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村，我国考古界一大伤心地也。这个位于河南洛阳市区以东10公里的小村落，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盗掘而为世人瞩目。“金村”也就成了“战国时期墓群”的代名词，而“金村器物”俨然成了一个符号。贴有“金村”标签的文物激发了当时古玩家的收藏热潮，其逐渐从平津古玩市场流散至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在形形色色的文物掮客中，以加拿大传教士怀履（1873—1960）为最著。

这位金村大墓的主要掮客是基督教圣公会河南教区的首任主教，在传教的同时，也肩负起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Museum，以下简称ROM）征集东方藏品的职责。

就怀氏其人而言，洛阳的考古工作者常视之为盗窃中华珍宝之寇仇，如在20世纪90年代编纂的《洛阳市志·文物志》就云：“1928年夏秋之交，因大雨致使墓室塌陷，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闻讯即觅人盗掘，费时6年，共发掘8座大型木椁墓，出土文物多达数千件，大都被送往加拿大卖掉。”《千年阅一城——汉魏洛阳故城于汉魏王朝》在此基础上绘声绘色地描述道：“1928年的夏秋之际，金村一带天降大雨，村东大约1.5公里处，地层塌陷，露出洞穴，当地村民甚感奇怪，入洞探索，知为古代墓室，即行盗掘。随后，开封基督教传教士、加拿大人怀履光等亦闻风而至，搭棚立灶，胁迫利诱当地村民公开大肆掘盗。”但据沈辰、徐坚等先生的相关研究，怀履光本人在金村遭大规模盗掘时未曾到访洛阳，甚至未曾去过金村，不少学者更是提出金村器物的“不纯洁性”，徐坚先生还提出要给它们“做减法”。霍宏伟先生也在此基础上对怀履光是否到过金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为加拿大传教士且与怀履光共事过的明义士（1885—1957）在写给ROM馆长柯雷利（1876—1957）的信中尖锐地说道：

学术界可能乐意知道二号库房里的藏品（据说均为A墓出土）是否真的与那套带有铭文的编钟同出。还有，刻有铭文的青铜壶到底与哪些器物共存？与银器及其他刻铭青铜器共出的器物又是哪些？后者当中有一件事推定为公元前210年。最后，出自金村的大量的瓦，到底是来自哪些墓葬？对于这些事情，当事人怀履光都有责任予以澄清。在这件事情上，他应当对博物馆和学术界负责。

同时，对怀氏的为人也褒贬不一。黄思礼在《河南的主教：怀履光传》一书中用Mission and Museum in the Life of William C.White的副标题对其评价颇高，但明义士却抱怨道：

怀履光是考古部主任，部里的事情都是按他的命令去做。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必须马上做。令人不满的是，他仍然不断地来问我有关藏品的知识和信息，然后在课堂上不加说明地使用。这样的询问，每天都在十几次，有时时间还很长。他上课的地点就在资料室，而我一般在库房或自己的办公室。我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讲课，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他这些知识的来源……现在，我必须对他出版这本讲义的做法提出抗议。我过去不知道他向我问这问那，最终目的就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将其出版。我告诉过他这样做是不道德、也是不光彩的剽窃行为。经常，在问过我后，他会说我告诉他的只是让他确认了自己的认识，然后他就会记录下来，讲给学生们听。他确信这都是他自己的观点……与他共事三年半，我发现自己很难以诚实的态度做自己的研究。他是如此专横，你只能为他干活儿，而不可能有你自己的工作。

带着种种疑问与好奇，笔者决定去金村走访一遭。

在金村公交站下车后，一位骑电动车的大娘看笔者带着相机，便问笔者去哪，笔者说想去汉魏洛阳城参观，她便纠正说汉魏洛阳城在南边，随即热情地呼笔者上车。

金村面积颇大，横跨三个公交站，分别是金村南、金村和金村北。老金村位于汉魏洛阳城的遗址保护区内，即公交站上的金村南和金村，金村北为金村新村，出于大遗址保护的需要，便将不断扩大的村落部分迁出以另辟新村。

行至村中，一位袁姓大爷告诉笔者，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金村街三富翁，资美、锡卿、王道中。他提到的这三个人便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金村文物三掮客——张资美、张锡卿和王道中，据洛阳古玩商吴圭洁先生在《洛阳古玩行史话》中回忆：

一九二七年冬，挖掘古物之风又移到东乡金村一带。在挖掘到一座战国后期的王侯大墓时，挖出金银器几十件、玉器百十件、金银错铜器几十件。因这一带刚开始发掘，城内古玩商人离这里又远，村人就将金银器拿到郑州卖给银楼，铜器、玉器直到次年正月始以两千多元价钱卖给本村张资美、张锡卿、王道中三人。他三人是先付了半价，俟东西出手后才将余款付清的。两三年内，这地方发掘了战国晚期的帝王和后妃大墓七八座，还有许多其他古墓。金村那时成为洛阳古玩行业的重点收购地方，客商往来不断，一聚就是二三十人。这时张资美、张锡卿、王道中三人，除将东西卖给北京、上海客人外，还勾结加拿大人怀履光，使他从我国套购去大量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和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玉器、金银错铜器。张资美等就发了二三十万元的横财。

笔者本想去张家看看，老人善意地提醒道：“张家后代至今还在村里住，毕竟也是‘旧社会’的事了，张资美也早就不在了，他们都不愿多提。”笔者遂打消去拜访的念头。当提及大墓的具体位置时，老人也不避讳，告知那里现在还有很高的坟冢，并为笔者指了指具体的位置。他的说法颇令笔者起疑，顺着他指的方向行至五六百米，在金村村北伫立有一座老城门，村民说那是清代的寨门，石匾上书“气接邙岭”四个楷体大字，即其面朝北邙，落款为“同治元年冬”，由此可知晚清时期的金村北界。同治元年（1862）虽距金村大墓遭盗掘的民国十五、十六年已逾半个世纪，但农业时代的村落变化应不大。怀氏在《洛阳故城古墓考》的第三章《韩墓的位置及年代》中明确提到“这些墓葬位于金村的东门外”，其中的“东门”应指与北寨门同时期的东寨门，他给出金村大墓的地理坐标为34°45'N,112°37'E也与今天的位置大致相合。

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先生讨论后，我们认为怀氏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平面图可能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平面实测图，至于说它是否另有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的郭晓涛老师推测怀氏可能利用了当时的地形图，再结合怀氏书中所给出的精确地理坐标，可知怀氏的实地勘察利用了当时先进的测量工具。霍先生又提出，怀氏的这张图也激发了中国学者劳干去绘制北魏洛阳城的复原工作——“洛阳城图的复原，本有此动机，而决定此工作，却由于石璋如先生谈到怀履光牧师的实测洛阳图”。在晚清民国时期，除了怀氏和劳干二位所做的工作外，中国学者对汉魏故城城址的研究极少，郭老师曾收集过当时一些文人骚客写的洛阳城吊古伤怀赋诗，但他强调像徐森玉、马衡先生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金石学，对城址的系统论述几乎没有。

笔者向北寻金村大墓而去，不知不觉已走到中州渠边。该渠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当年为了解决沿岸的7万亩农田的农灌用水问题而兴建的水利工程，这一段渠位于汉魏洛阳城北垣外的不远处，与城垣基本平行。笔者便沿着渠边小路向城东走，与耕地的“干净”不同，这一带因林地众多，还可见到北朝时期的残砖碎瓦。笔者饶有兴致地在给它们拍照时，一位拾柴火的大爷不解道：“你这弄啥？地里多着哩！前些日子还有几个年轻人拿着和‘日本人的（扫雷）装置’差不多的工具在这儿探来探去。”笔者寻思大爷把笔者当盗墓的了，便亮明身份，并向他打听张资美的事，他说张家因盗墓发了大财，新中国成立后民警从广州坐飞机来抓他，光是清点现金就用了一上午。然后他加重语气道：“我才不做这种事哩！村里年轻人胆大，有犯事儿（盗墓）被抓的。”离这儿不远处，便是袁大爷说的“金村大冢”，它不过是一段北城墙的夯土包，只是十分残破，被村里人当成了坟冢。

打开奥维互动地图，并结合怀氏的描述，笔者便向着故城的东北角寻去。爬上东城垣向城内眺望，怀氏当年留影的地方已种上植被保护起来，地面上毫无封土痕迹，这也合乎怀氏当年的记载：

这片土地只是起伏的田野，从邙山向南延伸，没有明显的墓葬迹象。大约在1928年的某个时候，一场大雨过后，人们注意到有一处地陷了。人们推测那里有一座墓葬，于是请来了“专家”予以核实，他们的洛阳铲探到了一种奇怪的结构：在墓室上方有积石积炭层。

怀氏虽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中极其详尽地对墓葬予以描述，但歧义颇多，比如，他记载这座因地陷而暴露的大墓（M5）的形制是八角形积石积炭墓，其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甚为另类，为此，怀氏还对其进行了牵强的解释：八角形，这显然不同寻常。毫无疑问，它象征着自然力量革命的假定正位，如八卦的方位所示，而拱顶两侧各有三层厚的木材加深了这种象征意义。此外，早期文献在记载洛阳这一地区时也会提及“洛阳八面的山谷”。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汉魏队对这一带的考古勘探，发现这些东周墓都是竖穴土坑墓，但怀氏描述的积石积炭是正确的，另外，在墓葬数量上也较怀氏的记载为多。

为何怀氏对很多问题都语焉不详？他在书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如在提到骉羌钟时，他提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钟可能是从完全不同的墓葬中获得的，关于它们来源的信息是不正确的”。这与他在墓葬被盗时未曾获许到达金村有关，他的墓葬描述也多来自当地的盗墓者，“与发掘工作有任何关系的当地人自然不愿意谈论这件事，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其中有两个人，包括一位实际参与了这项工作的聪明盗墓者，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此外，从ROM收藏的1932年6月怀氏写给安博格林威小姐的信中也可窥一二，怀氏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现在总算对实际发掘情况有了一定的清楚认识，也从我们的传教士约翰·林多贝克先生那里得到一手消息。该墓刚开始发现和挖掘时，他就在那儿。

因此，金村当地口耳相传的怀氏曾到洛阳参与盗掘古墓之事恐怕是村人将传教士约翰·林多贝克与怀氏相混淆之故。

此外，吴圭洁的回忆也颇值得玩味，“一九三一年前后，怀履光从张资美等三人手中套购去的古物有一二十万元。这些东西，除售于美、日两国外，一部分运回加拿大，现藏于多伦多博物馆中。他本人还曾亲自到金村勘察，在汉魏故城遗址中又发现有古墓，后来他写了本《洛阳古（故）城古墓考》”。虽然吴氏未把金村大墓的被盗与怀氏直接联系，但怀氏的考察并不是以发现新墓为目的的。《洛阳古城古墓考》一书显然以金村大墓为旨归，但其中掺杂不少汉墓的出土文物，在怀氏1939年出版的《中国（洛阳）古墓砖图考》中，收录了不少汉代画像砖，其藏品来源值得思考。

另据吴氏说，从金村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外后，“洛阳北乡和东北乡有形可见的和湮没在地下不可见的古墓，多被盗掘一空。洛阳西乡平原和西北乡山岭地带还不曾正式挖掘过，有人在这些地方开始挖掘”。金村大墓的盗掘对洛阳文物的破坏无疑是巨大且持久的，其影响之恶劣，可见一斑。

那么，怀氏到过金村吗？关于这一问题，沈辰、徐坚和霍宏伟等先生都做过详细考证，但至少在1932年之前，他是没有去过金村的，因为在1932年1月7日他写给弗格森的信中明确提及：“我想有一天我得去这个遗址看看。你知道这个遗址出土了那些编钟和其他精美的文物。”怀氏本人后来是到过洛阳的，根据怀氏日记，他于同年的6月18日、6月23—26日到过洛阳，并在此期间拜访了传教士约翰·林多贝克先生一家。既然他在给安博格林威小姐的信中明确提及金村大墓遭盗掘时林多贝克就在现场，说明后者完全可以带他去实地参观，并记录墓葬的相关情况，而且在《洛阳古城古墓考》的前言中，怀氏也说：“（书中）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这也是我为那些可怜的照片找的借口。”由此可知，怀氏是到过洛阳金村的，但由于其错过了发掘期，只能从当地一些参与盗墓者和林多贝克口中得到一些语焉不详的信息，这也是《洛阳古城古墓考》一书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怀氏的这本著作为中国前考古学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金石学方兴未艾之时，其无疑为日后的汉魏故城考古揭开了序章。虽然怀氏在《绪论》中言明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不能让大量有价值材料的确定日期和已知的出处被遗忘"，但诚如徐坚先生所说：“怀履光以物为出发点……《洛阳古城古墓考》是存在于近现代意义考古学之外，但是具有考古学意识的写作。”

天色渐晚，又零星地飘起了小雨，瑟瑟发抖的笔者不得不起身返程，南边汉魏队的技工师傅们也在收工回家，不远处的钢制保护棚里静默的是北魏太极殿遗址，“岁月失语，唯土能言"，大概怀氏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认为的“李密城”中，埋藏着数千年深厚的历史印记，至少从西周开始，这里就不断上演着王朝的更与迭、贵族的荣与辱、苍生的兴与衰。而每一次的日出与日落，终沉淀在历史的激荡中，尘封在厚重的黄土之下，书写于浩繁的竹帛之上，亦成为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凭吊咏怀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