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宜方先生的新书《王权的祭典：传统中国的帝王崇拜》是近年难得的长时段历史论著，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对前朝帝王的崇祀。历代皇帝如何看待前朝的帝王、如何形成对前朝帝王的祭典，乃至到后来有“历代帝王庙”的设置。这样的转变过程有什么意义，与历代王权的性质有什么样的关联，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由于研究方向的缘故，我对仪式、祭典与庙也很有兴趣，然而我自认较接近村落，而一向不太敢靠近帝国。读到这本以王权祭典为主题的著作，自然想到的是帝国与村落的映对。这样的映对有几分道理。有一种说法是村落许多制度、仪式可追溯到帝国中央。无论是以由上而下的教化、渗透，或是由下而上的挪用、引入来构想“国—家”两者的关联，这样的互动让差异甚大的各地村落可在一种比较松散、有弹性的框架底下维持某种程度的共同性。但如果要从这样的前提开展下去，除了中间复杂的各种机制需要详细考察、各地差异有待梳理与诠释外，有一点很大限制是，村落的研究者了解村落的运作逻辑，但未必了解帝国中央；反之亦然，帝国的研究者也未必了解底层社会的模样。从不同时代、视角的研究来反省自己关心的问题，或许便是彼此的研究对彼此的价值所在。
当走进一个村落，特别是华南宗族组织发展后的单姓村，我们会特别留意村落中一些或可当作为“圣地”的空间：宫庙、坟茔与祠堂。这三个分别对应着神、鬼、祖先的空间，之所以可以当作圣地或有几个理由：它们是村庄中与人界以外之世界交界的地点；它们是许多祭典、仪式举行的场所；它们也是集体历史记忆所系之地。当然还有其他这样的地点，像是某棵有灵的老树、某位先祖的住居，或是某个社群过去重要事件（如死伤多人的战役或瘟疫）发生的地点。宫庙、坟茔与祠堂与之不同的是，这三个场所更规制化，更与经久累积的文化规则、惯习结合在一起。老树可成宫庙、住居可成祠堂、葬地可成坟茔，然当村落中的社群有意识地缔造出宫庙、坟茔与祠堂等空间时，他们也借着运作这些有历史、有地理普及性的规则与惯习，与一个更大的、想像中的整体建立起连系。
走到这些圣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社群为何需要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这些空间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什么，从以前到现在，这些空间又是怎样与其所对应的社群（未必是同一批人）产生关联？有哪些仪式，仪式的形式与内容从何而来，用怎么样的传统去填充它们？在不同时代有哪些变化，社群中的不同个体是否与这些空间有一样的关系？如果用比较笼统的话来概括，我们可以说村落里的圣地与仪式，提供了社群成员跨越时间的连结，造就了整合时间与空间的纽带。历史研究者的挑战之一，就是追溯这些看似恒久不变之圣地与仪式的形成过程，从中了解社群本身的历史变化。
如果我们将观测过去的透镜倍率往上调，从微观的村庄到帝国整体，我们同样也可以观察帝国权力核心所布置的各种圣地与仪式。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核心，翻开明清会典，可看到各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祭典：祭天、祭先祖、祭文武庙（虽然后来只留下孔子）等等。这些祭拜的对象有些似乎理所当然，如做为天子的皇帝祭天。但细思之下，则有更多问题：要如何祭拜抽象的天？在什么地点（天坛还是泰山）？皇帝要以怎么样的角色面对“天”？尤其当皇帝的权力来源为天所授，祭天的各种细节与解释，实则关乎于皇权的基础是什么。在村落中村民也拜天公或其他代表天的神祇，然而无论是否被人（神）格化，村民与天公的关系较为清楚：天是万物的主宰，而我们是祂的子民。但对皇帝来说，与天的关系关乎到自己的身分是否成立，是否为“天下”的统治者，因此祭天的仪式对皇帝有非凡的意义，也被历代皇帝所重视。
相较来说，本书的主题“历代帝王”是一个很特殊甚至暧昧的祭拜对象。为什么天下的统治者需要祭拜前代的君主？有些上古帝王的确已经“神化”，但作为人界的君主不是神，是历史中的人物。如果祭拜神明目的是为了请求保护庇佑，历代帝王显然不能作到这一点。况且，许多受祭的帝王尽管是开朝君主，但他们的统治，至少在现任帝王之际都已经灭亡了。他们并没办法福佑子孙，让后世永保基业。
历代帝王在血缘上也不是现任皇帝的祖先。祭拜祖先很重要，没有祖先，就没有现在继承自祖先的基业，对皇帝来说即是天下。子孙亦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让这些基业可以永远延续，不会中断或落入外人之手。因此，祭拜祖先相当于是借由一再提醒祖先的存在，合理化现存手上掌握的产业与身分，并预期这些产业与身分继续留给后人。如同村民强调搬来此处的开基祖，同时是在宣示久居此地的入住权。皇帝对本朝开国君王的尊崇也是在强调继承者此刻的正当性。正因为我是延续开朝圣王的统绪，对祖先的尊崇也就是对我的尊崇。
历代帝王虽不是皇帝血缘上的祖先，但在追溯谱系这点上，却与祭祖或可相比拟。在村落中较发达的祠堂，我们可以看到先祖的谱系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宋明以来，一般平民祭祖已不限于四代、五代，许多祠堂奉祀的是从此身向上追溯，到较有记述的开基祖。开基祖再往上，则是各家族各凭本事。常见的是与附近区域同姓、有较完整谱系者相连，而层层相连上推的结果，最后追溯到的早期祖先常是在中原的同姓名臣、大儒、君主，乃至神话中的人物。如同李姓追溯到老子、杨姓追溯到杨震，许多姓氏最后都是黄帝的后代。
皇帝对历代君主的祭祀与这样的操作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是“同姓”的条件改为“天下的统治者”。除了追溯自己的谱系之外，对历代君王的祭祀可说是将自家谱系与历代天下统治者的谱系连结起来，跻身为历史上掌有天命的一员。本书聚焦的几位对此特别有兴趣的君王，从王莽、拓跋宏、李治与李隆基、赵匡胤、朱元璋、胤禛与弘历等，不是各朝开国之君，就是各朝大盛之主。对于身分低微或外族而夺得大位的皇帝来说，既然自己是开国的那个主，没有办法以继承祖业来合理化自己掌握天下的事实，替代的方法或许就是将自己这个世系连结到历史上曾有天命的统治者身上。尽管不是血缘上的继承者，也是天命的继承者。当村落中有宗族成员兴起，考中科举或事业有成，而展开修谱、建祠的工作之际，将自己的开基祖连结到血缘关联不确定的历史名人、中原君主时，也是在进行类似的工作，重新定位自己家族在历史与文化圈中的位置。
以本书开头的王莽来说。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得到帝位，如果秦朝不被承认的话，他所取代的是以皇帝头衔来统治的第一个帝国，可说是空前的天命转移。面对这样皇权的和平移转，王莽借用了许多儒家思想资源使程序更“正当”。除了称自己与上古圣王有血缘关联外，王莽借由优待前朝王室后代与崇奉上古帝王，建立一套帝王谱系。他援引古典中周人击败商人后分封黄帝、尧、舜、夏、商后裔的记载（尽管这可能是封建体制下现实的考量），以及刘邦遣人看守秦始皇及齐、楚等君王陵墓的史实，但将整套制度更系统化。对分封哪些帝王之后，以及各帝王之后的等差，都有细致的安排，并将伊尹、皋陶、周公、孔子等辅佐帝王的“贤人”也纳进去。在王莽的设计底下，帝王与贤相之后都为我所封、受我政权的华冠后，我也自然成了这个统绪的一部分。
同样的，本书所特别聚焦的君主，如出身低微而统一天下的赵匡胤与朱元璋、身为“外族”的拓跋宏、胤禛与弘历（或许也可以包括胡汉融合的唐代君主），在完就大业后亦都尝试重新建立与历代君主谱系的关联，强化其功业与天命的连结。然而如本书所展现的，在不同历史情境底下，不同时代的君主有各种不同的目的、发明不同方式。从各个君主所做的改变，可以看到当时对王权有哪些不同的考虑、王权的性质有什么不同。本书的章节便依序详述这些君王带来的变化。不仅是历史条件，各个皇帝的个人特质、皇帝与臣属等人的互动，都显现在这些变化当中。
如果以后见之明的角度看，从新朝到清朝对历代帝王崇祀的变化，似乎可以分成两个大方向来观察。首先是谁该列入受当今皇帝祭祀的行列当中，其次是如何祭祀他们。
村落的家长、有识之士或外来的知识者在建构家族上代的谱系，选择将哪位传说或事实的人物写入族谱或摆在祠堂内，作为家族崇拜的对象，往往反映了当时理想的宗族样貌：地位尊贵的大臣、对国家有功的将领、品德高尚的士大夫、整列的同姓进士，或仅仅从中原南下的避害者。身为他们的后代，子孙们也继承并分享了这些特质。对皇帝来说，谁是该被崇敬的历代帝王，也反映了理想的帝王形象、理想的王权是什么。
在王莽的时代，周、汉两前朝，以及经典中的上古圣王，构成了基本的名单，然而秦代则被排除在外。对后来的皇帝来说，又累积了更多“前朝”，哪些“前朝”的哪些君主可以放在名单内就有更多考虑。各个朝代的“开基主”，即开朝的第一位君主，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但哪些朝代才算是正统就未必有一致的意见。重新取得“天下”的隋唐与宋代皇帝，要考虑的是所谓分裂时期的众多政权要如何处理。一如书中所说，许多皇帝在控制北方中原地区后赶着要建立祭典，其所纳入的也多半是控制北方的政权。对一些国祚甚短，或是在某些情况下被批评为得国不正的朝代，是否值得当朝的君主奉祀，常常有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也反映出不同时期对王权与正统的看法。如秦朝是否纳入，便意见不一；而开创制度、极力将自己正当化的王莽，很讽刺地在后世往往被排除。另外“异族”建立的征服王朝是否进入奉祀，在宋、明、清也有不同态度。本书第二个主角拓跋宏虽然一心尊崇古代圣王，但未必被后世所承认；辽、金、元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基业，是否应该纳入谱系之中，甚至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意见。而元代与清代等从内亚入主中原的政权，各个统治者选择祭祀哪些中原君主，同样也值得玩味。
其次，评判个别帝王功业、决定是否奉祀的标准也会有所变化。三皇五帝与上古圣王体系的建构或许跟区域神话系统的整合有关，但应从伏羲、黄帝，还是女娲算起？其后众多王朝的众多领导者，亦不是因为曾经登上帝位就一视同仁。幼殇或昏庸者或许应该剔除，然除此之外应该如何评价？此谱系建造之始，支撑的是儒家思想，随着当权者与儒者的距离，以及儒家本身的变化，特别是宋代以来理学的兴起，对理想的帝王有不同意见。对前代理想帝王的标准反映的也是对当代帝王对自己的定位，以及不同时代的君臣、君民关系。注重武功还是品德、开疆拓土还是养民生息、功业还是道统，决定了万神殿中成员的排列。刻意的选取、遗漏与广摄，背后或许都有深意。
与决定成员同时进行的，是如何建立与前代帝王的关联。换句话说，即采行怎么样的仪式，在哪里与怎么进行。仪式进行方式决定了祭者与受祭者的相对关系，其内容可以是祈佑、赞颂、呈献或抚镇。在本书中更清楚呈现的是场地的变化。从封爵后代、保护前代帝王陵墓、行旅谒陵、制度化的定期陵祭，以及后来在陵墓或肇基之地建庙，最终在国都兴建了历代帝王庙而有集中固定的祭典。可以对照的是，民间对家族祖先的祭祀，自宋到明亦有从墓祭到祠祭的发展。也就是早期在祖坟祭祖，自宋元开始，民间亦开始注重家族墓地的昭穆排列。明代以来祠堂日益普及，各种礼书与类书教导民众神主牌的格式与祖先牌位的排序原则，祭祖的仪式在祠堂以更规制的形式进行，让祠堂成为宗族公共事务的中心。
高耸宏伟的王陵是王权永垂久远的象征，但若王朝并未如所预期的永世长存，前代巨大的圣地不免显得暧昧，或者淹没于蔓草荒烟。从现世的象征到历史的遗迹，当代的君王要唤醒过去的辉煌，缔结为当今盛世的先声、相互辉映时，恐怕没有比帝王陵寝更适合的场所。然而随着历代帝王的祭典的规制化，从陵墓到祠庙、从前朝圣地到当代国都的演变，也有值得深究的意义。如同从祖坟到祖祠，“祖先”象征从与祖先肉体直接相连的坟茔到更抽象化的神主牌，意味着容许更多仪式性的操作。传说中的与文字上的先祖可以化身神主牌，与自身可追溯源头的祖先并列；不在一地的群体，其祖先可以化身牌位，依照礼制或现实需求排序。当历代帝王的祭祀从陵寝到在陵寝上立庙，最后再到集中国都，同样的也是将这些帝王们化为更可以操作的符号，并且更进一步地从其原来的圣地拔出，统归到当今王权底下的庙宇空间当中，以至于到清朝中叶后突破百人的集体住宅。圣地当然还是有神圣的意义，如黄帝陵或曲阜孔林，然而集中在中央的祭典展现的是更集中的王权、更专制的皇帝与更有野心的帝国。不是皇帝去谒见各地历代帝王的坟陵，而是将历代帝王及其代表的天下道统，收归于新政权的政治核心。
在现今的学术生产与评鉴的制度底下，题目小而深的论文比专书更有“效率”，而跨越如此长时段的专书更日益罕见。长时段的著作可以让读者视野投向长期的变化，思考更大的问题。这些大问题也可以帮助读者借着跨文化而跨地域的比较，反省原先的认知，如本书的讨论便在不少地方比较了日本的情形。相信读了本书，读者下次经过中正纪念堂、游览慈湖、中山陵，乃至看到电视上清宫剧对“前朝”帝王形象塑造的热衷，看待总统府、忠烈祠等建筑的态度，或是哪个官员遥祭黄陵或祭祀郑成功的新闻时，对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态度之下处理这些符号的方式，会有更多新鲜的想法。
对我来说，本书让我注意到的是村庄与帝国主宰势力建立谱系的努力。这种努力牵涉到的是对历史的重视，以及以历史来合理化当代主宰状态的尝试。借由制造文字、仪式与神圣空间，反覆操作的是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连结，以主宰者缔造的谱系与历史来做为其权力正当性的凭藉。无论是帝国还是村庄，这些保存过去、展演过去的宫庙、坟茔与祠堂，成为群体公共性的重要节点，并且在帝国晚期更加组织、规制化。抽象一点来说，谱系在现实上的运用可说是一种“历史心性”（historicity）的展现。然而这种“历史心性”是否是特定文化下的产物、是否真的古今皆然、如何成为特定阶层有效的工具，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仍形塑人群与组织的行止，或许是帝国与村庄的研究者都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编选自《王权的祭典：传统中国的帝王崇拜》，为该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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