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的政治话语影响下，人们似乎习惯了用文明冲突来表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而且，稍微了解一点儿历史的人们总是喜欢援引十字军和圣战的例子，作为现实冲突的历史佐证。然而，我们发现在中世纪的圣战和21世纪的恐怖事件之间，实际上有着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段。特别是，我们相对忽视了近代时期二者之间的交往，这使我们的历史证据显得非常不充分。其中，要更好地理解当前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19-20世纪传教士的经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例子。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相对地，伊斯兰文明则呈现为落后的、中世纪文明的代表。而且，由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扩张是全球性的，伊斯兰社会的传教经验跟世界其他文化中的遭遇也有诸多的类比性。基督教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医院、慈善等机构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较好例子。成立于1863年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是美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到现在持续是土耳其大学中的佼佼者（今海峡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本文即希望，将这一案例置于19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交往的大背景中，从传教、教育及外交的多重角度来探视这一问题。
一、塞勒斯·哈姆林：从传教士到教育家
18世纪30-40年代，由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所发起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不仅神圣化了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同时也推动了未来更大规模的新教海外扩张。爱德华兹认为，千禧年就要到来，世界上还有许多人需要通过皈依基督才能得到救赎，而“这项工作很可能始于美国”。这种“可能”通过内外战争的实践得到强化，最终形成美国例外论，引导着大量的美国传教士前往海外传播福音。从深度和广度上来看，成立于1810年的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可以被看作整个美国传教事业的一个缩影。19世纪初期，美部会主要的政策制定者鲁佛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1796-1880)认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历史古城，是启蒙亚洲的关键之地。1830年，哈里森·德怀特(H.G.O. Dwight, 1803-1862)和伊莱·史密斯(Eli Smith, 1801-1857)两位传教士被派往伊斯坦布尔进行调查。在美国驻奥斯曼帝国代表的帮助下，二人获得了合法活动的诏书，成为有史以来首次以美国公民身份驻留奥斯曼帝国的旅行者。在此之前，奥斯曼政府通常将美国人视为英国公民来对待。传教事业在奥斯曼帝国进展顺利，在1839年大约有800名亚美尼亚人皈依了新教。为了满足新进皈依者的需求，美部会决定在伊斯坦布尔开办神学院。除此之外，罗马天主教早在16世纪就已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起了学校，美部会急需在这里建立起新教神学院与天主教进行竞争，“否则耶稣会就会在此地占领高地”。1839年，美部会派遣塞勒斯·哈姆林(Cyrus Hamlin,1811-1900)前往伊斯坦布尔，着手创立神学院。
1839年2月2日，塞勒斯·哈姆林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他和他的事业将会给这个国度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哈姆林于1811年在美国缅因州一个宗教氛围浓重的农民家庭出生，其祖先为胡格诺派教徒。他的堂兄汉尼拔·哈姆林（Hannibal Hamlin, 1809-1891）在1861-1865年间曾担任美国副总统。哈姆林年幼时在农场长大，有手工方面的丰富经验。1834年，他前往班戈神学院(Bangor Seminary)学习，后获得博士学位。在班戈读书期间，他帮助了许多爱尔兰移民，也正是这些经历使他认为传教的本质意义在于帮助受困之人。1839年，美部会派遣哈姆林前往伊斯坦布尔建立神学院。哈姆林是第一个到国外传教的班戈毕业生。实际上，许多“第一”都和他挂钩：1840年，他建立了伊斯坦布尔第一所新教神学院；他是第一个把手工技能引入神学院课程的传教士；他于1863年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罗伯特学院；他亲自设计并修建了这所学院，就连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都称赞他“开辟了全新的建筑领域”。他在奥斯曼帝国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873年。回到美国后，他基于个人经历撰写了《身处土耳其》(Among The Turks)和《我的人生岁月》(My Life and Times)两部传记作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主义思想盛行的世界里，哈姆林以一个西方人的身份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相对较为真实的奥斯曼帝国。
1840年11月4日，哈姆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村庄正式开办贝贝神学院(Bebek Seminary)。该学校是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所新教神学院，也是罗伯特学院的前身。哈姆林模仿美国的文理学院来运营贝贝克神学院，这里的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大多都成为了牧师。虽然来到这里的学生并不都是福音派新教徒，但是哈姆林从未试图劝导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这符合当时美部会的政策。鲁佛斯·安德森曾在哈姆林远航伊斯坦布尔前告诫他：“我们的目标不是在他们中间引进美部会或长老会……你的任务不是去那里使人改教。如果亚美尼亚人愿意，就让他继续是亚美尼亚人吧……在良心允许的范围内，请服从法律和现存政权。”对哈姆林来说，精神追求只有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才能合理出现。大多数进入贝贝克神学院的学生都无法糊口，因此哈姆林在神学院内部开办了诸如车间的世俗产业为学生们提供工作。不过，随着一些外在因素的发生，这些产业有了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因改信新教而受到迫害的亚美尼亚人。福音运动在土耳其不少地方都急剧增长，亚美尼亚教会的神职人员却拒绝任何形式的改革。更为严重的是，亚美尼亚教会宣布，任何皈依新教的人，或只是倡导教会改革的人都会受到“诅咒”(Anathema)——被诅咒的人将被行会开除并流落街头。许多受到迫害的年轻人进入了贝贝克神学院，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团体，巩固了新教的新生力量。1846年7月1日，第一次亚美尼亚人福音派教会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贝贝克神学院的一个毕业生被按立为牧师。1846年12月，奥斯曼政府正式将信奉新教的亚美尼亚人从亚美尼亚教会的管辖下解放出来。1847年，在英国大使等人的要求下，苏丹宣布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不得因其信仰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1850年苏丹颁布法令，赋予新教臣民与早期基督教徒同样的权利。
19世纪前半叶,美部会主要以在海外建立“自给自足”的本地教会为目的，把学校视作传播福音的工具，主张把教育降为次要功能，使用当地语言教学。这是以安德森为主导的美部会对圣灵工作彻底信任的体现，但同时也能从中窥探出美部会缺乏对其他的民族和文化的同情。截然相反的是，在贝贝克神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哈姆林把教育放在首位，将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并认为救助贫困比单纯地传播宗教有更大的意义。这一系列与安德森理念背道而驰的行为最终导致美部会做出两个决定：重新任命管理者，并将神学院于1860年迁入内陆城市马索万(Marsovan)，以“避免大城市生活对道德的腐蚀”。美部会和哈姆林的分歧在于，哈姆林的所作所为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但美部会却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过于“人道”，以至于导致传播福音人才的流失。可是，当传教士不得不去处理生活中最基本的事情时，就会发现传播福音作为一种文化命题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也使得传教士与自己的文化拉开了距离，展现出他面对苦难时的宗教使命感。在这里，哈姆林的美国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他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面向世界，赋予19世纪奥斯曼帝国传教事业新的内涵。
二、罗伯特学院：美国第一所海外大学
贝贝克神学院的搬迁并不意味着哈姆林教育事业的终结。相反，克里米亚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内相对自由的氛围以及美国慈善家克里斯托佛·罗伯特(Christopher Robert,1802-1878)的出现，给美国在海外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罗伯特学院的成立带来了契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罗伯特因哈姆林的世俗产业与他结识，这段经历为之后他们的合作埋下了伏笔。有人曾向罗伯特先生提议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所与美部会无关的世俗高等学府，但罗伯特表示更加希望建立一所由美国人掌管的、基督教性质的学校。对此，哈姆林表示赞同：“这个国家的人民比美国人更有宗教信仰，只有一个公平、开放、真正的基督教机构才有信誉。一所没有积极宗教信仰的学校将被视为一个可疑的陷阱。如果这些年轻人想要掌管学校，却忽视宗教和传教士，他们肯定对这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在奥斯曼帝国，教育属于宗教管理的范畴，建立世俗学校的计划并不符合当地的情况。
1860年5月，哈姆林正式从美部会辞职，得到了罗伯特无条件的精神支持和资金支持。1862年6月2日，在英国的帮助下，罗伯特学院获得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同意，被允许开办运作。1863年9月16日，罗伯特学院正式开学，哈姆林担任校长的职务。次年，学院的董事会成立，其法律地位在美国得到确认。罗伯特最初提议将这所学校命名为美利坚学院 (American College)。但是哈姆林认为这个名字具有政治意味，转而选择了“罗伯特”这个在东方所有语言中都能够被拼写出的中立单词作为学校的招牌。哈姆林不希望罗伯特学院与政治有任何牵连，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安德森政策的延续。然而，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罗伯特学院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治。为了防止罗伯特学院发展壮大，其正式成立许可的颁布一直遭到了来自法国、俄国以及罗马天主教的阻拦。直到1868年，由于克里特岛纷争，希腊向美国求助。此时美国因为内战的胜利而扩大了声望，奥斯曼帝国恐与希腊开战。为防止罗伯特学院的问题成为美国插手的导火线，高门官员便决定“哪怕用我们自己的钱修一所美国学院，也要阻止美国海军上将的调查员进入地中海！”。最后，1868年12月2日，奥斯曼帝国不仅宣布将罗伯特学院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并有史以来首次将批准建立学校的帝国诏书颁布给了一所外国学校。讽刺的是，在了解到这些真相之前，哈姆林一直以为学院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抱负而获得了这一殊荣。
在哈姆林就任罗伯特学院校长期间，他包容中立的态度在管理学校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他从不强迫其他信仰的学生参加固定的宗教活动，甚至允许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下自由回家。学校中的两位教授对哈姆林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学院是传教使命的延伸，其目的应当不亚于在土耳其帝国传播基督教。哈姆林却否认了这一观点。他在《黎凡特先驱报》(Levant Herald)上用最强烈的措辞指出：尽管罗伯特学院是基督教性质的，但在原则和目的上都是严格非宗派的，与传教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哈姆林在给罗伯特的一封信中却写道：“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和传教工作挂钩的，美部会应当和我们互相帮助。”这并非意味着哈姆林在信仰和实践中自相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从美部会辞职并不意味着哈姆林不再是一个传教士。在他的多重身份中，基督教身份始终被他放在首位，传教是他永久的目标。作为学校的创立者，哈姆林的身份潜移默化地为罗伯特学院注入了传教性质，而非教派的特点则能让罗伯特学院向所有种族和信仰的男性开放，以此更好地服务于传教使命。
在教育方面，罗伯特学院延续并发扬了贝贝克学院的模式。学院被分为两个部门：预科和大学。学校的基础课程包含人文科学、历史地理、军事商务、工业教育等，均以英语授课。所有学生至少要学包括其母语在内的五门语言。实际上，这些西式教育甚至带来了比宗教本身更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许多穆斯林和当地基督徒都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进罗伯特学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福音抱有多大的热情——虽然转变信仰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在现实中改教者依然会受到迫害——对西方教育的渴求才是其中真正的原因。亚美尼亚教会就曾敦促其成员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罗伯特学院接受教育，而一部分穆斯林也表示，他们的孩子“虽然必定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更希望他们能在西方文化中成长。”除此之外，学校里的亚美尼亚学生、保加利亚学生以及希腊学生都被分配到学校不同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学校里暂时没有穆斯林学生，这和奥斯曼帝国禁止穆斯林进入基督教机构学习的政策有关，直到1903年罗伯特学院才有了其第一名土耳其人的毕业生。虽然哈姆林对教育的看法与安德森大相径庭，但从整个19世纪传教事业的发展来看，哈姆林的理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到20世纪初期，传教士在海外传播的依然是福音，但他们的方式却是世俗的。
在罗伯特学院的最初几年里，学院可以被视作一所具有实验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哈姆林没有明确地按传统划分四年学业的界限，而是把每个学生都当作特例来对待。哈姆林认为自己“所追求的是多元化，而非制度化的学生群体”。但这并不符合罗伯特有条不紊的商人观。学校的老师也认为学校需要通过规章制度来获得信誉，因此并不满意哈姆林的管理。董事会成员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1829-1912)甚至认为学校“处于一种近乎垂头丧气和组织混乱的状态”。1869年哈姆林开始亲自修建罗伯特学院的建筑，董事会认为哈姆林无法同时管理学院和建造新楼，便请来哈姆林的女婿乔治·沃什本(George Washburn，1833-1915)担任校长。1873年哈姆林携家人返回美国筹款。1877年6月，他正式辞去了罗伯特学院校长的职务，从此再也没返回过伊斯坦布尔。
三、罗伯特学院的转型与风波
《在君士坦丁堡的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一书中，沃什本解释他与哈姆林的区别：“我们的差别来源于我们个性的不同。他是个天才，而我却不是。他痛恨一切体制组织的束缚和细节……但对我而言，体制却是管理运行的基础。”哈姆林和沃什本对信仰的不同理解，以及各自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管理学院的方式上产生分歧，从而为罗伯特学院打上了不同的个人烙印。从哈姆林到沃什本，罗伯特学院的变迁反映了19世纪美国传教活动参与现实事务的程度变化，映射出宗教与政治日益紧密的联系。
乔治·沃什本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富裕家庭长大。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沃什本一心要做与神学相关的职业。1856年，沃什本首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不久之后与哈姆林的大女儿亨丽埃塔·哈姆林(Henrietta Hamlin)结为夫妇。比起哈姆林，沃什本更被董事会所信任。这是因为，不管是在为人，还是在管理学校的方式上，他都比哈姆林更像一个属于美国的基督徒，他的行为诠释着美国的国家使命和宗教使命的融合。
沃什本上任后，学校内一切宗教活动都是强制性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这一举措引起了校内亚美尼亚学生的强烈反对，而亚美尼亚人的学校则抓住机会，开始在报纸上抨击罗伯特学院：“为什么当我们有如此优秀的学校和出色的教师存在时，亚美尼亚人却要去投奔那些外国人和异教徒？”虽然这些攻击导致了许多亚美尼亚学生退学，但沃什本仍坚持这一规定。他认为，宗教活动是一所基督教机构的基调，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取代某人的宗教偏好。从罗伯特学院退学的亚美尼亚学生表示：“我们在学校里所受的宗教教育……会影响到我们的东正教信仰……我们避免成为新教徒；”“我们难以相信……(罗伯特学院)会成为侵犯学生良心自由的工具……如果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罗伯特学院，他们将成为新教徒。”
随着亚美尼亚学生的减少，亚美尼亚人的地位在学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校里的保加利亚学生团体在阿尔伯特·朗(Albert Long,1832-1901)教授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后者是让罗伯特学院卷入政治的关键人物。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农奴制的废除和宗教自由律令的颁布使保加利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因此，保加利亚提出要拥有自己的教会、学校、报纸及文学，从而摆脱希腊教会的控制。1874年，沃什本与朗等人在复活节期间前往保加利亚，在见到“少数武装的土耳其人对多数手无寸铁的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暴政”后，加之“朗的影响和他本身的反穆斯林偏见”，沃什本开始持亲保加利亚的态度。对他来说，保加利亚已经是一块成熟的革命土地。
1876年，奥斯曼帝国两易其主，政局动荡，朗和沃什本决定代表保加利亚人采取行动。朗在多番努力后成功地联系到了伦敦《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记者艾德文·皮尔斯爵士(Sir Edwin Pears,1835-1919)，一位对穆斯林带有偏见的律师，希望他能就保加利亚事件发布报道。1876年6月23日，沃什本的一封信被附在一篇名为《穆斯林在保加利亚的暴行》(Moslem Atrocities in Bulgaria)的文章后面发表。这篇报道在伦敦产生了影响，以至于英国上下议院和党派都开始就保加利亚问题争辩起来。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认为可以用“保加利亚的屠杀为理由”来赢得选举。
保加利亚的狂热民族主义分子指控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人的迫害，并提供了大量过度夸张的细节。这些叙述经过沃什本与朗的转达，出现在了格莱斯顿的《保加利亚的恐怖和东方问题》(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小册子中，在欧美引起轰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两名亲历保加利亚屠杀的传教士的叙述，他们认为这场冲突双方都有过错，而并非单方面的屠杀，所提供的伤亡人数也远低于狂热民族主义者给出的数据。不过，带着优越感的欧洲和美国读者更倾向于沃什本等人的版本。随后，保加利亚人被残忍屠杀的报道在欧美成为了头条新闻，仿佛“这不仅仅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争端，也是基督教反抗伊斯兰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关键”。最终，1877年初，格莱斯顿成功说服英国政府放弃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同年4月24日，沙俄向土耳其人宣战。1878年战争结束后，由于保加利亚被分成了五个部分，内战爆发。1879年，保加利亚宣布独立，本土的国民大会召开。会上，沙皇的侄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1857-1893)成为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并颁布了欧洲最为民主的宪法，而沙俄对此并无异议。朗和沃什本由于为保加利亚的进步和独立做出了贡献而在会上被点名表彰，多位罗伯特学院的毕业生被保加利亚政府授予高层职位，包括亚历山大的私人秘书。
皮尔斯爵士评论道：“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所大学能像罗伯特学院这样，对一个国家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英国记者和编辑W.T·斯特德(W.T.Stead,1849-1912)则更直白地说：“罗伯特学院造就了保加利亚。”
不过，除了直接参与者外，几乎没有人会把罗伯特学院和这些报道联系起来。哈姆林在了解到沃什本的所作所为之后，曾写信请求他“不要把学院卷入这场争斗之中，更不要站在沙俄一边……我恳求你不要在这场血腥可怕的斗殴中使学院复杂化，并开除任何危机学院存在或威胁学院中立性质的教授和学生。”比起沃什本，哈姆林对土耳其人的政治和制度有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相对于沙俄，土耳其对新教更加宽容。他反对战争，不过出发点却依然基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战争不能治愈土耳其的顽疾。土耳其的疾病是无知、迷信、偏执和狂热。战争只会加剧这一切，难道基督王国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击败这种邪恶吗？”
为了防止高门对罗伯特学院有任何怀疑，哈姆林在波士顿发表亲土耳其演讲。但沃什本却并不买账，反而要求罗伯特控制住哈姆林在英国广为传播的亲土耳其言论。沃什本始终无法原谅土耳其不是基督教国家的事实，认为“基督王国的进步并不依赖于反基督教力量”，所以他倾向于站在沙俄一方，认为其能摧毁东方异教。有意思的是，沃什本在自己的书中否定学院参与政治，并公开表示中立一直是学校的原则。美部会也一直警告海外传教士“不要干涉当地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观点”。但是，回顾19世纪美国传教运动的历史，传教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和政治有所牵扯。这或许因为“远离政治”的规定本身就和美国基督教精神相悖。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从建国时就把宗教的种子根植在其外交活动中。基督教的义务和美国的义务基本上是和谐的，二者互为前提；否则，美国就无法参与到全球传教活动之中，完成救赎世界的任务。
四、哈姆林的遗产：传教士、教育及政治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不管是对在土耳其的传教士，还是对像罗伯特学院这样的教育机构，美国政府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般来说，罗伯特学院所遇到的困难主要都来自俄国和土耳其政府，而主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方则是英国。沃什本就曾表示：“如果不是我们和英国大使馆的亲密联系，学院不可能获益良多。通常情况下，英国政府比华盛顿政府对我们更感兴趣。”同样，1894年，哈姆林把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所遭受的危机归咎于“苏丹的政策，以及美国从未动用武力威胁保护传教士”。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传教士开始与华盛顿直接接触，美国政府逐渐依靠传教士的经验和信息与奥斯曼帝国建立更深入的外交关系，并获得领事豁免权。19世纪80年代末，沃什本描述了美国社会对罗伯特学院的首次关注：“尽管罗伯特学院在美国还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其名气的确扩大了……在一个晚宴上，斯特德先生认为罗伯特学院甚至比英国和俄国带给了土耳其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最终会导致土耳其美国化。”“美国化”的目标正是美国政府开始关注罗伯特学院这样的机构之动机所在。
1898年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其大国地位的基础。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站在了美国一方。沃什本带领罗伯特学院所有学生为美国的胜利而庆祝。他认为，战争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这个时代里，成为能够捍卫自己利益的世界强国是美国的唯一出路，否则就会被欧洲主宰。1901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遇刺身亡，罗伯特学院的所有学生都被召集起来为其默哀。沃什本认为罗伯特学院应“竭尽所能捍卫美国的荣耀”。1902年，由于政治局势，美国与土耳其的联合部队处于紧张状态，许多美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开办的机构失去了特权。即使罗伯特学院并不属于其中，但是沃什本仍然认为这“关系到美国在土耳其的声望”。到20世纪初期，罗伯特学院在沃什本的管理下逐渐成为了扩大美国影响的平台。
1900年，哈姆林去世。沃什本也在1903年结束了任期。罗伯特学院逐渐淡化了与哈姆林及其家族的联系，一个时代正在拉上帷幕。在这五十年中，2500多名不同民族的年轻人受到了教育。这些学生在大学里的平均时间约为三年，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大多数都没能够完成所有课程。然而，有435人在大学四年到七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中亚美尼亚人144名，保加利亚人195名，希腊人76名，英国人和美国人14名，德国人3名，犹太人2名，土耳其人1名。不仅如此，罗伯特学院的建立大大影响了美国教会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类似的机构，叙利亚新教学院和美国女子学院就是最为突出的成就，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就有6所美国大学和相当数目的高中。罗伯特学院的成功发展已经唤醒了不同民族对教育的重视。1882年后，苏丹决心为土耳其人做罗伯特学院为保加利亚人所做的那些事，他颁布了一项禁止男孩上外国大学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上土耳其人的大学。保加利亚和东罗马利亚在罗伯特学院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建立学校，基督教的学校“已经感受到了罗伯特学院道德和宗教训练的影响，并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教育观在希腊王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罗伯特学院被奉为典范”。
1903年，卡利布·弗兰克·盖茨（Caleb Frank Gates, 1857-1946）接任罗伯特学院的校长。他将在这一位置上持续到1932年。同哈姆林和沃什本一样，盖茨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他出生在芝加哥，先后毕业于贝利奥特学院（Beliot College）和芝加哥神学院。他于1881年来到土耳其，相继在马尔丁（Mardin）和哈普特幼发拉底学院（Euphrates College, Harpoot）工作。不同于沃什本的老派、父权风格，盖茨表现得很亲和，擅长跟政府打交道，以及处理与本校师生的关系。然而，同哈姆林一样，他充满了开拓精神。这不但体现于各种建筑的完善，也包括课程的重新规划和新专业的增加，如工程学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盖茨的稳重、忍耐和坚持，才让罗伯特学院度过了巴尔干战争、一战和大萧条的艰难岁月。1926年，学校的注册人数达到了768人，是建校以来的最高数字。1922年，他作为美国代表的顾问出席了洛桑会议，并为伊斯麦特帕厦（Ismet Pasha）的风采所折服，也增加了其对“新土耳其”的认同。也是在盖茨的任上，罗伯特学院得以跟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并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获得建立分会的特权。同时，罗伯特学院依旧保持着鲜明的基督教品格。这体现于盖茨的个人修养，也体现于教职工和学生的集体崇拜。哈姆林的梦想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罗伯特学院的一个相关机构是成立于1871年的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an’s College）。它最初由位于波士顿的妇女传道会（Woman’s Board of Missions）所支持，后者与美部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卡洛琳·博尔顿（Caroline Borden, 1829-1922）担任董事会的主席，直到1922年去世。一位在奥斯曼帝国的美国女传教士玛丽·米尔斯·帕特里克（Mary Mills Patrick, 1859-1940），从1875年开始担任校长，直到1924年退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经历了从教会学校到差会支持的学院再到独立学院的转变。它最初以君士坦丁堡之家（Constantinople Home）的名义成立，服务于皈依基督新教的亚美尼亚学生，以及作为单身女传教士的聚集地。然而，从一开始，博尔顿和帕特里克就表现出广阔的视野和长久的愿景，也即要成立一个国际性、跨民族的教育机构。这与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男传教士和波士顿的差会意见相左，最终导致二人脱离与差会的关系。1890年，它以君士坦丁堡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 in Constantinople）为名获得授予学位的权利。1908年，它宣布成为一个独立教育机构；1912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学院。该校培养的最杰出的学生代表即土耳其的著名女作家哈利德·艾迪布·阿德瓦尔（Halide Edib Advir, 1885-1964）。她也是第一位土耳其人毕业生，曾参加土耳其独立革命，但在妇女运动问题上与凯末尔·阿塔图克意见分歧，后来则集中于写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逐步并入了罗伯特学院。
结语
1926年《燕大周刊》登载了一位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写给燕京校友的信。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罗伯特学院，并将其与母校燕京大学做比较。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这位中国穆斯林学生正是因为仰慕凯末尔领导的独立革命，所以才自费到土耳其留学。这时的中国也正处于大革命的浪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1922-1927年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大部分的教会学校在此期间到教育部注册，校长也改由中国人担任。土耳其社会的变革不亚于中国。然而，罗伯特学院似乎保持了相对的宁静。新生的共和国不需要传教士；但因为仰慕西方文明，所以对这所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大学特别看重。罗伯特学院的教育理念，正适合土耳其共和国所追逐的世俗主义价值。
然而，当我们珍惜罗伯特学院的教育遗产时，却无法忘记创始人赛勒斯·哈姆林的传教士身份。而且一直到盖茨时期，罗伯特学院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基督教品格。罗伯特学院的创立与发展，有赖于传教士的奉献和激情，也有赖于西方发达文明的慈善。其中，传教士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成为了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文化、教育与宗教、宗教与政治等多方面的桥梁。除了传教士的身份，他们也是教育家和外交官。文化和政治的优越性是一个天然的优势；而如何回避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教士的个人品格。反过来说，这种文明的优势恰恰是它们在东方社会合理存在的依据。从这一点来说，在19世纪的氛围中，深度的文明交往始终不会是平等的，也不会是纯粹的。
从一个全球比较的视野，我们将19世纪的传教运动置于文明交往的大背景下。这不仅包括英美传教运动向东方社会的单向输入，也包括东方社会内部的横向比较，例如晚清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不同于21世纪的文明冲突话语，我们一方面看到输出文明内部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接收文明内部的变革。其中，传教士的个人品格和传教机构作为一项集体事业之间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哈姆林还是帕特里克，都在教育的问题与母会有着不同的意见，而他们对传教领域的感情成为了产生这一差别的关键因素。对于传教差会来说，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它们则必须面对利益的计算，更要打政治的算盘。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传教士和传教机构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原文收入《伊斯坦布尔史论：城市、帝国及文明》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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