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团体
 
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东渐
发布时间: 2023/4/28日    【字体:
作者:廖靖靖
关键词:  祆教 景教 摩尼教  
 


在中古时期的唐朝,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影响着国家的礼仪祭祀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佛教和道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宗教,它们不断发展变化,传承至今。与此同时,三夷教也传入了中原。三夷教听起来很陌生,仿佛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这些宗教的流行程度、信众数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各不相同。接下来,我们结合历史事件、社会生活来观察宗教与唐朝各阶层的互动关系。

 

首先来看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唐代可以说是道教的辉煌时期。经过东汉的创立,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改造,在唐代,道教已经趋于成熟。为什么道教在这一时期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并且位列儒、释、道之首?李唐王朝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

 

唐朝建国后,皇帝自称为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在京城和地方各州建立玄元皇帝庙。这里面包括两个要点和一个目的:要点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确立道教至高的地位;要点二,为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场所。目的是什么?唐初崇尚道教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尊奉老子来神化李唐王朝,抬高皇族地位。换而言之,就是利用宗教来满足政治需求。这与南北朝时期皇帝降生时的“神迹”现象是共通的。了解南北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变化,政权更迭迅速,如何让民众相信皇帝是天选之人?很多时候就要靠预言和神奇现象来营造舆论。于是我们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很多皇帝出生时,红光满屋,白气从天而降;紫气满屋,夜里忽然天明;白光满屋,空中黑云如同车轮。这些虚笔,就是为了将统治者神化。李唐皇帝推崇道教,与此有相通之处。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道教主要采纳并发展了道家哲学,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又因为夹杂着鬼神方术,可以消灾解难,其世俗性深受民众欢迎。兼具哲学性与实用性,使道教进入全民的生活。

 

皇帝在长安、洛阳修建大规模的道观,公主们以修道为风尚,甚至要放弃身份,成为女道士。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长生不老。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在家修炼金丹,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在大山名川中求得丹砂丸,长期服用。上层社会服食道教丹药现象蔚然成风,私下修炼的人也很多。暗中结交道士,最后自愿弃官隐居的,也大有人在。在如此风气下,道观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化活动与社交活动的重要舞台。

 

上至皇室成员,下至基层民众,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风尚的表现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道观林立,道士们往来匆匆,街谈巷议;公主、大臣们入道修行;传奇故事里,主人公有仙人和仙女。道教思想成为唐代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融入治国理念,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就是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对太平盛世的构建有重要指导意义。进一步,我们要思考,道教如此兴盛的同时,为什么佛教也可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是互相对抗,还是平衡共荣、各自发展?

 

佛教的本土化:武则天与“净光天女”

 

佛教与道教从来源上看完全不同,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有所差异。道教有一个要点,就是“本土宗教”,它是在汉文化土壤中生长,一出现就与中原地区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佛教则不同,它是外来宗教,首先要解决“落地”问题。怎么立足?怎么获得信众?就是要走向人间。

 

一种宗教进入中国,想要长盛不衰,就要实现“中国化”。其中重要的两个难题是王权问题和伦理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生存,因为在中古时期,皇权始终是绝对主导,如何界定皇权和神权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皇帝对这种宗教的态度。想简单地提出神权第一,就等于向皇权宣战,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个问题关乎信众,伦理上,孝道为先,如何处理神权和侍奉父母的关系,是获取认同感的切入点。佛教能走向人间,得到各阶层的认同,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政治上为统治者所用,生活中逐渐世俗化,不与传统儒家思想直接对抗、交锋,满足民众渴望进入天国的需求。

 

唐初,佛教的地位并不高,被排在道教、儒学之后,发展很缓慢。改变这一局面的重要人物是武则天。她的成长、崛起与佛教有怎样的渊源?首先,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武则天年少进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之后的曲折故事被反复讨论,多次影视化。其中重要的情节就是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受苦受累,从涉世未深的“小白兔”转变为苦大仇深、工于算计的野心家,然后唐高宗把她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关于感业寺的位置和真实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学者认同武则天曾经入佛门,成为尼姑这一史实。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武则天对佛教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当她逐渐走入权力核心时,依靠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就显得顺理成章。李唐皇室尊崇老子,以道教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现在,武则天要取而代之,一方面学习他们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另辟蹊径。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为了给新政权找到依据,武则天需要从佛教中得出一套新的理论。于是,《大云经》出现在武则天及其谋臣们的视线中。关于《大云经》的真伪,学者们各有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伪造的,《旧唐书》记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大云经》出自天竺,并非中国人伪造,薛怀义等人只是加以新的解释。经文大致是说有一天女,曰净光,在王舍城听佛宣说《大云经》,佛告诉她“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而且“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净光天女”做皇帝是上天的安排,她会拯救苍生。武则天借此理由,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完成了她的宏图大业。执政后,武则天对佛教给予了大力支持,优待僧侣、建造寺庙,推动佛教出现了前所罕见的鼎盛局面,并影响后世。

 

这里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佛寺的多元功能。我们在前面讲过长安的城市形态和生活,皇城、宫城之外,有里坊,有市场,有宽阔的朱雀大街,可是并没有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除了居住和进行贸易,他们去哪里娱乐社交?佛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这一职能。从唐到宋,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聚集在佛寺里听僧人讲佛经、看戏,热闹非凡。

 

 三夷教的传入与流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东渐

 

和佛教相比,同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则显得小众,受到“冷遇”。三夷教是指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它们由外来移民传入,信奉者大部分是外来民族。进入中原后,三教表现出不同的传播特色,并受到当时政治势力的扶持或限制。尽管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宗教,信众较少,但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和发展是唐代多元化信仰格局的体现。首先,我们来揭开三夷教的神秘面纱,了解它们的来源、教义和特色等。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所以也可以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为经典,崇拜阿胡拉·玛兹达,他是至高之神。其祭礼过程是在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通过崇拜圣火与神沟通,所以也称为拜火教。

 

陈垣先生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中谈道:“善神清静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就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而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祆”字右边看似“天”字,因此如陈垣先生所说,中国人以为祆教拜天。唐代时,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中原经商、定居,长安、洛阳的坊市中有了祆教信仰者的身影。胡商信仰者们还经常举行一些具有幻术的活动,比如“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之后一个祆教祭司拿出一把锋利无比、寒光闪闪的刀刺向自己的腹部,刀从背后穿出,鲜血直流。现场围观群众惊恐大乱,他再喷水在伤口上,念咒语,身体恢复原状,展现了西域的幻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祭祀表演热闹非凡,有具有异域风情的舞蹈,还有神奇而令人惊悚的魔术。但是,这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教化风俗,所以祆教的传播与信仰只允许发生在胡人之间,相关的宗教活动也被禁止公开进行。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教派的一支,即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是教派创始人的名字。该教公元5世纪产生于东罗马,因遭排挤,教徒多迁徙到波斯,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支持。到阿拉伯征服波斯时,其教徒纷纷逃到中亚,该教又在中亚一带流行开来。景教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可以参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备受重视的石刻史料。碑文里记载,约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内地,教徒主要有波斯人和中亚人。景教的流传范围较广,在长安、洛阳以及地方各州都有寺院。开始时,其寺与祆教寺庙同被称为波斯寺,后唐玄宗下令将各地景教寺院改称为大秦寺。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借助佛教的外衣。具体而言,为了让汉地民众易于接受,景教文献大量借用佛教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来诠释其经典。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种二元宗教。其根本教义和世界观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是说世界的本原是光明和黑暗,“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分别是初际、中际和后际,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武则天时,允许摩尼僧留下刻经,表明她对这种宗教并不排斥。摩尼教在同一时期也进入漠北的回纥地区,并盛行起来。摩尼教刚传入中国时,虽然略有传教的自由,但并不敢公开建立庙宇。安史之乱后,回纥援助唐王朝有功,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帮助,进入河南府和太原府,建立摩尼寺。后来回纥势力收缩,洛阳的摩尼教寺院及其财产都被朝廷没收了。

 

晚唐时,以上三种宗教受到朝廷的直接干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景教和祆教的3000多信徒被强制还俗。自此,三夷教受到重创,在中国走向衰落和灭绝。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唐代长安等地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等并不是纯粹来自西亚、罗马、中亚的宗教,而是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的宗教。而且,这些带有中亚风格的宗教来到中国后,又受到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有了中国文化色彩。

 

历史与秩序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宗教财产归属的法律思考 \杜应芳 李荣
摘要:宗教财产归属不明,导致社会乱象比比皆是。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财产…
 
拉美政治变迁的社会基础——对巴西、智利、阿根廷三国天主教与左翼关系的比较研究 \钟智锋
摘要:20世纪末,拉丁美洲出现了两种型塑拉美政治变迁的重要运动——左翼运动和天主教…
 
加尔文:西方权利变革的起点 \安哲明
以良心自由为其中核心,首先要求宗教自由,而取得宗教自由则至少需要保障人不受迫害和…
 
沙特政教关系变革与社会话语重构 \孙晓雯 佘纲正
摘要: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奉瓦哈比派教义为国教,在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中践行瓦哈比…
 
从超越世俗到走向神圣 \曾润波
摘要:本文分析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公开国家发言中所涉及的宗教和神秘元素,选择了能够…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宗教融合与教化功能——以宋代两种华严净土信仰为例
       下一篇文章:耶稣会文化适应策略源头之考察——论沙勿略时期“同宿”身份的形成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