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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晋西汉画像神话的生命意识
发布时间: 2022/9/9日    【字体:
作者:段友文 叶蕾
关键词:  陕北晋西;汉画像;神话;生命意识  
 
 
摘要
 
汉代画像石作为丧葬祭祀艺术之一,集中体现了汉代人的“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及崇生的生命意识。其所描绘的神话中的祥瑞形象与神话情节不仅反映汉代社会淳朴的民俗及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更蕴藏着整个民族代代累积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哲思,反映出汉代人的价值追求。本文选取陕北晋西汉画像石中女娲伏羲、西王母东王公、日神话月神话三组极具代表性神话,从其所内蕴的祈愿族群延续的群体意识,渴求个体长生不老的生命意识,探寻万物共生宇宙的时空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汉代人追求生命不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质。这对于探讨中国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重新发现汉画像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
 
人类最初视死亡为偶然现象,在逐渐觉悟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后,开始借由神话和原始习俗去追寻生命的永恒。虽然作为观念主体的先民已然消失,但他们的生死观念曾经作为众多神话传说和原始习俗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观念基础,因而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使现代人从神话传说和原始混沌驳杂习俗反观原始人类的生命意识。汉画像石所刻绘的神话图像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它具有气魄雄大的艺术风格,不仅取决于其大刀阔斧、粗犷豪迈的雕刻技法,还在于其描绘的神话中的祥瑞形象与神话情节蕴藏着整个民族代代累积的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哲思。只有从窥视先人的生命意识入手,我们对于许多上古神话传说产生的原因及其意蕴才能有较为透彻的理解。
 
陕北晋西汉画像石作为汉代画像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整个汉代画像石的共同特性,又与汉代陕北晋西地域文化有紧密联系,因而呈现出独特的个性。陕西及山西两省画像石分布区域在汉代归属于上郡和西河郡,虽地处北部边境的荒僻边郡,经济和文化明显弱于其它汉画像石分布区,但这里一直是汉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又位于通往北方和西域的贸易通道上,大量的内地移民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此地成为农牧业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这一地区画像石墓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汉代社会,儒家思想将厚葬死者作为“孝”的重要标准,汉画像石作为丧葬祭祀艺术之一,集中体现了汉代人的“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及崇生的生命意识,因而汉代画像石的世界呈现出一幅追求幸福和生命永驻的图式。本文选取汉画像石中女娲伏羲、西王母东王公、日神话月神话三组神话,从其所内蕴的祈愿族群延续的生命意识,渴求个体长生不老的生命意识,探寻万物共生宇宙的时空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汉代人追求生命不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质。
 
女娲伏羲神话:祈求生命延续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指群体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祈求生命延续的群体意识具体表现为先民依赖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来维系族类不朽、种族永恒延续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群体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共同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根源于先祖以关爱生命、重视生命为内容的孝道思想,这样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既表现为渴望生命绵延不断的传递,又表现为追求生命价值的不断升华。因此,要想获得生命的延续,实现生命的永恒,就不得不考虑人口再生产问题。生命的延续是通过家族延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家族生命的传承与家族的兴旺发达的价值观念就联系起来了,婚姻便成了人们延续自身生命与家族血脉的一件大事。女娲的大母神话、生育神话与高媒神话的属性与汉画像作为丧葬艺术追求生命延续的文化内质自然契合,因而刻画有女娲形象的神话内容在整个汉代墓葬艺术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女娲形象蕴含的生育崇拜
 
1.大地之母化生思想
 
女娲居三皇五帝之列,在传说中是人类的创造者。在女娲的传说中,其神话传说中最显著者是一个“化”字。袁珂认为“化”当作“化育”“化生”解。女娲化生万物,“一日七十化”,化无为有,化小为大,化少为多,展示着生命连绵不断、生生不息的无穷可能性。这里的“化”,含自然生长、滋养培育的意思。化万物,也即万物化,这与先民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从大地之中生长出来的观念相合。先民看见大地生长万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似乎都离不开大地母亲的养育,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人类也是从大地中化生而来的观念。女蜗,作为大地母亲人格化的体现,也暗示着人类从土里来,自然就有了化生万物的能力。死亡是无法避免也无可反抗的,但若把生死看作物化的一种形式,则可使人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使人放弃对“长生无死”的幻想和追求。
 
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人类自身力量的渺小,难以与自然抗衡,加上残酷的部落战争时有发生,初民面对脆弱的生命,期望通过女性大量生育,使氏族人丁兴旺,避免灭亡的命运。女蜗便成了带给他们强大生育能力的象征,表达了他们希望自己的氏族一代一代地永远传下去的期望。这位神话中的女仙,以其对生命的创造及其使人类社会繁衍不息的功能,成为民间广泛而又长久敬仰的始祖,受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敬仰。东汉许慎的《说文·女部》载:“母,牧也。从女,象怀子形。一曰象乳子也。”从中可见汉代人心目中对母的认识集中于“生子”这一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汉画像通过对女蜗形象的刻绘,渴望她能带给女性生育的能力。先民们真诚地相信,无论是繁衍后代还是在对抗恶劣的自然,女蜗都会赐予他们力量。这种力量会带给他们连绵不断的生育能力,帮助他们战胜自然,从而满怀着生存的希望,体现了汉代人对“母”以及对土地尊崇下生命循环的向往,表达了歌颂母亲、赞美女性的审美情感。中国生命文化的特色在汉画像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每一块画像石都记录着汉代人的命状态,向后人展示出汉代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
 
2.人身蛇尾女娲形象与生育观念
 
女娲形象的研究较为流行的观点有龙蛇说、葫芦说、蛙说、瓜说、鲵鱼说、蜗牛说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若仅从古籍入手,可以发现至迟到汉代人们对女娲的形象已经有了相对一致的认识,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显赫地位的女蜗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身。《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首蛇身”。《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张载注:女娲,亦三皇也。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有大圣之德。《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无独有偶,西汉画像中的女娲形象的刻画也采取了人首蛇身这一形式。中国古代神话中,传说中的人物都有凡人所不能及的力量,是先民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原始人借助想象中的英雄形象,让英雄在特定条件下化为动物,并且将自然力加在英雄或动物的身上以代替人们去征服自然。人首蛇身的女娲形象反映出在凡人与神仙的关系中,神仙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形象。正如黑格尔所言“人首象征精神,兽身象征物质力量;人首和兽身连在一起,一方面象征着精神要摆脱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也象征精神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质力量”。汉画像将神仙与人类异质同构,一方面将女蜗刻画为拥有蛇身,既表现出人类身体弱小需借助外力的局限性,期望人类也拥有蛇的再生能力,体现了先民对生命的追求和崇拜,它表达了汉代社会的生育观念和人类繁衍意识的张扬。另一方面,“人首”又体现了当时社会和人们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死后的精神寄托,突出祖先意识到自身重要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渴望掌控命运的生命诉求(图1,图2)。
 
女蜗体内蕴含的浓郁的生命力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命长河的美的图景。初民运用他们的原始智慧,把不可抵抗的死亡事实化成了一片永不凋谢的生机,把有限的生扩展为生的无限。卡西尔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就是对死亡现象坚定而顽强的否定。”中国神话的变形,尤其是女娲人首蛇身的变形渗透的正是对生命不中断的延续性的信念,是一种强烈的生命不可毁灭的意识。
 
(二)男女和谐的夫妻同葬观念
 
汉代画像石无论是对于现实的展示,还是对于死后幻想的描绘,都寄予了生者对于死者的美好祝愿,直接表达了对于亲人的尊敬和怀念。伏羲女蜗图像就内蕴着伟大祖先可以保证后代子嗣兴旺的生育观念和祖先尊崇的习俗。
 
1.女娲伏羲对立图
 
随着人类对自身了解的愈益深刻,人类开始意识到在生育过程中,男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由单一的女娲神话逐渐演变为女蜗伏羲神话,使他们共同成为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神话表述多为兄妹成亲、繁衍人类的情节内容。乌丙安认为是对原始时期血缘婚和血缘家庭的追忆,钟敬文认为这是对血缘婚和血缘家庭的反映,它的产生是在血缘婚尚在流行的时期。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中,伏羲、女蜗多以对偶神仙的形式出现,其组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分列,伏羲女蜗分别刻画于两个相对应的画面上,或刻于同一画面,但呈相对的位置。二是两尾相交,通常是伏羲女蜗相向而立,下部尾相交,显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两种方式不仅直观地表明了其作为对偶的关系,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生育的祈愿。
 
在陕北、晋西地区,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出现于东汉中期米脂、绥德等地的汉墓中,两者成对出现,侧面相对,有较强的对称、均衡感,显示了装饰的图案美。如图3,伏羲女蜗位于墓门门柱中心,着冠服,人首蛇身,且作为主导形象占据大半墓门竖框。墓门横额主要是吉祥动物,如有翼奔马、仙人骑鹿、鹤衔鱼、飞鸟等,中央为一只大羊,两端为日、月,还有博山炉,门扉石铺首下为四神仙中的青龙和白虎。可以看出,这幅墓门五石组合刻绘的是以伏羲女娲为中心的神话世界,二者形象表现为明显的对偶特征。由此可见,这一区域伏羲女娲图像有一突出特点——不交尾。这一布局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二者多头戴冠帽,身着宽袖大袍,合刻于一石之上,躯体紧紧缠绕。陕北及晋西北都没有出现像其他地区画像石中伏羲女蜗交尾的内容,均为女娲伏羲分立于两侧的门柱。女娲本是人类繁衍的始祖,画像石中其人首蛇躯并与伏羲交尾的造型突出了其生育始祖的特征。但在汉代,生育的压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大大缓解,对生育始祖的崇拜程度也随之有一定降低,于是伏羲女娲的交尾造型不再显得如此必要。这一时期女娲伏羲图像不单单表现为对生殖的渴望与繁衍意识的张扬,更多象征着祖先纪念在家族成员间形成凝聚力,组成血缘家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群体,保证后代子嗣兴旺的生育繁衍观念的丰富内涵。
 
2.持规执矩图
 
按照汉代盛行习俗,凡宇宙万物皆可加以比附,故汉人认为天地有二位神仙管理,一位神仙管天、一位神仙管地,两位神仙创造了宇宙世界。由于这种习俗对神话的改造,伏羲、女蜗从最初始的创世的始祖神又进一步与天神仙和地神仙的概念相结合,或捧奉日、月,或执持规、矩,于是,这两位原始的神仙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意涵与习俗功能。陕北画像石中伏羲女娲手持规矩的画像比较少见,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仅见于绥德四十里铺田舫墓前室后壁左右竖石中(图4,图5)。
 
规和矩是两种创造性的工具,用规可以画出圆形,用矩可以画出方形。规、矩不仅适用于定方圆,由于它们具有规范事物、以为准绳的作用,人们往往亦将其比喻为定化世间行事曲直的标准,进而代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循规蹈矩,是修身、治国的准则。汉墓绘画中伏羲、女蜗所执之规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一系列的功绩,表明其对人类有着突出的贡献,对人类秩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规和矩放在他们手里,正是为了表明他们是规天矩地、规范世界秩序的文化英雄,进而确立其始祖的地位。中国神话所表现出的先民对生命的原始体验,流溢出对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这种原始的生命意识,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在神话中,世代相传,进而成为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的情感基础。生命的美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一定暗含在某种秩序在里面,女蜗、伏羲作为秩序的制定者,自然带着浓郁的和谐美。山东地区规矩型的伏羲女蜗正是以表现他们创造业绩为主的,如武氏祠题赞曰:“伏羲苍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创造文字),以理海外”。持规执矩图可见先民对世间生命秩序的深切企盼,表达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共存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几乎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彼岸精神。
 
(三)动物形象反映的生育观念
 
1.交尾蛇图
 
世界上许多民族流传的神话中都有关于蛇的神话,在人类最为重视的生命问题上,蛇担当了重要角色。在先民眼中,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一方面,蛇是多产的动物,古人已经懂得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种族繁衍的重要,因此对多产的动物产生尊崇意识。另一方面,当古人看到蛇蜕去外皮,重新焕发生机,自然心生羡慕,人们便把青春永驻的幻想也寄托于蛇的身上,蛇自然而然与生命联系到了一起。
 
古人认为“尾”是生殖的部位,也是交接的行为,如《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条下,《索隐》引宋均曰:“尾属后宫场,故得兼子”。这里用天人相应的形式把散布于赤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四区之一的东方苍龙星座之尾宿,比拟为人世间皇宫的后宫之所,以此来说明龙尾有如后宫一样,是具有生育繁殖功能的部位。《白虎通义·封禅》曰:“子孙繁息,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表达了人们以尾部作为生育尊崇对象希冀子孙兴旺的虔诚心理。“交”在汉代体现了对生殖繁衍的祈求和对生命长存的修炼,汉画像中大量“交合”内容,有明白的图示,也有隐喻的样式,交尾蛇图即是一种生殖崇拜图式。按照原始思维,交尾图形可以保障魔法原则中类似现象引出类似结果的效力,人们把交尾蛇图刻在石刻壁画上,其实代表着希望透过对两尾相交图像的力量,以达到繁衍子孙的目的。如图6,陕北晋西北地区具有典型性的是1998年出土于中角乡白家山的交尾蛇画像即以蛇尾相交作为生育尊崇的象征。
 
2.鱼型图
 
鱼被认为有风调雨顺、繁衍子嗣和求吉之意,被视为祥瑞之物。赵国华认为,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因此,先人将鱼作为□□□□□□的象征。在原始人看来,鱼是一种生殖力最强的东西,它食之不尽,捕之不完。且鱼以鱼籽繁育后代,鱼籽之多,可见鱼的生育能力之强。凭借生活经验和实践认识,先人自然认为鱼是一种极富生命力量的物种。
 
汉画像中刻绘鱼通常取其为女性生育象征的寓意。鱼与代表子嗣繁衍的女娲刻绘于一起,表现出明显的生殖崇拜、子嗣繁衍的意蕴。如前述出土于张家砭乡张家砭村的墓门五石组合,左右门柱伏羲、女娲右下角有鱼的形象,与女娲下身紧密相连,内涵子嗣延续之意。除此之外,横眉石右端也刻绘鸟衔鱼形象。鸟衔鱼是传统的生育尊崇题材,郭沫若解释“玄鸟生商”的神话就指出鸟通常是男性生育的象征,鱼向来被认为女性生育的象征,这一汉画像构图表明了祖先向往生的生命意识。
 
坎贝尔认为:“神话……的作用是促使人积极向上,……它们通过图像向我们讲述了应该认识、并融入我们生命之中的精神力量,讲述了人的精神所共有的永久性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物种的智慧,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取代神话。”汉画像中女娲、伏羲及其附属神灵的神话正蕴含着这样的凝聚力——伟大祖先可以保证后代子嗣兴旺的生育尊崇和由其衍生出的祖先崇敬的意识,也正是这种凝聚力才使先民们能无条件地按照指定的规范接受神话,并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其实,古代先民对于生育行为本身的崇拜是普遍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不但是快乐的,也是神圣的,还是一个部落或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要条件——为社会补充劳动者和战土,以保证国家与民族的延续。所以,通过个体有限生命成为家庭无限绵延中的一个环节,实现生命的现世价值——生命的再生产。生命总是在代代相传中得以延续,这也是人类有限生命对无限生命的一种追求。从人的自然生命本性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暂时的,生命传承不仅表现为绵延不断的自然和生物意义的传承,更表现为对家族生命的物质传承和文化传承乃至精神传承(包括家业、家风等),而后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价值传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伏羲女娲神话实质上蕴涵着种族繁衍的群体意识。
 
西王母神话:追求生命永恒的个体意识
 
重视现世的利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生存意识,表现为对“生”的无比热情,对生命永恒的执着追求。这种对肉体超越时空限制而长生不死的渴望和追求直接催发了神仙信仰的产生。汉代神仙方术空前发达,西汉早中期,长生不死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和追求。汉武帝一生喜欢拜仙,希望长生不老,在汉统治者大力倡导之下,长生不老观念深入人心。汉代人对于西王母的崇拜,大都是因为相信可以从西王母那里获得长生不死之药,而正是由于西王母掌握着“不死”大权,刻画有西王母的仙境内容才会在整个汉代墓葬艺术中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陕北、晋西北地区是西王母图像出现率最高的地区,较完整的画像石墓都有西王母图像。画像石一般被布置在墓门,如果有后室或侧室,其门也会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被放置在左右门柱的上部,位置相对固定。由于公元二世纪的边境秩序不稳,东汉的上郡和西河郡被迫南迁,由此形成了陕北、晋西北画像石墓的两个建筑兴盛时段,时间跨度约130-150年,西王母及稍晚的东王公造型,随着社会文化宗教的演变,衍化出了不同的样式,归纳起来,可分为西王母主宰的神仙世界与东王公进入西王母的神仙世界两大时期,同时随着神话的不断演绎,西王母的陪侍神日益丰富,逐步形成一个以西王母长生思想为中心的独立类型。
 
(一)以西王母为主宰的神仙世界
 
西王母因有赐予荣华富贵的本领,特别是掌管长生不死的仙药,便成为掌握人类生死大权的神灵,受到汉代人的顶礼膜拜。西王母的神话形象在文献和石刻上均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传说中,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上,是掌管不死之药的神仙,她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丑到美的转化过程。《山海经》记载的西王母为虎齿、豹尾、善啸的怪异之神,是一位司灾厉及五刑残杀的神仙。至汉代,由于人们将西王母纳入神灵体系,而且将其人格化、世俗化,因此西王母的形象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半人半兽变成具有“皓然白首”体貌特征的“西老”。形象的变化是与职能的改变相一致的,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由“虎齿”“豹尾”到半人半兽,再到老妇,最终成为美丽贵妇的变化过程;她的本性,也由最初的司瘟疫、刑罚的凶神,演变成掌握长生不死,再到扶危赐福的救世主。在汉人信仰中,西王母因掌不死之药,能使人不死、长寿,被视为长生不死的仙人。长生不死和升仙是汉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种背景下,西王母自然受到世人的崇敬。昆仑山与西王母神话也由最早的分离,逐步合而为一,她有时候单独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有时候则与东王公相对而坐,身边还伴有捣不死之药的玉兔和羽人,这是传说中仙界的景象。玉兔、九尾狐、凤鸟、东王公的出现,使西王母世界愈加丰富完善。
 
在东王公出现前,以西王母为主宰的神仙世界有两种主要方式。
 
1.仙瑞陪侍图
 
汉画像中的西王母神话形象与文献记载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也是由单一的西王母——西王母与仙人博弈相对——玉兔、九尾狐、凤鸟、羽人陪侍不断丰富、充实起来的。陕北晋西地区主要是后两种形式。如图7,右门柱左上部西王母头戴胜坐于仙山神树上且两旁有仙人玉兔陪侍,与之相对应的左门柱上部是仙人博弈图,可以看出其表现的是仙界神仙惬意的生活。图8,戴胜西王母右侧端坐,羽人跪侍、凤鸟、狐狸陪侍,旁有玉兔捣药。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以西王母为中心构成一个“仙人世界”,形象、具体地渲染了西王母掌管不死仙药,能使人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场景。
汉画像中的西王母神话形象与文献记载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也是由单一的西王母——西王母与仙人博弈相对——玉兔、九尾狐、凤鸟、羽人陪侍不断丰富、充实起来的。陕北晋西地区主要是后两种形式。如图7,右门柱左上部西王母头戴胜坐于仙山神树上且两旁有仙人玉兔陪侍,与之相对应的左门柱上部是仙人博弈图,可以看出其表现的是仙界神仙惬意的生活。图8,戴胜西王母右侧端坐,羽人跪侍、凤鸟、狐狸陪侍,旁有玉兔捣药。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以西王母为中心构成一个“仙人世界”,形象、具体地渲染了西王母掌管不死仙药,能使人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场景。
汉画像石中禽仙作为陪侍出现在西王母的神话世界中,一方面表现出原始初民们对周围动物的生动情趣的演示,用诗意的眼光体验万物的生机盎然,反映出先民渴望超越自己生命的愿望。外在物象对心灵的触动,使得主体在体验中寄寓情怀,进而情景交融。汉画像中大量对兔、鱼、鸟、狐的模仿、再现和重构,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外物生命姿势的追求。尤其对鸟的刻绘及由此延伸出的长有羽翼的羽人的大量出现都体现了先民主体对鸟类飞翔的礼赞和叹羡鸟类飞动的理想。正是审美活动中的生命意识,使得主体将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将自然生命精神化。另一方面表现出原始初民们众生平等生命观,人与自然万物同道同造共在,互为标志,相互依持,它们各有存在的价值,惟有尊重它们生存的权利,使每一部分各得其所,和平共处,方可构成一幅理想的生命图景。
 
2.拜会王母图
 
在西王母为尊的阶段,有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即墓主升仙图。陕北绥德四十里铺镇出土的一块门嵋画像石,刻画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息的墓主升仙图,其画面左端,西王母戴胜盘膝而座,两侧跪侍着四位羽人,九尾狐与青鸟正在悠闲地散步,有两只玉兔忙碌操杵围臼捣着不死之药,中部有仙人乐舞百戏表演。画面右端一羽人骑鹿,右手执仙草,左手执一矩形物。另一羽人,一手扶鹿角,一手前伸。两鹿均四蹄腾空,飞奔前行。墓主人乘坐由羽人驾御的云车,在一名仙人引导下,由三只神鸟牵曳,风驰电掣般地向西王母方向飞去。这些飞仙形象成了亡者对肉身死后灵魂仙化的寄托,希望在仙人的指点或引领下顺利实现仙化的目的(见图9)。汉代是一个全民普遍追求神仙的时代,社会上的神仙思潮空前高涨,这一时期无论帝王与百姓,莫不沉溺其中。汉代画像石中刻画了大量的仙境场景的内容,不仅有引领墓主人飞升仙界的作用,同时也在墓葬中营造出灵动活泼的仙界氛围,寓意墓主人荣登仙界的神奇想像。
 
大量拜会西王母的图像中最鲜明的是穆天子拜会西王母。绥德县石家湾乡刘家沟村出土的横眉石,如图10,画面两端圆内阴线刻了象征日、月的金乌和蟾蜍、玉兔。金乌展翅作飞翔状,主题面画长卷式地展示了周穆王拜会西王母的场面。周穆王端座于由三只仙鹤牵引的车上。画面正中有刻画蟾蜍、玉兔捣药、狐狸。左半边画面上西王母头戴胜,拥袖端坐,身前身后,有捧盒的侍者,有持献仙草的羽人,有传说中为之觅食、听候使唤的九尾狐、三足乌。变化飞升,超脱尘世,以行为的自由逍遥实现对社会限制的突破。这些画像石都充满了升仙的喜悦和欢乐,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自由的洒脱状态,具有了自由飞升的意义。整个画面表达了古人希望死后能飞升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
 
(二)东王公进入西王母的神仙世界
 
西汉晚期以后,随着西王母影响力的扩大,西王母更加人格化,世俗气息日益浓厚,不仅在形象上与人无异,而且还配了一位东王公作丈夫。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东王公的形象基本是西王母的变体,区别在于戴冠,处于东方,他在成为西王母配偶后才在仙界占据较高地位。东王公的形象完全是仿照西王母的对偶形象创造出来的,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常以配偶形式出现。
 
在陕北的汉代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通常有两种形象。
 
1.西王母与东王公坐于仙山圣树
 
西王母与东王公在汉画像中刻绘的形象与常人无异,是一种仙人合一的形象。陕北晋西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东王公图像共21对,其位置分布于墓门左右立柱,其中17对东王公、西王母对称构图位于上方,都侧面端坐于天柱上,头上覆华盖,一些身边有侍者或玉兔,这是此区域最典型的构图方式。吕梁市离石区交口镇石盘村出土的墓门五石组合(图11),门柱按形象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刻绘西王母与东王公,下半部分左右分别刻绘持彗门吏与持盾门吏。画像上的西王母眉清目秀,头戴华胜,身穿大红斜宽袖长袍,与东王公对坐在高足杯形的“悬圃”之上,东王公手持仙草,头戴三山冠,脚穿黑色云头靴。他们周身祥云缭绕,呈现出一幅宁静祥和之气氛。这类汉画像石将西王母与东王公人格化,体现出汉人对个体外在形象的认同感,并通过描绘仙界安宁、和谐的氛围,传达了人们对生命的眷恋,抒发了主体精神生命的存在与要求。
 
2.牛首人身与鸡首人身
 
另一种形象是牛头人身与鸡头人身的状怪形象,在神话传播的时空范围中,两种形象并行不悖,共同存在。
成书于汉或稍晚的《神异经》中东王公的“人形鸟面”在此讹化为“鸡面人形”。西王母的“虎齿豹尾”的兽形人面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牛首”形象。东王公、西王母形象的世俗化进一步表明其形象的深入人心。陕西榆林牛家梁乡古城滩村1955年墓门左右立柱画像鸡首牛首形象就非常逼真具体。图12,门柱內格上层:鸡首牛首怪兽居悬圃之上,悬圃间有狐、鸟。下为执戟门吏相对侧立。底层为对称玄武。外格为蔓草卷云纹,间杂奇禽异兽,左边卷云纹下有一熊托举,下部左右对称柿蒂纹。山西离石墓葬中也有类似的构形,如图13,左右立柱的內格上层,鸡首牛首怪兽居悬圃上,悬圃间有狐、鸟。下层是左右门吏,左执慧,右执戟,相向侧立,边饰卷云纹与门楣相连,下部是对称玄武,门扉为朱雀、辅首衔环、独角兽。汉画像中的鸡首人身神怪形象,多是人的身躯,头部为动物型,这种怪异的造型,很显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变形是将动物人格化。这种变形也不是毫无缘由的,半人半兽是飞升的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是远古民族的蒙昧想象。人死升天,人们借助动物灵兽通天,来与祖先勾通,或用动物的某些特征来装扮“自己”为半人半兽,这是原始民族中对某些事物产生崇敬的常见现象。可以想见,牛首、鸡首这些超现实图像,反映了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后原始文化的遗留,在阶级社会中将原始的动物崇敬与祖先崇敬结合了起来,祈愿始祖保佑个体长生久寿的观念。
 
汉画像就其本身来说是客观存在的,而其内容却是古人的主观认知,他们始终愿意相信“图像与被画的、和它相像的、被它代理了的存在物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能赐福或降祸。”在西王母身边构筑东王公形象,表现出统治阶级对西王母图像系统的接受和改造的痕迹,现实社会的结构对画像石的构图产生了影响,这也是汉画像石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个标志,蕴含了生者希望在亡灵的世界能有福祉降临。
 
(三)西王母与东王公的陪侍神仙
 
1.玉兔捣药图
 
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古人祭祀活动中五牲之一。《山海经》并无兔形象的描述,而汉画像中玉兔却是西王母身边最重要的陪伴者和身份象征,它最早出现于西王母身边是在西汉中期偏后的卜千秋墓,西汉晚期后成为规范。汉画像中的玉兔是亲密陪伴西王母的重要动物形象,它持杵捣药已是长生不死的标志性象征。玉兔常有两种形象:一种是跪侍于西王母两侧,如图14,为1998年白家山2号墓出土(张文卿墓,编号285),左门柱右上部西王母高居仙山圣树,玉兔跪侍左右;一种是玉兔捣药,如图15,神木县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出土墓门三石组合(东汉),左门柱下部玉兔捣药。
 
自西汉晚期开始,玉兔捣药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并且成为西王母最为重要的陪伴者。它与西王母产生关联是因为其采药捣制、长寿祥瑞的属性,《太平御览》引《乐府诗》云:“采取□药山之端,白兔捣成虾蟆丸。”所谓“虾蟆丸”应就是不死药。玉兔捣药是古人求神仙祈长生观念的反映,汉代的封建上层,生活穷奢极欲,希望能长生不死,故“服食求神仙”,“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正满足了他们寄托长生不死的意愿。
 
2.羽人持仙草图
 
羽化思想并非秦汉时才有,考古发现,羽人形象在商周时代就已成形。羽化思想之所以能在汉代大发展,与神话传说和《庄子》《楚辞》在汉代传播盛行有关,那虚无飘渺的神奇世界,仙人的无拘生活,无疑增添了汉人的想象。《山海经·海外南经》有:“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人为长颊。”“王逸注曰:‘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是以羽民即仙人也。’”这种羽人即可理解为成了仙的人,也是汉代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他们生时要享受现世,死后也要祈求成仙。一种说法认为此乃羽化成仙,这种思想对汉代画像石影响很大。汉代画像石中出现了许多羽人形象,这是人们渴望飞升成仙最直接的表达。
 
在西王母题材的画像石中,常见有羽人形象,或在西王母身旁等待召唤,或引导墓主前往昆仑仙境,或与仙兽嬉戏。原始人认为,人的身体由肉体和精神两部分组成,而且从本质上讲,精神比肉体更重要,因为后者决定前者的生命。这是古人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对生命的想象性看法,与梦境紧密相连。他们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形态的另一种转换,是另一种永生。所以,他们依然“视死如生,视亡如存”。汉画像中羽人图像的流行再现了汉代人们因渴望延年益寿、仰慕神仙之道,而在社会上所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长生求仙活动。
 
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出土的羽人戏龙马画像石(图16),左侧刻一羽人,双耳竖立,有发有须,衣襟后飘,手持嘉禾,正在与龙马嬉戏。汉代的仙人世界,充满了人间的情感,汉人不仅将现实中的生活情境搬入墓中,渴望死后能延续生前的一切,并且认为仙人与他们一样,拥有世俗的生活经验。羽人在汉画像中是以西王母随从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对其形象的刻画上,不像其他神仙那样超然自由,更多地是处在仆人的地位。西王母手中则有不老药,可见这些仙人的职责就是为了替西王母赐予仙药给凡人。由此,在墓葬中刻画送仙药的仙人,表现了世人对获得不老药的渴望。汉画像中不管是高居于天庭上的伏羲、女蜗、西王母、东王公,还是飞翔于天际的羽人祥瑞,都呈现出人化或拟人化的痕迹,给人以亲切之感。在汉代人的想象空间里,他们是为了维护生命而存在的,带有浓重的的生命气息,他们仿佛就围绕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周围,与人类遥遥相望。所以西王母不再是虎齿、豹尾、狞厉的恶魔,而是“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女,羽人也不是神秘莫测仙人,俨然一个凡人的形象。
 
就晋西、陕北两地的东王公、西王母画像的对比分析来看,晋西地区画像石图案较简单,更加注重其装饰功能,图案样式渐趋于程式化,往往留下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而舍去了其辅助的画像,画面也较为简单、疏朗,不及陕北地区饱满。但对飞升这一场景的描绘,晋西地区的数量要多一些,画面更为丰富,神秘的飞升氛围更为强烈一些。
 
相较于先秦时期人们对生死问题的模糊认识,汉代人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与思索是超越前代的,而对“生”的执着正是源自于汉代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人生的留恋,是人类本性深处最深的隐痛,作为墓葬艺术的汉代画像石更是承载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原始神话中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表达了先民们的美好愿望,其神奇怪诞中包含着人们超越自身生命局限和时空局限的神奇追求与幻想,表现在汉画像中就是对“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无尽欲望,其本质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超越生死,长生久视,体现了重视现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总是在生命形态本身找寻活着的快乐的理念相契合。这种以命为贵、以生为美的观点,折射出先民以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为特点的人生态度。
 
日月崇拜:阴阳流变的宇宙时空意识
 
原始人类是以生命的感性,而不是以思维的理性去看待生死的。他们是以感性与直觉去把握天地、山川以及数量巨大的动物和植物之生命节律的,因而他们的感受不仅新鲜、生动、活跃,而且纷纭、丰富、多样,常常流散出一种阔大的气韵。原始初民身处在大自然混沌无边的莽荒影像中,每一现象都可能唤起他们的某种刺激与反应。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运动的日、月,变幻无常的星云,随季节的更递荣枯盛衰的植物……这些自然中的生息变化现象,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使人们产生极大的敬畏感,初民在实践中将这些事象与自身之间建立直观的类比联系。于是它们逐步被虚化和人格化,被赋予一种崇高,受到人们顶礼膜拜。日月应该是自然物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也与人类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理所当然受到崇高的敬畏。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日月尊崇观念。中国也不例外,创造了丰富的日月神话,有着自己浓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汉代的自然科学水平有所提高,但集体无意识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所以汉代画像石中出现了大量星象图,这一方面是汉代人寄予另一世界的幻想,另一方面则是日月星辰等自然崇拜在汉代人心中的遗留和反映。汉画像石中的日月除了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外,主要是作为天象图中最核心的元素,都安排在靠近墓室的位置,代表的是天上世界。陕北地区的日月图像同样具有陕北画像石的最大特色:对称、均衡。几乎每个门楣画像石的两端都有日月存在,中间则一般为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异兽图和卷云纹等边饰。
 
(一)日月同辉与阴阳和谐
 
所谓阴阳是人们对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具体事物和现象予以高度概括而形成的一对基本因子,人们把这对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看成是宇宙自然和生命万物的动力之源。有日就有月,有阴就有阳,两两相对,自然万物在相对统一中存在,这是汉代及汉代以前先祖对自然存在形式的基本认识。随着汉代天文星占的泛滥,汉代画像石中出现众多天文星象图,而这些图示并不是完全写实,主要是出于丧葬目的,以天之吉象表示良好的意图和祝福,把客观存在与传统习俗目的相结合。如图17,横眉石所刻绘的这幅天象图可以看出,汉墓中的天不是自然的天,而是神话的天,日月同辉、祥瑞之物充斥的天,这种主题刻画在全国汉画像石出土较集中的地区,内容上大同小异。
 
1.日中金乌
 
远古先民长期观察体验太阳的运行规律,进而产生丰富想象,把太阳和飞行的鸟类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奇妙的神话。阳乌又称金乌、跤乌、三足乌,表示太阳,在与太阳的结合中,其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阳乌背驮日轮,一是日轮内有金乌。在先民的意识中,太阳与鸟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二者具有同一性,玄鸟不过是太阳的物化形态罢了。古代文献以及艺术作品中,太阳也往往表现为鸟的形象,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日出,皆载于乌。”到汉代时,太阳与乌的结合已是理所当然的,画像石中日中乌的形象正是体现了这种观念。如图17,在汉画像中多刻绘日中金乌形象,且日中金乌多刻绘于横眉石的左侧。
 
2.月中蟾蜍
 
月内一般有玉兔或蟾蜍或两者都有,其中蟾蜍出现的较多。蟾蜍常在出土的西汉帛画和壁画中图像的月轮中出现,作为月的象征。马王堆帛画、金雀山汉墓壁画、卜千秋墓壁画等均有蟾蜍的形象。陕北晋西北汉画像石中横眉石的右侧多刻绘月,内刻有蟾蜍。蟾蜍为月精,《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蜍,月精也。”《淮南子·说林训》:“月照天下,蚀于蟾蜍。”蟾蜍为月精,常出现在月中。蟾蜍和月亮的联系与两者共有的周而复始的现象有关,与月亮的盈亏周期相似。蟾蜍在每年深秋冬眠,来年春天又从地下钻出,似乎重新获得了生命,这种情况成了人们眼中不死的典范。图18中神木县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出土的墓门五石组合中,横眉石两端圆内阴线刻绘了象征日、月的金乌和蟾赊、玉兔。金乌展翅作飞翔状,蟾蜍两后腿撤开半蹲,流畅的曲线简洁地勾勒出其肥硕的面容和臀部,显为雌性,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周而复始的现象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循环。
 
刻绘日、月于横眉石两端的做法正合于“日出于东,日落于西”之意,它表达了汉人祈求永生的愿望和谓死若生的生命观。同日月性质一样,二者亦蕴含阴阳的概念,阳乌阳属,代表太阳,蟾蜍阴属,代表月亮,作为日月形象化的表现物体,在日月相对、阴阳互克的情况下,阳乌和蟾蜍自然而然地呈现出阴阳相制的局面。这些图像不仅仅是原始的单纯的天象记录,在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下,古人认为世界一切皆有生命,这就为长生不老、死后成仙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存大环境,正是对这种万物皆有生命的认可,增加了人对自身的生存永恒性的信心和追求。日月星辰这些自然存在物,在想象中具有强大的超凡力量,人对这种力量充满了敬畏与利用之心,所以这些人为想象的存在,便在人们的观念欲望之中发挥着意识的能动作用,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画像石中的“日月同辉”“日月相望”,即日月同时出现的情况,表现日月出没、昼夜周而复始的现象。汉代认为这是祥瑞的征兆,含有人与自然和谐、夫妻和睦的象征,同时预示万物归位可以促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寓意。人类通过加入自然永恒循环的节奏中,获取一种周而复始的永存性。这样“个体生命的不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用不着竭心尽力去追的东西,关键在于领悟宇宙之道的循环变异规律,竟而从日月的周期性变换,抽象出……生与死的对立转化,顺应自然而已”。
 
(二)万物共生的生命态势
 
虽然日有阴晴、月有圆缺,但在汉画像中,日月无一例外都被刻画成圆形。《释名》中“释天”一条说“日为实,为光明盛贵”,“月为网,如满则网”。可见,被刻画成圆轮的日月,代表的是大阳和大阴,而汉代人相信最大的阳和最大的阴相互交接而生成万物。如图19中出土于神木县大保当镇任家伙场村的日月灵禽瑞兽图,在汉画像中构筑了一个天、地、仙、人同时存在的神话的宇宙世界,并“以日月象征生后世界的阴阳万物和谐,由此为中心,以理想化的方式,建成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统一和谐实体。”这种万物共生宇宙生命观归于“天人感应”思想,来自于宇宙与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传统观念。根据这一思想,人禀天而生,人的身体是仿效天之结构而来,故“天”和“人”可以互相感通。因而古人将宇宙视为活生生的生命整体,自然中的日月,被视为一种神奇的生命扩张与澎湃,主体用诗性的方式感悟外物,从中体验到的是灵动的生机,而不是僵死呆板的形式,传达出先民对他们生存环境、生命情趣的热爱,也传达出他们的生存意识,以及他们对生命情趣、生命情调的领悟与张扬。这种宇宙观反映在汉代画像石里就是对古朴、浪漫、自然、和谐美的表现。在汉代画像石中,我们处处可见自然率真、充满情趣、浪漫和谐的画面,人与人、人与仙、人与兽、兽与兽均和谐共处,处于一种自由、和谐、轻松、浪漫的氛围中,有种物态天趣的自然。人类共处在想象的意境空间,天上圣人、远古仙人、传说贤人、现实凡人,相互融入、比衬,和谐共处,出现了五彩斑斓的浪漫世界。
 
结   
 
斯大林说:“每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上的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汉代画像石就是这样,它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仅反映汉代社会真诚的民风和淳朴的民俗及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理,更反映汉代人的价值追求。作为汉代社会的一种表征,它间接地折射出汉代人对生命的达观认识,对进取开放的民族精神的肯定。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死之际,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们对于生死的思索便永无休止。人喜生而厌死,但是死亡仍然要来临,有生命的必然会有死亡,有开始的必然会有终结,这是自然的法则。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汉画像石却将个人的生死放到宇宙世界的永恒变化中去进行表现,追求一种“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的阔大境界,它力图表现人们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渴望,生命在不断地繁衍化育,生命在创生变化中体现生机和意蕴。相生相化的循环往复战胜了静止的死亡,死亡不再是可怕的终结,生命的河流永远带着希望的浪花奔涌向前。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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