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奔走的卜弥格
1612 年，即明万历四十年，卜弥格出生于波兰利沃夫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先祖乃是匈牙利人，其父曾是波兰国王御医。1629 年，卜弥格在克拉科夫加入耶稣会。1643 年，卜弥格经里斯本前往东方。
1644 年，卜弥格至澳门学习汉语，三年后被派到海南岛传教。海南岛上的旅居无疑是卜弥格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时期。他在这里收集了大部分供他撰写《中国植物志》的资料，这是他在世时唯一得到出版的一本自然科学著作。1647 年，清军占领海南岛，卜弥格被清军逮捕入狱。后卜弥格从海南岛越狱逃跑，来到了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辗转至澳门。
永历二年（1648），永历朝廷遣庞天寿到澳门求援。瞿纱微陪同来华的耶稣会副会长曾德昭往肇庆。曾德昭此前已在华传教多年，在与永历小朝廷接触之后，他决定将卜弥格召来。
卜弥格到来之时，恰逢南明小朝廷最好的时光，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拥明，湖广战局出现逆转。卜弥格得以深入中国内陆，至西安亲探基督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早在天启五年（1625），西安出土了一块石碑，碑上的文字涉及唐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这让耶稣会传教士们大为兴奋。崇祯元年（1628），在天主教官员王征的帮助下，几位传教士进入了陕西，并在西安府建造房子和教堂，曾德昭第一个住入，并看到了这块石碑。对传教士而言，此块石碑无疑是圣物。卜弥格经湖南、河南，来到西安，见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卜弥格将石碑的文字加以翻译，并从碑上拓下墨迹，后来带回了梵蒂冈。
卜弥格从西安返回南方时，南方战局发生巨变，桂林、南昌被清军攻陷，广州和肇庆都受到威胁。处于清军威胁之下的永历小朝廷，迁往广西南宁。卜弥格取道四川和云南，来到广西，效力于永历朝廷。至十月底，广州城陷落，局面越发危急。已经皈依天主教的王太后，决定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欧洲，寻求援助。经过瞿纱微、庞天寿举荐，卜弥格成为南明朝廷前往欧洲求援的使臣。
卜弥格随身携有王太后、庞天寿给教皇英诺森十世、耶稣会总会长戈斯温·尼克尔的信。卜弥格带了两名中国教徒，其一郑某，年十九岁，教名安德肋，世家子弟；另一人姓陆，教名若瑟，中途患病折回。永历朝廷遣使欧洲，一则向教会、教皇表示， 永历朝廷已皈依基督，希望得到祈福；更重要的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希望欧洲从道义与军事上提供支持。
卜弥格取道澳门，再由果阿返回欧洲。但战局的变化，使得澳门商界与宗教两方，都对南明小朝廷改变了态度。1647 年，清军第一次攻占广州，在澳门的商人与传教士开始与清廷打交道。让他们惊讶的是，清廷表现得比明廷更为开放。清廷表示，将给予毕方济神父从南明皇帝那里争取的权利，并对贸易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让他们很是心动。但1648 年李成栋发动变乱，拘杀佟养甲。而永历小朝廷后宫则皈依了天主教，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是巨大的成就。当年南明小朝廷使者受到澳门商人、传教士的隆重招待。他们再次下注永历小朝廷，筹码是一百支火铳。
1650 年，战局转变，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双方攻防激烈。得知永历小朝廷将遣使欧洲的消息后，在澳门的耶稣会开会加以讨论。在澳门的耶稣会认为，在清军大兵压境之下，遣使欧洲不合适，难免会遭到清军的惩戒。负责中国教区的曾德昭，对此则表示沉默。教会本是南明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但此时局面发生改变，影响了其态度。清廷占据北方后，留在中国北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到清廷重用，允许其在华传教，故而教会态度也相应发生改变。
澳门商界与耶稣会的看法基本一致，反对卜弥格出使欧洲。
就在卜弥格抵达澳门那年年底，广州沦陷。他们目睹了清军对城内的大屠杀，被吓破了胆。出乎意料的是，清军并未攻打澳门。本地商人、传教士旋即向清军献表投降。同月，孔有德部攻陷桂林。至此，南明小朝廷已显示出了无可挽回的颓势。
卜弥格抵达澳门之后，在澳门的宗教与商界两方，基本上都反对他出使欧洲，将他暂时加以扣押。在澳门的耶稣会巡察使坚决支持卜弥格，并在教会中获得多数支持，同意让卜弥格离去。一说以为，从曾德昭地窖里取出来的六瓶美酒，成功地解决了这件事。1651 年1 月1 日，卜弥格离开澳门。几天后，葡萄牙正式向清廷投诚。清廷总督给澳门送来了官服与官帽，得到澳门的热烈欢迎。澳门又遣使携带礼品，向清廷的新总督谢恩，此时卜弥格已在前往果阿的路上。
1651 年5 月，卜弥格抵达果阿。果阿总督和耶稣会果阿主教接见了他，加以招待。在卜弥格离开澳门之后，清廷委派的两广总督致信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表示将保护其贸易，他们将被中国皇帝当作自己的子民对待。在澳门的葡萄牙代表随即想起前往欧洲的卜弥格的行动，必将影响到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故而紧急通知果阿，拦阻卜弥格前往欧洲。
在果阿滞留到1651 年12 月8 日，卜弥格与随行的中国信徒郑安德肋一起，通过陆地秘密离开果阿。为了轻装出行，卜弥格不得不将自己撰写了多年的信件与书稿，留在了果阿。卜弥格从陆地，穿过印度、波斯和亚美尼亚。
1652 年9 月，卜弥格到达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9 月29 日乃是圣米歇尔节，卜弥格身着明朝衣冠， 在士麦那教堂中以意大利语，做慷慨激昂之演讲，讲述明廷皈依天主教及中国的情形。
在士麦那，他搭乘上了一艘威尼斯船，于此年12 月抵达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此时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入境，卜弥格不得不求助法国驻威尼斯公使，这才得以进入，并得到威尼斯元老院的接见。对南明朝廷的感情，影响到了卜弥格。在威尼斯，他未经耶稣会同意，就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 他坚守明廷正统立场，谴责清廷的野蛮，并呼吁欧洲各国一起保卫明廷。卜弥格还私下与法国公使接触，希望法国支持明廷。卜弥格的擅自行动，让耶稣会很是不满。耶稣会令他就地居住，不得进入罗马。
1653 年，卜弥格上书据理力争，才得以进入罗马。他以为将得到盛大的欢迎，不想耶稣会却冷漠以待。1653 年8 月，另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回到罗马，他代表在中国北方已与清廷合作的传教士而来。在罗马教廷看来，上帝已经为进入中国的大门，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代表势衰明廷而来的卜弥格也就不再那么重视了。
1655 年12 月18 日，经历三年漫长等待之后，卜弥格得到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见。亚历山大七世交给他教廷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以及金质纪念章，作为回礼。在军事援助永历朝廷上，教廷不予回应，仅表示“为一个分裂的帝国恢复它过去的统一而祈祷”。
卜弥格拿到教皇的复书，当即自罗马前往里斯本，再取道果阿，准备返回中国。1657 年，即永历十一年，卜弥格抵达果阿， 在此得到了不幸的消息，永历朝廷已经退到中国西南边陲。澳门耶稣会会长写信告知卜弥格，葡萄牙人已与清廷建立贸易关系， 为了经济利益，澳门方面禁止永历朝廷使臣进入澳门。1656 年３ 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曾派出使团，前往北京向清廷朝贡，希望得到在中国沿海贸易的许可。但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深受清廷信任，从中作梗，使荷兰人失望而归。
1658 年初，卜弥格来到暹罗，希望取道进入中国西南。但他收到澳门来信，请他为葡萄牙人的经济利益考虑，晚点返回中国。卜弥格复命心切，改从海上前往安南北圻，入境广西。此行凶险，领海者是荷兰人，水手皆非基督徒。海上遇到逆风，舟有破损，水手认为是卜弥格带了厄运，想要将他投入海中。经过劝说，水手放过了他，只是将他随身携带的圣经、圣像等物抛入海中。此年8 月，卜弥格抵达东京（今越南河内），不顾在当地的传教士的劝阻，在1659 年2 月离开东京，企图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在安南北圻，卜弥格得知王太后和庞天寿已死，永历帝退入缅甸。心力交瘁的卜弥格返回东京，又想通过缅甸，进入云南。1659年8月22日，在中国与安南边境，卜弥格被痢疾夺去了生命， 享年48 岁，一路伴随他行经千山万水的中国教徒郑安德肋将他安葬。之后，郑安德肋随南明遗臣，同往深山隐居。
1661 年，清廷迁界禁海，以对抗活跃在海上的郑氏武装力量。1662年，清廷下令全面禁海，澳门也被牵连。广东官员下令， 在澳门居住的华人全部迁出，葡萄牙人可以继续留下。此外，受禁海令影响，葡萄牙人被禁止出海贸易。在澳门的传教士积极活动，至北京找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帮忙；经过汤若望活动， 澳门的居民可以留下，但禁止航海贸易，澳门处境并未改善。就在葡萄牙人为澳门问题发愁时，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领大军， 与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进行了一场大决战。
郑成功之后的海洋秩序
明末北部危机严重，“天下兵聚辽东”，为崛起于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提供了招安的机会。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具备了官方身份。弘光朝廷覆灭后，隆武小朝廷在福州成立，隆武帝被架空，郑家兄弟操控一切。
隆武二年（1646）八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攻占浙江，继续向福建进军。郑芝龙无心抵抗，主动放弃仙霞关关隘，清军不战而得到入闽要道。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被俘后绝食自尽。
得知父亲想要投清后，郑成功曾劝阻。在郑成功看来，闽粤之地，凭高恃险，设伏以待，可以固守。利用郑氏的海上优势， 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在此基础上，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郑芝龙此时已无战意，只道：“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十一月，郑芝龙准备至福州向清军投降，临行前召郑成功同行。郑成功不从，云：“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投降后被清军扣留，送至北京软禁。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分化，除部分降清外，其余各部随抗清力量出走海上。其中郑芝逵据金门，郑彩、郑联据厦门，陈豹据南澳，朱寿据铜山。
1646 年，郑成功于安平起兵时，手下不过九十余人。郑成功初起之时，手中没有银钱，恰好郑氏一艘船从日本海贸归来。郑成功即将船上的十万银两夺取，用来招兵制械，从者日众。此后郑成功转战闽南、粤东，势力扩大。
1649 年，郑成功改奉永历为正朔。1650 年，郑成功入厦门， 伏杀郑联。1651 年，郑成功奉旨勤王，出兵粤东，清军乘机攻占厦门，俘获金银钱谷不可胜数。郑成功当即回师，收复厦门，斩杀厦门守将郑芝莞。
攻占厦门不久，郑成功领兵南下广东南澳，与郑鸿逵会合。
军议之后，郑鸿逵回守厦门，郑成功南下勤王。但左先锋施琅反对，声称自己梦到此行必败。郑成功大怒，将施琅撤职，令其与郑鸿逵同返厦门。回厦门后，郑鸿逵、施琅遭到清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施琅奋勇作战，立下大功，但郑成功回师厦门后，并未将他复职。此后施琅的手下曾德，又投奔郑成功，施琅大怒，将曾德抓了杀死。郑成功下令抓捕施琅全家，施琅逃走，其弟施显、其父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无处可去，只好投奔清朝。
眼看着郑成功崛起，其叔郑芝逵也将属下兵卒船只，全数移交给郑成功，郑氏集团重新统一。此时的郑氏集团占据了厦门、金门、安平、铜山、南澳等沿海据点，兵力雄厚，纵横于东南海上。永历十一年（1657）九月，永历帝接见郑成功的使者杨廷世、刘九皋，询问郑成功兵船钱粮情况。二人回道：“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
永历十二年（1658）夏，郑成功领兵出征，船队抵达羊山（今浙江省舟山市大洋山岛），遭遇飓风，损失惨重。永历十三年（1659），郑成功再次从闽南率领大军沿海北上，转入长江西进，进攻南京。在镇江城外，郑成功以铁甲兵，大破清军骑兵，此后全军进逼南京城下。在南京城外，郑成功未发动攻势，准备长期围城，逼迫城内投降。城内清军发动反击，郑成功大军战死数万人，狼狈退回厦门。
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大举进攻厦门，双方在海陆爆发大战。此番作战，清军凑出了上千艘战船，由投降的施琅等将领带路。双方在海上展开决战，清军先胜后败，在陆地上的清军也遭到大败。此战郑成功拼死一搏，取得胜绩，但局面并未改善。永历小朝廷退入缅甸，陆地上的反清力量已极为薄弱，厦门四面受敌，需要另寻基地。被荷兰人盘踞的台湾，成为郑成功的不二选择。
永历十五年（1661）二月，郑成功带领大军从厦门出发，前往金门驻扎，等待风信，整修船只。三月十日，郑成功大军至金门料罗湾，郑成功祭江誓师，船队出发。四月初一黎明，郑成功舰队抵达台湾鹿耳门外海。此战郑成功出动兵力合计达两万五千余人。荷兰在台湾的兵力有限，初期守军加东印度公司职员，不过一千七百人，后增至两千三百人。
荷兰在台湾有两大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嵌地方的赤嵌城（今台湾省台南市一带，当时荷兰人称其为“普罗汶蒂亚城”）。荷兰人自知兵力薄弱，退入堡垒中固守。赤嵌城在被围困之后，向郑成功投降。安平古堡中的荷兰人，依靠坚固的堡垒困守了将近九个月，之后方才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不久去世，此后郑氏集团仍然称雄于大海之上。
1662 年，在永历朝廷覆灭后，整个东亚地区秩序仍不稳定。朝鲜进入了以清廷为主导的新的天朝秩序。日本则超脱于外，通过琉球与中国联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经历了清初被驱逐的危险之后，经过在北京的传教士的努力，重新获得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在清廷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各地持续爆发规模不一的反清起义。在福建、广东、云南的三藩也是潜在的威胁。在东海之上，荷兰人与郑成功交锋失败，退出台湾。郑氏控制了中西贸易的广阔水域，不时对陆上的清廷发起挑战，为此清廷推行海禁，加以遏制。
至1683 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一度开放海禁，但对海外贸易仍然加以限制。之后，曾经华商（寇）集团称霸海上的格局改变，随着西方各国的步步进逼，以及清廷对走私贸易的严控，再无能称雄海上的华商集团。在海外闯荡的华商也被视为弃民，如若归国，将会遭到官方的严惩，只能靠个体在海外拼搏。
清廷成为新的朝贡中心，在康熙朝中后期也走出了持续多年的衰败与混乱。清廷的秩序仍然是明代的延续，天朝中心思维仍然维持，天朝傲慢依然，西方各国则继续努力，想要进入天朝进行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在官方主导下出口，以获得白银输入。
西方人从未曾停止过跨入中华帝国大门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动力，也从往日对中国各类产品的渴望，而变为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实现的， 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与海上的商船，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了。
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英国两次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均未获得成功。1792 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帝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等。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帝。他们提出了六条要求：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 住；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贮货和居住，并许可英国人在 此处自由活动；减免英商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及珠江运货的税额；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若征收，则对税项和 税额应有明确的规定。
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乾隆帝更是指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清廷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清朝皇帝及官员们所考虑的，是英国使节是否会遵从清朝礼仪，向皇帝行跪拜或叩头的礼节。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 他们却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英国的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军事能力，并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奋起直追。他们只是把这些科技产品看作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严肃的科学演示被当作“杂耍” 和“巫术”，科技产品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在圆明园。
1816 年，英国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领导人是阿美士德勋爵。同年6 月，阿美士德使团抵达中国。因为礼仪问题，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清廷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最高的君主，坚持要阿美士德使团按清廷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礼，而阿美士德只同意按英国的礼仪觐见。嘉庆帝一怒之下，拒绝接见英国使团，令其立刻离开北京回国。
“直到大炮洋枪的声音再次惊动中国士人的时候，人们才真正重新回忆起来，原来外面的世界中有许多的文明，那些文明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有体有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自己的系统，自己的空间并不是‘天下’，四夷也并不都是‘蕞尔小邦’，这时才真的开始手足无措，惊慌起来。”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外来侵略的威胁，城下之盟的耻辱，带来了介绍西方著述的传播，促使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但对中国文化所保持的无上优越感，及深深的眷恋与恪守，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方能消退。
《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袁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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