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古时期的唐朝，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影响着国家的礼仪祭祀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佛教和道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宗教，它们不断发展变化，传承至今。与此同时，三夷教也传入了中原。三夷教听起来很陌生，仿佛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这些宗教的流行程度、信众数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各不相同。接下来，我们结合历史事件、社会生活来观察宗教与唐朝各阶层的互动关系。

首先来看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唐代可以说是道教的辉煌时期。经过东汉的创立，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改造，在唐代，道教已经趋于成熟。为什么道教在这一时期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并且位列儒、释、道之首？李唐王朝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

唐朝建国后，皇帝自称为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在京城和地方各州建立玄元皇帝庙。这里面包括两个要点和一个目的：要点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确立道教至高的地位；要点二，为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场所。目的是什么？唐初崇尚道教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尊奉老子来神化李唐王朝，抬高皇族地位。换而言之，就是利用宗教来满足政治需求。这与南北朝时期皇帝降生时的“神迹”现象是共通的。了解南北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变化，政权更迭迅速，如何让民众相信皇帝是天选之人？很多时候就要靠预言和神奇现象来营造舆论。于是我们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很多皇帝出生时，红光满屋，白气从天而降；紫气满屋，夜里忽然天明；白光满屋，空中黑云如同车轮。这些虚笔，就是为了将统治者神化。李唐皇帝推崇道教，与此有相通之处。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道教主要采纳并发展了道家哲学，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又因为夹杂着鬼神方术，可以消灾解难，其世俗性深受民众欢迎。兼具哲学性与实用性，使道教进入全民的生活。

皇帝在长安、洛阳修建大规模的道观，公主们以修道为风尚，甚至要放弃身份，成为女道士。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长生不老。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在家修炼金丹，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在大山名川中求得丹砂丸，长期服用。上层社会服食道教丹药现象蔚然成风，私下修炼的人也很多。暗中结交道士，最后自愿弃官隐居的，也大有人在。在如此风气下，道观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化活动与社交活动的重要舞台。

上至皇室成员，下至基层民众，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风尚的表现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道观林立，道士们往来匆匆，街谈巷议；公主、大臣们入道修行；传奇故事里，主人公有仙人和仙女。道教思想成为唐代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融入治国理念，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就是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对太平盛世的构建有重要指导意义。进一步，我们要思考，道教如此兴盛的同时，为什么佛教也可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是互相对抗，还是平衡共荣、各自发展？

佛教的本土化：武则天与“净光天女”

佛教与道教从来源上看完全不同，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有所差异。道教有一个要点，就是“本土宗教”，它是在汉文化土壤中生长，一出现就与中原地区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佛教则不同，它是外来宗教，首先要解决“落地”问题。怎么立足？怎么获得信众？就是要走向人间。

一种宗教进入中国，想要长盛不衰，就要实现“中国化”。其中重要的两个难题是王权问题和伦理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生存，因为在中古时期，皇权始终是绝对主导，如何界定皇权和神权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皇帝对这种宗教的态度。想简单地提出神权第一，就等于向皇权宣战，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个问题关乎信众，伦理上，孝道为先，如何处理神权和侍奉父母的关系，是获取认同感的切入点。佛教能走向人间，得到各阶层的认同，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政治上为统治者所用，生活中逐渐世俗化，不与传统儒家思想直接对抗、交锋，满足民众渴望进入天国的需求。

唐初，佛教的地位并不高，被排在道教、儒学之后，发展很缓慢。改变这一局面的重要人物是武则天。她的成长、崛起与佛教有怎样的渊源？首先，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武则天年少进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之后的曲折故事被反复讨论，多次影视化。其中重要的情节就是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受苦受累，从涉世未深的“小白兔”转变为苦大仇深、工于算计的野心家，然后唐高宗把她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关于感业寺的位置和真实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学者认同武则天曾经入佛门，成为尼姑这一史实。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武则天对佛教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当她逐渐走入权力核心时，依靠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就显得顺理成章。李唐皇室尊崇老子，以道教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现在，武则天要取而代之，一方面学习他们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另辟蹊径。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为了给新政权找到依据，武则天需要从佛教中得出一套新的理论。于是，《大云经》出现在武则天及其谋臣们的视线中。关于《大云经》的真伪，学者们各有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伪造的，《旧唐书》记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大云经》出自天竺，并非中国人伪造，薛怀义等人只是加以新的解释。经文大致是说有一天女，曰净光，在王舍城听佛宣说《大云经》，佛告诉她“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而且“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净光天女”做皇帝是上天的安排，她会拯救苍生。武则天借此理由，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完成了她的宏图大业。执政后，武则天对佛教给予了大力支持，优待僧侣、建造寺庙，推动佛教出现了前所罕见的鼎盛局面，并影响后世。

这里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佛寺的多元功能。我们在前面讲过长安的城市形态和生活，皇城、宫城之外，有里坊，有市场，有宽阔的朱雀大街，可是并没有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除了居住和进行贸易，他们去哪里娱乐社交？佛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这一职能。从唐到宋，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聚集在佛寺里听僧人讲佛经、看戏，热闹非凡。

 三夷教的传入与流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东渐

和佛教相比，同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则显得小众，受到“冷遇”。三夷教是指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它们由外来移民传入，信奉者大部分是外来民族。进入中原后，三教表现出不同的传播特色，并受到当时政治势力的扶持或限制。尽管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宗教，信众较少，但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和发展是唐代多元化信仰格局的体现。首先，我们来揭开三夷教的神秘面纱，了解它们的来源、教义和特色等。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所以也可以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为经典，崇拜阿胡拉·玛兹达，他是至高之神。其祭礼过程是在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通过崇拜圣火与神沟通，所以也称为拜火教。

陈垣先生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中谈道：“善神清静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就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而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祆”字右边看似“天”字，因此如陈垣先生所说，中国人以为祆教拜天。唐代时，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中原经商、定居，长安、洛阳的坊市中有了祆教信仰者的身影。胡商信仰者们还经常举行一些具有幻术的活动，比如“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之后一个祆教祭司拿出一把锋利无比、寒光闪闪的刀刺向自己的腹部，刀从背后穿出，鲜血直流。现场围观群众惊恐大乱，他再喷水在伤口上，念咒语，身体恢复原状，展现了西域的幻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祭祀表演热闹非凡，有具有异域风情的舞蹈，还有神奇而令人惊悚的魔术。但是，这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教化风俗，所以祆教的传播与信仰只允许发生在胡人之间，相关的宗教活动也被禁止公开进行。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教派的一支，即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是教派创始人的名字。该教公元5世纪产生于东罗马，因遭排挤，教徒多迁徙到波斯，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支持。到阿拉伯征服波斯时，其教徒纷纷逃到中亚，该教又在中亚一带流行开来。景教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可以参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备受重视的石刻史料。碑文里记载，约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内地，教徒主要有波斯人和中亚人。景教的流传范围较广，在长安、洛阳以及地方各州都有寺院。开始时，其寺与祆教寺庙同被称为波斯寺，后唐玄宗下令将各地景教寺院改称为大秦寺。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借助佛教的外衣。具体而言，为了让汉地民众易于接受，景教文献大量借用佛教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来诠释其经典。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种二元宗教。其根本教义和世界观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是说世界的本原是光明和黑暗，“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分别是初际、中际和后际，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武则天时，允许摩尼僧留下刻经，表明她对这种宗教并不排斥。摩尼教在同一时期也进入漠北的回纥地区，并盛行起来。摩尼教刚传入中国时，虽然略有传教的自由，但并不敢公开建立庙宇。安史之乱后，回纥援助唐王朝有功，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帮助，进入河南府和太原府，建立摩尼寺。后来回纥势力收缩，洛阳的摩尼教寺院及其财产都被朝廷没收了。

晚唐时，以上三种宗教受到朝廷的直接干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景教和祆教的3000多信徒被强制还俗。自此，三夷教受到重创，在中国走向衰落和灭绝。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唐代长安等地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等并不是纯粹来自西亚、罗马、中亚的宗教，而是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的宗教。而且，这些带有中亚风格的宗教来到中国后，又受到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有了中国文化色彩。

历史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