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马斯乌徳教授介绍的是他最近出版的著作。《Shari‘a, Inshallah》追溯了近150年来索马里人以沙里亚之名推动人human权rights与rule法of治law的努力，反思了世俗法治进程的传统观念，并提出对更高权力的信仰都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法治。
“在遭受了西方殖民的国家中，人human权等法学观念很容易被视作西方强权的另一种压迫手段，但是宗教信仰中的社会正义却仍然能够引起共鸣。”
宗教、虔诚的教徒与人human权，谈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人们第一反应或许都是一些负面的例子——
基地组织、ISIS；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恐怖袭击；冲击国会的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加拿大天主教会在历史上对北美原住民儿童的虐待；英国教会为曾经从奴隶贸易中获利而道歉……
在深入探讨伊斯兰的案例之前，我们首先要问：沙里亚 (Sharia) 究竟是什么？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系法律研究主任马斯乌德教授 (Mark Fathi Massoud) 选择了音译，因为它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一套名为“伊斯兰法”的法律体系（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一种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更为广泛的道德指引。
马斯乌德教授强调，沙里亚本来具有的两个特点是：
1）阿拉伯语词根来自“道路”，
2）可以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诠释。
然而，在当代”恐沙里亚“ (Sharia-Phobia) 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西方，沙里亚成为了独dictatorial裁control统治、压迫女性、限制人human权的代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州的“反沙里亚”立法，听到议员给沙里亚贴上与人human权不能兼容的“邪恶”的标签。
不仅仅是伊斯兰，现代宪Constitutionalism政主义思想通常将宗教视作对自Liberalism由主义的威胁。
于是，马斯乌德教授抛出的研究课题是：宗教能否建立和平？
在战争之后，宗教能否起到限制独断专arbitrary权power、重建法治的作用？
马斯乌德教授将目光投向了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
在大众文化中，这个国家充斥着战乱、饥荒、海盗——最著名的描绘当属奥斯卡获奖电影《黑鹰坠落》。
在年度“失败国家” (Fragile/Failed State) 榜单上，索马里也确实常年位居一二。
在进行了深入的史料研究和民间调研之后，马斯乌德教授认为，沙里亚或许能够为和平打下社会和法律基础。
当地一位20岁的年轻律师 Tayib (化名)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Tayib 一直在为和平与人human权不懈努力，但是，他的梦想不是成为国家总理或者联合国官员，而是通过成为宗教领袖 (Sheikh) 来引导国家与国民的未来。
不仅仅是索马里——据美国民调机构和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大体支持将沙里亚作为本国官方法律，并且在性别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
那么，神能否终结暴力呢？
马斯乌德教授的论点是——
对于高于人类的全能存在的信仰或许能够引领人民走向法治。
毕竟，法治 (rule of law) 本身也像神学一样，是区别于人的治理的存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宗教提供了复制西方模式的另一个选项，不仅仅转头看向外国，也仰头看向神的智慧。
马斯乌徳教授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档案研究 (archival research)、参与观察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质性访谈 (qualitative interview)，以及重返校园——法学出身的他在伯克利神学院旁听了一整年的研究生课程。
他最近的课题一边延续着第一本著作中关于法治何以成为殖民或独authoritarian裁统治的基石的思考，一边拓展向宗教的领域拓展。
在历史上，沙里亚也确实屡次沦为殖民者和独authoritarian裁者的工具。
在英属索马里兰保护国保护国时代 (1884-1960)，为了抗衡反对非穆斯林统治的当地百姓，英国殖民者曾经派出伊斯兰学者，辩称沙里亚也不乏对帝国统治的认可。意属索马里也有同样的案例。
后殖民时代，政变夺权的索马里第三任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任期1969-1991，内战爆发后流亡；于1972年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曾表示：“古兰经里没有任何一个反对socialism社会主义的章节。”
到了2010年前后，“沙里亚立宪”登上舞台，索马里国会通过沙里亚为官方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一位受访者说：
“因为比起其它任何法律，索马里人更愿意相信沙里亚。伊斯兰教能让法律更为动听。”
在此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索马里妇女也在为沙里亚立宪欢呼雀跃，这似乎有悖于传统宗教压迫女性、女性反抗宗教桎梏的普遍观念。
当时马斯乌徳教授的假设是影响性诉讼 (impact litigation) 的可能性——既然沙里亚写入宪法，那么索马里妇女就可以通过宪法法庭，提出对沙里亚的不同解释，从而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和公共政策的改变。
然而，与索马里穆斯林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的对话超出了他的预想，或许也令他反省西方视角的局限性。
她们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虔诚：“我所采取的每一步行为都是基于我的伊斯兰信仰。”
其二是实用主义：有人说，“[宗教领袖]总是给我们扣上妄图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帽子。”有人说，“只有先推广我们都是穆斯林的概念，才能逐步拆除父权体制。”
在这样的对话中，马斯乌徳教授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无法被明文定义、存在于索马里人心中的、对沙里亚的想象。
被问及如何定义法治，索马里人大多提到了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沙里亚。
其次是“Xeer”，即传统和习俗。
第三点，“法”的部分则较为模糊。人们提到了法庭、成文法、欧洲法、殖民法、国际法、世俗的东西等等。但这些描述也不乏共同点——这些都是舶来品。
换句话说，沙里亚似乎成为了外国强权的对立面。
马斯乌徳教授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法律与社会的理论意义如下：
1) 为了建立法治，精英阶层和草根活动人士同时都在一边利用、一边抑制宗教。
2) 信仰是一种更高权力：宗教既是法的基础和支撑，也为向法提出异议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此，依法而治或许也是神学的一种。
依法而治要求人们服从某种更高权力，从而限制政府的势力。
法是一种更高权力，神自然也是。
法与信仰是人类在人类能力之外寻求正义的两种领域。
由此，马斯乌徳教授的结论是，现有的法学研究无法涵盖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单单谈论人human权rights、司legal法改reform革是不够的。
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视线收回到宗教和信仰。
正如人human权律师对所有人作为人类存在而与生俱有的权利深信不疑，人human权律师试图帮助的这些索马里人也对神的力量有着相同的、甚至更热烈的信心。
宗教与人权并不需要二选一。
Q：宗教与道德观念相辅相成。如果宗教被写入法律，那么在当代社会，如何限制法作为神的代理的管辖范畴，从而使法律仍然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law as an ethical minimum)？
A：一方面来说，不同的人对这个范畴有着不同的理解，会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是独dictators裁者热爱沙里亚的理由。如果你成为了编纂法律的人，那法律就是你的武器。
守望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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