咒灵符，根据其内容的不同，正面由上而下共分为四层，由佛教的‘大威德八字秘密心陀罗尼’、宫宅神王名号、经咒和咒牌的组合（大白伞盖心咒、十相自在咒牌、六字真言）以及道教的璇玑八卦图组成；背面满镌道教的镇宅七十二符。”这些符板反映了佛道符咒对于养心殿空间上的保护，皇帝家人的保护，也暗示着对于普天之下的护佑。
结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自雍正开始，养心殿一区正式成为清宫政治的枢纽之一，生活寝兴之所，在紫禁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从清帝的个人精神世界的角度对养心殿进行审视，我们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画面。
首先，清朝宫廷的祭祖与礼佛具有强烈的生活化特点。这一特点笔者在讨论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时已经讨论过了，这里再申其义如下：东佛堂对于祖与父辈皇帝神牌的礼拜，虽有礼仪的需要，更是日常起居所必须，同时还有死后灵魂归祖的渴望。如祖宗神牌前乾隆帝亲拟的祝辞所云：“愿（往？）逍遥极乐之乡，永享无为之乐”，希望没有死亡的痛苦，只有回到祖先家园的快乐。这是存在于很多民族中非常古老的祖先崇拜思想。
从这个角度理解清宫与清帝佛教与祭祖的关系，不难发现血胤亲情的传统；然而，对于佛教尊像、佛道神咒的礼拜供奉，则更多体现出家国情怀的庄重。正如乾隆帝所拟的佛龛前的祝辞所云：“一身康泰，天下万民俱祈康泰；一家安乐，天下俱祈安乐。”对于个人、家族、天下民生都有关注和爱护。这就是乾隆帝精神世界和佛堂人性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养心殿西暖阁佛堂为什么既有众多的显密教尊神，同时又将无量寿佛塔置于当中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思考养心殿一区佛堂的功能和意义。
清宫中，佛堂兼有人性与神性。它的人性表现在，通过祈祷和礼拜能够为个人与家族的安康提供庇护。它的神性表现在超越时空、覆盖整个天下众生的宏大能量；祖先则为家族以及家国天下的统治者血脉延续和国祚绵长提供保证。
这也是为什么养心殿习惯将佛与祖并居一堂的原因。如果我们把养心殿一区的佛堂看作是纯粹的佛教信仰或者政治作秀都是错误的，它既是清朝宫廷的传统信仰的体现，也是皇帝个人的精神诉求的外化。
同样，我们也不能将祖先崇拜与汉文化中传统的孝道完全对等清代宫廷祖先崇拜中有更多古老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和神性化的一面。
最后，养心殿佛堂区体现出更多满、藏、汉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正如天花上供奉的神牌一样，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多重信仰交织的现象在养心殿一区得到清晰的体现，它是中国古代对待宗教重实用、轻差异这一传统的最好诠释。
附记：本文所采用的平面布局图由古建部赵鹏主任、杨新成提供，古建部编纂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养心殿档案资料汇编》由故宫学研究所张淑娴老师提供，赵鹏主任、杨新成还专门帮助笔者申请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东配殿佛龛的样式雷图的发表授权，在此对各位师长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撰写过程中，笔者多次请教张淑娴、杨新成、郭福祥、张小李等同事，也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本文所用平面图均为邵玲所重绘，为本文增色不少，未逐一注明，特此说明并致谢。
附录一：清嘉庆朝上谕
嘉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奉勅旨：雍正年间于养心殿东佛堂佛龛之右供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神位，原以庙享岁有常期，而宫闱近地可以朝夕顶礼，以抒思慕之诚，是以朕登极后，即遵照成法，亦于右次添供皇考世宗宪皇帝神牌。丁酉年后供奉孝圣宪皇后神牌于一龛。此系皇考不匮孝思之所创设，我子孙自当永远遵守，但历代久远而神龛有一定位数，万万年之后，嗣皇帝自当照此一例供奉。因思养心殿之西佛堂现供之佛，将来朕移居宁寿宫之养性殿时，自应移于养性殿之西配殿。现在养心殿之西配殿当照此东佛堂一律造龛，将来万万年后，中间佛龛之左右，朕及子孙皆可依次安设神牌。俟传至朕元孙万年后，再将东佛堂圣祖牌位移于寿皇殿，从此世代递迁，依次移供，可以奉为世守。我国家亿万斯年，代代相承，云礽衍庆，绵延瓜瓞，为亘古所未有。至寿皇殿中龛系雍正年间供奉圣祖仁皇帝圣容，左龛系乾隆初年供奉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容，将来朕万万年自当在右龛。敬思圣祖仁皇帝践祚六十余年，深仁厚泽，超越史册；皇考世宗宪皇帝励精图治，纲纪肃清，且寿皇殿及养心殿供奉圣容神位皆系皇考遗制，朕仰荷天恩，缵承圣祖皇考贻绪，自登极以来，于今六十余年，开疆辟土，敬天勤民，自维功德勉绍前徽，万万年后，圣祖、皇考及朕均当在不迁之列，将来寿皇殿九龛供满时，当由朕以下为始以次递迁，所有圆明园安佑宫、热河永佑寺均当照此一律供奉，以昭法守而示来兹，此系朕偶尔思及，豫为指示。若果能仰荷上苍，眷佑衍祚庞洪，实我国家无疆之庆，此朕之期望而不敢必者，我子孙当敬体此意，祈天永命，庶几上邀昊眷，克符斯愿耳。
附录二：清嘉庆朝上谕
嘉庆四年正月初六日奉上谕：嘉庆元年十二月内，先经钦奉皇考髙宗纯皇帝勅旨：雍正年间于养心殿东佛堂佛龛之右供奉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神位，是以朕遵照成法，亦于右次添供皇考世宗宪皇帝、孝圣宪皇后神牌于一龛，万万年之后，嗣皇帝自当照此一例供奉。因思养心殿西佛堂现供之佛，将来朕移居宁寿宫之养性殿时，应移于养性殿之西配殿，现在养心殿之西配殿照东佛堂一律造龛，将来万万年后，中间佛龛之左右，依次安设神牌，俟传至朕元孙万年后，再转东佛堂，圣祖牌位移于寿皇殿等因。钦此。
嗣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朕又面奉勅旨：将来万万年后，应敬将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神牌移供寿皇殿，再敬将世宗宪皇帝、孝圣宪皇后神牌移供于西龛之东；嗣皇帝敬奉考妣神牌供奉于西龛之西。钦此。
朕祗聆面训，谨志弗忘。今钦遵，嘉庆二年续奉勅旨：应敬将圣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神牌移奉于寿皇殿，世宗宪皇帝、孝圣宪皇后神牌移奉于西龛之东，即着祗造皇考髙宗纯皇帝、皇妣孝仪纯皇后神牌，涓吉供奉于西龛之西，用昭妥侑。所有一切派员移奉各事宜着该衙门敬谨预备，其圆明园安佑宫亦敬谨照此恭移安奉。钦此。
附录三：南京博物院藏清嘉庆朝零散档案
（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面奉上谕：养心殿西佛堂中龛所供系藩邸旧供之佛，西龛所供系孝贤皇后所供之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东龛亦系观世音菩萨，乃朕五旬宁寿宫皇贵妃所给；东佛堂中龛所供系皇考所供之佛，东龛之东系药师佛、**，东龛之西系章嘉胡图克图斗母，西龛之东系圣祖同祖母神牌，西龛之西系皇考同太后阿娘神牌，将来万万年后，圣祖神牌移奉于寿皇殿，皇考神牌移奉圣祖龛中，皇考龛中安奉神牌。此后百世子孙俱遵此制于养心殿东佛堂西龛祇安供皇祖皇考神牌，祧出之神牌安奉寿皇殿。再重华宫东佛堂系太后阿娘所供之佛，并后殿大柜存贮衣服等项永远不许挪移，用昭宗器，法守锡福无疆之至意。钦此。
佛前祝辞：一身康泰，天下万民俱祈康泰，一家安乐，天下俱祈安乐。
神牌前祝辞：愿逍遥极乐之乡，永享无为之乐。”
故宫博物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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