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信仰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通常来说，人们会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民族等方面来看中国历史。从信仰角度看中国历史，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是很少的。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中记载，司马迁写《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天人之际”，是天人关系，天命-天道与人的关系，这属于信仰层面的关系。今天的历史著作，似乎已失去“究天人之际”的认知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天人之际”的认知，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历史。因为历史的行动者，从周武王、周公到孔子再到刘邦，都有天命意识，都有天人之际的认知，其行为都受其天命认知的深刻影响。
今天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从方法上看，是非常传统的角度，是中国传统天人之际的正宗角度。从中华精神史看，从人类精神史看，缺少天人之际的关注，缺少人神关系的思考，这是非正常状态。
心中有了信仰，一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变化。首先会从天人关系出发，从人神关系出发，再去看人与人的关系。王怡曾总结为“十字精神”，我很认同，经常重复这个说法。若按照这样的次序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将看出截然不同的本质。
中国的历史非常漫长：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西汉-新朝-更始帝-东汉）-三国（魏蜀吴）-晋（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夏朝公元前207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讲解4000多年的信仰和历史的演化，是极大的挑战，非常困难，我只能摘取要点，让大家抓住最核心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社会历史变化。
中国信仰史的四个阶段
从信仰史角度看，中国4000多年历史中，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天命阶段：以天命为中心，相信天命以及上天的意志。
二是天道阶段：天道和天命是有差别的，天命强调上天的命令与意志，天道则是上天的法则、上天的自然法。
三是道的阶段：纯粹的自然之道，前面的“天”已经消失，只剩下道的自然法则。
四是心的阶段：佛教在西汉东汉之际进入中国，其后慢慢产生了以“心”或“自心”为中心的信仰。
天命阶段主要形成于西周时期，天道阶段主要形成于春秋时期，道主要形成战国时期，心的阶段是佛教入华以后慢慢形成的。
与信仰史对应的人格与社会变化
“天命-天道-道-心”，每一个信仰阶段都有相应的人格形态与社会形态。
天命阶段的人格形态是君子，君子敬畏天命，聆听天命，修德以配天。
天道阶段的人格形态是圣人，圣人要以自己的智慧去洞察天道，运用天道。相比起天命阶段，天道阶段开始从上天意志移向上天法则，从祈祷转向观察与思考，对自我智慧有更高的依靠性。
道这个阶段的人格形态是圣王，圣王以圣明之智能，洞察和运用自然世界的法则和能量。自然被动，圣王主动。
心的阶段，人相信佛性在心，要修炼成佛，顿悟成佛，自心成佛，自我的重要性达到顶点。
四种人格形态对应四种社会形态。天命与天道阶段，对应的是君子圣人，大体是贵族共和、封建社会。道与心阶段，对应的是圣王，皇帝内断于心、君主集权。
四千年思想史，从天命阶段开始到自心阶段结束。天命-天道-道-心，历史阶段性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是说四个阶段是前后替代的，前阶段的思想要点，与之后的历史阶段是交织存在的状态。
不同信仰阶段的代表人物
各思想阶段，各有其代表人物，我粗略疏理一下。有些人物，皆有几个阶段特征，但核心思想特征是突出的。
天命阶段代表人物：大禹-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墨子-刘邦-汉文帝-董仲舒等。
天道阶段代表人物：老子-左丘明（《左传》）-朱熹等。
道阶段的代表人物：庄子、商鞅、邹衍、荀子、韩非子、秦始皇等。
心阶段的代表人物：释迦牟尼、惠能、张载、王阳明等。
世界比较，从天命到天道阶段，人格形态从君子到圣人，社会政治从贵族到共和，与JD教信仰比较容易找到共性。然而，从道的阶段到心的阶段，人格形态以圣王、佛菩萨为中心，对应社会形态是皇帝独断君主独裁，与JD教价值比较抵触。
天命阶段
天命论是中国信仰史的第一阶段，也是本次讲座的重点，涉及到很多代表人物。每一个代表人物，我会用历史文献来展现其思想。
中国夏朝的建立，约在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大体与《圣经·旧约》记载的亚伯拉罕离开乌耳（约前2100-前1900年）的时间接近。学术界对这两段时间，大禹和亚伯拉罕的时间，都有不同的讨论，但是可以看出，中国传说中的大禹与亚伯拉罕的时间比较接近。不仅所处的时间比较接近，他们的信仰表达居然也非常接近。
关于大禹的记载，最早的文献出现在遂公盨（西周中后期的一个器皿）里面：“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上天命令大禹整治国土，根据山形疏通川流，大禹治水是听从“天命”而为之。
《尚书·洪范》记载，箕子回答周武王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胡乱处理了水、火、木、金、土五种用物。上帝震怒，不赐给鲧九种大法，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后来，鲧被流放死了，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帝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安定下来。”
原文如下：“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学界对真伪有争议）。
今天的法学界依然把“洪范”作为“大法”的象征，这段记载体现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神法概念。
国家大法从何而来？法律的原则从何而来？《尚书·洪范》认为，来自至上神上天-上D。这与《圣J·旧约》“摩西十诫”类似，上D赐下十诫律法。不同的是，《圣J》对十诫律法记载非常清楚，而我们对“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却了解不多了，仅能通过箕子的转述而知道一点。
不论如何，《尚书·洪范》认为，有一部“大法”来自于上D，这是天降神法，这是大禹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前提。
我们再看大禹的执政理念。《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之言：
“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慎乃在位，安尔止”，指对于权位要非常谨慎，满足于该停止的地方，知道权力的边界所在。
“辅德”就是要辅助德行和德的准则，这样天下就会大大地回应。
“清意”指要洁净自己的意念，然后去侍奉上D的命令。
“天其重命用休”，指上天不仅会赋予其使命，而且会带来吉祥。
大禹总结了治理国家的前提，体现了天命与治理之间的关系：第一要谨慎对待自己的权位，这是责任；第二要知道权力的边界；第三要辅助有德之人以及德行的发展；第四要洁净自己的意念，侍奉上帝之命。这样，上天施恩赐福，国家安定有序。
我们认为，传说中的夏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大禹是中国精神史开篇的重要人物。《尚书》关于大禹的文献记载与《圣经·旧约》的记载有些地方比较相似，都有一种对至上神的信仰。亚伯拉罕应上帝呼召，离开乌耳去迦南地，他信奉唯一的上帝。大约相同时期，大禹知道一切归于一位主宰神，归于主宰神所赐洪范大法。大禹认为人必须洁净自己意念，敬虔侍奉上D之命，这样才能够成功。
罪恶与敬畏
夏朝终结，进入商朝。《尚书·商书》记载商汤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朝开国君主商汤说：“夏王朝有罪过，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他们。”对商汤而言，信仰是非常清楚的。
《尚书·商书》记载商朝的开国宰相伊尹之言：“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伊尹指责夏王桀“弗克庸德”，不履行德的准则，解释商人征讨夏王桀的原因是他“慢神虐民”，怠慢神明，虐待民众。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是敬神爱民的力量，另一种是慢神虐民的力量。
《尚书·商书》记载伊尹之言：
“惟上D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上D不会按照不变的方式来对待人。行善的，上D把多种吉祥加在身上；作恶的，上D把多种殃祸降下来。
敬天爱人
《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之言：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上天恩惠民众，君主侍奉上天。“辟”是君主的意思。君主侍奉上天，必须惠民爱民，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周武王把君主放在天与人之间来考虑问题，敬天爱民-敬天保民-敬天惠民。
《尚书·蔡仲之命》记载周公之言：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上天不会按照血亲与谁亲疏，只辅助品德高尚的人。天人之间靠“德”沟通，“德”是人通往上天的通道，也是天命降临人的通道。
上天-天子-民
《论语·尧曰》记载孔子之言：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宇宙之中只有上天是伟大的，尧以上天为榜样，以上天为法则。
《墨子》记载墨子之言：
“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意思指我知道上天是比天子更尊贵，更有智慧。若君王行善,上天就赏赐他；若君王残暴，上天就惩罚他。所以，上天的尊贵、智慧远远高于天子。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刘邦生病，吕后把医生请来。医生进来后，高祖就问他：“我的病怎么样？”医生说：“你的病可以治。”于是高祖就谩骂他，为什么呢？在这里，估计医生的表达方式有问题，言下之意是：“高祖，你的命运是由我来决定的，我可以治你身上的病。”这触发了刘邦的一种神学思考，我的命不是由医生决定的，而是由上天决定的，如果上天要让我走，医生有什么用？如果上天不要我走，我也不需要这个医生。刘邦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归于上天，有明显的天命意识，认为自己命运是由上天主宰的。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D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
在谏言立太子的问题上，汉文帝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够，上D神明没有接受祭品，天下的人民也不满意。他把自己放在上D与人民之间来考虑问题，历史上的明君多有这个特征，如汉朝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他们都认为，向上要上D接纳，向下要人民满意，这才是治理国家、走向盛世的前提。
《春秋繁露》记载董仲舒之言：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
天是谁？众神之君主。如果侍奉上天不完备，即使侍奉其他百种神，也是无益。这是唯一神教的思想，即敬奉唯一的神才管用。
综合以上文献的记载，从夏禹到商汤、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墨子一直延续到董仲舒，都有天命意识。不仅如此，以后一些开国君主也有敬天爱人的思想，也习惯在上天与人民之间设定自己王权的职责。
天命论是中华精神史上的第一个核心思想，虽然被压制，但不会从中国人的精神中消失。天命论的思想，与JDJ上D意志的思想有近似之处。
天道阶段
天道论以老子为中心，《左传》、《礼记》以及朱熹的思想里面都有相关的内容。天道跟天命不一样。对应西方神学，天命类似于上D的命令，天道类似于上D的自然法。
《独立宣言》将美国宣告独立的原因归于“自然法及自然的上帝（The Laws of Nature and Nature's God）”，天道类似于自然法，上D运行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
老子《道德经》：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上天之道，利益万物，不损害万物。上天之网无处不在，看起来空疏，如果有人违反上天之法，一个都不会被放过，会受到惩罚。前面是普遍的爱（利而不害），后面是普遍的公义（天网恢恢）。
《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季文子之言：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什么是儒家所讲的礼呢？礼是顺乎天意，天道在人间的法则和表现，天道是礼的基础。季文子有洞察力，属于“十字”思维。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礼，是先王承受天道，用天道法则来治理人的情感与欲望。
朱熹《中庸章句》：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人的本性是受天理而来，天理就是天道，天道就是上天之道或上天的自然法。
从天命到天道，天命是上天主宰的意志，天道是上天治理世界的法则。天命和天道阶段，主要集中在春秋以前，到战国时期就开始进入道论了。
道论（自然主义）
道论是自然主义，“道”的前面已经没有天没有帝没有神，只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的东西，这就开始进入道论自然主义。
道论代表人物有很多，其中有庄子的思想。《庄子》虽然也有讲到神性之天，但主要是道论，其宇宙观是天地宇宙观，“天”已被庄子自然主义化。邹衍以道论为主，商鞅、荀子、韩非子、秦始皇都是自然道论的代表人物。
《庄子·大宗师》：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未有天地，自古以故存”，道在天地之前。“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里面的“神”是动词，道使“鬼”和“帝”具有灵验。庄子把“帝”（商周最高的主宰神）放在“道”的下面，“帝”被道所生，庄子把“道”提到了绝对的本体位置，这是一次很大的思想变革。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
邹衍认为五德的循环转移，决定着历史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决定着整个宇宙和历史的运行。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又克水，这么不断的循环，历史的演化无非是五种力量的转移。这里面完全没有天命的恩典和拣选，一切都是自然力量在运行，把宇宙彻底自然化。“阴阳五行”观念出现，认为只要顺应自然力量就能趋利避凶了。
《韩非子》：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认为“道”是万物的起源，没有造物主，道是一个自然的本体。
《荀子·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行有常”，上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既不会为尧存在，也不会因夏桀灭亡。我们能够以合适的治理方法，回应上天的规律，那就吉祥。如果回应的办法不妥、混乱，那就是凶。
荀子把主宰神（天），进行了唯物论与自然主义的解读。“天行”指的是自然规律或物质世界运行的法则，这个法则不会区分明君与暴君、好人与坏人，也不会干预伦理道德。若掌握天的法则，等于掌握事物的规律，不用祈祷，不用事天，仍然会有风调雨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
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秦始皇用上古的“帝”号，称自己为“皇帝”——伟大光明的上帝。然后，秦始皇推行邹衍的“五德”之说，世界是五种物质力量的循环往复，周朝得了“火”德的力量，秦替代了周，得了“水”德。所以，秦始皇把王朝的治理与合法性，跟自然法则统一起来。
但是，邹衍、秦始皇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不同于今天数学化的科学的理解。问：“五德”循环，今天到什么德了？什么时候循环一轮？能得到什么答案呢？答案的客观依据何在呢？不知道。
一切处于循环替代的动态之中，只有圣人、特殊的人可以把握“五德”，这就直接进入了神秘主义。一旦进入神秘主义，就没有客观标准，只有圣王知道。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第一次把君王与“龙”连接在一起，称秦始皇为“祖龙”。“祖龙”是龙之祖，兽类龙祖登上了人类王位。
到了唐代，这种思想演化成什么呢？当面对纯粹的自然力量时，对这种力量又不是基于科学的理解，而是类似于“阴阳五行式”的理解，没有量化确定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充满神秘主义，没有办法客观化和数学化，居称只有少数圣人-圣王能够把握。
流行于唐代的《阴符经》记载：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
上天有“五贼”，命-物-时-功-神，即命运-物质-时机-功力-神迹，能够发现“五贼”的人，能够昌盛。若能把“五贼”的规律掌握在心中，宇宙就在此人的手中，万物就从此人的身上出来。
这是把“天”进行了“道”化处理。“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人一旦进入纯粹的以“自然之天”为中心的状态，其背后就是要当皇帝，把自己当作主宰神。
心的阶段
“心论”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形成的。佛教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思想特征，与中国化的佛教大不一样。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演化出一个核心的思想——心论。“心论”的代表人物是，释迦牟尼、惠能、张载、王阳明。
宋·释普济(1179-1253)《五灯会元》卷一：
“世尊才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曰：‘天上地下，惟吾独尊。’”
这就是宋代释普济对佛教精神的理解。除《五灯会元》外，我还没有找到有更早的文献资料有这样的记载。
这里的人格定位是什么呢？“世尊才生下，一手指地”，指佛祖**生下来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惟吾独尊”。我就是天上、地下的主宰，这把自我-自心抬到无限高的位置。
《五灯会元》 “天上地下，惟吾独尊”，与《阴符经》“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两者在精神层面非常接近，天命-天道已经不复存在，进入“惟我独尊”的精神状态。
《坛经》记载惠能（638年-713年)之言：
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仁者心动”指的是，心主宰着风，主宰着幡，主宰着万物，主宰着一切，这是什么心？学者们有许多解释，例如说是佛教唯识学中的心识。《阿含经》称“心为法本”，《华严经》称“一切唯心造”，这样的心，似乎是宇宙之心、万法之心了。这万法之心，与缘起论理论能统一吗？
最重要的是，宇宙之心与人心，皆为心字，是在逻辑上把两者界定清楚，还是有意使之混同，混同成“我心即宇宙之心”？在心学传播中，似乎是后者，有意相混。南宋陆九渊称：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宇宙心与吾心为一，吾心即宇宙心。这是什么？神。
张载（1020年—1077年）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知识分子最喜欢这一句，我们不妨想一想，难道天地没有心，生民没有命，万世的太平是由一个人能开创的吗？
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从殷墟甲骨文开始，整个中华文明不过3000多年。一世有二十年，万世达二十万年，一个短短不到百年的生命，怎么能够为万世开太平呢？背后是，天地是我立定的，万民命是我立定的，学问是我传承的，万世的太平盛世是我控制的，把自己拔高到了主宰神的地位，控制天地、控制命运，控制思想、控制万世，时间、空间和万民都在他的一心之中。
王阳明（1472年-1529年）《传习录》：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的心光明无比，就是宇宙之心，我还说些什么？
中国信仰史四阶段与JDJ信仰
我们重新回到“从信仰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信仰史可分成两截，“天命-天道”是在天的范围之内，对应的人格形态是君子和圣人，社会政治是贵族共和。“道-心”已脱离天的定义，对应的人格形态是圣王独裁、君主独断。
天命-天道
天命-天道，都有天在定义着，前者是天的意志与命令，后者是天的自然法则。从《Bible》角度看，很好沟通。天命接近上D之意志，上D之命令，God’s commandments. 天道接近上D之自然法，God’s natural law. 天命降临与JD教的恩典论，可以相互对应。天道论表现为自然律和道德律。天命-天道与《Bible》，哲学层面相近，都属于本质主义的向善论信仰家族。
道-心
道论下，道为创生源，没有道以外的造物主。心学下，我心即宇宙之心，我是神一样的存在。今天很多人以理性科学的话语来反对信仰，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要讲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信神有恩典是不科学的，追根溯源，可以追到无神论的道论上，以法家道论为代表。当然还有马教的唯物主义。还有不少人以自由主义来反信仰，认为我就是自己的主宰，我是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规则限制的，其思想根基其实是佛学的此心光明、即心成佛。
对话与超越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天命论-天道论，代表人物周公-孔子-老子-墨子可以与摩西、众先知以及JD对话。道论-心论，代表人物为秦始皇、商鞅、惠能和王阳明，如何对话？
从西周的“天命观”到唐朝兴起的“自心观”，这是中华信仰演变的方向，从以至上神“天”为中心滑向以自性中“自心”为中心，成批以自心为信仰的骄傲的人群出现在中国。以“自心”面对世界的中国人，会遇到什么问题？
天命心如何与世界对话？天道心如何与世界对话？道心如何与世界对话？自心如何与世界对话？这才是对话的根本。如何对话，并在对话中超越到更高的融合层次呢？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要讲中国信仰史变化，只能抓住要点。但一讲要点，就会粗而不精，会忽略许多丰富的细节，其实细节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次讲座，主要给大家一些刺激一些启发。一个小时，大家能抓住“天命-天道-道-心”的变化，就多少有所收益。细节方面，未来进一步完善。我希望在一个小时的讲座里，一定要给大家奉献一些新的洞察，提供新的视角，让大家有所收获。
编者注：2023年2月，杨鹏《尚书》二十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今天编发的，是杨鹏老师2023年2月4日在“神州更新”所做的“从信仰角度看中国历史”的讲座整理稿。尚书二十讲呼应了这次讲座提到的“天命-天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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