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有时会以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惊讶的方式相遇，或者看似相遇。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thony Trollope, 1815-1882）与孔子的学说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他们对"gentleman"或“君子”（具有理想道德品质的人）的理解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中，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他可以追溯到古代拉丁的西塞罗理想，或许还可以追溯到《论语》中的孔子。

有时候，把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当然，在明明毫无关联的情况下提出关联总是很危险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世界里，来自两个不同角度的洞见可以揭示同样的普遍真理，哪怕这些洞见有时来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文化。

美国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几年前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反思“荣誉”之本质时将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人物关联起来：神学巨著《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1932）的作者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沃托博士的学校》（Dr. Wortle’s School，1881）的作者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侯活士在文章开头写道：“我为何会认为把巴特和特罗洛普这样两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比较是有意义的呢?”[1]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尝试很有价值，能给予我们不一样的启发。在下文中我想更进一步，把特罗洛普和孔子放在一起比较，考察他们心中的“君子/gentleman”观，还有他们对责任及命运之本质的理解。

孔子在《论语》中详细阐述了真理和道德品格的本质。刘殿爵的英译本《论语》将“君子”译为“gentleman”，意指具有理想的道德品质同时位高权重之人，其最重要的品格是“仁”。[2]很多人讨论过儒家君子的品格，但最重要的品格是一种正义感或义务感（义）以及“意识到自己有为普罗大众谋福祉的巨大责任和义务”。[3]此外“君子”还有一种道德命令般的使命感，需要入世，参政议政。事实上，整部《论语》都在明确地强调政府的道德基础。

我们稍后将回到孔子，现在先看看安东尼·特罗洛普的“gentleman”形象——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中会发现一个类似儒家“君子”的形象。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其父曾是牛津大学新学院董事，但因家族财富遽然缩减，特罗洛普自己未能进入名校学习。然而，他的古典学知识让他有足够骄傲的资本，并于1880年出版了《西塞罗的一生》（Life of Cicero），这位古罗马政治家和道德哲学家是他的“gentleman”楷模。西塞罗在他的《论义务》（De Officiis）一书中描绘了特罗洛普心目中理想的“gentleman”和政治家——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最终能顺利穿过“荣誉”(honestas，honor)和“耻辱”(turpe，disgrace)之间避无可避的人间道路。特罗洛普笔下的“gentleman”并不是完美的人，而是用诚实和正直来开辟自己道路的人，绝对不会让财富、权力或地位来左右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基督教牧师和政治家中都有这样的人。比如，特罗洛普的小说《巴塞特的最后纪事》（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1876）中有两位神职人员——有权有势的会吏长西奥菲勒斯·格伦雷（Theophilus Grantly）和穷困潦倒的底层牧师克劳利先生（Mr. Crawley）。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犹如鸿沟，然而会吏长遇见克劳利牧师时说:“我们站在……一个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彼此相遇的唯一完美层面。我们都是gentlemen。”   

今天，特罗洛普最令人难忘的是两部系列小说——巴彻斯特系列小说（Barchester novels）以英国国教为背景；帕利泽系列小说（Palliser novels）则以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英国政治为背景。在下文中我要谈谈这些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中心人物——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Plantagenet Palliser），又称欧姆尼乌姆公爵（Duke of Omnium）。[4]尽管主人公生活在19世纪英国社会（且根本上是基督教社会）的道德体系中，我在他身上意外地看到了儒家“君子”的形象。人们常说，特罗洛普在内心深处是个道德家，他在探索善良的男人（有时也包括善良的女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出路。与特罗洛普同时代的主教康诺普•瑟尔沃尔（Bishop Cannop Thrilwall）在一篇关于希腊悲剧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文章中对这一处境做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在人物、动机和原则被不可避免的环境带入敌对冲突之中时才是最鲜活有意思的时刻，双方的善与恶在冲突中如此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不得不平等地同情双方，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调和他们的冲突……使这种对比变得有趣的是，正义和真理不会一边倒地支持任何一方。[5]   

然而，在有些男人身上，正义和真理是绝对原则。这种性别化的语言是有意而为之的——因为特罗洛普和孔子一样，描绘的几乎都是父权制社会中的男人（尽管特罗洛普很清楚，排他性的父权制在当时的英国已经开始瓦解）。

欧姆尼乌姆公爵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绝对原则的人。从《你能原谅她吗?》（Can You Forgive Her?，1864-1865）到《公爵的孩子们》（The Duke’s Children，1880），特罗洛普用六部小说的全景图精心塑造了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这个人物，从他与格伦科拉夫人（Lady Glencora）的包办婚姻到孩子们的最后一场婚姻，最后到了一个既国际化又不那么封建的新世界。普兰坦哲尼特是一个矛盾的人，他继承的地位和他自己作为“gentleman”要坚守的原则让他如此矛盾。他的名字“普兰坦哲尼特（Plantagenet）将他与英国古老的金雀花王朝联系在一起。这个王朝始于1154年英王亨利二世（King Henry II），随着1485年英王理查三世（King Richard III）去世而结束。正是在金雀花王朝的统治下，第一部人民权利宪章——《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得以被签署。但他的姓帕利泽（Palliser）将他与古老而有特权的英国贵族制联系在一起。普兰坦哲尼特年轻时喜欢以自由党议员的身份坐在下议院，是一位梦想所有人拥有“平等”和权利的进步政治家。但是后来他继承了欧姆尼乌姆公爵头衔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和特权。这不是他的选择，他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命运。他和格伦科拉夫人的婚姻是一种联盟，是为了阻止封建领主财富和地位下降。格伦科拉夫人是一位凭借自身实力致富的女性，与公爵结婚前浪漫地爱着另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男人。   

但是他们两人都有身份带给他们的、无法逃脱的责任，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公爵和公爵夫人慢慢开始相爱——通过规训自律（discipline）和恪守礼仪（decorum）学会真正彼此相爱。（后面这个词decorum或许可以用来理解孔子的“礼”）。公爵是一位严厉的丈夫，深知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同时也是一位慈爱的丈夫和父亲。他成了英国男性矜持形象的典范——根本不知如何向妻子和孩子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深厚感情。

公爵还是一个管理者——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家里，两个任性的儿子甚至称他为“总督”。公爵最后当上了首相，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正直之人，有一种毫不妥协的责任感。但他的内阁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治联盟，其任务是解决国家在困难时期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个临时政府本来无需有所作为，公爵却依然苦恼于能够“做”一些事情并产生影响的法律法规无法通过。这一点让我想到《论语》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6]刘殿爵在《论语》序言中指出：

由于道德的影响会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起作用，故而理想的统治者不仅常常被描述为什么也不做，而且还要让民众感觉他没有做什么值得称颂的事情……儒家统治者只是看上去无为，因为他在潜移默化地施加道德影响。[7]

这是对公爵担任首相期间的政府形式非常精确的描述。但他个人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强烈的责任感把他撕裂为两个人。他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但彼时残存的议会制度仍然允许所谓的“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s）存在，即下议院候选人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是由赞助人任命，这与公爵遵循的原则相悖：公爵认为，国会议员应该代表人民和像他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是公爵，他不会干涉民主进程。与此同时，他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欧姆尼乌姆公爵，坚持维护他的世袭身份传承的规则、礼仪和传统。   

因此，他与公爵夫人格伦科拉夫人的关系是复杂而深奥的。夫人在许多方面与普兰坦哲尼特截然相反。公爵对批评很敏感，很担心自己在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会犯错，或者被人认为已经犯错。公爵夫人冲却动而浪漫，在公众和其他人眼中是厚脸皮，但她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已经学会去爱的丈夫。优良品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而获得，对特罗洛普而言，这一点并不会削弱这些品质的价值和有效性。因此，在公爵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有时生硬的夫妻和亲子关系中，公爵所继承的父权制规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学习和教育之重要性的认识。这也和刘殿爵对孔子的评价很相似：一个人天生就有好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要使他具备君子所必需的教养，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教养过程。[8]

因此，当公爵的两个儿子因为年少轻狂而被大学（一个牛津，一个剑桥）“开除”，公爵感到很难堪，但他深知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历经艰辛后长大成人。尽管书中未交待公爵本人的教育背景，但提到他喜欢引用拉丁文，享受在书房里看书的时光，可见是一位爱书之人。

帕利泽系列的最后一部小说《公爵的孩子们》（The Duke’s Children）也许是这个系列中最好的一本。在小说开始部分，年迈的公爵已失去了挚爱的妻子格伦科拉。格伦科拉很早下决心，要让她的大儿子西尔弗布里奇勋爵（Lord Silverbridge）和女儿玛丽·帕利泽夫人（Lady Mary Palliser）自由恋爱，与他们自发爱上的伴侣谈婚论嫁——这种事情是她年轻的时候不被允许的。特罗洛普仔细描述了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欧姆尼乌姆公爵的旧价值观开始让位于新的社会方式。公爵认为他的儿女应该根据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结婚的对象，因为恰当的婚姻关系会把古老的社会传承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命运。但命运的形式改变了，公爵发现自己在这种改变之中越来越难以表达想法。他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知道变化不可避免，但又觉得变化令人遗憾，因为社会的坚实基础似乎正在快速漂移消散。用评论家考克沙特（A. O. J. Cockshut）的话来说，改变对特罗洛普、丁尼生和阿诺德来说……有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对未来知识之确定性的想象是痛苦的根源。[9]   

公爵深爱着他的两个大孩子（还有他的小儿子杰拉尔德，只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特别是他的女儿玛丽。但他无法大声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他仍然是严厉的父亲。玛丽爱上了正直、聪明、优秀、基本上一文不名的弗兰克·特里盖尔（Frank Tregear）。但是公爵认为，她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也就是说，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公爵不否认特里盖尔是个好人，但他是个“gentleman”吗？西尔弗布里奇勋爵是长子和爵位继承人，按理他应该娶老友、拥有贵族血统但身无分文的梅布尔·格雷克斯夫人为妻（她的父亲把他所有的钱都赌光了）。但他爱上了美丽聪明的美国女孩伊莎贝尔·邦卡森，这位姑娘同样深爱他。虽然公爵认为英国贵族的血统不应该被外来的美国入玷污，但是他就像一个杰出的儒家“君子”一样，在坚守自己的原则的同时愿意并能够去学习和改变自己。特罗洛普和孔子一样，非常重视品格的发展。

因此，公爵最终承认了他未来的女婿弗兰克·特里盖尔，尽管到最后公爵也未称他为“gentleman”，只是肯定地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男子气概”（manly）这个说法含义丰富，因为在特罗洛普的理解中，这个词几乎等同于古典意义上的“美德”（virtue），一个源自拉丁词根“vir”的词语，意指成熟、有责任心的男人，或者如维吉尔那样指一个有品格高尚的人。公爵虽然没有称弗兰克为“gentleman”，但承认他有“男子气概”，也就是肯定弗兰克至少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在特罗洛普生活的世界里（也就是乌姆尼乌姆公爵的世界），基督教占主导地位（尽管有时只是名义上如此）。英国国教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英国的宗教特征，而且特罗洛普是不折不扣的国教信徒。然而与此同时，特罗洛普似乎更容易受早期罗马帝国道德规范的影响，尤其是西塞罗（公元前106 - 43年）和比西塞罗年轻一点的同时代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 - 19年）的影响。特罗洛普不是第一个受此影响的人。五世纪早期，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七卷中承认，是西塞罗使他产生了对智慧的渴望，最终让他走向了上帝。事实上，特罗洛普在描述西塞罗时几乎要认定他是一位基督教“gentleman”:   

把西塞罗的作品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感觉你是和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如果这个人愿意陪你一起度过礼拜日，你会陪着他穿过小村的草地走去教堂。优雅、温柔、仁慈、甜美等都在其中。

如果特罗洛普接受的是另外的教育，会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孔子吗？我很惊奇地发现，在阅读孔子和其后继者孟子（约公元前370年-前300年）的著作时，我会不由自主想起特罗洛普这位艺术家和道德家的作品。特罗洛普的伦理视野与中国古代道德先贤们一样广阔，而且他虚构的乌姆尼乌姆公爵似乎可以在比孔子时代早500年的周文王身上看到一位伦理道德先祖。孔子在《论语》中曾为自己无法完成宣扬周礼和“圣人”之道的使命时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0]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如此评价孔子（在维多利亚时代，她可能也会用同样的话评价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公爵）:“孔子将道德行为与传统角色及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了周朝秩序的伟大捍卫者……因此，在孔子的理想世界里，习俗支配着行动，等级分化促成了和谐的协调配合。”[11]

“孝顺”（filial piety，尽管特罗洛普没有使用这个术语）是特罗洛普心中文化稳定、生活幸福的关键因素。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公爵的“孝顺”观是双向的，他要求孩子们顺从，同时也要求自己向孩子们学习，学习他们表达真实情感的方式。其次，孔子的教导和公爵生活的核心是一些可以保证各级政府良好运转的治理原则，认识到传统和进步均不可或缺。有意思的是，孟子还认为各级政府的工作核心应该是人民的福祉（民本），“贵戚之卿”（世袭大臣）要比“异姓之卿”（皇帝任命的大臣）更重要，因为身份不同，承担的责任会不同，其处事方式也会有差异。[12]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特罗洛普生活在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女王威望鼎盛时期，作品中竟然很少提到女王。但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毕竟是乌姆尼乌姆公爵，书中很少质疑或掩饰他的绝对世袭权利。此外，尽管书中的公爵过着简朴的生活，除了必要的饮食很少考虑吃喝问题，他非常富裕。孔子、孟子和公爵都有生活和行为不一致的地方——但即便不一致，其中依然隐含着道德的静穆伟大和稳定。   

最重要的是，在特罗洛普对公爵的细致描绘中，他关注的是真正的“gentleman”品格，在公爵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真正的高贵道德品格。就如真迹和赝品的区别，如果我们遇到了真迹，总会知道它是真的，因为赝品迟早会漏出马脚。特罗洛普和他心中的古典英雄西塞罗一样，既不系统也不教条。他认为西塞罗是一个很好的领路人，充分认识到环境的复杂性，用智慧带领人们“走出僵死的智识，进入道德感知”。虽然按部就班地成为公爵是乌姆尼乌姆公爵天生注定的命运，但他尽其所能履行和完成公爵的义务当做自己的责任。尽管没有人可以孤立地存在，一个人的人格与社会角色总是一脉相承的，公爵只能是公爵，不可能变成其他人。“gentleman”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努力穿行，在历尽艰辛的自我修炼之旅中学习和成长。

我认为，假如特罗洛普及其虚构的“乌姆尼乌姆公爵”（Duke of Omnium）和孔子能有机会接触孔子根本不可译的术语“命”（ming），他们完全可能会有共鸣。《论语·颜渊》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3] 刘殿爵指出了术语“命”和“天命”的区别：

作为一种道德命令的“天命”关注人应该做的事情；“命运”（Destiny）意义上的“命”关注将要发生的事情。“天命”很难理解却还是可以理解的；“命”却完完全全是个迷。“天命”的命令是我们必须顺从的，而属于“命”的事情我们可以置之不理。[14]   

普兰坦哲尼特·帕利泽应该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掌握了这个奥秘，他一丝不苟地顺应作为公爵的“天命”，与此同时严格承担和履行道德责任，尽其所能促成将要发生的事情，成为19世纪英国“gentleman”的典范。这是否与儒家的“君子”有根源上的相似性，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主题。

（译者：张靖）

本辑学刊出版于2020年秋季

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参考文献：

[1] Stanely Hauerwas, “By Way of a Comparison of Karl Barth and Trollope,” in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The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Secular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8-79, 58.

[2] D. C. Lau, “Introduction to Confucius,” The Analects, trans. D. C. Lau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14.

[3] Ibid., 26.

[4] 公爵的名“Plantagenet”在英文中指1154年英王亨利二世登基至1485年理查三世驾崩期间统治英国的金雀花王朝；公爵的称号“Omnium”在英文中的原意是“全能；担保证券的总值；（基金、公债等的）全部”。——译注。

[5] Connop Thirlwall, “On the Irony of Sophocles,” The Philological Museum, 11(1833): 483-537.

[6] Confucius, The Analects, trans. D.C. Lau, II.1, 63.

[7]Lau, “Introduction,” 35.

[8]Lau, “Introduction,” 38.

[9] A. O. J. Cockshut, Anthony Trollope (London: Methuen, 1968), 83.

[10] The Analects, VII. 5, 86.《论语》第七“述而”篇之五。

[11]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

[12]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44. 见《孟子·万章下》卷十：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13] The Analects, XII. 5, 113.

[14] Lau, “Introduction,”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