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21世纪全球发生的各类战争和冲突，宗教分歧总是背后的深刻原因。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到近期的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伊朗核危机、伦敦引爆飞机阴谋，无不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九一一事件后欧美之间日渐拉大的裂缝，其实也是宗教观不同而引起的。

      进一步回眸人类历史，我们会一眼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欧亚大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宗教战争史，从罗马帝国的扩张到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从八次“十字军东征”到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战争，都是宗教战争。但要说起中国历史，谁能举出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一次宗教战争。

      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净化能力，不仅是“软力量”的核心部分，而且正在给世界和谐竖起参照镜面。若世俗化的高低是衡量宗教先进与否的标准，中国就是世界宗教版图上的最大亮点。无论从国内和睦还是对世界和谐的贡献来讲，中国都应当坚守自己的地位。

                                                     全球宗教版图分为四大块

      中国要保持宗教认知上的先进地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要有效地抵御强势国家对其宗教自由上的说三道四；另一方面，还要智慧地消解盲目崇拜“宗教好处”而生的迷思，揭露打着宗教旗帜捞取政治资本的人的玄惑行为。要想自如地应对国内外挑战，首先要认清世界宗教版图的基本格局。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宗教诞生以前，中国已完全世俗化了。欧洲社会依然保留宗教痕迹，但世俗化进程相当深入，宗教对政治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可谓宗教版图上的“第一世界”。日本和美国的世俗化程度本来很高，但先后回退，宗教观对内政和外交均有一定影响力，属于“第二世界”。其余一些国家特别是目前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比如日本，当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交出权力之后，近代日本的现代化之路走完了“大政奉还”这第一步，政治和社会开始走向世俗化。在“王政复古”的大旗下，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明治维新的君主立宪过程而消解。但到明治维新后期，为了从精神上整合国家，日本展开了现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宗教镇压运动，佛教、天主教被打压，而本土宗教“神道”一跃成为国家宗教。

                                                            欧洲的政教分离

      1868年，为纪念戊辰战争中军队的战死者，日本政府在京都的东山创建了招魂社，以后历次战争中死难者的牌位均被供奉在这里。到1879年，神道制度化，招魂社正式改称靖国神社。二战美军占领时，靖国神社被保留下来，至今影响着日本政治和外交。可见， “神道”宗教不仅仍在禁锢日本民众思想，也成为军国主义的庇护所。小泉多次参拜，只能说明日本并没有完全世俗化。

      欧洲文明首先以政教分离起始，但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会赢得了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权力，分管“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到了12世纪末，教会将世俗政权置于统治之下，皇帝有行使世俗政权的职能，但它必须得到主教会的首肯。

      正当神权和政权融于一身时，教会实力最强大的意大利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肯定世俗享乐的正当性，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神本主义，导引出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

      15世纪末，因工业革命而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束缚商贸发展的政教合一制度极为不满，继而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的新教把颠倒了的“政教”关系矫正过来，欧洲于是开始了世俗化进程。

      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马克思的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再到达尔文“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不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进化论的确立，欧洲彻底完成了世俗化。基督教的影响仅仅在文化习俗上，而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失去了影响力。

      二战以后，因宗教对立而多次发生流血事件的欧洲，把“摆脱宗教”、“摆脱国家”作为逃离过去噩梦的道路，欧盟的建立和扩大、统一货币的实行，都是世俗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显著表现。

      英国媒体报道说，每个星期日前往教堂的美国人在44％左右，而在北欧国家只有5％至10％，英国不足7％，法国为4％，意大利为7％。在俄罗斯，宗教也是徒有形骸。与欧洲其他国家稍有不同的是，俄罗斯的世俗化更多地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下实现的。

                                                  美国“救赎人类”的宗教使命

      九一一事件爆发后，欧洲和美国的鸿沟明显暴露出来。欧洲期望美国反思宗教影响外交政策的严重后果，而美国却以导弹武装的新“十字军东征”向阿富汗、伊拉克发动进攻。欧洲人举着尼采的语录“上帝死了”，以此抗议美国无理发动战争；而美国地铁里的涂鸦却针锋相对：“上帝说，尼采死了”。

      欧洲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为什么分裂了？主要原因是欧洲的基督教彻底衰落了，而美国的基督教却复苏了，宗教势力对内政外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美国建国时对宗教的态度其实非常健康，托马斯·杰弗逊为《独立宣言》写下的第一句话就完全站在世俗立场上：“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力。”美国宪法说，有志于从事社会公职的人不必以宗教考试为先决条件，铲除了教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基础。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明确指出，所有公民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不可以任何形式支持某一教派，或建立某种“国教”，以确保“教”独立于“政”。

      与欧洲的反宗教潮流不同，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教的回归打开了绿灯。早期美国移民多为清教徒，他们或为逃避欧洲国家的迫害，或以传播福音的理想来到北美，对基督教怀有强烈的虔诚度和优越感，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种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山巅之城”和“世界灯塔”，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对外扩张是正义的，对外战争是神圣的，是在履行救赎全人类的“特殊使命”。

                                                  宗教自由与“美国至上”

      美国过去有三次宗教复兴运动，其中不乏人性解放的光芒，国家独立、废奴运动、福利制度是宗教复兴的结果。与欧洲教会在中世纪以前争取权力的方式不同，美国以“公民的宗教”模式把宗教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注入政治和社会中，将宗教热忱、“美国至上”、自由民主揉合在一起。但到了里根时代以来的第四次宗教复兴运动，美国便显示出宗教中毒的可怕面孔。

      里根在“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神意的安排”意识下，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政治和经济攻势，目标是消灭无神论者。克林顿把“宗教自由当作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小布什上台发动大规模宗教战争，并随口说出“美国的上帝是真的，而他们的是幻象”。

      现时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已蜕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单边主义是“美国独尊”的具体体现。即便对待欧洲盟国，也按照“顺我”和“逆我”划分为“新欧洲”和“老欧洲”。

      就是在内政上，宗教色彩也越来越强。布什政府允许宗教团体参与政府资助的社会福利计划，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否决了旨在支持胚胎干细胞科学研究的法案。一些州的学校甚至从课本中删去了进化论内容，改而宣传神创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意志已渗透到美国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美国必将对无宗教的中国和宗教式微的欧洲施加压力。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本文转载自：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