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万计的土耳其选民都对最迟定于2023年6月举行的双重大选（议会和总统）翘首以盼。执政近20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统治在许多土耳其政治观察家看来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受到经济衰退和执政党内部分裂的影响，此次大选中埃尔多安将首次丧失热门优势。六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反对党汇聚在了一起，共同推选出一名联合总统候选人来对抗埃尔多安，并为恢复议会民主提供平台。然而，即使反对派联盟有足够的机会击败埃尔多安的统治集团，他们的胜利也不足以保证国家能够顺利过渡到议会民主制。如果反对派联盟能够打败埃尔多安，新上任的政府需要承担起艰巨的任务，即建立一个任人唯贤的官僚制政府，重新调整土耳其的外交路线和经济政策并且恢复议会制。基于反对派联盟的多元构成，完成这些目标将会和赢得选举一样困难。

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在过去一年中，民意调查的情况急转直下。即便是获得了正发党人民联盟的成员——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MHP）的支持，埃尔多安也很难获得赢得总统选举所需的50%的选票。相反，据大多数民调显示，反对派阵营中的潜在竞争者已经开始在一对一的较量中超过埃尔多安。更重要的是，中左派共和人民党（CHP）领导的反对派阵营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从正发党中分离出来的两个政党——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组建的未来党（GP）和前外交部长阿里·巴巴詹组建的民主进步党（DEVA），他们与代表民族主义的好党（iyiP）、代表伊斯兰主义的幸福党（SP）和中右派的民主党组成的民族联盟一起行动。

很明显，埃尔多安不会坐等失败。由于埃尔多安控制了大量的媒体，反对派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直面极具争议的竞争。目前为止，埃尔多安领导的统治集团已经获得了相对优势的资源并利用官僚系统辅助选举。为了获得反对派一方中的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埃尔多安可能会采取新一轮针对库尔德群体的镇压措施，包括宪法法院对人民民主党（HDP）的禁令以及在叙利亚发起越境军事行动，为选举获取更多舆论支持。

占据下风的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挑起冲突来转移视线。例如，正发党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后，与亲库尔德的“和平进程”随即破裂，紧接着就是发生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武装冲突。2015年11月选举前夕，恐怖袭击的极速猛增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舆论，这为正发党的选举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人担心，在2023年选举前夕，被欧盟和美国共同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也可能会发动类似的恐怖袭击。这类袭击很可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恐怖主义上，从而引发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应，这将利好埃尔多安的统治集团。然而，考虑到土耳其目前的经济颓势，这种转移注意力的做法也许会缓解埃尔多安支持率下降的趋势，但仍不足以抵消反对派的崛起。一些评论家担心，在东地中海地区或叙利亚地区可能发生外部冲突，导致选举推迟一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在基本耗尽外汇储备的情况下，战争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成本太高。

选举会是自由公正的吗？

即使反对派集团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有所提升，但许多分析人士还是担心埃尔多安可能积极地在选举之夜操纵选举或质疑选举结果。虽然土耳其1950年过渡到多党制以来，长期保持了相对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经过埃尔多安的长期统治，尤其是2016年政变失败之后，竞争环境已经变得不利于反对派。国际观察家已经记录下了在之前选举中存在的违规行为，正是这些违规行为让统治集团在竞争中占据上风。如果政府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仍然在选举中失利，那么政府就会利用最高选举委员会（YSK）中的党派决定来扭转选举结果，就像2019年亲政府的候选人意外出局后重演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一样。

由于政府对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和媒体的严格控制，反对派将面临与埃尔多安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顺利的权力过渡很难得到保证。而对于埃尔多安来说，诉诸于公然的选举操纵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外部观察员发现，虽然可行，但也是一种冒险的策略。与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伊朗等威权国家相比，土耳其缺乏大量的自然商品储备，这种意外之财能够帮助埃尔多安渡过选举之后的风波。但在选举中舞弊可能会加剧土耳其被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的风险，并加剧经济衰退的形势，这将极大地动摇对埃尔多安的执政根基。事实上，土耳其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货币和债务危机，而新冠疫情让这场危机雪上加霜。从名义上的GDP来看，土耳其从2013年9580亿美元的峰值跌落至2021年的8150亿美元。经济低迷限制了政府为城市贫民提供社会援助项目资金的能力，同时也限制了政府向其商业盟友输送资源的能力，而这些城市贫民正是埃尔多安的选民基础。

选举舞弊的前景

在土耳其，选举舞弊可能，也能够发生，因为土耳其的反对派阵营成分多样，既有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又有世俗主义政党，既有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又有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如果反对派领导人决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他们可以凭借强大的动员能力吸引相当大一部分公众。一些人担心，为了应对反对派的抗议，埃尔多安可能像他在2016年政变期间反对政变势力一样动员自己的执政基础。如果埃尔多安采取这种策略，统治集团便可利用相关的附属团体。正发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百万党员，并与其他主流团体有密切联系，例如Ottoman hearths和军事承包商公司（SADAT）。SADAT由退休的保守派军官建立，曾被指控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训练可以用来对付反对派抗议者的准军事组织。

埃尔多安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让土耳其的外交多样化，并且着手改善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造成的新国际环境重新彰显了土耳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借此机会，埃尔多安在不切断与西方关系的情况下，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普京可以向埃尔多安提供俄罗斯天然气的折扣，并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土耳其以规避国际制裁，在经济上强化了土耳其的威权统治。尽管两国在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俄乌冲突和纳卡冲突有不同利益，与反对派胜利的不确定性相比，普京仍然更倾向于埃尔多安。这导致一些分析人士公开质疑普京是否会在选举前为埃尔多安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

目前还不确定埃尔多安是否得到了安全机构的全力支持，毫无疑问，安全机构的忠诚对于镇压选举后的民众抗议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十年里，警察队伍被明显扩张，这让警察队伍被视为是政党机构，并且被控制在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依卢（Süleyman Soylu）手中。面对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关系密切的指控，索依卢有强烈的动机反对政府更替，因为政府更替可能导致他被控诉。与此同时，在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无法保证军方会听从政府指令。尽管政变后的大清洗让军队处在了文官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但作为征兵部队，土耳其军队依然会避免与公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任何涉及军队的公开对抗都将突出国防部长和前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Hulusi Akar）的位置的重要性，现行政权也保留了他的自主权。

选举后的形势

选举之后的形势存在多种可能性。由于目前经济不景气，统治集团很可能失去大多数议席。甚至一些亲政府的分析人士也开始公开承认埃尔多安可能会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将面临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议会。在目前的总统制下，总统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就能组建内阁，也可以在没有立法机构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治理国家。如果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他可能会从目前属于反对派的保守政党中吸收议员，由此妨碍议会的有效运作。在埃尔多安继任总统的情况下，从正发党分离出来的两个政党将面临骨干成员被分散的风险。如果反对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一些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议员可能同样会做出换边站的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选举之后，议会席位的算法可能根据谁赢得总统大选而发生变化。

目前为止，根据民意调查很难预测议会的构成。执政的人民联盟和反对派领导的民族联盟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分配给这些联盟的议席数量将由联盟中的政党决定，即联盟中的两个主要政党（共和人民党和好党）拟备联合名单，或自行参加竞选。可能影响议会组成的另一个因素是其他政党联盟的存在，这些联盟可以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目前正与土耳其工人党（TIP）等几个极左小党谈判建立第三联盟。多数民调显示，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获得11.7%选票份额的人民民主党（HDP）继续保持了该支持率。在这个左翼联盟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可能成为悬而不决的议会中保持两大集团平衡的关键因素。此外，在反难民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如果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胜利党（ZP）吸引了反对派选民的支持，但未能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7%的门槛，那么反对派的这些选票就被浪费了。

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在总统选举中输给民族联盟支持的候选人。如果目前的民调可信，埃尔多安可能输给三个反对派的潜在联合候选人，即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玛姆奥卢（Ekrem İmamoğlu）和安卡拉市长曼苏尔·亚瓦什（Mansur Yavaş）。失去总统职位对埃尔多安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将使他失去利用公共资源发展正发党的便利。鉴于他身体虚弱且年事已高，埃尔多安可能无法积聚力量长期领导他的政党作为反对派。尽管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正发党仍然在选举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在埃尔多安之后，正发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执政党的行动最近极具个人主义色彩，并且其制度建设非常薄弱。尽管对其消亡的预测还为时尚早，但可以推测出，正发党作为反对派时将很难保持自身基础的完整性。

后埃尔多安政府面临的挑战

如果埃尔多安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被打败，他的继任者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反对派集团的竞选纲领是民主化，该纲领设想迅速恢复议会制和法治。尽管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六方政党已经承诺将过度的总统权力移交给议会。无论谁被确定为最终的联合候选人，都将被要求签署这一协定，并在当选后避免充分行使总统权力。

应对经济危机

然而，新政府最紧迫的问题将是带领土耳其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六个反对党已经宣布了他们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中央银行独立性和紧缩货币政策的承诺。上述几个党派都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可以组成专家团队促进经济复苏。其中，好党聘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比尔格·伊尔马兹（Bilge Yılmaz），他最近发布了包括公共财政、税收制度、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详细措施在内的综合性经济对策。民主进步党一直寻求利用其领导人阿里·巴巴詹的强劲表现，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土耳其经济经历了高增长阶段。

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决定新政府中哪个政党能够获得经济部长的位置。好党和民主进步党很早就宣布了各自的经济计划来吸引选民，这些选民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大，好党和民主进步党试图借此塑造带领土耳其摆脱经济困境的政治声望。而令人惊讶的是，共和人民党在这些辩论中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六党圆桌会”列出了解决货币和预算危机的方法，但共和人民党（CHP）作为联盟中唯一的左翼政党的疲软表现，可能会削弱新政府采取再分配和减贫措施的能力。

新外交政策的需要

新政府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将是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调至正轨。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议程导致土耳其与欧盟的频繁冲突，使其在北约的地位受到质疑，并与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关系紧张。即使埃尔多安最近正寻求与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和解，但其国际地位在过去十年已经受到了严重动摇。新政府可能将加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并重塑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反对派领导人一再批评埃尔多安政府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以及由此导致的土耳其与各个欧盟成员国关系紧张。

在欧盟与土耳其关系持续紧张多年之后，埃尔多安的下台将让欧洲各国政府中产生一些对土的善意，但改善双边关系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塞浦路斯的地位、与希腊的海上边界以及移民协议这些问题将继续困扰土耳其与欧盟的双边关系。作为重振与美国关系的一部分，新政府可能会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员最近建议的那样，考虑“向乌克兰派遣俄制S-400导弹防御系统，以打击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政府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严重的。反对派对于重新调整土耳其与俄罗斯或伊朗的关系没有新的愿景，这两个国家都是根据统治者与埃尔多安的个人关系确定的它们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也将影响后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共和人民党和好党都表示愿意与阿萨德政权谈判。当然，巴沙尔·阿萨德也很乐意土耳其政府进行更迭。多年来，正发党政府一直为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叛乱组织提供军事援助和庇护，并自2016年起在叙利亚开展越境军事行动。由于代价太过高昂，新政府将希望通过谈判以撤军换取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遣返，但要从叙利亚政府那里获得确切的让步并非易事。

由于六个反对党的执政议程截然不同，这将导致他们很难达成一致的外交路线。共和人民党的外交事务目前由尤纳尔·切维科茨（Ünal Çeviköz）负责，他是一位具有温和的西方倾向前外交官，主张回归土耳其传统的外交政策。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如S-400导弹防御系统和东地中海争端，切维科茨受到了来自共和人民党中民族主义者的巨大压力。此外，好党和民主进步党都担心俄罗斯对地区的进攻性战略，并建议与北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与民主进步党不同，好党认为叙利亚库尔德叛乱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有直接联系，反对与叙利亚库尔德团体的任何谈判，甚至批评埃尔多安没有对芬兰和瑞典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言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阿拉伯之春后正发党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前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目前以未来党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反对派阵营。虽然达武特奥卢回到原来职位的可能性很低，但他在反对派阵营的存在可能会使新政府摆脱与正发党失败政策的行动复杂化，因为正发党的这些失败政策与达武特奥卢有直接关系。

移民政策

在一个收容了600多万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国家，不断壮大的移民群体将会成为新政府的另一个重大挑战。该地区的内战使土耳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收容国，仅叙利亚难民就有大约400万。尽管土耳其社会最初欢迎来自叙利亚等穆斯林国家的难民，但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急剧上升的难民数量激化了反难民情绪，甚至导致了零星的流血冲突。目前，主要政党的大多数选民都反对在土耳其长期安置叙利亚难民。

共和人民党领导人科勒齐达奥卢一直批评对叙利亚人的门户开放政策，反对土耳其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他最近的这些批评变得更加直言不讳，许诺要通过加强与阿萨德政权的对话和欧盟对叙利亚基础设施发展的财政援助，在两年内秉持自愿原则将叙利亚人遣送回国。好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倡议，包括驱逐非法移民，以及通过配额制度安置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叙利亚人。尽管如此，两党都没有把叙利亚问题作为竞选的主要议题。而这项被视为“负责任”的政策，近几个月来为胜利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胜利党成立于2021年，它采取了反对难民的立场，创始人乌米特·奥兹达赫（Ümit Özdağ）是民族行动党的极右翼议员，曾短暂地加入过好党。作为一个专注于遣返难民的单一议题政党，胜利党迅速赢得了民众的喜爱。虽然胜利党不是民族联盟的正式成员，但它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选民的浓厚兴趣，目前胜利党的民调结果在1%至4%左右。

虽然公开承认过开放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但民主进步党和未来党这两个分离政党直到最近才公开主张遣返叙利亚难民。作为2016年欧盟-土耳其移民协议的总设计师，达武特奥卢的未来党呼吁回归该协议的框架，并希望将叙利亚难民的安置限制在指定地区。与此同时，民主进步党领导人巴巴詹今年早些时候公开对遣返叙利亚难民的可行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反难民情绪，两个政党都改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加入到其他反对党的行列，公开承诺要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遣返叙利亚人。

对于反对派来说，倡导自愿遣返叙利亚难民是一个相对便利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党派既希望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又担心选票会被反难民政党（比如胜利党）抢走。然而，除非能够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与叙利亚达成外交协议，否则自愿遣返注定只能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此外，很少有在土耳其生活了十年之后还愿意回国的叙利亚人。阿萨德政府并不欢迎这些难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逊尼派信仰而被阿萨德视为反对者。与此同时，在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地区安置大量叙利亚人的高成本政策并非长久之计，除非该地区能够吸引高水平的投资以此创造就业机会。因此，新政府应该要考虑解决难民危机的其他手段，包括在第三国安置、遣返和融入社会等。

公务员制度改革

新政府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替换公务员、军队和司法机构中的党派人士。尤其自2016年政变失败以来，埃尔多安政府清洗了数万名公职人员，取而代之的是统治集团的支持者，如果这些人继续留任，新政府的政治提案将面临来自官僚系统的程序性阻碍，甚至还会有军队不服从的风险。

尽管六个反对党承认了有必要进行改革，但他们在如何改革以及由谁来取代这些职位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的反对党，即共和人民党理所应当地希望在官僚任命中占有最大份额。由于在正发党统治下，社会民主的官员被排除在外，共和人民党没有足够多的新成员来接受任命。因此，共和人民党掌管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几个大都市的市长可能会成为中左翼政党在后埃尔多安时代的主要官员任命来源。面对有限的财政来源和来自政府的阻挠，这些城市中的反对派主要成员在承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社会援助和执行移民融合项目等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正发党执政近20年后，除了两个伊斯兰分离政党的一些成员外，几乎没有批评政府的人有过担任公职的经验。由于这两个政党是由前正发党成员建立的，两党的领导层仍然与国家官僚机构保持联系，并且可能还主张恢复多年来被埃尔多安清洗的前正发党官员。好党也可能具有利用意识形态吸引某些官僚机构的优势，特别是吸引安全机构中的一些成员。由于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结盟，政府中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新成员，他们在政府更替后可能会倾向于好党。

面对这些挑战，“六党圆桌会”尚未提供一个全面的政策平台。最近在经济政策、司法改革、难民管理等问题上，六方的立场开始趋于一致，但在这些领域的解决方案很难达成一致。即便这些政党能够就共同立场达成一致，选举后有关经济复苏的决策也将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六党在外交事务、政治官僚任命以及库尔德问题问题上亦存在分歧。如果在埃尔多安败选后六方开始相互竞争，这些分歧可能会加剧。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六党还需要修改宪法，以恢复议会制，考虑到土耳其往届联合政府的脆弱性，修宪也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1950年实施多党制以来，土耳其还没有任何一个联合政府能够顺利坚持到任期结束。

后埃尔多安时代欧盟面临的挑战

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对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反对派战胜埃尔多安，新政府肯定会重塑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并改善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同时还将避免挑起与欧盟成员国的冲突以寻求重启入盟谈判进程。反过来，欧盟可以在这一过渡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最重要的是，欧盟应该会密切关注选举之夜的发展状况，以记录任何选举违规的行为。如果埃尔多安在败选当晚拒绝下台，欧盟成员能够向土耳其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确保权力的顺利过渡。因此，欧安组织可能向土耳其派遣一个庞大的选举观察员小组，用以提升埃尔多安选举舞弊的风险和成本。

在俄乌冲突后，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数量庞大的人口能够使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强国，并为欧盟创造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贸易、安全、移民和气候治理等多种领域，土欧双方可以找到互利共赢的途径，但改善双边关系需要双方都有较高的意愿。如果反对派击败埃尔多安，新政府将需要西方盟国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来着手解决经济危机、难民问题和恢复议会民主制这些艰巨的任务。因此，欧盟可以通过利用关税同盟现代化、增强与土耳其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与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开展政治对话来提高与土耳其的贸易额。此外，有关签证自由化的谈判可能加快，以促进土欧之间的民间交流。目前，土耳其公民的签证申请程序较长，这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并且近几个月来，土耳其签证申请的拒签率出现了大幅上升。

随着土耳其入盟进程暂停，欧盟领导人与埃尔多安政府在关键政治问题上建立了一种交易型关系，比如2016年的欧盟-土耳其协议。在后埃尔多安时代，欧盟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将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置于一个基于规则之上的制度框架之中。重振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将是这种接触的重要基石。同时，欧盟还需要更新关税同盟协议和（或）联盟协议，即安卡拉条约。双方还可以加强在气候变化、非法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合作。在1995年底生效的土耳其关税同盟协定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求满足数字化经济的要求。

反对派的上台将使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某些领域发生实质性改善。即便如此，欧盟也不应错误地认为，新政府将主动在塞浦路斯、东地中海争端或难民问题上产生让步。欧盟需要知道的是，土耳其、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海上边界和塞浦路斯地位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受阻。新政府毋庸置疑地能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但这种和解可能不会在任何实质性领域获得迅速的外交突破。因此，欧盟需要鼓励土耳其和希腊进行外交对话，同时着眼于短期内深化合作的具体政策领域。

原文：Berk Esen, “Post-2023 Elections Scenarios in Turkey,” Centre for Applied Turkey Studies,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No. 55, September 2022.

翻译：李怡欣    校对：王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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