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府判官崔府君形象起源于唐代北岳山神在华北民间的分化，“府君”之称源自泰山府君，后来逐渐附会为贤宦。唐代山川神普遍冥界化，与地狱神合流，崔府君亦兼有山岳神和地狱神双重属性，且逐渐形成帝王保护神的属性。该信仰因南宋皇室提倡而兴盛，在元代受打击而衰落，在此过程中产生“泥马渡康王”等文学故事。元代以后，崔府君形象与北岳的联系逐渐断裂，但由于它在唐代已见于多种文言小说，并写入敦煌残卷中的“太宗游冥”故事，成为《西游记》的组成部分，故仍在文艺作品和民间信仰中保持相当地位。

崔府君，或称崔判官，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俗神之一，也曾是道教重要的崇拜对象。对崔府君的信仰在唐代见诸文献，到宋代正式纳入祀典；然而元明以后却又迅速衰落，不但退出国家祭祀的范围，其神职功能也逐渐模糊和退化；降至清代和近现代，已经基本衰退为地方性信仰。这个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有趣过程背后，既关涉着原始神仙思想向道教转化的历史潮流，也牵扯到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

崔府君的艺术形象常见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例如《西游记》通行本第九至十一回，即“唐太宗游冥”故事中，就以较多文字塑造了“崔判官”形象，随着小说广泛传播，其形象也深入人心。此外，在民俗生活中，奉祀崔府君的宗教活动，还催生出六月六、十月十等宗教节日。总之，该信仰对中国文化影响甚为深远。

上世纪中叶以来，崔府君信仰引起中日两国学界关注，王国维、严敦易等前辈学人都有相关论述。近年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以及张冬冬《崔府君故事流变论考》、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传播及与本土化》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又各从不同角度考辨了史实和文献。但是，崔府君信仰的兴衰过程及其背景，特别是其与五岳信仰的关系，仍有必要进一步阐明。

归根结底，崔府君起源于北岳之神的一个变形，是五岳神分化和道教化的产物，然而其与北岳的联系却在信仰传播过程中逐渐断裂、被人遗忘。兹就论之，呈正方家。

一、崔府君的神名与世代累积的出身故事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研究者——崔府君的姓名和籍贯，文献记载异说纷纭。仅崔府君的本名，就有六种说法并存，即：有姓而佚名、崔瑗、崔子玉、崔珏、崔浩、崔元靖。至于崔府君的乡贯里籍，以及与其出身有关的生平事迹，也同样模糊不清。

实际上，这种混乱情形，恰恰为廓清崔府君信仰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一）崔府君信仰传播早期的“佚名”现象

为何崔府君的神名，呈现为不确定状态？从表面上看，崔府君信仰的起源是“聪明正直为神”，即名宦、乡贤因其功绩受到怀念，并被神化，实则不然。崔府君本非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是唐宋时期北岳山神分化，在民间产生的一个变形。作为民间信仰，其在早期传播阶段，信仰对象的形象比较模糊，依附于不同历史人物。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崔府君在宋代纳入国家祭祀，而宋代官书多主“有姓佚名”之说。现存宋代文献，涉及北宋时期崔府君祭祀的，主要有以下3种，都认为崔府君之名不可考：《全宋文》卷985，《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曰“案求世系，史逸其传”；《宋会要辑稿》曰“莫知其名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失其名”。直到南宋，楼钥奉敕撰写的《中兴显应观记》，仍申述《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的前说，专门辨析崔府君并非历史人物崔瑗或崔浩：“使果为子玉（崔瑗）与伯渊（崔浩），安得谓‘史逸其传’？”同一时期费兖的《梁溪漫志》也特意指出：“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

这说明，北宋政权，以及南宋之初，虽然逐渐承认崔府君信仰的合法性，但仍不希望它混入正常的名宦祭祀。换言之，亦如《中兴显应观记》所云，仍欲“见其本于为今”，避免淆乱。

但另一方面，在咸平五年政府通过“赐额”赋予其合法地位之前，崔府君信仰本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淫祀，要将它“祀典化”，就必须改造它，使之符合传统的政教话语。换言之，崔府君的合法化，既然是政府“因民所向而封之”，所以在官书文献中，崔府君也需要被纳入“聪明正直为神”的一般范式。故此，宋仁宗《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的开篇，以“昔汉令遗爱，房祀洛郊；蒋侯能神，庙食吴壤”之语引首，即是通过类比的手法，将崔府君归入古代贤宦，使之类同于钟山蒋神等合法信仰。

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宋代对庙宇赐额、承认其合法地位的一般原则是顺应民意，即承认民间有较大基础的信仰，并加以改造，使之儒学化、祀典化。很多民间信仰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改造，神祇的出身故事也被改写。诸如五通神等信仰，都有类似的现象，并非孤例。

（二）崔府君出身故事发展的三个阶段

崔府君的“贤宦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金元以后，崔府君信仰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出身故事中，官方色彩逐渐淡薄；另一方面，崔府君的事迹逐渐复杂起来，越是晚出的文献，包含的细节就越丰富。考察崔府君的出身履历，可以发现一个自唐至明逐渐添枝加叶的历程，显然这里有世代累积生成的痕迹。如果按时代先后排比史料，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轨迹：

第一个阶段，关于崔府君的最早记载，虽然也说崔府君是前代贤宦，“生著令猷，殁司幽府”，却不描述任何具体事迹，反而承认崔府君的姓名、生平均不清晰，特别是强调没有文献的记载，即所谓“史逸其传”。《宋会要辑稿》也只说“相传唐滏阳令，殁为神，主幽冥事”，文前特加“相传”二字，即是明确表示当时只存在口头传说，并无文献佐证。盖因崔府君刚刚由北岳神分化出来，其传说尚未定型。

第二个阶段，随着信仰的传播，信徒逐渐构建其出身事迹。金元之际，作家元好问已经能叙述崔府君的为官善政——主要是降服吃人的老虎。揭奚斯所作《重修崔府君庙记》，叙述了崔府君修炼功成、升天成神的过程。元杂剧中还有一个以崔府君为主要人物的剧本，即《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其中增加了崔府君中状元的情节。这一情节，显然出自元杂剧中程式化的套语：

小官崔子玉是也。自与兄弟张善友别后，到于京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小官柳永。自与谢天香分别之后，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两剧语言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替换了人名，但“状元及第”的情节从此产生，崔府君也由此进一步士人化、贤宦化。到了元明书商炮制的通俗文本《搜神广记》中，又增添了崔府君的祖宗世系——其家“世为巨农”，乃是殷实的乡间绅士。至于崔府君本人为官爱民的事迹，自是愈加踵事增华。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一些文献试图统合历代关于崔府君的文献记载，构造出兼备众说的完整形象。代表作品有明洪武间，御史纪杰撰写的《崔府君墓碑》，明代民间神谱《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和《列仙全传》，以及清末郑烺编纂，集前代说法之大成的《崔府君祠录》一书。

要之，与其说崔府君也属于贤宦受到神化的类型，毋宁说该信仰原本来源不详，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信徒为了获得自洽的解释，遂将之比附于常见的“清官死而为神”范式之上。只要将崔府君和历史上其他“名宦／清官死后受到祭祀”的例子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其吊诡之处：

按照正常逻辑，既然人们敬爱、怀念某位清官，以至于将他神化，那么信众一定至少会记得这位清官的姓名，很难想象“我怀念你、崇拜你，但我忘了你叫什么”的事情存在。例如，宋代名臣包拯是清官受到神化最著名的典型，举凡此类人物，其清廉惠民的德政事迹，往往存在大量传说，包公形象上就附着有大量公案故事，然而崇拜对象的姓名，却一定是清楚的，正如包公即包拯、关帝即关羽，不会有所争议。偏偏崔府君的名号，却众说纷纭、难定谁是。

还有一条证据，亦可补证以上判断，即崔府君的神迹不具备特异性，均可在其他崇拜对象的事迹中找到。例如，元好问所记“崔府君檄虎”故事，可以在大量贤宦的事迹中找到类似的情节，自韩愈写作《祭鳄鱼文》之后，地方官以至诚感化猛兽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母型范式。而崔府君的“是生人，判冥事”，亦是民间故事中包公的著名事迹。这一切都说明，前面提到的各种崔府君出身故事，都是该信仰兴起之后，某些信众在崇拜活动中，移植或套用其他信仰的既有模式，而逐渐塑造出来的。

考辩崔府君神名的六种说法，不难发现：

崔府君形象比附的历史人物崔瑗、崔浩、崔珏，皆为历史上的崔姓名人。其中崔浩本以崇信道教享有大名，所以顺理成章地受到攀扯。崔瑗一说，在南宋大行其道；崔珏一说，金元以来逐渐流行。这两种说法，背后都牵扯到崔府君信仰的社会基础，后文另有说明。崔元靖之名不详何来，颇疑改自唐人崔元综，亦详后文。

二、五岳信仰的淫祀化与道教化

崔府君本来源于以泰山为代表的五岳崇拜，是北岳之神形象分化的产物。但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该信仰与北岳的联系逐渐断裂。辨识其山岳神起源的关键，在于“府君”之称。

查“府君”一词，或为子孙对已逝先祖的敬称，或为汉代对太守的称呼，间有称呼刺史者，然非常例。按诸历代关于崔府君的各种说法，皆云崔府君生于隋唐。唐代无太守之官，且各种文献提及崔府君的仕宦履历，有县令、刺史、侍郎诸说，无论其为何种，按照惯例都不应称作“府君”。因此所谓“府君”，与各种出身故事均无关涉。

众所周知，泰山之神号称“泰山府君”。唐代加封五岳王号以前，“府君”逐渐由泰山神之名转化为五岳通称，又扩展为山神的普遍称呼。因华山地缘接近长安，所以唐代西岳地位特别尊崇，“西岳府君”之称屡见于书，例如王度《古镜记》和《太平广记》中的《河东县尉妻》《三卫》二篇，都有这个神名。而先天二年《北岳府君碑》的存在，则证明北岳之神亦有“府君”之名。此外《水经注》还记载有“九山府君”等山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泰山府君神职功能有二：一为山岳神，属于地祇之列；二为治鬼之神，乃是冥府的主神。而这两种功能，在崔府君身上都得到了复现。换言之，崔府君本系岳神的一个分化变形。但是，崔府君作为冥府判官的地狱神功能，在信仰故事中比较明显；其山岳神功能却常被忽视。

（一）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

虽然各种出身故事普遍遗漏了该神与五岳的关系，但是在宋金时期祭祀活动的史料中，仍然可以发现当时信众将崔府君视为山岳之神。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反映，北宋祭祀崔府君，是按照泰山神的标准来祭祀的，即“奉之如岳祠”。又如《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将崔府君比拟为“蒋侯能神，庙食吴壤”，“蒋侯”即钟山之神，因南朝封钟山蒋神为“中都侯”，故名。

更显豁的证据是，各种崔府君出身故事中，该神形象常与北岳相联系。例如元代揭奚斯所作《重修崔府君庙记》后有一条饶有意味的案语，谓崔府君系“父母祷于北岳而生”，此即指明其与北岳的联系。考虑到“生于北岳”是元明以后崔府君出身故事的常见情节，不能不怀疑，虽然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在该信仰的发展、传播过程中逐渐断落，但相关的历史记忆仍以一种扭曲变形了的方式，保存在民间传说中。

此外，还有两条相互关联的材料，很有说服力：

其一：金章宗明昌二年，巡狩祀五岳。礼臣奏：南岳属宋不获致祭。帝曰：北方有历代加封神灵显著者，可权岳祀矣。礼臣以府君奏，乃封为亚岳之神，摄行南岳事。重辉殿宇，赐銮仪，置官守焉。

其二：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遣官祭五岳。中书省奏：今南北一统，南岳祀宜还衡山。崔府君更封新号，封齐圣广佑王，与五岳岁时同致祭。

以上两则引文虽然见于地方文献，但可信度很高。因为崔府君确实在金元之间经常被称为“亚岳”，且多地崔府君庙亦称“亚岳庙”。元好问曾质疑崔府君何以号称“亚岳”，其实即导源于此。此外，明正德九年的《重修府君庙记》既提到崔府君之父祷于北岳生子，又提到“南岳崔府君”的称谓，也可印证该事件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崔府君能够代摄南岳之祀，前提条件是它亦属山岳之神，性质相近。

胡祗遹《齐圣广祐王庙碑》对上述崔府君代摄南岳之事，记载得更为清楚：“至元十五年，中书省奏：先是南岳阻于长江，不致礼，以崔府君摄享。金残宋灭，南北五岳通祀府君，封号难袭故尝。”据此，则金代南岳、北岳都祭祀崔府君。南岳是代摄香火，而北岳就在金朝统治区内，所以只能说明金代祭祀的北岳之神，本来就是崔府君。考虑到崔府君信仰起源于磁州，而胡祗遹正是出生在磁州武安的元代著名学者，对他来说，这段记载是与他同时的乡邦掌故，所以胡祗遹的说法可信度极高。

欲证明崔府君的北岳神属性，关键还是道藏中的直接证据。《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载曰：“北岳司命者，乃唐臣崔府君也。”这是宋代文献，将崔府君与北岳直接联系起来的最好一例。

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可为补充。金元以前文献提到崔府君，多将之与岳神并列。例如《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外末上，云：）吾是炳灵公。这位是司命君，这位是速报司。俺三位神灵，保佑的是孝子，折罚的是忤逆之人。

炳灵公是泰山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分化形象，速报司也是泰山神的辅佐，司命君则是崔府君。又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出家，也是到东岳岱宗庙侍奉崔府君。

崔府君形象从北岳神中产生，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信徒心理需求的反映：五岳地位崇高，只有天子有权奉祀，普通臣民无权“私祷”；但是长久以来，民间又有崇拜五岳的习惯。唐代五岳神的分化，正满足了普通信徒的祭祀需求。

证以文献，白居易拟写的一则判文有云：“岳则配天，自修常事；神虽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岂从众而失正？甲志惟守义，言乃合经。以为视以三公，实天子之所飨；降其百福，宁匹夫之可禳？”这段判文表明，直到中唐时期，官方和知识界仍然认为祭祀五岳是天子的特权。但在另一方面，民间又有祈福于山的强大需要，北岳石刻碑文反映的祷祀行为，有求子、求雨、祈福等多种。特别是求子和求雨，都是北岳神的重要职能。在这种环境下，北岳信仰不能不有所下行和分化。

下行和分化的表现，首先是岳神谱系扩张。这个过程在民间早有基础，但是唐代中期加封五岳神配偶和从神的做法，等于从官方层面认可了神谱的扩张，所以此后各种五岳神的分化形象，大量出现。五岳信仰在这方面的表现大致相同，而以东岳、西岳和北岳最为明显。炳灵公是泰山神最著名的民间分化形象，五代官方开始承认这一信仰，此后代有封赠。炳灵公被认为是泰山神第三子，又称“三郎”或“泰山府君三郎”，无独有偶，《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等神谱和民间信仰中还有“华山三郎”及“北岳三郎”两个神名。《宋会要辑稿》记载，河北无极县宋代曾有北岳神第五子神祠。总之，普通信众既然敬畏于五岳大神的威严，因而转就这些分化出来的小神、从神祈祷，是合理的趋势。

五岳神的分化，受此内在动力驱策，在唐宋之间已成为相当有力的潮流。其后续影响，甚至远及元明。在元明时期，又开始了下一轮分化过程：之前由五岳神分化而产生崔府君形象，此时崔府君形象进一步分化，产生“崔府君夫人”等新的神灵。例如，元贞元年《加封崔府君诏》云：“灵懿夫人可加封顺祐灵懿夫人。”这次册封是在元至元十五年册封崔府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册封，崔府君封号增加“灵惠”二字，崔府君夫人封号中增加“顺祐”二字。又如，元杂剧中开始出现崔府君的从神。剧本《冤家债主》中有一个名为“李能”的人物：

小人姓李名能，□州人氏。生前时曾跟磁州崔相公，相公死之后为神，人称崔府君，取小人做到鬼急脚。

后来“李能”成为多地崔府君庙常见的从神，比如今天山西长治的崔府君庙，称崔府君为“大相公”，李能为“二相公”。当地相传崔府君降服伤人猛虎，李能即“尝承牒追西山虎者”。显然，这是五岳山神分化出山神夫人、子嗣和从神的又一次重演。

顺带提及，之所以崔府君由一位山岳神，逐渐被附会为前代贤宦，或许是因为因唐代将五岳及名山大川的祭祀，以及前代圣贤的祭祀，统一下放到地方政府。例如唐代《改元天宝赦》有“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灵迹及自古帝王、忠臣义士，并令所繇州县致祭”的命令；《天宝十年南郊赦》也有“其五岳四渎及诸镇山宜令专使分往致祭，其名山大川及诸灵迹并自古帝王及得道升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有祠庙者，各令郡县长官逐便致祭”的政令。这样，地祇与人神的祭祀，都归为地方官员负责。既然两者由同一部门主持、在同一时间举行，在山岳神分化的过程中，自然也就有了相互混淆的可能。

北岳信仰下行和分化的表现，还在于岳神行祠的普遍建设。北岳恒山，原指河北中部曲阳城外的大茂山。崔府君早期信仰中心位于磁州，该地距离曲阳不远，同属太行山区。案唐宋时代，曲阳周边的河北中南部地区，普遍流行北岳信仰。为了免除远赴曲阳朝山之劳，多地信徒“诣常山岳庙请神”，建立北岳行祠。行祠为民间私设，奉祀的往往是北岳神的某个分化形象，如“北岳三郎”“崔府君”等。

北宋时期，原本淫祀化的北岳行祠，逐渐受到政府承认，崔府君也顺势成为官方认可的岳神类信仰。此即《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述的历史：“咸平三年尝命磁州葺其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建庙宇，奉之如岳祠。”而在此之前，崔府君一类山川之神的分化形象，在唐代至北宋前期大量产生，其祠庙往往散在民间，类同于淫祀。这种现象绝非只有北岳独立的个案，例如宋代名臣胡宿的奏议《论太湖登在祀典》，就是为了解决太湖之神在民间，分化出一个“平水大王”形象的问题。

（二）崔府君故事的仙话化

提及崔府君，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地狱神，即冥府判官的一面。实际上，现存唐代文献有“崔判官”之名，而“崔府君”之称则始见于北宋。涉及崔判官故事的文本，虽然与前述“名宦化”的崔府君出身故事有所联系，但总体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言“崔判官”者多涉及“游冥”“还魂”“冥判”等母题，而称“崔府君”者则主要强调其为官德政。要之，崔判官形象代表的，是古老的“泰山治鬼”观念道教化，和冥界传说的仙话化。

关于“泰山治鬼”，前人论之已夥，不劳重叙。需要强调的是，“府君”与“判官”两个称呼，都与冥府治鬼有关。案“泰山府君”之名首见于文献，是晋代干宝《搜神记》的“胡母班”一条，其略谓“泰山府君”乃是掌管地下阴魂的大神。古人事死如生，认为地上既有太守等官吏治民，地下也当有地祇治鬼，地祇与人间职官享有类似的官称。在出土的汉代镇墓瓶、买地券上，常见“地下二千石”的神名，为治鬼之神。“二千石”本是汉代高级官吏禄秩的一阶，被称为“府君”的太守正属于此阶。东汉以来，人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太守与五岳的对等关系：太守是分镇地方的官员；而五岳也同样有分镇地方的功能，即所谓“国必依山川”。这种对等关系，还表现为东汉由太守一级的官员来五岳一级的神灵。换言之，“泰山府君”和“地下二千石”应是同类的概念，汉代认为五岳之神与人间的太守具有类似性，故以“府君”称呼治鬼于地下的岳神。

而“判官”一词，同样来自地狱神系统。本文讨论的崔府君（崔判官）并非一般的岳神分化形象，在信仰实践中，它一般被视为东岳之神的僚属、从神。例如：大中祥符九年忻州定襄县建立东岳庙，其神位结构为：“正殿三间塑天齐仁圣帝，兼真君三郎、崔府君，东西堂各三间塑北极五道将军兼诸部从鬼神。”元代山西蒲县《重修东岳庙碑铭》记录该地东岳庙结构为：“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庑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门有卫神高禖，若崔府君，若十王，咸有殿以安神栖。”又证以宋元话本基础上形成的《水浒传》，该书交代“神行太保戴宗”的结局为梦见东岳天齐庙崔府君相召，因而在泰山出家。

这种主从关系，是以地狱神的神职为基础，即崔府君辅佐东岳神治鬼。所谓“判官”，在唐代冥界故事中经常出现，其身份乃冥君、阎罗王的副手。唐代官制中，本有“判官”一职，系节度使的高级僚佐。因为唐代镇守地方的大员从太守转换为节度使，原来的泰山府君也就被看作地下世界的节度使，而其首要助手崔府君，也就相当于节度使的助手、辅佐节度使治民的官员，即“判官”。以上判断可以通过一个事实证明：唐代使府制度中，主要的佐贰之官除“判官”外，还有“参军”。而崔判官，在唐代亦称为“崔参军”。

从“泰山府君”到“崔判官”，再到“崔参军”，意味着“泰山治鬼”原始信仰逐步道教化：

首先，是人仙开始取代地祇。《西游记》第十一回家喻户晓的“太宗游冥”故事，在唐代已经出现。张鷟《朝野佥载》是其最早的文本，其中所谓“生人判冥事”者，就是“崔府君”最早的原型。

《朝野佥载》记事简略且含糊，王国维解释为“唐人记先皇事，特微其词耳”。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斯2603”的残卷《唐太宗入冥记》，则远为清晰。这个故事撰成于武周之世，且在开元二十二年之后得到过修改。后来崔府君故事的几个关键要点，在其中都有涉及：一、崔府君（判官）名崔子玉；二、崔曾任辅阳（滏阳）县尉；三、崔升任“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史”，又“官至御史大夫”。显然，北宋记载中，崔府君出身故事的核心情节，即“惠存磁邑，恩结蒲人”两处履历，在《唐太宗入冥记》中已经基本完备。考察建制沿革，滏阳在唐代属于磁州或相州管辖，“滏阳”和“磁邑”所指应为一地。虽然有“辅阳（滏阳）县尉”与“滏阳令”，“生人判冥事”与“殁为神，主幽冥事”的差别，但已可判断，唐代到北宋时期崔府君的形象基本一致。反过来，亦可表述为崔府君形象的出现，不晚于唐中期。

总结《朝野佥载》和《唐太宗入冥记》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崔判官形象带来的新意——过去森然可畏的地府神明，转变为可以交流、充满人情的“生人”。这也可能是崔府君形象从五岳神分化出来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引入了道教以符咒之法降妖的观念。在唐代《广异记》之“长孙无忌”条的故事中，“崔参军”的形象已经高度道教化。这则故事里，崔参军依然与五岳神的原型存在联系，例如他被称为“相州崔参军”，相州与磁州、滏阳实为一地，因建制沿革而有异称；又如崔参军符咒召请的神人为“五岳神”。但是，崔参军已经彻底蜕化成一位道教术士。他能够前知、擅长书符的能力，均为道教所宣扬。而且，这是一个降服狐妖的故事，整个故事主题都是道教化的。

以上材料证明，唐代崔府君形象就已逐渐道教化。不仅如此，崔府君的崇拜活动也同样明显道教化了。南宋敕撰的《中兴显应观记》云：“真君崔姓，庙在磁州，旁为道观，河朔人奉之，五百余年矣。”换言之，即磁州的崔府君祖庙，与道观结合在一起，是一种道教化了的岳神信仰。这是对唐代崔府君信仰兴起的追溯，虽然已非一手记载，但宋世去唐未远，仍有较大可信度。

甚至正是在道教化的背景下，崔府君被纳入国家祭祀。北宋时期崔府君庙宇受到官方承认，背景是北宋通过庙宇“赐额”方式，大量吸纳民间信仰，使之合法化。仁宗时太常博士胡宿请修火祀云：“祥符中，交修大礼、拱揖诸神，虽偏方远国山林之祀，不出经据、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基于这种认识，崔府君也被纳入祀典。而宋代对诸神封赠、赐额的原则，可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云，自今诸神祠加封，无爵号者赐庙额，己赐庙额者加封爵。……又欲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并从之。

“增神仙封号”既是将诸神道教化。楼钥《中兴显应观记》提到，崔府君“淳熙十年，改封真君”，即被视为道教神灵。这一过程并不突兀，崔府君信仰兴起的唐宋时代，正是北岳祭祀的高峰时段，唐玄宗从道教领袖司马承祯之说建立五岳真君祠，这一举措早已促进了岳神的道教化；宋代设立五岳观，统摄五岳帝王与五岳真君，道教与礼制中的五岳正礼合二为一。况且道教本来就崇拜五岳，《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之类经典中，与五岳有关的真人、真君为数甚夥。

宋代将淫祀合法化的一大方法，是道教化。换言之，很多过去的淫祀邪神，按照道教“仙话”的叙事结构，构建全新的出身故事。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云：“（崔府君）昼理阳，夜理阴。一日与杨叟奕　（弈）罢，见黄衣执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带、冠衣召赴五岳，卫兵百余人。拜毕，奏箫韶之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仙话故事。不过，崔府君出身故事重构的过程相当复杂：

唐宋时代，崔府君出身故事，逐渐与道教“三茅真君”中的“大茅君”茅盈相混淆，唐代成书的《集仙传》已有这种倾向。根据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编修《茅山志》所收《三神纪》，茅盈少年学道于北岳恒山，功成受封“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无独有偶，其师弟李翼，修炼成功“入西岳去”，也受封“西岳副司命”。案崔府君本是北岳神，作为冥府判官，他也经常被称为“司命”，例如《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即称崔府君为“司命君”，泰山东岳庙供奉崔府君，也称“司命司”。可见，崔府君与大茅君的形象是相当接近的。甚至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中，崔府君成道升天的场面，也与茅盈、李翼师兄弟相近。

综上所述，通过唐宋两代积累，原本“泰山治鬼”的古老信仰，已经逐步转化为修炼成真的道教形象。民间的传说故事最终都要吸收进规条严谨的道教经典，成为制度化的宗教信仰。道藏中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写成于南宋，其中“地府大崔府君”被安置于左列第三班醮位，属于比较高级的神明，在酆都地府诸神体系中，地位高于地府诸司曹属诸大判官主者；放在五岳神明里，位次于北岳郁微洞渊无极黑帝真君。

部分海内外学者，例如吉田隆英认为，崔府君原为农神和土地神，两宋之交“泥马渡康王”传说兴起后，其地位提高，神职功能也得到扩展；高桥文治则认为，崔府君与东岳神发生联系，是在宋真宗予以封赠之后。凡此种种，都倒置了该信仰的发展过程。

三、崔府君信仰的兴衰与信仰中心转移

推究崔府君信仰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唐代流行的狐仙志怪传奇，与门第观念相结合，演化出崔府君的基本形象。北岳的地缘环境，又让该信仰形成“护国”的神职功能。这一神职，在两宋之交特别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受到宋朝利用，发挥了“神道设教”的作用。崔府君信仰也因此受到南宋政权提倡，并摆脱地域限制，发展为全国性信仰。但是，断离北岳属性也令该信仰失去依托，在元明逐渐衰落。

（一）早期的崔府君形象的文化起源

《广异记》的“长孙无忌”条是一个“崔参军”擒捉狐妖的故事，因此收录于《太平广记》的“狐”类中。此类的故事还有同出于《广异记》的“李苌”条。然而，《广异记》中还有一个相反的故事，即“韦明府”条。案“长孙无忌”条，天狐纠缠美女，因而被崔参军降服；而韦明府”条，崔参军本身乃是魅娶韦氏淑女的天狐。此外，与“韦明府”条类似的，还有同书“李氏”条，该条亦有妖狐求娶韦氏淑女。虽然“李氏”条中没有提及“崔参军”，但这个故事里妖狐自言“入嵩岳学道”，也关涉到五岳信仰。

有趣的是，唐代有关“崔参军”的故事，全都与狐妖有关。《广异记》这一组故事，应当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现象。该书特别热衷于讲述狐妖，是《太平广记》“狐”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这些狐妖故事，又主要发生在河北中部，及山西地区，也就是靠近北岳恒山、崔府君信仰的源头区。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与同一时期、产生于同一地区的民间淫祀崔府君信仰，存在某种联系。

这种联系有助于说明崔府君神名的起源。在《广异记》中，狐妖与美女最常见的两个姓氏，分别是崔、韦，其次则为李氏。显然，这几个姓氏都是唐代著名的高门。其原因在于狐仙志怪传奇往往讲述婚恋故事，而唐人的婚姻最重视门第，希望托婚高门。在这种观念下，唐代门第最高的崔姓，当然成为首选。案《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崔判官名“崔子玉”，恰好是汉代“博陵崔氏”名人崔瑗的姓字。很难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参证以白居易为某崔氏官员写作的一篇《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并序》，文中开头就首先提到传主崔某为“古太岳胤也，今博陵人也”，而这两点，恰是神灵信仰“崔府君”的两个文化特征。

总之，崔府君之名被附会于“崔瑗”或“崔子玉”，是唐代门第观念下的结果。“古太岳胤”和“今博陵人”，分别满足崔府君山岳神的属性，和婚恋故事对门第的追求。而“崔瑗”或“崔子玉”两个名字，也是宋代以前关于崔府君神名的主要说法。元明以后，“崔珏”说取代“崔瑗”说占了绝对优势，这首先是因为门第观念不复存在；其次，也是因为历史上唐代诗人崔珏的籍贯，恰为崔府君信仰流传的核心地区。此外“珏”字又和“子玉”含义接近，所以受到附会。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崔元靖”说。此名见于部分明清文献，似乎时代较晚，但亦不能排除此名源出某种早期文献的可能性。唐代有崔元综其人，名氏与崔元靖相近，而志怪小说《定命录》又恰好记述了一个关于崔元综娶妻韦氏的故事。崔、韦结亲，既与《广异记》中的系列故事接近，同时崔元综在故事中的职衔又是益州参军，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崔参军”。至于益州地名，又恰与《朝野佥载》中崔府君的原型被授官“蜀道一丞”的记载相合。以上种种，可能都只是巧合，也可能“崔元靖”确实是由“崔元综”演化而来。

（二）信仰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

在崔府君出身故事中，异说纷纭的还有崔府君的籍贯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关系到崔府君信仰的流行地区。

崔府君信仰流行早期，主要分布在北岳周边，即河北中部、毗邻山西的太行山区。例如其最大的信仰中心，“庙在磁州”。相应地，崔府君出身故事，也主要与太行山东西两侧地区相关，即所谓“惠存磁邑，恩结蒲人”。但是，虽然太行两侧均应视为起源地，但东侧的磁州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北岳恒山位于太行山脉东侧。山西地区奉祀崔府君，其从神有“武安神”之称，武安是磁州辖下一县，毗邻滏阳，这可能是对崔府君信仰由河北传入山西的追溯。换言之，崔府君是北岳神在磁州的一个地域性的分化形象，崔府君籍贯磁州、相州、滏阳、武安的说法，都是本此而来。这一地区首要的地缘特点，是地处山西、河北之间的交通要道，“路通秦晋”，地势险要、商旅发达。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传播及与本土化》、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分别绘制过崔府君祠庙及北岳行祠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图，崔府君信仰自北宋时期首先传入山西的潞泽地区，而后向山西其他地区，沿商路传播。

逮至两宋之交，崔府君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被抬高，同时信仰中心的南迁至临安，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对此考辨甚详。要之，磁州系河北军事重镇，这里控制晋冀豫三省交通，且为北方王朝与北宋首都开封之间仅有的一道天然屏障。抗金名将宗泽留守磁州，为了凝聚军心，经常祭祀崔府君，祈求保佑。此后宋高宗又进一步借此构建“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以崔府君信仰神化其政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即指此而言。

实际上，以山川之神的名义来鼓舞士气，因此对山川之神加以封赠，在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颇为常见，崔府君一事并非孤例。很多将领都会采取类似做法，而高宗也会默契地予以认可，例如湖北的《富池昭勇庙记》记载，“以王为昭毅武惠显灵王者，建炎四年，以阴兵镇金人，御营使刘光世以状闻，太上皇帝锡之也”。但崔府君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该神封号中长期带有“护国”字样，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正统帝王的保护神。《唐太宗入冥记》中，崔判官就辅助太宗顺利还阳，并为太宗延寿；相传该神又曾保佑过唐玄宗，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云：“安禄山叛，上梦府君见曰：驾弗别往，禄山必灭矣。”在南宋，这一帝王保护神的的职能受到强调，南宋高宗、孝宗相继借其神名宣扬皇位神授。经过皇室提倡，信仰中心南移临安。

信仰中心的南迁，导致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断裂，进而带来崔府君籍贯的种种异说：

北岳恒山位于河北曲阳，而同在河北，尚有“下曲阳”之地。上、下曲阳很容易相互混淆，故凡云崔府君籍贯晋州或祁州，都是这个原因。唐宋时期，信仰中心磁州与祁州、相州紧邻，同隶河北重镇真定府，毗邻太行山区。崔府君的籍贯被系于以上地名，大致都指代同一地区，与北岳关系密切。

然而随着北岳山神属性被人遗忘，异说逐渐流行。祁州下辖鼓城县，今磁州亦有鼓城镇，即磁州窑窑口所在。明代以后，崔府君一般被表述为“祁州鼔城人”。在某些明代文献中，又讹为同音的江西蕲州；鼔城形近讹为彭城，所以明代书商攒杂的《列仙全传》，竟尔误为并不存在的“蕲州彭城”。

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洪武年间，在崔府君传统的信仰中心磁州，“武安和村镇西北二里许”，发现一处所谓的“崔府君墓”，乡贤纪杰因此综合各种材料，撰写了一篇《崔府君墓碑》。其中提到崔府君临终遗言：“葬吾于鼓山之侧。”鼓山是邯郸武安的名胜，又名神钲山，山顶曾有石鼓二枚，相传鼔鸣则有战争。刘邵《赵都赋》曰“神钲发声”；左思《魏都赋》曰“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二者都指此为言。颇疑所谓崔府君为“鼔城”人，其实即指鼓山，它是磁州一代最重要的名山，适合崔府君作为北岳神分化的身份。

这一时段，关于崔府君籍贯的其他说法，大多仅存孤例，难于辨析。只有“卫辉”一说，较有影响。东汉崔瑗任汲县令，唐代崔珏曾任淇县令，前者就在卫辉，而后者也临近卫辉，估计“卫辉”说即因此而来。元代中期，河南汲县（卫辉）、淇县、辉县、新乡一带，相继修建了供奉“唐卫县令崔珏”的崔府君庙。这一地区是太行山南段的末梢，故而崔府君代表的山岳文化在此仍有较大影响力。

最后，明代已有迁北岳之祀于山西的议论，清代北岳正式迁为山西浑源，因此崔府君籍贯“山西长子”说大为流行。今日崔府君信仰主要分布于山西东南部和河北南部，即太行山东溪两麓，其他地区仅存个别孑遗。而山西长子县，则“吾州遗风，崇尚乡社，社有神祠，遇水旱螟孽疠疫之灾致祷焉”。显然，崔府君信仰已在当地本土地域化、社神化。

以人类学方法分析，也可以发现太行山区中南部的民俗活动影响了崔府君的神迹故事。在河北中南部与河南北部，有一种名为“送羊”的习俗，即外祖、舅父向外甥馈赠面蒸的羊形食品。该习俗亦称为“送羊节”，流行区域与崔府君信仰起源区高度重合，以河北磁县最为知名，北抵河北中部的灵寿、晋州等山区县市，南达河南辉县、卫辉等南太行县市。“送羊节”的时间，各地有所不同，早至农历五月十三，晚至农历七月十五，大多为当地夏季麦收之后，可能是一个“荐新”性质的农业节日。例如河北成安县等地的“送羊节”定于七月初一，可能既从《礼记·檀弓上》的“有荐新，如朔奠”发展而来。但在河南卫辉等地，“送羊节”为农历六月初六，即宋代《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已有记载的“崔府君生日”。

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南宋孝宗乃高宗继嗣，在他登基之后，曾宣扬所谓“拥羊之符”：

孝宗母张氏，梦崔府君拥一羊，丁未生孝宗于秀州，小名羊。高宗选养宫内，赐名瑗，适与崔府君同名。（《埤雅广要》）

本则传说也见于《宋史·孝宗本纪》、董嗣杲《西湖百咏》卷下等文献，它很可能是由“送羊节”的荐新习俗转化而来。盖因宋高宗曾借崔府君宣扬其君权神授，并为此编造过“泥马渡康王”的著名传说。而孝宗作为高宗收养的继承人，其地位正统性的最佳证据，莫过于他的皇位同样来自崔府君神授。经由南宋两代皇帝提倡，崔府君的地位大大提高。

然而元明以后，政治环境变化，崔府君信仰由盛而衰。《元史》卷192《观音奴传》叙述一则故事：某人盗窃牲口，并栽赃他人，负责审案的清官观音奴令嫌犯到崔府君庙祈祷，希望神明辨别是非，不料真凶贿赂巫师，嘱使崔府君徇私舞弊。最终真相大白，观音奴因此下令拆毁崔府君神庙。作为南宋皇室的保护神，或许易代后崔府君不受战胜者欢迎；再者，元代全真派成为道教主流，该派主要崇拜八仙等一系列神灵，而崔府君不与其列，其信仰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在古代社会环境下，崔府君信仰由民间而庙堂，复由极盛而中落的发展过程，很难找到直接而完整的文献记载。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来自宗教、文学等领域的零散史料，并辅以民俗资料，还是可以梳理出该信仰由五岳崇拜衍生、流变的基本轨迹。

《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2期

 中原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