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司法礼仪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包公黑脸。把包公黑脸当成中国司法文化的一个礼仪符号或价值标示来看待，也许更能解读中华法律文化的DNA。包公黑脸，是一个特别文化符号，是古时清官的专用标识。历史上真实的包公长什么样子，《宋史·包拯传》并没有记载。今传有一幅据称是包公的画像，也慈眉善目，看不到黑脸的样子。什么时候包公变成了黑脸?这大概是文化解释学要解释的。在古装戏中，包公的那个脸谱，黑脸白眉白鼻、额有白色月牙形疤纹，据说是包公一人的专用脸谱，别的角色都不能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司法官标准脸谱”，或者是国人心目中的“法律的脸谱”。为什么要这样呢?显然是想表达一些价值观，特别是国人关于法律和司法的认知或追求。包公的脸为什么必须是黑脸，为什么不能是白脸、红脸、黄脸?为什么与司法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是黑脸?这个黑脸到底有什么特别象征意义呢?结合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价值观，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六重涵义。

　　 第一，黑色象征法官铁面。一般来说，黑色是铁的颜色，黑脸当然就可以延伸为无私的铁面。民间文学一定要把包公说成是黑脸，无非是期待法官都铁面无私，不徇私枉法。在这里，其隐喻主要是二者：一是取铁的坚硬不易变之义，意喻法律应稳定少变，即法家所言“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7)的追求；二是取铁坚硬锋利之义，意喻法律应凛然使人不敢犯，就是法家所崇尚的“天下之吏民……不敢开一言以枉法”(28)的追求。铁，不易变、不敢碰，黑脸正象征这两义。如果用其他颜色的脸，那就无法象征这些追求了。

　　 第二，黑色象征法律应纯而不杂。黑色是一种简单颜色，相对于五彩斑斓而言，它十分纯粹，不复杂。很多颜色一遇到黑色，就被吸收到其中。黑色的这种属性，对于法律现象而言，能象征什么呢?我理解，是要强调法律应该纯而不杂：一方面是不可法令滋彰、法出多门；另一方面就是司法应该理大罪、赦小过，不应吹毛求疵，不应苛刻。此即唐人杨相如所云：“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29)法律如果太啰唆太苛刻，国家就治不好，人民就无所适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律应该纯简(宜粗不宜细)，忌讳苛刻(抓大放小)的愿望和追求，正通过包公脸谱(黑脸)有所表达。

　　 第三，黑脸隐喻司法忌用情感。国人认为，一个好法官，应该是“铁面无情”或“黑脸无情”的。黑脸象征无感情，所以阳间的包公、阴间的阎王，都是以无情的黑脸为标志的。黑脸不认人，就是不讲人情，不认亲戚，不向私情妥协。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法家文化所崇尚的司法应有属性。徐忠明教授认为包公黑脸有刚直不阿、正气凛然、铁面无私的意涵(30)。先秦法家主张执法者“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31)，其实就是主张法官必须黑脸无情；认为执法讲情感或人情，就难保公正。这种关于法律和司法应该“黑脸无情”的主张，与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纯粹的理智，是超脱一切情与欲的”“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32)之主张正相通和呼应。

　　 第四，黑脸象征法律或国家之怒。我们通常说，“某人脸黑下来好可怕”，某个人脸色发黑，就表示生气或发怒，不高兴了。包公的黑脸，是否也是一种国家或法律之怒的隐喻?在古人看来，执法用刑就是国家正式发雷霆之怒、显虎狼之威。徐忠明教授认为，包公黑脸的“黑色与瘟疫、恐怖、神秘之类的意象相关，具有‘威慑’的力量”(33)，是说黑脸正象征“怒而威”。国家的“怒而威”，通过法律特别是司法来表达，法官黑脸就是这种表达的最典型标志。如果包公被描述为红苹果或白冬瓜一般高颜值脸蛋，还能代表国家和法律之怒吗?

　　 第五，黑脸象征法刑是凶丑不祥之物。从国人一般审美观来讲，黑脸是凶丑的、不祥和的面容。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法和刑视为凶丑不祥之物，这与包公黑脸隐喻正相吻合。“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浊之源也”(34)“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以救弊也”(35)“刑乃不祥之器”(36)“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37)，古人的这些说法，代表了中华文化对法律特别是刑罚的基本判断：法律是“凶器”，是不祥之物；虽然正常社会少不了，但不应崇尚；这就像人们不能把防身保家的刀枪当成吉祥物供奉起来一样。一旦世道太平了，刀枪剑戟全部该收藏起来。

　　 第六，黑为五行中的水色，隐喻法律“平之如水”。按照传统的五行学说，金德尚白，木德尚青，水德尚黑，火德尚赤，土德尚黄，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五行说以火为阳、水为阴，故“阳为德，阴为刑”(38)“水主阴，阴刑杀”(39)。秦朝自以其德为水，故“衣服旌旗皆上黑”“色尚黑”“事统上法”。信奉“水德尚黑尚法”的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40)。包公黑脸隐喻也许正是“阴德”(水德尚法)文化或法家精神的延续，当然也可能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云法应“平之如水”(即后世云“端平一碗水”)的追求相吻合。

　　 包公黑脸的六重涵义(41)，正好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对法律和司法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不管今天看起来是非对错如何，都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真实观念，包公黑脸就是这些观念的外在符号之一。这六重涵义，可以启发我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除这六重涵义外，徐忠明教授有两点特别解读给我重要启发。其一，他认为包公那月牙疤黑脸即“阴阳脸”，跟英国法官戴假发穿法袍的用意相类，实为一副赋予包公以“穿越阴阳两界”之神性的面具；把包公画成黑脸就是为了使他超越“凡俗”变成“神性”的存在，也就是为了使包公有降魔伏妖的神性力量。其二，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黑色代表忠诚和美德，包公黑脸也有这一意涵(42)。这两点我事先没想到，对我构成重要启发和补充，也许可以作为包公黑脸的第七、八重涵义或隐喻。

　　 包公黑脸，当然不仅仅是面部颜色或表情的问题，更有关于执法司法行为的特定态度、模式和价值追求与之相应。在包公的执法实践中，其“黑脸”执法态度、模式或“黑脸价值观”的实践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刚直无畏，不畏权势。据《宋史·包拯传》记述，包拯曾在朝廷“数论斥大臣”，并上述弹劾国丈张尧佐、权臣郭承佑等人。当时有民谚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把包公比成执法公正的阎王爷，“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也许真的是事实。对于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他公平执法，敢于摧折权贵，为制裁犯罪权贵甚至不惜得罪贵妃和皇帝，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抵押，这就是典型的“黑脸”执法模式。

　　 其次是铁面无私，就是执法不顾私情，甚至六亲不认。史书说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几乎没有私人往来；“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时表情过于严肃，叫人害怕，“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43)，就是说看他笑比看到黄河变清还难。他曾当过谏官，人称“铁面御史”。戏曲中反复强化“包龙图铁面没人情”(44)的形象，《铡包勉》就反映了其六亲不认的执法态度，史书也曾记载他“鞭挞从舅”亦即对堂舅用刑，这些“黑脸”作风都承载了法律冷峻无私无情的属性。

　　 最后是用刑威猛，就是执法中惯用严刑手段。真实的包公执法用刑是否威猛，史书并无直接记载，但文学作品中的包公无一例外都是威猛的。包公那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那是包公黑脸执法模式的典型标志，是中国司法文化的典型道具。用极其严厉的刑讯和刑罚对付犯人，包括酷刑或不人道待遇，都被视为正当；对坏人没有什么仁慈可讲，这是中华法律文化的基本看法。在戏曲中，包公刑讯逼供的方式有敲牙、拔指、剔眼睛、脑箍、烙铁、搧穴(45)，还有“看铜铡，取夹棍，灌热油”，动不动就把犯人打得“皮开肉绽损肌肤，鲜血模糊，恰浑似活地狱”(46)，这都是作为正能量来宣传的。“只因老包心性直，打死无数不平人”，“你本是天上一座杀人星”(47)，真让人不寒而栗。包公在执法用刑时所展现的“雷霆之怒”“虎狼之威”(48)，其实就是代表国家法律和司法所发的怒和威。这些文学作品，其实不经意间演绎了普通百姓潜意识中的司法公平正义观念。

《中国法律评论》(京)2017年第20171期第105-121页，系《公堂文化、公正观念与传统中国司法礼仪》一文中的第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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