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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主义视角下的南京大福村七仙女传说
发布时间: 2023/8/24日    【字体:
作者:高鹏程
关键词:  民俗主义;七仙女传说;乡村发展;七夕节  
 


 

 

民俗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民俗学从聚焦于老去的传统到关心时下潮流的转变,甚至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源泉。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旅游成为有效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如何发掘乡村旅游资源并加以利用,成为了当前民俗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京大福村“七仙女传说”在商业投资、文学创作、数字传媒等多方力量的介入下,实现了从民间叙事向地方旅游资源的蜕变。究其原因与运作机制,无疑对我们讨论乡村发展和民间叙事文化资源的互动关系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民俗主义作为理论方法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不断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两个极端,在引领人们向前发展的同时,又唤醒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追忆和珍爱,对已经或者即将逝去的传统的留恋。这种眷恋不舍的情感于都市中的民众无法宣泄,于是转向传统文化保存较好乡村中寻求寄托。随着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来,乡村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同时也一改产业单一化的弊端,各地区乡村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的产业,打造特色乡村。在此过程中,乡村中曾被认为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食物、服饰、方言、游戏、舞蹈、信俗、节日、传说等民俗事象被重新拾起,冠以传统文化的美名,成为乡村对外宣传的特色产业。对此,徐赣丽教授指出,“在当代开放的、流动的都市社会和消费语境下,民俗文化因为具有地方和传统文化符号特征,而被发明或挪移。这种应用民俗的做法,在我国各地非常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的民俗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而也为民俗学提出了新的问题。”

 

针对这种对于民俗的应用,民俗学者们很早便有所关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俗主义”的概念由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Hans Moser)首次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及各国民俗学家的努力,“民俗主义”概念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内涵也变得更为深刻。於芳指出,正是因为民俗主义的出现,“民俗学者的眼光由对民俗文化的历史性、文学性的研究转向了现代社会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上”。汉斯在他1962年的文章《论当代的民俗主义》中认为,民俗主义是一种“使用民俗的现象”(the evidence of the ues of folklore),并认为它的存在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传统上和功能上所决定的民间文化的要素,在该文化的地域或阶层共同体之外进行的表演;第二种是指社会的另一阶层对于民间母题的嬉戏性模仿;第三种是指在任何传统之外对“类似民间的”要素的有意发明和创造。其实,民俗主义的概念并非汉斯首创,“在三四十年代,法国民俗学者已开始使用‘新民俗主义’作为表达文化的一种新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汉斯“民俗主义”概念的提出,不过是将20世纪2030年代欧洲出现的一些零散的概念进行理论整合,因此显得较为松散、难成体系,这也为后人对“民俗主义”理论的完善提供了上升空间。德国另一位学者海曼·鲍辛格为民俗主义概念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试图对汉斯莫泽的理论进行完善、扩充与发展,认为民俗主义指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对民俗现象的运用”(the observable use of folklore)和“表达性的民俗表现”(expressive folkloristic manifestations),就是将过往的民俗运用在当下的世界,并将民俗当做一种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为了让民俗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必须要对其进行一定化地改造,民俗主义的现象便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

 

两位学者之后,“民俗主义”的概念在欧洲、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地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各国民俗学者结合本国国情,对“民俗主义”的概念不断地进行扩充与更新。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因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及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导致了乡村发展的停滞甚至后退,为使得乡村恢复活力,以“观光”为核心的旅游振兴法案被提出,在观光热潮的蓬勃发展中,日本民俗学界围绕这一现象对“民俗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研究讨论。河野真认为,“那些古老的民俗往往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延续着它们原本的意义和功能,而是伴随着今天的状况正在发生变质。因此,民俗的属性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部都会消失,而是会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之文化的有机的构成要素。”加原奈穗子观察到,在日本旅游观光热潮背景下,冈山地区挖掘利用日本传说中“桃太郎”形象打造乡村观光的卖点,从而成为创造地域意识的“核心”力量。通过发掘乡村中的民俗资源并打造与之有关的观光景点,一方面可以推动民俗的当代化、活态化传承;另一方面对于乡村发展亦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日本乡村的发展路径对于当下中国,尤其是乡村发展中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境内的西岗社区,近年来以当地家喻户晓的七仙女传说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从2007年开始,先后修建了如七仙大福村、辞郎桥、大槐树、土地祠等与七仙女传说有关的各类景点,结合中国传统节日“七夕”的爱情故事,力求将其打造成远近闻名的“中国爱情之乡”。本文以该地区为例,从民俗主义视角切入,就乡村发展及传统节日的打造如何利用民间叙事资源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二、大福村的七仙女传说

 

大福村位于江苏省南京地区的正西部,毗邻安徽马鞍山市,距离城区约50公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该村为自然村,行政上归属于江宁区横溪街道西岗社区,现下辖33个自然村、54个村民小组,常居户1271户,合计4760人。社区总面积为15.0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600亩,旱地面积10000余亩,山林面积10000余亩。

 

此地古称“丹阳”,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小丹阳镇董山里村不过数百米,且两处丹阳原为一处,据《丹阳镇志》载,清康熙六年(1667年)之前,两处丹阳行政归属相同,之后才改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二省而治,丹阳镇因此而一镇两属,南属安徽省当涂县,北属江苏省江宁县,至民国元年(1912年)时江苏省废江宁县,改江宁府为南京府。

 

七仙女传说除在湖北孝感、江苏东台及山东临沂等三地的影响力较大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亦有广泛流传,在对大福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七仙女传说也是当地村民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村里许多地名都与七仙女传说紧密相连,如饭山、仙女脚印、张坳、七仙山等。“仙女脚印”位于七仙山山顶,面积约一平方米,为裸露状岩石,周围生长着一圈仙人掌,将脚印包围在其中。当地人说,仙女脚印的神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脚印岩石中空,如果用木棍敲打,会听见隆隆的鼓声,因此也被称为石鼓;另一方面,仙女脚印也成为当地民众消灾祈福的地点,如果家中遇见难事,只要来仙女脚印摸一摸它,不久难事就会消除,多年来信众颇多。

 

在当地,与七仙女董永传说有关的最早文字记载,是1987年张晓楠在江宁县小丹阳镇所记录下的访谈记录,题目为《七仙山和饭山》:

 

江宁县和安徽搭界的小丹阳乡,有座有名的七仙山。距讲,当初七仙女下凡时,头一脚就踩在这座山尖上,山上有她走过的脚印,山下有她坐过的七仙墩。老早,当地人还盖了座七仙庙来纪念她。离七仙山不远还有座饭山,看上去就像一碗堆得尖尖的饭。这饭山又怎么来的呢?是七仙女的儿子闯了祸,平地里长出来的。原来,七仙女下凡后,破千难过万险,和董永做了夫妻,斗输了傅员外,两口子高高兴兴离开了大傅村,就在七仙山脚下的张坳村搭了个草棚棚过起日子来。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原指望过几天好日子的,哪晓得被天将发现了,禀告玉皇大帝,硬把七仙女捉拿回天上去唻。走那以后,董永就带着儿子,咬口生姜喝口醋,又过起苦日子来啰。儿子长到十四岁上,有天跟村上的娃子吵架,那娃子骂他:“你没有妈妈!你没有妈妈!”董永的儿子一路哭回家,问董永要妈妈。董永心想:“儿子也大了,就告他真话吧。”便说:“你妈妈是个仙女,住在天上,不能跟我们一块过日子的!”儿子一听,哭的更凶,高低要见妈妈一面。董永叹了口气说:“真要见你妈妈,每年七月初七,到小丹镇的西桥头,把鞋子顶在头上看巧云,就能看到她了。”儿子照着话去做了,果真见到天上飘下七个仙女来,他赶紧奔上去,一把抓住他大姨,大姨指指最后头:“你妈妈在那块哩理。”他连三跑到后面一把抓住七仙女,哭着要跟妈妈一块儿上天去。七仙女心痛得像刀绞一样,说:“儿呀,凡人怎么能和仙家住一块呢?”儿子死劲抓住不放:“妈妈呀,那你就不要上天去了,跟我们一道过吧,我爹在家等你哩!”七仙女好不伤心:“不行啊,我是天上的人,一辈子要受天上的爷娘管呐!”儿子高低不依。七仙女在腰里拿出个药葫芦,对儿子说:“葫芦里有七粒米,你每天每顿把它放在饭锅里,想吃什么就喊什么,你和你爹就天天有好吃的了。”儿子一听,高兴了,拿着药葫芦回家。有了药葫芦,董永爷俩就天天吃好的喽,董永还是天天上山砍柴、种田,一刻也不歇。儿子哩,慢慢就好吃懒做起来。有一回,该烧饭啦,儿子心想:“天天要把药葫芦放在锅里,天天要喊,多费事!干脆把七粒米一齐倒下锅煮,煮出来留着慢慢吃,不就省事了嘛!”他这么想,就这做唻。他把七粒米倒下锅,盖上锅盖,一边烧一边喊:“大米饭,快快长,大米饭,快快长!”正喊着,董永砍柴回家一看,晓得不好,连三奔到灶跟前,把锅盖一掀,“蓬”!白米饭从锅里“呼”的一下冒出来,眼霎工夫,就长成了一座山,把董永爷俩一起埋在饭山肚里啦。后首,这座山就叫饭山啰,紧靠在七仙山的西边。这饭山旁边有个洞,要是你在洞口喊他们爷俩儿一声,就会听到山肚里有人应你话哩!

 

1995年出版的《丹阳镇志》中,也收录了关于七仙女的传说,且故事情节与1987年所访谈的并无差别。在西岗社区2019年所设立的“七仙女托子”主题雕塑下,亦雕刻了完整的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但与之前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同,雕塑所刻故事的结尾发生了变化。前者是七仙女与董永分别,并在临别时将儿子托付给董永,之后二人是否能够重逢,故事并未提及。而后者则在结尾写道“玉皇大帝得知七仙女的儿子一生下来就会笑,没有满月,竟然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他外公,猛然勾起了他的舔犊之情,并在王母娘娘和六个仙女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改变了看法,亲自下凡化妆考察董永,对董永的仁义、孝道深为满意。最后,玉皇大帝被七仙女和董永的真情打动,同意七仙女与董永在人间相伴永远,恩爱一生,成就他们惊天地、动人心、泣鬼神的美好爱情。”

 

除七仙女以外,另一主人公董永的故事在当地亦有流传。董永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元寿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宏前为佞邪,免。建武二年五月己巳,侯永绍封。”此处的侯永即是董永。而董永最早的形象出现于汉代的砖画之上,在《孝子传》《灵芝篇》《搜神记》《太平御览》等书中,都认为董永是汉代人,可见董永传说至少在汉代以来便有流传。而在流传的地区中,山东千乘、江苏丹阳、湖北孝感等地都被认为是董永的故乡,且都有相关文献记载。如在山东地区,至今保存着最早有记载并描绘董永行孝故事的武梁祠画像石。在干宝所撰《搜神记》中也记载了董永的籍贯:“汉,董永,千乘人”。此处的千乘便是今天的山东省博兴县一带。唐代以后,董永的家乡便从山东千乘转移到了湖北孝感地区。在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中有“孝感先贤说董永”的文字,这里“孝感”二字的意思有两种理解,一方面是形容董永的孝行感动了天地;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如今的孝感地区,至于孰是孰非,今已不可考。而丹阳一说,在明代《清平山堂话本》里《董永遇仙传》中也有记载“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有一人,姓董名永,字延平”。明代传奇《织锦记》提到“董永、字延年。润州丹阳县董槐村人”,至于此处的丹阳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镇江地区的丹阳,另一说则是指南京江宁县的丹阳,即如今的南京市江宁区西岗社区的大福村。

 

“董永卖身葬父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在大傅村的纺织厂打工,后来父亲死了,没钱葬。他自己的意思呢,是卖身葬父。从历史来说是搞不清楚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不在了,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按照谱来说,我们宗上来说,都是有董永。我们新谱是2015年修的,但是我们的老谱上面也有,我们也搞不清楚,大概几百年了。老谱在马鞍山博物馆,我们有复印件。”“原来53年(1953年)陆洪非,安徽省文剧团到我们这里演出《天仙配》,那时候刚刚解放。《天仙配》是按照我们家的谱和宗来拍摄的,你要有根据,你没有根据不行的。为什么到我们家呢?因为我们家有这个根据,谱上面也有,宗上面也有。”“原来是(农历)三月初一我们吃宗酒,现在我们改了清明。为什么改了清明呢?因为我们放假的人多,大概有20桌,就在祠堂吃。原来三月初一吃宗酒是我们的老传统,现在国家改了,那我们也就变了。”

 

在民间传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民众结合自身的价值取向对其进行加工、改编和再创作,几乎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惯例,而七仙女传说结尾取向的转变,正体现着民众向往团圆、美好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当1956年版黄梅戏《天仙配》上映后,这种转变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天仙配》电影中,编剧将故事情节划定为七场,分别为《卖身》《鹊桥》《路遇》《上工》《织绢》《满工》及《分别》,而在村中对老人进行访谈及查阅相关资料时,当地所有七仙女传说,其故事情节都跳不出这七场。

 

“听我父亲讲,原来董永家就在这一块,叫董山里。后来七仙女下凡了。傅员外府就在我们这里。现在原来大福村是有大槐树,现在被拆掉了。土地庙还在,就在宁马高速那里。老人就讲,傅员外就把乱纱给了七仙女。她把难香一烧,姐姐们就下来了,帮她织布。哪晓得傅员外就说她是偷来的,就陷害她。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追溯到《天仙配》的黄梅戏,应该就是他们赢了傅员外,因为有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嘛。”

 

在对村里多位老人的访谈中,他们讲述的七仙女董永传说,其情节都与电影一致。在西岗社区活动中心大厅展板上的传说介绍,也分为七个情节,分别是“董永卖身葬父”“仙女下凡路遇董永”“槐阴树下结姻缘”“织绢十匹赎债身”“比翼双飞在人间”“怀子泪别人间”“槐阴树下子归还”。

 

三、从遗产到资源:打造“七夕”情人节

 

“丹阳”地名自古即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过丹阳,至钱唐。”因见山多赤柳,故例定名“丹杨”。隋开皇九年(589年),因避帝讳,杨字去“木”,而从“阜”,“杨”遂改为“阳”。丹阳又名小丹阳,其因有二:一因丹阳名多,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吴之丹阳有四:一为汉郡、二为吴郡、三为秦县、四为唐县,为区分位次关系,故在名前冠小”;二为区分县镇之间关系,据《至正金陵新志》载:“丹阳县废,而存丹阳镇,但镇江有丹阳县,故亦呼小丹阳,镇江为大丹阳”。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挥执导,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成功上映并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因影片中一句“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孤单一人。”的唱词,各地丹阳纷纷通过出版传说故事集、修改地名、兴建旅游景点、发展文化节等途径对“七仙女故乡”进行认领。其实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丹阳”二字特指苏皖交界一带,在唐人李泰的《括地志》中就有“丹阳(郡)故城在润州江宁县东南五(十)里”。在贺次君所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引宋人《太平寰宇》“今南京市东南五十里接安徽当涂县界小丹阳镇即是”。直到清嘉庆十六年《新修江宁府志》中,仍有此地被称为“丹阳”的记载,如“丹阳旧京所在人物繁盛”“江宁府在秦时,其县名见者三,一曰丹杨,始皇本纪二十七年过丹杨是也。”“汉地理志,九江郡秦置,而历阳为其属县,按项羽本纪,范增已为历阳侯,意历阳亦秦旧县矣。今江宁江浦之县后置,推之于秦汉,大约其南临江地,得历阳之东境焉”。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地村民在向外来人介绍七仙女传说时,总是会先强调丹阳就是我们这里,并对苏皖交界处的丹阳是董永的故乡这一说法显得极为自信,“我们江宁区是两个小丹阳,还有一个大丹阳,是在镇江。我们属于中华门外小丹阳。我们董山里的家谱是有记载的,他们大丹阳没根据的。我们有书的,有老书记载的。有家谱在的。大丹阳他们还原不出来。”此外,董山里至今保存着完整的董氏祠堂、宗谱,老家谱中也有关于董永的记载,他们以董永为祖先,秉承着其“孝感天地”的德行,叙述着忠孝传家的故事。

 

正如张士闪所言:“在一个有着比较稳定的系统结构的社会中,不同的叙事文本乃是由各社会阶层在较长的时段中逐渐建构出来。”为了让这种叙事能够不断延续,并成为当地开发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当地立足当地流传数百年的七仙女传说,结合中国传统民俗节日,致力于打造全新的“七夕”情人节,目前已成为七仙大福村最具特色的旅游品牌项目。

 

哈布瓦赫指出,“‘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成的,这就是他的‘现在中心’的基本理念。”对于过去的关心利用,其出发点必定是当下所需,为了招徕更多的游客,必须要对七仙女传说进行改编、利用,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进行“七夕”情人节的打造。周星教授指出,“正是在‘农家乐’在地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灵活变通的民俗主义。”七夕又名“乞巧节”,源于古老的自然天象崇拜,中国古代女子在这一天都会向仙女祈求女红技艺的提高,如《帝京景物略》曰:“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七夕的节日内涵本与爱情无关,而随着近二十年来部分学者、商家、民众的集体参与,逐渐将“七夕”转变为了中国的情人节。在七仙大福村,为讲好七仙女传说,打造好“七夕”情人节,当地开展了符合地方实情的探索性节日实践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当地政府部门牵头指导,对景区打造“七夕”情人节进行布局实施,通过官方认可,赋予了七仙女传说权威性的话语。由江宁区文化馆申报的《董永传说》及《七仙女与董永》的民间故事分别被纳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马鞍山市市级非遗。在对景区发展规划上,由当地政府及文化部门协同商讨发展纲要,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对景区打造“七夕”情人节进行布局,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当地资源促进景区发展,另一方面也尽可能使景区在发展过程中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第二,对当地村民进行集体异地搬迁,令其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在对于大福村的开发开发,首先面临的问题即是对原住民生活的破坏。如果拆迁后村民离开此地四散而去,那么作为民间传说传承主体的民众将不复存在,七仙女传说的生存土壤也将不复存在。据原社区主任介绍,景区以每年向村民支付补贴款的方式进行土地及水面的流转租赁。在村民搬迁方面,大福村所在集团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后,通过“以面积换面积”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进行拆迁补助,在等待新舍的落成期间,村民将会搬迁至过渡房生活,每年给予一定的过渡费。季中扬认为,“民众在传承传统节日的过程中,自身的身份界定和节日生活空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还内嵌着地方民众独特的节日文化结构。因此,首先应当尊重传统节日传承的内在规律,需注意把握符合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节日时间、节日空间与节日符号。”

 

第三,景区加大对相关景点的建设,为七仙女传说提供实物性载体。当地还修建恢复了观音寺、董永草棚、辞郎桥、月老祠等景点以供人们游玩缅怀。在观音寺的修建过程中,采用异地搬迁及就地恢复的方式进行重建。异地搬迁的寺院坐落于七仙山山顶,毗邻于仙女脚印,现由定林寺作为下院在荒山上恢复重建,己建成大殿、藏经楼、观音阁、厢房等几十间殿堂,三层七千米丹墀业已竣工,寺貌已初具规模。全寺殿内都是供奉着观音圣像为主尊,如三十三观音像、三十二观音应身像等。而在观音寺的旧址,也进行了恢复重建,并且修建了供奉了七仙女、董永及三位姐姐的塑像,之后还将在此兴建辞郎桥、董永草棚、竹林等,意将观音寺旧址打造为七仙女传说的民间信俗场所。

 

第四,与多方资源广泛合作,吸引专家学者、网络媒体等参与景区“七夕”情人节文化的打造。20195月,“我们的节日”南京工作室挂牌成立,为南京市各单位开展节日文化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持;由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设立的人才工作室,也为培养节日文化媒体人才搭建了平台。谋划筹办传统节日当代振兴主题论坛,聘请国内民俗学者开展传统节日理论探讨,组织进行传统节日当代振兴的学术研究工作。“游客在情人节活动到景区的时候,可以把我们景区的照片、视频配上文字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推送,同时只要加上特定的超级话题,游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些小礼物和折扣。我们还会请一些‘网红’对景区的活动进行直播推广,再拍一些视频进行宣传,基本上我们的房间现在已经被预订到了下半年,所以我们是不太担心客流量的。”

 

 

 

正如西村真志叶所认为的那样,民俗主义“主要指某种民俗文化事象脱离原来的生存空间,以新的功能、为了新的目的而得以再现。简言之,民俗学主义便是第三者对民俗文化的利用。”在民俗主义理论视角下,南京大福村当地七仙女传说的流传延续,早已脱离了其原生态的语境,而是被放置于当下的乡村发展语境下,通过旅游开发、文学创作、数字传媒等方式被加工重塑、表演利用赋予新的内涵,尤其是“七夕”情人节的打造,推动了作为一种民间叙事的七仙女传说,通过所谓“民俗主义”的理论方法,被转化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节日研究》2020年第十六辑

山东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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