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朗条约是意大利王国和圣座于1929年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包含一个协约（trattato）、一个公约（convenzione）和一个政教协定（concordato）。1984年修订了政教协定部分。
拉特朗条约承认梵蒂冈城为独立的国家，承认意大利和圣座重新缔结外交关系——1870年，意大利王国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在一次“特别行动”后占领了罗马。意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重建关系，直到1929年2月11日完全恢复关系。
1948年生效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第7条承袭了条约内容：“我国（意大利）和天主教会按照各自的规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双方关系受到拉特朗条约的约束。条约的修订经双方接受后，不需要经过宪法的修订程序。”
在赢得意大利人的支持方面，意大利教会和梵蒂冈始终是素有政治领导人的天然竞争对手。1945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曾将梵蒂冈视为“意大利进行更大的民主转型最不可调和、最具组织性的敌手”。
曾是社会主义者的本尼托·墨索尼里起初反对天主教会在国家中的自由地位，但认识到梵蒂冈的“软实力”后，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对梵蒂冈开展工作，直到签署拉特朗条约，希望借此中和竞争对手带来的风险。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拉特朗条约是梵蒂冈和意大利之间在平等条件下的互相承认。
过去，梵蒂冈同其他国家一样，有时，教皇们甚至只关心政治和世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会在外交上的头衔并非“梵蒂冈城国”，而是“圣座”。圣座作为国际法承认的单位，无需其实体国家便在国际法上享有主体地位。
位于罗马的圣座是意大利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联合后的意大利是反对圣座的，但拉特朗条约签署后，可以说意大利同梵蒂冈的联系限制了意大利的独立，以及意大利在1945年后归属于美国地缘政治疆域的资格。
然而，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对两国而言都是优势，倘若意大利没有保证梵蒂冈在罗马的地位，意大利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就只能是过去式。
如今梵蒂冈不得不面的巨大挑战，尤其是欧洲的挑战。教宗方济各认识到，挑战错综复杂，不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法，答案是多样的。乌克兰战争和移民现象都是复杂的问题，不可能马上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欧洲在民族主义抬头的同时，变得愈发封闭和保守，出生率锐降，梵蒂冈逐渐认识到，全球化是使差异共存的方式，教宗方济各将差异是为恩典、和平、和睦共处和多样化的和谐。
在北美洲，形势出现了两极分化。或许一些曾经投票给教宗方济各的枢机如今不会再这样做，因为一大半的美国人都成了保守派。剩下的美国人是那些接受教宗方济各生态愿景的美国人。
拉丁美洲教会总体上和教宗方济各的视角保持一致，这是一种放眼全球的视角，同时呼吁在地方社群中行动起来。
非洲的和平是梵蒂冈外交的主要关切之一，梵蒂冈将非洲是为与穆斯林对话的一个前线。非洲也是天主教增长的一个大本营。
在当下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于圣座而言不啻一个巨大的挑战。教宗必须利用自身一切权威和“软实力”，开辟一条不同于圣座在冷战中所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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