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之赐，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的人，也许已经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却依然极不多见。
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
1887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世界近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本人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一册。
然而，如果一句话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也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阿克顿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
按给文集作序的希梅尔法伯的说法，阿克顿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这段文字，不但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
撇开他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这不易理解的一点不谈，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诫律。以此观之，阿克顿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却一反其师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
在宗教势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纪，他却依然笃信超然于人类之上的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自由则是人类所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成果”。
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春秋笔法”的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
他从历史中读出“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克顿在史学中传达信仰的做法？也许说他不过像个普通基督徒一样，“永远怀着感激生活”，把我们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幸福，都归于上帝的恩赐，才是更为恰当的评语。
他在谈述英国宪制发展时一段布道式的话语，或可视为这一点的佐证：“（英国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质令人瞩目，离不开我们的历史的背景。……无论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国神学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迹。
源自那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专制权力共同的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
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最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
正是英国历史中这些已然的事实，才使他能够“一直用双眼紧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间”，坚信“引领我们的上帝之光仍未熄灭，使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自由国家的因缘仍未穷尽”。
因此，阿克顿的信仰，实是一种不脱离经验与制度嬗变的信仰，既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类言论，我们不该把它完全当做一种出自形而上人性论的断语，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经验的概然性知识，而且这完全谈不上是他自己的创见，只能算是他对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回应。
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说在政治学中的逻辑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
阿克顿的言论虽充满一个信仰者的执着，但阿克顿所以为阿克顿的感人之处，还来自于他从史实中总结出的警言。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tend to”，译为“导致”，语势上未免太过强硬了一些）残暴、腐败和不义。
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20世纪残暴政治的人都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识见。在他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
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我们春秋笔法的本土史学中不得见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有的无论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是权力平衡的产物。
在论及古典时代的文明没落的原因时，他说：“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这些当然都是保持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社会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
他从这种现象中，读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对于这些谬误的主义与混淆的观念，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肯定要比阿克顿有更切肤的感受。
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虽有这些在当代公共哲学中仍充满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来，阿克顿是不是个很老派的人物？
其实不唯我们，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里，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贵族身份，他坚持让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保守立场，在在与此后百多年来精神生活的大气候格格不入。
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他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实，从阿克顿经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际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政治世界为价值排序这个几乎无终极解的难题。一时一地的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选择价值上的优先顺序。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独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间等等，如果撇开时间因素不谈，无一不是极可取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只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才能被人类选择，从而得到真实生命形态的价值。
阿克顿所做出的选择，是自由和信仰无条件地高于其他价值，并且认为能够保证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权力制衡原则上的制度。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个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反历史的偏见，不少人也会因此而批评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他教给我们的智慧：
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倾向。
他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绝对权力有可能“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它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
和阿克顿给人留下的史以载道的印象相反，他这些反复强调权力制衡的观点，说到底并非单纯来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种以信仰为根基的经验主义，或曰史家的智慧。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文明真谛的人，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
历史的使命感，以及审慎的态度，也让阿克顿难以猝然下笔。阿克顿勋爵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给后人留下永恒的作品，他给出的标准是——这些作品不仅应该被置于书架，而且值得带进坟墓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部分实现——由他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如今，这部享誉世界的巨著，已经在他的基础上扩编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延续关于历史的信仰与智慧。这部近千万字的恢弘巨著，不是一时能读完的著作，却是一生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此外，阿克顿最后他留给世人的，除了满屋的卡片和残稿，就只有寥寥几部文集。而这不多的几部作品，却让后人推崇备至——《近代史讲稿》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书中从近代国家的开端讲起，上迄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下止美国独立战争，每个主题独立成篇，提纲挈领、脉络分明。关于这段历史，纵然已经有更多的历史著作可以选择，这本讲稿仍然不可替代。
编：先知书店
原标题：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 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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