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有能够克服种种危难使该教延之久远的伟大生命力，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所不能代替者，否则它就不会衰而复兴，几经曲折，流传到今天了。道教清修得道之士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鲜为世人所知。真道精微，言约旨远，若非善于体悟默应者，难得奥妙，且世上不求甚解者多，未知大道之深，遂生出种种浅见误解，实不足为怪。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诚有以也。更有少数欧美学者，以基督教为宗教唯一模式，否认道教是成熟的宗教，以此贬低道教。这种欧美中心论的调子，西方的有识之士都不赞成，因而颇有人重视对道教的研究，我们东方人更不必随声附和。我们只能这样说，不是道教浅陋，而是世人对道教的认识浅陋；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的态度和评价是会改变的。道教影响广泛持久，与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紧密相连，故鲁迅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识者以为乃真知灼见。然而道教研究历来薄弱，教内外之学术交流亦逊于佛儒两家，世人之浅解道教亦与此有关，阐发不力之故也。近年来大有起色，教内外一起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又疏通了国内外学界的联络渠道，人才渐多，成果迭出，方法日趋多元化；在对象范围上，“教义道教”扩展为“文化道教”，道教的丰富内涵和多重价值愈益显露，路子越走越宽。这种状况非单是学术文化繁荣的标志，亦是道教振兴之吉兆。

我不是道教信徒，但自认为是道教界的朋友。现依据自己的初步领悟，对道教精神作一粗略的论说，以求正于教内外时贤学者。

道教精神是一种风格、态度、气象，它是无形的，又是实在的，它渗透在道教的教义、感情、行为和文化中，又进而影响到广大社会人群。

第一，容纳汇合的精神。道教之兴，上溯远古，兼综百家，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从主要来源上说，有古代传统宗教，有秦汉神仙方术，有黄老道家，有阴阳五行学说，有儒家思想和谶纬经学，有民间医学养生学，它们在长生成仙、济世度人的主旨下，汇合熔冶成道教思想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道教继续以开放的姿态，有选择地吸收墨家、医家、科技家、天文地理家、佛家和民间信仰，不断地重新解释道家的思想著作，继《老子》之后，《庄子》、《淮南子》、《文子》《列子》皆成为道教重要经典，又在其发展后期吸收佛教禅宗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形成深奥的内丹之学。在近代，陈撄宁先生所创之仙学，更是注意收纳西方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使传统仙学面貌为之一新。总之，道教在其发展中从未停止过吸收外部营养、学习别家宝藏，遂使自身内容不断充实，体系不断展宽，与社会各种文化领域都能相互贯通，从而避免了孤陋和封闭，其结果，正式教徒虽少，道教文化的影响却能够远远超出教徒的范围而达于中国文化的全局。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儒佛道（道包括道家和道教）都有宽容博厚的传统，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不过其中以道教的容量最大。以三家后期著作的结集而言，佛教的《大藏经》卷帙浩繁，但别家基本不收；儒家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及《皇清经解》，以四书五经及其传注为主，略涉杂说，道释两家仅附在《四库全书》子部之下；而明《道藏》及《续道藏》，除广收道书外，道家著作网罗几全，诸子百家及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天文、物理等，亦有可观数量，许多珍贵史典因之得以保全。此种情形，并非道教有意滥收盲纳，借以壮大门庭，实乃道教体系之广博所致，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其内容之汪洋丰盛也。世人以马端临“杂而多端”之评语诟病道教，实不知马氏此评仅指道教内部层次多重、教派纷衍，非谓道教无主题宗旨、与别家混淆不显也，此事不可不辨。道教在发展中虽广收博采，但进路和旨归还是清楚的，那就是延年益寿、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消灾免祸、广致太平；或者说内以治身仙寿，外以济世救人。凡与此宗旨相关者，皆为道教所关注，道术众多，皆以强化生命为目的，故内外丹术成为主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教就是拜生之教。陈撄宁先生曾批评《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驳斥《道藏》诸书多与道家无关的论点，指出道家学术，包罗万象贯彻九流，并不限于马端临所列之五类，《道藏》三洞十二部之分类，诚不免疏舛，但《道藏》编者自有特别眼光，因“秦汉以前诸子百家之学术，皆起源于道家，故将各家著作择其要者，录取数种于《道藏》中，亦无不合之外”。依今日学术研究的眼光视之，幸亏《道藏》搜罗广博丰富，不拘一格，才使它成为中国文化史资源宝库，对发展学术功莫大焉，我们由衷感谢当时编者之厚德能载。

论者或责难道教曾倡华夷论，排斥佛教，以此指斥道教门户狭隘。我认为任何宗教为维护自身传统和地位起见，都有不同程度的排它性，道教亦未能免此局限；况且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有差异性，初期互有隔膜，争论势所难免。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道佛之争和道士怂恿执政者排佛事件，表现出一些道士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对实际利害的计较。不过平心而言，动用行政手段压制异教者皆为专制君主，正派的宗教领袖都反对使用暴力，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道教受到的压制比佛教要大。道教的主流派只是要维护中华传统的主位性，不仅不反对佛教，而且实际上从佛教那里吸收了许多思想营养；越到后来，佛道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凡高道皆精熟佛学，这是唐宋及其以后的实际情形。至于道儒关系，向来融洽，只有儒者排道，罕有道士排儒。道教从开始出现就不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是儒家的补充，它的道德信条和社会政治思想多取之于儒家。

从教外说，道教没有同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少私寡欲、不贪不争是它的信念；它的性格极为和平忍让，所以容易与金丹可兼而行之，正一与全真亦可友好共进，除张天师世系单线传承外，各教派之间往往互相有交叉承接，师出多门，徒行多途，内部交往友好频繁，有利于彼此学习，取长补短。

第二，抗命逆修的精神。万物皆有生有死，人也不能例外，世人视为自然规律，如扬雄所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各家都想超越生死大限，而路数各不相同。儒家承认人的生理机体必然死亡，但人的道德、事业及思想言论却可以长留人间，故有“三不朽”之说。佛教认为人经由“三学”、“六度”，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无生无死的涅槃境界，实际上仍然是精神的长存，形体无法永驻，也不值得保留。道家谈于生死，庄子以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自然之道，生不足喜，死不足悲，顺之而已，更论生为徭役死为休息，简直是喜死厌生了。道教与众不同，它最恶死重生，以此世生命为至贵，相信通过炼养，不仅精神生命可以升华，生理生命亦可以脱胎换骨、永固不坏，所以它要打破规律、改变规律、战胜自然，与无情的命运相抗争。如果说道家的生死观是顺乎自然，付与命运，那么道教的生死观就是反乎自然，自我作主。道教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不信命运，不信因果，力抗自然，这是道教所独有的精神。道教的“反乎自然”，也只是反乎个体有生有灭这个自然小道，它的目标是实现“生道合一”，即个体的有限生命与自然大道的永恒生命相结合，这是最高层次上的合乎自然，是先反后合。在个体生于大道又须回归大道的思想支配下，道教的炼养的原则是“逆以成丹”，以人力逆向自然演生的来路回溯上去，直至本根，实现人与道一体化的目标。道教的内丹炼养术都强调性命双修，即心理训练与生理训练同时进行。在心性修炼上，道教与佛儒是相通的，但修命炼气是道教独有的。道教不是安命顺命而是修命，这个“命”，不是指命运，而是指活生生的生理生命，不修命不足以称为道教。在重生修命的思想指导下，道教发展出一整套健身长寿的养生之道和炼丹超度的仙学仙术。不死而神通的仙真虽未见有人做成，但道士的努力却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和人体生理学的发展，对生命科学和人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世人常以外丹未得长生、反致速死和道术未能使人成仙为由，嘲笑道教的神仙说为荒谬虚妄，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往往忽略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即长生之道包含着人类对现实生命的挚爱和对生命奥秘的探求。生命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杰作，人的生命又是杰作中的杰作，它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人从有自然意识那天起，就开始追求生活的幸福、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延长，这是本能的正常的欲望。有这种强烈的欲求，才有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政治的改良、医药体育的发达、卫生保健的完善。生命的保养和升华是幸福的基础，哪里能够不加以重视呢？对待个体生命的不同态度，会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果：一种是重命（命运之命）轻生，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生死寿夭听任命运摆布，不养生，不治疗，不节欲，不防灾，吾见其生理生命必早趋于枯萎，又知其精神生命更快失落迷茫，虽美其名曰旷达，实是轻率消极，不足取焉；另一种是轻命（命运之命）重生，相信人有回天之力，天生之而人成之，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生命培炼得更坚强更深厚更有持续力，病者可康复，弱者可健壮，夭者可长寿，不断排除各种伤由死因，掌握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内疾不生，外患不入，把生命延续得尽可能长久，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观，应该给予肯定。

当然，个体生命的永恒性，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幻想的追求，才有探索的动力。谁也不能说人的长寿有一个无法逾越的年龄极限，随着社会的健康化合理化和医疗体育事业的发展，人的寿命总要不断增加，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八十今日多，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道教的可敬可爱处就在于有一种违俗精神，敢想世人所不敢想，敢为世人所不敢为。敢想的未必做得到，不敢想的一定做不到。葛洪就不赞成用“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的一般性论断来直接证明人必有死。他说：“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当然，天地龟鹤亦有尽头，可是龟鹤是动物之长寿者，天地之久更非人类所可比拟，为什么人偏要给自己的寿命加以常限、规以定例呢？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可以主动参与生命活动；延养之理，补救之方，能够改变先天的弱态，获得比先天更长久的生命力。葛洪认为人死总有致死之因，他归纳为六害：“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如能以炼养之术免此六害，人即可不死。我们且不论葛洪所说六害是否说尽死因，从一般理论上说，人之衰老死亡必有其生理上的具体原因，排除死因即可长生，这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只是人类很难做到这一步。抽象地重复“有生必有死”的论断，不能解答为什么人会衰老这个具体科学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不满足于有生必有死的抽象结论和经验事实，也不满足于现有的平均寿命，人类的医学才一直坚持寻找人体老化的秘密，为延长人的寿命而奋斗，各种抗衰老的医方药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人类今后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虽然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但无有尽期，说不定未来会有一天，人人都是老寿星活神仙。道教的抗命逆修精神表现出一种敢想敢做的大无畏气概，为此它付出不少惨重的代价；长生的目标虽然没有实现，但可以落实到健康长寿的层次上，人们因此而从中受益。

第三，实践力行的精神。世上许多宗教，其功能主要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思想信仰，用以安身立命，所以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放在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道教不仅给人以信仰，还进而将这种信仰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信徒去实践力行，在实践中深化和纯正信仰，所以特重功法和炼养术，即所谓“道无术不行”。信道还要得道，得道必须力行，这是道教的一大特色。只懂得道教的基本宗旨，或者只有虔诚信仰，而不作道术的训练，没有道功的积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徒。道术中最大的两项是外丹术和内丹术。历史上外丹术的始终没有炼成能使人长生的金丹大药，可是道士们认真实验的态度和取得的实际成果都不能不令人钦佩。中国古代的化学、冶金和医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如今中外人士都承认道教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这一事实。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相信外丹术，梁武帝赐给他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助其炼丹，陶弘景不轻信以往丹书，二十年间亲自七次试炼，后来炼出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但他并不认为是成功的，他忠实地记录了试验过程以供后人参考，遂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炼化杂术》等著作，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与江湖骗术是不同的。外丹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果是火药的发明。火药在《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仙药》中已有初步配方，而唐代外丹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则有了关于火药最明确无误的记载，这不知是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的。内丹术又称内丹功法，是自然炼养的方法，起于南北朝隋，盛于唐宋，成熟于金元明清，是后期道教的主要修道方法。由于师承不同，内丹道有众有流派，但都以性命双修为旨要。修道者需身体力行，按照道书和道师所指点的要领去苦练恒修，自觉自悟；人道深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许多诀窍只可意会神解，难以言传身教。所以炼养内丹，一要有缘分，二要有悟性，三要有功夫。心意不诚之人，局限书本知识之人，害怕艰苦之人，绝无所成。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有效的气功功法，很大一部分出自道教内丹，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一时解释不清，但气功深受群众喜爱，因为它确有治病健身的功效，这是道教文化对现代社会做出的一大贡献。

道教还有内观、存思、守一等养神之术，服气、胎息、导引、房中、辟谷等养形之术，还有占卜、符箓、守庚申等通神之术，其中有些属于宗教神秘主义范围。这些道术都具有可操作性，又要求操作者有直觉体验，其间的高下优劣全在修道者的素养与道术的实效。历史上道教影响的扩大主要不靠口头说教，而靠高道的行为榜样和道门的善事嘉行。陈垣先生评价早期全真道何以受人欢迎时，指出盖由于“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故有无形的感召力，这是道教一个优良的传统。

第四，救人济世的精神。道教从《太平经》开始，就确定了“内以致寿，外以致理”的养身与积善并重的宗教实践原则。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对《太平经》的评语是：“皆以修身养性，保精爱神，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消灾治疾。”这个内外双修的原则贯穿于道教的全部发展史过程。救人济世之善行不仅重要，甚至是修炼成仙的首要条件。葛洪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个观念以后反复被强调。如：唐代道士吴筠认为修道证真除了清静寡欲，还要“宏施博爱”；宋初张伯端《悟真篇》亦云：“大道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金元形成的全真道，其修炼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真行”就是积善德。故《郝宗师道行碑》云：“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晋真人语录》云：“若要真行，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只有功行两全者，方能谓真人。清初全真龙门派中兴之功臣王常月强调先尽人道，方可论仙道，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中国的儒佛道三家都讲为善去恶，积德救人，但道教比儒家更注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随时行善，比佛教更有社会参与意识。历史上的道教在救人济世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一是特重医药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医生和药物学家。医术与养生、济世密不可分，故为道教所重，晋代道士葛洪是有名的医药学家，撰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他所揖的《备急方》曾被历代医家刻印和使用。梁代陶弘景精于医学药学，他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增加汉魏以下名医用药三百六十五种，汇成《本草集注》，对原典有重要修订补充，又收集民间成方撰成《肘后百一方》，撰《药总诀》、《效益方》，这些行之有效的医方，对解除民众疾苦起了很大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医、药王、大慈善家，他救死扶伤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博采群书，删裁繁重，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大行于世，全书收方五千条，有针灸方一千条，对妇、儿两科尤为重视，将道教养生疗疾的珍贵成果推广到社会上，为大众服务。他极重医德，认为医生必须具备不求名利、一心治病救人的精神。后世之医家推重孙思邈及其《千金方》，以为“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吕元膺语），是书后又传到朝鲜和日本。道书中有关养生、医药的著作数量十分可观，据统计，《道藏》中此类著作至少在250种以上。道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传，与它的医术发达、治病热心是分不开的。

道教救人济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道教领袖在历史重要时刻能挺身进言，参与社会事业，为社会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当然，历史上也有些道士献媚君王、结交权贵、干预朝政，谋取利禄，如宋徽宗时的林灵素，明世宗时的邵元节、陶仲文，但此辈人不仅为史家所笔诛，亦为道教正直人士所不齿。教内外所推重的，是一些学问博深、见识高远、德行纯厚的高道，他们的言行才真正代表道教的优良传统。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受周世宗召见，世宗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讽谏有方，仪态正大。宋太宗遣丞相宋琪求问仙术于陈抟，抟辞以“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只是劝说太宗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陈抟乃道教中高人，岂有不知仙学之理？周世宗、宋太宗必以为陈抟秘其仙术，不愿示人，故以世教常道搪塞敷衍，哪里知道这正是道教的真精神。由于道教将济世视为炼养之首事，将清静列为内修之初阶，必劝人从行德寡欲入手；而帝王身处富贵之极，情欲厌足，权倾一国，不首先敛欲少私、为政以德，而直欲修道证真，岂可得乎？故陈抟所说“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实是真人真言，惜乎帝王之不悟也。

最为人称颂不绝的是全真巨子丘处机雪山见成吉思汗的事迹。其时成吉思汗威震天下，西征至中亚，大军过处，生灵涂炭。丘处机为拯救民生，到达西域雪山。及见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据耶律楚材所编《玄风庆会录》，丘处机还敦请成吉思汗减免山东、河北等地赋役，使百姓安居乐业。成吉思汗在丘真人感召下，顿失军事征服者的专横骄威，对丘真人的建议皆一一采纳，并尊丘真人为“神仙”，待如师尊。丘真人回到燕京后，有鉴于中原战祸不断，生民罹灾遭难，便“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真人这种苦己救世的崇高行为感人至深，它使道教的精神得到一次大的升华。乾隆皇帝亦受他的感染，写下一付很有体悟的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是对丘真人的准确评价，可惜的是乾隆知之而不能行之。我以为救人济世是道教的生命所在。道不远人，人自远道；道教有益于社会，社会便会欢迎道教，否则道教的生机就要枯萎了。

第五，恬淡通脱的精神。道教受道家影响，以“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其内炼功夫虽演化出百类千种，始终以虚静炼神为枢要。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原则。庄子着力于打破世俗之功利、礼教、是非、生死等绳索对心灵的禁锢，以求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他们都认为嗜欲过盛会妨害生命的化炼培植、延伸拓展，所谓“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是也，因此，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道教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逐渐形成清虚通脱的气象。

《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丹经之祖”，它认为修道入手处是“内以养己，安静虚无，原本隐明，内照形躯”。《黄庭经》是较早的内炼道经，亦谓“扶养性命守虚无，恬谈无为何思虑”。陶弘景则指出内养须“游心虚静，思虑无为”，“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业，淡然无为，神气自满”虚静要求克服私心杂念，消解情欲的冲动，排除外界的引诱与干扰，使精神保持清明平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体道悟道，产生出超常的智慧，使心灵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司马承祯《坐忘论》说：“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恬与智交相养”，“养而久之，自成道德”，得道之人“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全真道以性命双修为真功。真功的核心是“识心见性”，见性须清净，清净须澄心遣欲。内丹家炼养各有不同顺序次第，而起步处大都是筑基炼己，即克己去私，修心炼性，然后才能行诸调息、采药、烹炼、搬运、温养等命功，最后又须性功，达到性命双彻。不修命功诚然不是道教，然而命功必须以性功伴随，性功欠缺，亦不能证成真道。故大凡造诣高深的道士，都是恬淡宁静、谦和有礼、与世无争的人，来而不喜，去而不留，真性不乱，万缘不挂，酒色财气无动于心，生死忧患泰然处之，没有了俗人的烦恼和痛苦，时时保持着快活超然的心境，这样的人也就是活神仙了。

要做到恬淡虚静，精神必须内敛。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故道教十分注重保精爱神的“啬”的原则。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啬”的内涵是对内在生命力进行培植积蓄，不仅节流，而且开源，有生有聚，提高含藏量，用之有节，避免各种浪费，即所谓“厚积薄发”。从节流上说，要“塞其兑，闭其门”，“去甚去奢去泰”，不为物累，不溺声色，固精保神。从开源上说，要“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充分开发体内生命潜能，使主体获得“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无限智慧和能量。养生以啬，便可使生命根基深厚，精力充沛，耳聪目明，健康长寿。所以道家和道教说的心境恬淡虚静，并非空空如也的一无所有，而是使心灵深处无所蔽塞而明彻如镜，能体察宇宙的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机，使人的生命高度升华，虚中有实，静中有动，无为而无不为。故有道之士，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看似物来顺应，无心而居后，实乃大洒脱大自由，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把握住具有生命力方向意义的东西，而不随波逐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超凡脱俗而为高人雅士。

无须讳言，道教的历史传统中也有过时驳杂的成分，教内人士正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清理旧的吸收新的，以求生存和发展；教外人士更需要用现代眼光和客观态度来研究道教，对其正面与负面价值作出合乎实际的全面分析，使道教得到公平合理的解释和评价。但长期以来妨碍这种科学求实态度的主要是视道教为异己的偏见和不懂道教的浮论。因此我这里着重替道教的崇高精神作一番申说，实际上也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为中华精神（道教精神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呐喊扬威。也许到现在我还未近其门墙，无以窥其中宫室之富美，但我所说皆是自己研究中的真切体会。我相信我所阐述的道教精神在基本方向上并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说，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更有发扬光大的必要。人们可以不信教，但道教的宽容精神、科学精神、淑世精神、自强精神、达观精神却不能不加以肯定，它们依然是现在做人做事所应当具备的。只要我们虚心好学，我们就可以从道教文化的精神资源里吸取用之不尽的智慧。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牟钟鉴卷》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乾元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