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田螺姑娘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一些研究者将其解读为男性的窥视梦境或其妻室情结，但忽视了该故事中的生子情节所传递的更为根本的传宗接代观念；一些研究者讨论了凡间男子仙妻梦之下隐藏的人与异类的冲突，但主要是基于故事结尾处异类妻子离去这一故事情节。实际上，田螺姑娘的故事中存在两条颇为不同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显在叙事线索，记述了男主人公娶妻生子的幻想，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男性通过与由动物幻化成的女性结婚生子进入正常社会生活轨道的故事；另一条是隐在叙事线索，记述了人们潜意识里对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的排斥，是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想要进入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轨道而不得的故事。这条隐在叙事线索并非在故事结尾突兀显现，而是贯穿故事始终，与故事的显在叙事线索交织在一起，一体两面地揭示了人们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性别观念。这些观念至少包括传宗接代观念与从父权视角出发的人兽异类观念。

前  言

田螺姑娘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研究者常常将其解读为男性的窥视梦境或其妻室情结。例如，陈建宪认为“偷窥”母题所呈现的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普遍存在的对异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窥视心理。田螺姑娘的故事源头《白水素女》中的“偷窥”母题，很有可能来自性欲求被社会规范所压制的贫穷男性真实的窥视梦境。郑土有将仙妻情结解读为一种贤妻情结，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心理愿望积淀而成的一种情结，它的流行表明了农民对美的追求，对贤妻的渴望以及在精神层次上对性的需求和宣泄，反映了中国农民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吴其南更直白地将其解读为一个缺乏娶亲资本的乡下穷小子的老婆梦。这些研究将重点落在了男主人公的性欲望或者是妻室梦想的达成上，但都忽视了该故事中的生子情节所传递的更为根本的传宗接代观念。

另外有一些研究将关注点放在了人与异类的关系上。例如，万建中从禁忌的视角出发，发现包括田螺姑娘的故事在内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隐藏着人类对异类根深蒂固的厌恶感。他认为，人在骨子里视异类为禽兽而不是神灵。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因男主人公违禁而导致仙女的离去，是男主人公“及其子女们对异类厌恶心理的最终流露”。黎亮通过对包括羽衣仙女、田螺姑娘、老虎精和猴儿娘四个亚类在内的“离去型”故事的分析，指明这类故事“既述说了男人的娶仙梦也述说了男人对兽的恐惧、疏远和不理解”。这些对凡间男子仙妻梦之下隐藏的人与异类冲突的解读，主要是基于故事文本结尾处异类妻子离去这一故事情节。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中的田螺姑娘的故事以及部分民国时期发表的田螺精的故事的文本细读，认为田螺姑娘的故事中存在两条颇为不同的叙事线索：一条是显在叙事线索，记述了男主人公娶妻生子的幻想，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男性通过与由动物幻化成的女性结婚生子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的故事；另一条是隐在叙事线索，记述了人们潜意识里对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的排斥，是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想要进入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轨道而不得的故事。这条隐在叙事线索并非在故事结尾突兀显现，而是贯穿故事始终，与故事的显在叙事线索交织在一起，一体两面地揭示了人们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与从父系视角出发的人兽异类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性别观念的再生产。以下将通过故事文本细读来探讨故事的显隐两条叙事线索及其中隐藏的文化观念。

一、男性视角、娶妻生子的梦想与若干需要追问的故事情节

尽管故事被命名为田螺姑娘，但同巧女故事一样，其叙事线索是围绕故事的男主人公展开的：一个无父母兄弟姐妹的贫穷单身汉捡到一只田螺，带回家养在水缸里。一天，单身汉干活回到家，发现桌子上早已摆上喷香热乎的饭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有一天他佯装外出干活，却悄悄躲在门外一窥究竟：他看到从水缸里走出一位天仙一般的妙龄女子，知道那是田螺姑娘。单身汉偷偷藏起田螺壳，拉（抱）住田螺姑娘，请求她与自己结婚，田螺姑娘羞怯地答应了，两个人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之后，故事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田螺姑娘生下了一个儿子或者一男一女。一天，丈夫在儿子面前敲着田螺壳唱起嘲弄妻子的歌谣或者儿子因为有一个田螺精妈妈而遭到嘲笑，田螺姑娘不堪其辱，向丈夫讨回田螺壳，变回田螺离去。笔者称这类故事为离去型田螺姑娘的故事。二是县官抑或财主、国王等有权势的人觊觎田螺姑娘的美貌，几次三番给男主人公出难题，声称若解不出难题就要霸占田螺姑娘为妻。男主人公在田螺姑娘的智慧与法术的帮助下，解出难题并杀死县官抑或财主、国王等有权势的人，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或者田螺姑娘在解难题的过程中，为男主人公谋到了凡间的妻子和财富之后离开）。笔者称这类故事为团圆型田螺姑娘的故事。

在以上两类故事中，田螺姑娘的身份有明显差异：离去型田螺姑娘故事中，田螺姑娘单纯由田螺幻化而成，幻化成人之后，就像普通家庭主妇一样，承担着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的职责，并未显现出其他特别的法术才能。而团圆型故事中，田螺姑娘的真实身份通常是龙女或者至少是龙宫里的田螺，拥有可以改变男主人公的经济状况、化解难题的法术。鉴于团圆型田螺姑娘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真实身份往往是或者接近于仙女，田螺并非其原型或者最具本质性的身份，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有着动物原型的离去型田螺姑娘的故事，但团圆型田螺姑娘的故事将是理解前者的重要参照。

从男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即便是离去型田螺姑娘的故事也大致呈现了一个男性家庭理想实现的故事：想要娶妻生子而不得的男主人公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妻子还为他生下了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即使故事的结局是妻子离去，但他已经通过婚姻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还得到了一个儿子，进入了传统礼制规范所认可的正常社会生活轨道。这是故事的显在叙事线索。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了男主人公的生理欲望的表达与渴望娶妻的个体理想的实现，但忽视了故事中普遍存在的生子情节。本文认为，这一情节在故事中虽然没有被浓墨重彩地强调，但却不可或缺，几乎所有离去型田螺姑娘的故事都有此情节。恰恰是这一故事情节透露了人们潜意识里传宗接代这一父权制社会理想的传递。更何况，在一些地方，螺本身就具有多子的象征意义，得螺被视为生子之兆。例如，黄石曾经记载，广东地区的白衣观音庙于二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的“生菜胜会”中有“摸蚬螺”一俗。求子的香客于池中摸索。如果摸到螺，则满心欢喜。“因为螺多子，俗人以得螺为生子之兆”。

另外，在这条显在叙事线索之下，仍然有一些故事情节值得继续追问：

第一，在亲属关系上，田螺姑娘故事的男主人公不仅没有父母，连兄弟姐妹也一并缺席，这一情节设定的用意何在？诚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农村男子总是很难娶妻生子：他们既缺乏为他的婚事张罗的人，又缺乏成家的经济资本，要正常完成娶妻生子的愿望困难重重。就男性的欲望表达与对妻室的向往而言，这样的男主人公“做梦娶媳妇”是自然而然的，这一情节设定的合理性似乎也得到了解释。但是，是否一定要将男主人公的身份推向社会边缘的极致，故事设定才能成立？刘魁立注意到《搜神后记》中所记录的螺女型故事的主人公谢端的身份是孤儿。他将这一身份设定的因由解释为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当中，孤儿的处境最为凄惨、最值得同情。但他也承认，“谢端得螺不一定非要他是孤儿不可”，所以，如果是因为孤儿的处境最为凄惨、最值得同情才做此种设定，那如何解释在其他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并不专门强调男主人公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如，晋代郭璞《玄中记》所载毛衣女的故事，只说“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牛郎虽无父母，但有兄嫂。那么，在田螺姑娘的故事中，讲述者普遍要将男主人公的形象推至贫穷而孤独的极致的必要性何在？

第二，在儒家文化的礼制规范中，女性的性诱惑力与女性作为人妻之贤惠往往是不相容的，因而，在民间故事的讲述中，如果故事强调了女性的容貌之艳丽，就不会去深描她作为人妻之贤惠，反之亦然。例如，巧女故事中的巧女，拥有优秀的打理家务的才能，但其容貌常常被忽略不讲，如果讲，也是使用简单的“很漂亮”“模样俊”等笼统的词语来描述，而且常常与对巧媳妇被普遍认可的品行的描述交融在一起，例如，“长得好，而且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但在田螺姑娘的故事中，讲述者一方面强调田螺姑娘极具性诱惑力的美，例如，浙江桐乡市的《田螺姑娘》中的田螺姑娘是“白白嫩嫩，好登样”，福建寿县的《田螺姑娘》形容说，“秀眉俊眼水灵得像白菜心子”。另一方面又大力强调其作为人妻之贤惠。例如，湖南衡阳市的《田螺姑娘》故事中，男主人公做事回家，就看到“桌上有饭有菜，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放得熨熨帖帖”。对田螺姑娘所具有的性诱惑力的描述与田螺姑娘洗衣做饭所凸显的贤良持重、去性化的妇德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吴其南注意到了二者的不兼容性，他认为田螺姑娘故事的核心是性，但性在故事中是被遮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文学将谈性视作不道德的传统，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农村人的观念里，妻子的主要职责是“守舍烹炊”，传宗接代。与上不得台面的性相比，这种对“家”的想象才是上得了台面的。某种程度上说，“守舍烹炊”的情节合理地掩盖了男主人公的性欲望的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在论证故事中蕴含着男性的性欲望这一观点时，主要依据故事文本之外的男性的生理特征与儒家文化的礼制传统的规制，认为青壮年男性强烈的性欲望与儒家文化对正常的性欲望的压制所导致的性饥渴，使男主人公必然要通过精神活动来宣泄其不可遏制的性欲望。这可以说是一种合理推测，而非对故事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关于男主人公的性欲望表达的探索，因而也就忽视了从叙事传统出发考察故事文本中为什么会将这两种具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细节并置。而这恰恰是需要我们去追问的。

第三，田螺姑娘故事与其他天鹅处女型故事有两个明显不同：一是其他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男主人公通常在野外发现女主人公，而田螺姑娘故事中，男主人公是在自己家中发现了女主人公；二是在其他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在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之前与女主人公并无瓜葛，而在田螺姑娘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发现女主人公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像女主人一样帮他“守舍烹炊”了。那么，田螺姑娘为何要主动到男主人公家里帮他料理家务并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多数田螺姑娘故事将其解释为报恩，但有时报恩的理由未免牵强。例如，浙江宁波鄞州的一则故事中，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结合仅仅是因为男主人公没有将其吃掉。另外，还有许多故事根本就不交代田螺姑娘到来的原因。例如，民国时期的一则故事中，田螺姑娘既不为男主人公所救，也不是男主人公捡回家的，它就那么出现在了男主人公的门后。在现有的田螺姑娘的故事中，报恩情节已泛化至敷衍。除此之外，对于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的结合，“已基本找不到清楚的解释，没有必然的因果，甚至有些故事仅仅将此视作突然降临的好运”。田螺姑娘较其他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主人公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但她的动机也愈加晦暗不明。

第四，故事中留住田螺姑娘的方法有二：一是往她的嘴里塞饭团。“因为精怪一食人间烟火，就会变成凡人的”。二是藏起田螺壳。一方面，研究者将田螺壳解读为田螺姑娘的衣服，认为在天鹅处女型故事中，“仙女之衣既为她们遮体及上天的媒介，同时又是她们抑制情爱萌发的紧箍咒。凡间男子触摸她们的内衣，按弗雷泽接触巫术的原理，是对仙女本人施了魔法，男子强烈的性爱欲望传导给了无邪的仙女，使她和牛郎一样亦处于灼热的思春煎熬中”。另一方面，研究者从禁忌的视角出发，认为“人间男子通过触犯异类的禁忌，即藏匿它们的‘外衣’，阻断了它们复原的‘本体’路径，从而求得结合”。但矛盾的是，在一些故事中即便往田螺姑娘嘴里塞了饭团，当田螺姑娘找到田螺壳的时候，她仍然可以迅速钻进螺壳逃走。那么，藏起田螺壳是不是有效地留住田螺姑娘的方法呢？在一些故事中，男主人公根本就不费心隐藏田螺壳，还有一些故事，虽然男主人公藏起了田螺壳，但田螺姑娘离开时，直接跳到水里，而不是执着于找到她的田螺壳。另外，从生活逻辑上讲，如果田螺姑娘失去了田螺壳就不能再变回田螺，那么，男主人要想永远留住她，为什么不直接毁坏田螺壳以免后患呢？在田螺姑娘的故事中，并非没有摔碎田螺壳的情节，但让人惊讶的是，摔碎田螺壳的并非男主人公，而是田螺姑娘本人。四川纳溪县《螺蛳姑娘》就是这么讲的：“姑娘接过螺蛳壳，一步一步朝水缸走去。这时候，小伙子再也忍不住了，说：‘姑娘，你别回去。’姑娘停下来，把螺蛳壳丢在地上，用脚一踩，破了！”可见，向田螺姑娘嘴里塞饭团并藏起田螺壳，并不能真正阻止田螺姑娘离开，她离开与否，全在其个人意愿。因而，这两个故事情节很可能是虚设的。若果真如此，故事中虚设这两个故事情节的用意何在？田螺姑娘离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从故事的显在叙事层面出发，以上情节或者需要进一步解释，或者属于不必要情节。如果要探寻这些故事情节背后的逻辑，显然需要新的思考维度。

二、女性视角与一个想要进入人类社会而不得的故事

那么，如果我们暂时悬置男性视角，转而从女性视角，亦即从田螺姑娘的视角重新审视该故事，会有何种发现呢？

从故事文本中，我们看到，田螺姑娘正当十七八岁的妙龄，美丽贤惠。如果她是凡间女子，她在婚姻市场上应当十分受欢迎，但她的真实身份却是“田螺精”。现在流行的“田螺姑娘”的称谓似乎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才被广泛使用，民国时期发表在报章以及故事集中的故事大多以“田螺精”来命名。精怪本质上无法摆脱其动物属性。而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被认为是人确立自我尊严乃至人之本性的重要参照。人类通过一套礼仪制度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在此前提下，我们将看到一个幻化成人形的田螺精努力进入人类社会的故事。

正是由于其精怪身份，田螺姑娘在人类的婚姻市场上也处于弱势。选择无父母兄弟姐妹的贫穷男性成婚似乎是她进入人类社会的最保险通道。因为这些人最有可能接纳她：他们正值婚龄，既有性的需求，又有对妻室子嗣的向往，但他们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并且赤贫，既缺乏为自己张罗婚事的血亲，又缺乏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吸引力以在世俗社会里成就一桩婚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受人类社会的礼制规范所制约的田螺姑娘的出现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媳妇，立即解决了他眼下的困境。从这一点入手，也许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为何故事讲述者要将男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无父母兄弟姐妹的孤儿。

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田螺姑娘的主动选择。她主动进入男主人公的家，为他做饭洒扫，承担起贤内助的角色，一些故事非常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例如，贵州从江县的故事中，男主人公钓鱼时，几次三番将钓上来的螺蛳丢进水里，却无奈“钓来钓去还是那个螺蛳”。这也解释了故事讲述人对田螺姑娘为何要为男主人公料理家务并成为他的妻子含糊其辞，人们在不露声色的讲与听中已经对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的婚姻市场价值做了评估。

男主人公很快就发现了田螺姑娘，并知道了她身份的秘密。正为自身的欲望与社会的压力所苦恼的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田螺姑娘身上所具有的如“白菜心子”一般的性诱惑力，也看到了她“守舍炊烹”作为贤内助的可能性。但如前文所言，就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而言，男性对妻子的期待常常是端庄贤惠的，是去性化的，一旦在表述上带有性的意味，那常常也暗示了从男性视角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对女性的某种贬低与不尊重。故事讲述人微妙的叙述方式透露了这一点。

但不论如何，田螺姑娘的出现将男主人公从困顿边缘的状态拯救了出来。他抱住田螺姑娘，向她嘴里塞饭团，并藏起田螺壳，认为这样她就无法离开了。田螺姑娘也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男主人公的成婚请求。在婚姻这件事上，田螺姑娘的表现是卑微的。例如，上海嘉定的故事中，田螺姑娘被发现后，主动告诉男主人公自己是田螺精，并说“只要你不嫌小女是精怪，我愿终身报答你”。某种程度上，故事讲述人用田螺姑娘的美貌和贤惠平衡着男主人公内心深处对于她是一个动物精怪带来的不适。

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顺理成章地结了婚，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田螺姑娘还为男主人公生下了儿子。一切都趋向圆满。经由婚姻和孩子，男主人公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他摆脱了无法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如前所述，男主人公塞饭团与藏起田螺壳这些举动，在留住田螺姑娘上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但对于男主人公的成年以及田螺姑娘进入人类社会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许多故事都特别强调男主人公将田螺壳藏到了他的家堂里。对于田螺姑娘而言，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对作为精怪的田螺姑娘的仪式性接纳，也意味着田螺姑娘与自己的动物属性的分离，是其“整个心灵乃至整个人的变异与重新塑造，是旧人的死亡与新人的诞生”。

如果故事在此戛然而止，那这将是一个完满的故事，但故事的最终结局却是分离。研究者通常将分离的原因归咎于男主人公违反禁令让田螺姑娘再次看到了她的螺壳。然而，如前文所言，发现田螺壳与离去之间并不具备必然的因果联系。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分离，必须站在田螺姑娘的立场上重新考量。

对田螺姑娘而言，真正促使她离开的，也许并非禁忌，而是男主人公和他的乡邻对她的精怪身份的嘲弄。当生活中的苦难退去，日子归于幸福平静，那些潜藏在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便越过理性的围障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当他向儿子唱起“督，督，督，你姆田螺壳！叮，叮，叮，你姆田螺精”的歌谣时，就表明潜意识里被压抑了的将田螺姑娘视作异类的观念重新浮上心头。当那些作为乡邻的孩子们唱起“笃笃笃，笃了倷姆妈只田螺壳；叮叮叮，叮了倷姆妈只田螺精”时，他们那些来自他们父母的对于精怪的观念又经由孩子的口传到田螺姑娘的耳朵里。这说明，尽管田螺姑娘经由仪式为自己的丈夫所暂时接纳，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却从未被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得到接纳。她只是男主人公想娶妻生子而不得时的一个替代方案，一旦他的生活进入传统礼制规范所认定的正常社会生活轨道，同他那些乡邻一样，他对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排斥之感便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时过境迁，此时田螺姑娘的离去，对他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他已经有了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他的家境也日渐殷实，田螺姑娘离开了，也许他还可以再娶一个人类妻子。但对于田螺姑娘而言，却意味着她终究没有冲破人与动物之间的那条界限。尽管她遵循传统礼制规范努力做一个为社会习俗所认可的家庭主妇，但仍然被排斥在人类社会之外。正是那些嘲弄的歌谣让她意识到她始终无法在人类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她带着绝望与羞愤离开，重归螺的世界。

对于田螺姑娘而言，象征意义上的通过仪礼虽然完成了，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被接纳却以失败告终。在世俗社会中的人们的眼中，她仍然是个不能与人类平起平坐的异类精怪。在与团圆型田螺姑娘故事的对比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当田螺姑娘的真实身份是龙女抑或龙宫里的田螺时，她无需为男主人公生儿育女便能在人类社会得到接纳，因为与作为天神的龙王的关联使得她是以仙的形象出现的。恰如刘守华所言，只有当她在男子心中被当作仙女看待时，他们才能实现美满结合。而当她只是普通的田螺幻化而成的女性时，她是被排斥的，因为她本质上难以脱离她的动物属性，是精怪而不是仙女。而“螺女一旦被邻人和自己的男人视作精怪，婚姻和家庭就会走向破灭”。

从田螺姑娘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努力进入人类社会而不得的故事。这构成了田螺姑娘的故事的一条隐在叙事线索。但实际上，这一女性视角是一个镜像，它在本质上折射的仍然是一个从父权制视角出发的男性故事：如果说故事的显在叙事呈现了男主人公娶妻生子的愿望达成的喜悦，那么，隐在叙事所呈现的恰恰是他在这喜悦之下掩藏的娶了一位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焦虑。显在叙事中男主人公娶妻生子梦想的达成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的家族香火得以延续，这显然是儒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系家族延续观念的表达。但娶田螺姑娘为妻却是在世俗社会里几乎没有娶妻生子的可能性的男主人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替代方案，根本而言，娶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是不合礼法的，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里，“人是仿神的，不能与禽兽同等”。龙女幻化成的姑娘被接纳，田螺幻化成的姑娘被排斥，恰恰显示了在人所划定的宇宙秩序中，人对天（神）的敬畏与对动物的排斥。故事正是借助将男主人公身份的极端边缘化、对女主人公充满性意味的外貌描述以及田螺姑娘的极尽主动，来呈现男主人公对选择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原因和态度的微妙辩解，是其潜意识里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表达方式，故事结尾处田螺姑娘的屈辱离场，未尝不是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一种解脱性表达。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该故事打破了通常的团圆结局，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所在。

但仍需注意的是，人与动物异类的观念也有其内在的复杂性。一般幻化成男性的异类被接纳，幻化成女性的异类被排斥。例如，在蛇郎故事中，由蛇幻化而成的男子就被接纳了。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展开。但本质上，蛇郎故事是一个女性“出嫁”的故事，而田螺姑娘的故事却是一个男性“娶妻”的故事。女性“出嫁”不影响父系家族的根基，男性“娶妻”却事关父系家族的荣耀与尊严。故事的出发点不同，它对有着动物原型的男性与女性的态度迥异。据此，本文认为田螺姑娘的故事所传达的，正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期待，这种期待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与人兽异类的婚姻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性别观念的再生产。

结  论

整体来说，田螺姑娘的故事的显在叙事线索与隐在叙事线索似乎呈现了两个极为对立的故事：前者讲述了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男性的妻室梦想达成的明快故事，尽管他最终失去了妻子，但却得到了一个儿子，拥有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家，因而这是一个关于“得”的故事；而后者所讲述的却是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想要进入人类社会而不得的晦暗故事，即使她主动按照世俗社会的要求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尽心尽力承担着习俗惯制所要求的普通家庭主妇的职责，却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接纳与尊重，最终黯然离场，因而，这是一个“不得”的故事。但本质而言，这两个故事并不矛盾：男主人公的“得”是父系家族的血脉传承，田螺姑娘的“不得”恰恰是由于她的精怪身份破坏了父系礼制规范所隐含的人与动物异类的观念。男主人公的“得”与田螺姑娘的“不得”的根本分歧点就在于是维护了还是破坏了父系家族制度所确立的相关礼制规范。而以父权制文化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显然已经内化成人们观念当中习焉不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在田螺姑娘的故事的讲述中，诸多故事细节被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理所当然地接纳，恰恰是因为这与人们习得的文化观念相一致，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由此而言，罗伯特·达恩顿的提醒不应被遗忘。他说，民间故事的“论述语调与文化风格传达特定的时代思潮与世界观”。从故事讲述实践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的讲述实际是处在某一文化框架中的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共谋，它在讲者与听者的互动过程中由二者协作完成，正是这种协作使得故事讲述实践不是超越了而是“激发”了这一文化框架之内的“习俗、风格和价值”。田螺姑娘的故事中显隐两条叙事线索所展示的正是故事讲述实践中讲者与听者对特定时期的父权制婚姻观念的接纳。故事好像什么都没说，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具体文化语境中考量，似乎又什么都说了。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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