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营造是民间叙事的经典题材。在中原古代营造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南侗地区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营造叙事。汉族文化与侗族营造叙事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人牲奠基”“工匠反制雇主”“神仙助人营造”三类母题。经过加工改编的侗族营造叙事文本呈现与当地风俗、事件、建筑等相结合的传说化倾向，具有纪实性、解释性、警示意义，及以人作为文本中心角色的叙事特征。南侗地区的侗族营造叙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

以贵州锦屏县一带的清水江为界，侗族居住地域分为南北两地。南部侗族地区主要指贵州、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地带，包括贵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地。这些地域群山环绕、溪流密布，侗、汉、苗、瑶、壮等多民族杂居共处。通常认为南侗地区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时间较短，涵化程度较弱，传统建筑保存较好，形成了侗族标志性的鼓楼文化。事实上，侗族代表性建筑物鼓楼与风雨桥是汉侗文化交融的成果。侗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在此背景下，南侗地区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丰富的营造类叙事文本。

2019年至2021年，笔者在南侗地区搜集到侗族营造类叙事，并将之与艾伯华提出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相比较，发现汉侗营造叙事文本主要涵盖三类母题，“人牲奠基”“工匠反制雇主”与“神仙助人营造”。这些母题是单一事件，可以独立存在，构成故事类型。以往学界对侗族营造叙事讨论较少。李路阳与吴浩曾调查三江“侗族的守桥鬼”传说，论及文本背后的灵魂观与道德观，但没有发现它与艾伯华“建筑牺牲者”故事类型的关联。康丽认为，民间叙事文本形态结构的比较与整体把握有助于发掘民众叙事传统和推进文化分析。本文从汉侗营造叙事文本的联系出发，探讨南侗地区侗族营造叙事的类型结构、核心母题、表述特征及文本观念，认为这一类叙事是古代汉族营造叙事传统融入当地语境的代表性文本，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例。

一、“人牲奠基”母题

“人牲奠基”是营造叙事中出现最早、流传最久的母题。考古资料已证实我国曾经存在将婴儿或成人埋在房基作为祭品的奠基牲习俗。艾伯华将包含这一母题的故事类型取名为“建筑牺牲者”，它的核心情节是“人被砌进建筑里”。人的牺牲行为包括主动、被动和象征性牺牲。顾颉刚指出，最早在唐末诗僧贯休《杞梁妻》中，“筑人筑土一万里”“再号杞梁骨出土”诗句已指向杞梁被筑进长城的情节。《琱玉集》收录的唐代孟姜女传说也有“乃打煞（即杀）之，并筑城内”。杞梁被筑进城内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有些情节指向了带有巫术性质的人牲奠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曾经调查16则明确讲述范喜良死因的孟姜女传说故事，其中3则异文提到范喜良之死是为保城坚固。江苏孟姜女传说的情节是，造长城要伤一万生民，只有用姓万的人葬在城内才可以替代。清末时，人们甚至在上海老城门脚下发现一个代表“万杞梁”的石像。可见，“人牲奠基”母题在汉族地区流传时，与各地民间信仰紧密结合。

南侗地区的相关侗族叙事文本是“守建筑的鬼”，包括“守桥鬼”“守楼鬼”“守庙鬼”等。文本的核心情节是：一座新建筑落成前后，一个人的灵魂守护建筑，他因此死去。死者有四类人，包括夸赞新建筑的人、工匠、参与筹建新建筑的人、住在新建筑附近的人。新建筑指桥梁、鼓楼、庙宇、戏台等公共建筑。李路阳、吴浩在《广西傩文化探幽》中提到三则“守桥鬼”传说。一是有关八江村修建的风雨桥。小伙子夸赞新桥说：“这座桥真不错呀！我以后到这儿来。”不久后，他在桥上意外绊倒、死去。人们认为他成了“守桥鬼”。二是与古宜镇修建的新石桥有关，桥头一户人家的老父亲病重，他在死前说：“别拿石头压我，太沉了；别压我，我喘不过来气啦！”三是程阳桥修缮完工时，当地老人对建桥小组负责人说：“建桥没死人，可能你们建桥小组会有人死。”这些桥梁都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其中程阳桥最为知名。依附重要建筑是此类侗族营造叙事文本的特征。三江县马胖飞山庙由二十八寨共建，据说这里有一位“守庙鬼”。一位马胖村村民讲道：

侗家有个传说，庙、戏台、鼓楼、风雨桥，还有山上的凉亭，每一个凉亭都要有一个神，反正你搞个鼓楼，都有一个人去那里。我们这个飞山庙，有个程阳的老头子在这里。当时我们做好（庙）了，要搞庆典，我问他：“你那边有人唱桂剧吗？”他说：“有啊！”我说：“好，你帮我们介绍过来。”到庆典的时候，他介绍人来，但他那天晚上没有来。他在家里说：“哎呀，飞山庙庆典，我又没有时间去，好可惜！”到三月份，他忽然病重，病了三个月。他跟他老婆说：“老婆，我要去马胖飞山庙了，以后你要到那边来看我。”他病重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他老婆告诉我：“他一天（到晚）说要去马胖飞山庙，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个管理员的媳妇要生小孩了？”我说：“没有啊。”他早晨还说“老婆我去马胖，以后你来看我”，下午就死了。他是程阳大寨的，叫杨某刚，他的儿子叫杨某中。每次我到他寨子里，他老婆都还说这事。

叙述者通过交代死者及其亲属的姓名等方式表明事件的真实性。此外，引发人员伤亡的施工事故也常成为叙事材料。2006年，广西龙胜广南村15层塔式鼓楼施工期间发生一起事故。胡宝华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2006年9月，在广南鼓楼的上瓦过程中，有人从第五层摔落地面，当场死亡，成为了‘守楼鬼’。”据一位广南鼓楼筹建组成员讲，当地传说，村寨集体营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公共建筑，总会发生意外，筹建组曾有所担忧。事故发生后，人们对这一说法更加深信不疑。当时广南鼓楼是桂林地区最高的侗族鼓楼，2019年龙胜江口村建成一座更高的鼓楼，人们传说那里也有“守楼鬼”。一位宝赠村木匠说道：“他们说那个头工，又没病，起的那天就死了……如果师傅厉害点，拿头猪，拿头牛顶也得，莫用人。他不行，其他顶不起。”

侗族“守建筑的鬼”作为真实事件流传于南侗地区，其流传范围与事件发生地所在村寨的婚姻圈和交往圈重合。事件发生时讲述者是否在场，都不影响文本的可信度。作为侗族建筑营造总工程师、设计师和仪式专家的侗族掌墨师，不仅承担请师、祭祀与祈祝职责，还可能成为“守建筑的鬼”。侗族人将掌墨师在施工期间或者建筑落成不久离世的现象称为“打桑”（tagssangh）。据三江八江镇不同村寨的两位村民讲述，一位知名的八江鼓楼掌墨师曾遭此不幸。他们讲道：

师傅做不好，是你师傅挨，如果你做得好，人家挨，总有一个人挨的。我们有一个鼓楼师傅雷某某，他去湖南通坪搞鼓楼就挨了，回来就死了。哪个地方、环节做不好就会这样。

以前我们马胖上面有个大师傅，我们那一条河上去都是他一个人做鼓楼，三省交界都是他做。他到湖南去做，湖南地理先生拿的日子克他的鲁班，他没仔细看，克了他师傅。（鼓楼）没竖好，他就挨了，别人把他背回来，后来是他孩子去做完的。

第二位被访谈人是掌墨师，他详细解释道，地理先生选定鲁班煞日，会致掌墨师死亡。此类侗族叙事文本由事件的描述与解释话语组成。掌墨师、普通木匠和村民的解释不同，分别是“克鲁班”“如果师傅厉害点，拿头猪，拿头牛顶”“哪个地方、环节做不好”。掌墨师、木匠更擅长运用侗族大木作行业知识解释事件，强化叙事文本的可信度。比如，掌墨师应择吉日吉时施工，忌讳犯鲁班煞，有口诀称：“犯着鲁班伴阴王”；应按规矩举行仪式，请来阴阳师傅，才不会犯错等等。

比较可知，此类汉侗叙事文本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的死亡都与具有公共性的新建筑有关，而差异主要有三点。第一，情节编排上，人的死亡与建筑落成的先后顺序不同。侗族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营造仪式（以动物象征性地替代人）、不夸赞新建筑（不主动牺牲）等方式避免成为“守建筑的鬼”。第二，牺牲者身份不同。汉族叙事文本中的牺牲者有官吏、姑娘（业主的女儿）等人，侗族则是男性平民。第三，侗族叙事文本有灵魂转世情节。侗族人相信灵魂不灭和灵魂转世，有多灵魂说。一说人有三魂，人死后，一个灵魂守坟，一个灵魂守家，一个灵魂投胎转世；一说人有七魂，一个守坟，其他的投胎转世。还有一种说法是人有12个灵魂，在阴阳两界循环往复。侗族人将亡人的灵魂表述为“神”或“鬼”，认为亡人的一个灵魂为建筑奠基，赋予建筑神性；另一个灵魂复归阳间；或者一个灵魂在完成奠基与守护任务后投胎转世。李路阳、吴浩指出，在侗族的“守桥鬼”传说中，“守桥鬼”履行了神的职能。总之，侗族叙事文本契合侗族人的信仰与禁忌观念，具有地方传说特性，常与转世传说合并。

二、“工匠反制雇主”母题

“工匠反制雇主”母题在汉族叙事文本中表现为“作恶的工匠”，反映工匠实施魇镇术、迫害雇主的行为。我国古代工匠地位低微，魇镇术是他们的反制之术。在原始巫术、工匠行业信仰和工匠反制雇主的影响下，此类传说、故事流传较广，从《夷坚志》到明清笔记小说，再到近现代都市传说都有相应材料。古代木作行业用书《鲁班经》也有相关记载。清本《鲁班经》“秘诀仙机·鲁班秘书”云：“凡造房屋，木石泥水匠作诸色人等蛊毒魇魅，殃害主人，上梁之日须用三牲福礼，攒扁一架，祭告诸神将、鲁班先师，秘符一道念咒云：恶匠无知，蛊毒魇魅，自作自当，主人无伤。暗诵七遍，本匠遭殃，吾奉太上老君敕令，他作吾无妨，百物化为吉祥，急急律令……凡有魇魅，自受其殃，诸事皆祥。”此时，魇镇术与禳解法俱已定型、公开。因此，近代汉族叙事文本大都有“恶匠”自食其果、雇主转危为安的情节。

侗族、白族、阿昌族也有相应文本，情节是“木匠和雇主产生误会”“木匠实施巫术”“误会解除，木匠实施禳解术”，主角是木匠。侗族、阿昌族文本侧重于解释建房习俗的来历。从江美德村侗族老祭师讲道：

之前有这么一个传说，有那户人家请师傅过来建房子，我们这边讲鸡、鸭的肠、内脏是比较好的肉，他们把这些内脏给师傅悄悄留着，没有上桌。师傅没见到，觉得他们不尊重他，他很生气。建完房子后，（他）在房子里贴一些不好的字。后来，师傅回家了，（他）半路上觉得饿了，打开（主家准备的）东西来吃，发现全都是内脏。他很内疚，折回去写了一个“到”字。建房子的时候，要贴一个“到”，一个“好”，按道理说这个“到”是倒着贴。

从叙事情节和相关文献记载推断，倒贴“到”“好”等吉利字的建房习俗源自魇镇禳解术，与咒语“倒好倒好，住此宅内，世世温饱”有关。叙事文本中的请匠、将内脏视为珍馐、倒贴“到”“好”等情节，均反映南侗地区的风俗文化。此外，侗族掌墨师将“工匠反制雇主”母题表述为没有巫术内容的“机智的木匠”故事。以下故事由三江程阳村掌墨师讲述，他讲道：

我们去壮家做工，吃得不好，我们就唱：“上梁上梁，天天吃个芋头粮。”建房子的时候，主家在旁边看，一直问什么字代表什么意思。到竖房子那天，（他）跟师傅说：“你不用来了。”（他）既看不起师傅的功夫，也想省掉那天的工钱。师傅被赶走和被送回来差别很大，被赶走多没脸面！师傅把柱子上的字刨掉，等主家再来请的时候，就要加工钱了。那一家就没竖成房子。

故事反映了壮族雇主和侗族木匠的隔阂与冲突。总的来说，“工匠反制雇主”母题在南侗地区融入地方传说与生活故事，有木匠报复或智斗雇主的情节。

魇镇术的传入，导致南侗地区出现“工匠反制雇主”叙事文本。但是，由于侗族社会中工匠与雇主的矛盾不突出，所以侗族人删减了巫术“生效”与雇主受害情节，将叙事文本转为贴近生活的地方风俗传说与木匠故事，而叙事形态转变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魇镇禳解术被收入《鲁班经》与日用类书后，工匠施术作恶的可能性已降低，同类故事因脱离社会现实而逐渐丧失生命力。第二，从现实层面考虑，侗族木匠实施魇镇术的可能性不大。工匠与雇主的矛盾常常源于伙食待遇欠佳。《清稗类钞》载：“凡雇匠筑室者，必厚遇之，礼貌必优厚，饮食必丰腆。否则将为所暗算，恐其有厌胜之术也。”按照侗族建房习俗，工匠与雇主通常是亲属关系，地位平等。掌墨师等具有技术特长的人在侗族社会享有一定社会地位。雇主招待工匠的伙食总是尽可能丰盛，雇主的亲属也会轮流请工匠吃饭，表示对雇主的帮助和对工匠的尊重。三江掌墨师所述“机智的木匠”故事仍以侗族外部社会为背景。因此，此类侗族叙事文本依托于地方风俗，符合生活现实。

三、“神仙助人营造”母题

受神明信仰体系和道德观念影响，中国民间故事经常反映神人合作与神人互动。“神仙助人营造”母题出现在艾伯华“101.（造桥）”“102.（洛阳桥）”“186.建庙的奇迹I”“187.宝塔I”故事类型中。人们通过描述营造时遭遇的技术、经济困境与神仙助人，将现实困难转为神异化或浪漫化叙事。

这一古老母题在侗族地方风物传说中得到延续和保留。三江《八斗风雨桥的传说》和龙胜《风雨桥的传说》分别讲述神仙化身乞丐、青龙化身木匠，帮助侗族人架桥。另外，它被侗族掌墨师吸收为“神仙入梦助匠”传说。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采录到两则文本材料。黎平掌墨师所述内容如下：

那年我在锦屏某林场搞一个七层檐鼓楼，那地方是（山）冲里头有一个大塘，叫仙鹅池。大塘中间有一个小山包，叫仙鹅蛋，他们说“仙鹅抱蛋”。我们去了以后，（还有）一两天就要立（架）了，有一天晚上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梦见一个白发长长的白胡子老人，也就像我们两个距离这么近，他跟我讲：“陆师傅你给点钱来用嘛。”就说一句话，看不见了。我在梦中怎么有这样的事呢？我最怕第二天有什么不安全的事。不管怎么样，我注意我的安全。到那天，那些领导跟我讲：“今天我没来跟你们立（架），你们过两天可以吗？”我讲：“可以。”“你哪天立？”我讲：“我也讲点迷信，我是某某年某月某日生的，一般老人都讲，对我们的生日，我们要注意一下。”没晓得哪月了，我安排古历15日搭脚手架，16日拉柱子上去，那天天气相当好，8点太阳出来了。我们刚安排拉第一根主承柱，大家一起用力，天上有七八只仙鹅，我没讲谎话，我亲眼看到的。你仰头看，在老枫树上面来来回回，有的栖在树尖上。那些领导说：“师傅你真是了不起，我们在这里二十多年，讲仙鹅池、仙鹅蛋，一次仙鹅都没看见，今天你安排这个时间，你真的神通广大。”我讲我自己都没晓得，自然而然那些仙鹅就来了。

三江掌墨师则讲道：“那年搞某风雨桥，下午差不多五点，要下班了，我们开会讨论明天的上梁仪式，要爬上去踩梁，但是我从来没搞过，（我）都是在底下搞上梁的。领导说：‘要踩梁，你搞不搞得？’我说‘得！’想给人家教也没有时间了，那些传给我的师傅说过，如果我念不会，他在背后帮我。我答应了就回工棚睡觉，我心里面想，死了，明天踩梁。到（夜里）时候收个梦，有一个人来教我，可能八九十岁，（说）你这样唱歌、摆桌子，都讲给我听。我一醒来，才发现我在睡着。第二天我就依着他（教的）这样做了，唱那种歌，也蛮多、蛮长的，怎么走过梁，怎么抛糖下去，记得很清楚。他说：‘你走过去不要回头看，走回家去。’我想：‘天哪，回家要到程阳了。’他说：‘你住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我没想到工棚就是‘家’，到工棚那边转回来就得了。后来那些住在古宜街的老人家问：‘杨大师，哪个教你这样搞？’我都没懂得怎么答复他。那些话到第二天一点都没记得，过了一个礼拜才慢慢记得，到现在都想起来了。”

这两则文本融合“神仙入梦”与“神仙助匠”母题（见表三），经掌墨师叙述，有较强的真实性。“神仙入梦”是侗族传说的常见母题。侗族鼓楼起源传说有“银须老者入梦”，指导侗族人起造鼓楼的说法。入梦的神仙都是白发、白须的男性老人形象。

比较来看，此类汉族叙事文本的流传时间长、范围广。以鲁班传说为例，许钰指出，元代初年已有鲁班造桥传说的文献记载，宋元至近代，鲁班传说发生了大扩布，这与鲁班被工匠奉为行业保护神有很大关系。而侗族传说虽然描述乞丐、白发老人或神龙的事迹，但没有指出他们在神仙序列中的位置，更没有提及匠神鲁班。值得关注的是，侗族建筑营造技艺受到汉族营造技艺的直接影响，侗族木匠也将鲁班视为行业保护神，但鲁班传说在南侗地区流传不广。原因可能有三点。首先，侗族民间信仰是多元复合形态，尚巫、重道、敬神、礼佛、事鬼。侗族人敬奉佛教、道教的神仙，但很少考虑他们在神仙谱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神格。其次，侗族木匠不仅信奉鲁班，自然神及佛教和道教神仙、已经去世的亲传祖师等都被囊括到他们的请师序列中，鲁班与其他神仙、鬼魂享有同等地位。如果仅从工匠请师词看，由于侗族掌墨师使用的请师词主要来自地理先生（或地理先生兼掌墨师），鲁班仙师之名甚至可能不在请师词中出现。因此，南侗地区没有形成祭祀鲁班的专门场所与特定时间，鲁班信仰在该地区没有产生深远影响。最后，南侗地区的劳动分工水平很可能削弱了鲁班传说的流传。侗族木匠至今也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许多地区仍存在义务帮工的营造习俗。整体上看，此类侗族叙事文本仍与地方建筑、营造习俗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

四、营造叙事的地方性呈现

从汉侗营造叙事文本的共有母题看（见表四），南侗地区的侗族营造叙事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并呈现出符合侗族信仰形态、文化观念与地方风俗的情节内容。一方面，汉侗营造叙事的主题都是营造的危险与神异，角色关系都是神仙与人或工匠与雇主。另一方面，经过加工与改编的侗族营造叙事文本有传说化倾向，结合地方风俗、事件与建筑，具有纪实性、解释性、警示意义与以人作为文本中心角色的叙事特征。

首先，侗族营造叙事立足于纪实中的营造活动与生活事件，依附具有知名度与地域影响力的公共建筑，借助“预设—事件—解释”的叙事结构来表述营造过程的潜在风险，具有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双重特性。侗族“守建筑的鬼”讲述真实的“打桑”事件、施工事故或其他意外死亡事件，依托于人口较多村寨新建成的公共建筑或知名建筑流传开来，如某地最高的鼓楼、最长的风雨桥等等。“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建筑是地方传说中最常见的“纪念物”之一，建筑的重要性将直接决定叙事文本的流传程度。侗族“守建筑的鬼”传说广泛流布的时间应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南侗地区侗族人积极营造多层塔式鼓楼、大型风雨桥、庙宇、戏台等公共建筑，传说异文也不断涌现。

“工匠反制雇主”母题在侗族叙事文本中表现为更具真实性的地方风物传说和贴近生活现实的工匠故事，不再有魇镇术作怪的情节。“机智的木匠”取材于掌墨师的工作经历，故事内容具有写实性与世俗性。掌墨师在故事中添加歌唱讽刺与智斗雇主情节，将故事角色设定改成壮家雇主与侗家匠人，让叙事文本符合一定社会现实，同时富有故事性。

其次，侗族营造叙事文本有较强的解释性与警示意义。美国民俗学者布鲁范德（JanHaroldBrunvand）指出，如果传说具备很强的故事性、一定的可信度和警示意义，它们就会作为鲜活的口头民俗保留在文化中，以直接警告或暗喻象征方式，达到训诫目的。万建中认为，民间故事有维系和证实禁忌、确保禁忌民俗得以传承的作用。侗族人在营造叙事中穿插禁忌观念与地方习俗，用“克鲁班”等工匠行业知识或者“建大型公共建筑会出意外”等禁忌观念来解释事件，又在对事件的描述与解释中不断演绎与重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经由“事件验证—叙事生产—禁忌行为”的方式，指导与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营造活动。

南侗地区的侗族营造禁忌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共享的生活禁忌，如“不要夸鼓楼或风雨桥好”“鼓楼起架或架桥时独子回避”“建大型公共建筑可能发生意外”。另一类是工匠行业禁忌。例如，未达到特定条件的木匠不能承担祭祀职能；掌墨师应遵守仪式祭祀传统，择吉日吉时动工、念诵请师厌煞口诀。侗族人认为，触犯禁忌可能引发人的死亡、行为反常等后果。

另外，少数村寨还有关于鼓楼掌墨师的特殊禁忌。从江县高增乡占里村和美德村的掌墨师忌讳修建多层塔式鼓楼。占里木匠的说法是，当地传说吴姓不能建鼓楼，“怪村寨的名字太大”，而占里以吴姓为主，所以村中新建的多层塔式鼓楼均由外地师傅建造。美德村掌墨师的说法是，高增村曾经发生“打桑”事件，加上美德有“阳口功”禁忌，所以美德掌墨师不敢营造多层塔式鼓楼，如下文所言：

现在那老师傅不在了，我们这里讲那种俗话，就因为出了那种现象。他当个师傅，当时他50多岁，没有生病，把鼓楼搞起了，他就不在了，就是（鼓楼）把他收下来……我们有一种俗话叫“阳口功”，就是说他坏话，他就不好了……我们就是怕他们（指其他村民）一讲，那种情况就会发生。外来的师傅不怕，他们是不讲的。

侗族公共建筑掌墨师一般由筹建组推选，工匠技艺水平事先经过集体考察与认可，事后应经受众人检验与评价。在上述田野材料中，禁忌观念与地方传说都是侗族集体话语和意志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侗族公共事务中公和私的对抗与协商关系以及公共建筑的集体性和神圣性。侗族营造叙事在公共建筑营造活动中的警示意义与协商作用尤为突出。

最后，侗族营造叙事文本在表现神人关系时，将人作为中心角色。同类汉族叙事文本将神仙作为中心角色，如佛教、道教神仙和被神化了的鲁班。上海龙柱传说的主角是高僧、高道等具有神性角色的人物。侗族营造叙事文本的主要角色是掌墨师，他们时常扮演受害者、施术者、通神者等多种文本角色。他们也积极参与营造类传说与故事的创编工作，维护自身角色的正当性与中心性。在侗族“神仙入梦助匠”传说中，掌墨师有通神能力，但还是人，没有上升为神。掌墨师让神仙以“入梦”方式、间接帮助他们完成择日、踩梁等营造环节。在“守建筑的鬼”传说中，牺牲者履行神的职能，但也不是真正的神，不会成为侗族人的祭祀对象。

结语

营造是一类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的叙事题材。古代汉族营造叙事传统与木建筑营造技艺、压胜术等观念与技术一并传入南侗地区，影响当地侗族营造文化及其叙事类型的生成。因此，汉侗营造叙事文本在类型结构、母题、主题、角色与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与此同时，经过加工改编的侗族营造叙事文本更符合侗族风俗、观念与社会现实，呈现传说化倾向。这一发现揭示了营造叙事在阐释地方性知识、承载历史文化记忆、表现民族交融等方面的意义。南侗地区的侗族营造叙事生发于汉侗民间文化的长期交流互动过程，是该地区民族交往交融的表现与例证。厘清各民族同题材故事形态结构的异同与内在关联，将有助于呈现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多元形态与共生互融，为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分析视角与材料，发掘地域间与族际间的共享文化与价值体系，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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