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严强、席伟

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较为平静。自从被扣留以来，我和海曼在祈祷时共用一本《新约》和《每日祈祷词》抄本。大家相互鼓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前一段行军途中，我们还一起祈祷和诵读《圣经》，并合唱赞美诗。礼拜日，我们通常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赞美诗》。卫兵们很喜欢听，经常要求我们再唱。在这里，红军给了我们不少活动的自由。他们除了允许我们用洗过二十多人后的洗脸水洗脸外，还允许我们在少有的几个晴天中乐悠悠地在院中晒太阳。他们并不太严格限制我们待在房中，只是不准走出院子罢了。

面对毫无希望的释放，我们意识到圣诞节即将来临。在房中住久了，我们发现后门的两个在左、一个在右的三颗钉子钉得很松。“逃走”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节日临近，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我们发现房子后面设有一个卫兵站岗，不过他经常玩忽职守忙别的事；而且每到黄昏之际，他都要被卫兵连长叫去晚点名或集体唱歌。

1934年12月17日黄昏，当那个执勤的卫兵刚被叫到另一间房子火堆旁点名时，我们轻轻打开了后门，利用阴影迅速地跑过营地，然后走下几级台阶，来到早先上厕所时观察好的一个花园。这里有一堵墙把路分开，我们很容易地爬了过去。这时，我们清楚地听到身后传来的歌声，必须在被发觉前跑得越远越好，只有那样才能逃脱。

天很冷，月色暗淡，我们辨别不出前进的方向。半夜，我们沮丧地发现又转回到老地方。天这时漆黑一片，下起蒙蒙细雨。为了不至于掉进山涧摔死，我们只好冻得哆哆嗦嗦地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们冒险敲开路边一家的门，那里房主虽然给了些吃的，但却不断地赶我们走，一再讲“红军随时可能来”。他们给我们指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路上我们遇到的第二家房东非常好客，除留我们歇脚外，还免费送给我们一些食品，甚至还尊称我们“牧师”。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不过，我们仍担心红军随时会来，恐怖笼罩着大家。

一个青年人把我们送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庙中隐蔽。当朦胧的曙色降临那座庄严的建筑时，青年人说了声再见便匆匆消失了。我们发觉庙的门窗为防打仗都堵得严严实实。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入口，里面的老道士听到声音走了出来。对他，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故事。虽然他让我们进了庙，但却担心地告诉我们，红军因怀疑他匿藏地主，几乎天天来搜查。道士拿来了冷米饭和味道不错的炒菜，然后就坐在我们身边，设法劝我们离开。他简明扼要地说，我们即使为逃命也应向前走，他告诉了我们行进的路线。说实在的，我们所处的状况的确十分危险。

二

天亮以后，我们停下，找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对于躺下睡觉来说，地面太潮湿了。我们只好坐在那里祈祷。黄昏时，我们继续前进，结果，又发觉像前次那样绕了圈子。我们始终未能走出塔卧方圆的五里之外。我们再次走进路旁的一所农户家中，他们很善良，让我们吃了一顿米饭和鸡蛋，不过他同样盼望我们吃完就走。房东告诉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并解释不能让我们久留的原因是邻居家中有人在红军中当连长。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后来证明我们的确给他带来了危险。此后的几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山洞，并在里面睡觉，不过因为担心山洞会塌陷，我们又坚持爬了出来，不然我们说不定会在洞里永远“失踪”。

由这里向前，当翻过了一座山后，我们在路上碰见了一位挑担子的妇女，我们迎上去，有礼貌地向她讨水喝，谁知她却胆怯地掉头跑回家。当我们跟到门口时，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打量着我们，突然问：“还认得我吗？我们曾见过。”原来他就是与红军谈判释放廖胖子的那个中间人。他把我们让到家中，并拿来晚饭。在这里他是属于我们这一类的，都因红军而倒霉。他也同样打算逃离这里，我们无法在他家中藏身。当大家相对发愁时，方才遇见的那位妇女安慰我们说：“这山谷下面还没有红军。”我们继续向前。当我们在山下路边一户农民那里打算买双鞋时，谁料那家人暗中早已知道红军正悬赏五百元捉拿我们。我们走后，他马上派人去报告了红军。在我们爬到另一座山的半山腰时，那家房主抄近路赶来告诉我们说，前面山上有红军，危险，劝我们先返回他家，待天黑以后再走。我们弄不清该怎么办，最后听从了他假惺惺的劝告往回走。不久，我们发现他的好客非常伪善，由于说谎的缘故他的表情十分紧张，而且每走过一间房子，他都提议歇歇。这时红军由山下追上来。当看到后面那些手执长矛的人追来时，他一把抓住我并为那笔悬赏激动得哆哆嗦嗦。

我们的《新约》《每日祈祷词》和袋中的三块银元都被搜去。后来我遇到原来的卫兵时，第一件事就是请求他帮助寻回那两本书。卫兵偷着告诉我们说：“不会杀你们。”当然，这样做对他自己是相当危险的。当我们被押回塔卧，途经一所庙宇停下来休息时，一大群人很快聚集到那里，好奇地看着我们。在那里我们吃了晚饭。回到原来地方后，我们遇到了卫兵连长，他生气地揍了我们几个耳光。我们被带去见“法官”，他同样也很生气。后来，我们被关到普通犯人（奸细、帮凶等人）的房中，但在里面与他们隔开。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被叫到萧克将军及其他领导那里接受审问。

“为什么逃跑？”“法官”问。

“假如你在我这样的状况下，你不这样做吗？”我回答说。

“你是基督信徒，基督不是说过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吗？那么，我们要求你跟着走，难道你不应跟到底吗？可你违背了自己的教义。而我同你不一样，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法官”这样回答我。

直到后来我们离开，他们挨个一遍遍地重复训斥我们。而在这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祈祷上帝。

他们的态度，未能像他们所说的那些道理那样同情我们的遭遇，如此的训斥，只能使弱者抗拒。如同他们节俭的经济政策那样，他们简单地将人划分为三个阶级，并选择支持一个，虽然从根本上讲三者都同属那“贫农”阶级。第一是农民及工人阶级，第二是小业主—这需一定的时间进行改造，第三是诸如牧师、教师等—不从事体力劳动者。

按他们的分析，我们即属于第三类，结论是否定的。保罗的预言降临到我们头上，“直到今天，我们仍被看作是世间的污秽，万物的渣滓。”提问结束后，我们被绑着关进一间木地板的普通犯牢房，房内的两个角落堆着些稻草，作为我们的床，几块砖头作为枕头。我和海曼睡觉的位置被隔开，一头是海曼，一头是我。命令我们不准说话，想翻身和活动时须报告卫兵批准，他们还给我们制定了规则，其中要求按这种方式说话：

“同志，我想报告。”

“报告什么？”

“请让我翻身。”

“不行。”有时卫兵会这样生硬地回答，不过适当时他会同意。我们的手是被绑在身后的，完全得依靠他们来松绑。如果同意翻身的话，那么就得松绑。海曼的左手就因捆绑得太久，很长时间未能恢复。

卫兵平均10人一班，有一个班长，几个班组成一个连，由连长指挥。每个连配有卫生员、指导员和教员等。虽然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倒特权阶级”，但他们内部却相反，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过，下级的意见也往往被上级采纳。曾有一个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班长，在他调到这里的当晚，注意到卫兵对我们看守很严，而我们又被很紧地绑着，他自作主张地给我们松了绑，后来竟也没事，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三

几天后，我们又被带去见“法官”，除逃跑一事未深究外，其他仍像审讯间谍一样。“法官”告诉我们，不久我们将在广场上接受人民审判，那时，我们应老实交待问题，因为如果交待的能使广大战士和老百姓满意，我们的罪名将定得轻些，否则，我们不妙的前途将由他们来决定。准备交待的问题在单子上列得很长很详尽，细目从何年何月何地出生，受何等教育，一直到来华后的活动等。问题同样包括那次难堪的逃跑，如遇到何人，从何人那里得到过食物等。我们从常识判断，大概谁与我们接近谁就将倒霉。“法官”扭过头来告诉我：“这里你将受到的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公正审判。”

不久，我们便被带去接受审判，大约有几千名士兵和老百姓早已聚集在广场上。一座后部装饰着旗子和纸花的讲台上面，设置了一个示众的审判台，台上有供“法官”专用的一张桌子和三把雕花木椅。

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同志”受贿后企图保护地主，提问他几个问题后转交大家裁决。随着下面大家一声“杀”字，这个可怜的已经很瘦弱的家伙，脸色蜡黄，还试图辩解，但马上被带下去处决了。

我们是下一批，海曼在前，我在后。一会儿我们被带上审判台，面对人们。坐在身后的“法官”开始提问，我们则需要面对台下的人们回答，情景颇具戏剧性。最初是嘲弄我们几次用英文重复自己的名字，如此怪里怪气唱歌般的外文名字的确有趣。“鲁……道……夫。”人们爆发出阵阵大笑，他们还要求海曼说几句英语，再次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现在上帝的教诲极大地安慰了我，特别是“当把你交给公会，面对权势者的威严，不要忧虑，心口如一，因为圣灵将导引你说出该说的话”，上帝使我坚定了信心，驱走了恐惧。

“到中国来干什么？”“法官”问。

“来传播上帝的真理，并告诉我们如何忏悔……”

“法官”立刻叫我闭嘴，紧接着提下一个问题。这是三项指控，即

（1）我带的照像机及拍摄的一些估计是战略要地的照片；

（2）我的中国装束及流利的汉语，隐瞒自己外国教士身份想干什么；

（3）我们传播使人麻醉的宗教。

结论是：他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我们是为各自国家服务的间谍。

此后，“法官”要求大家裁决。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爆发出那两个字眼“杀”“打”。“法官”马上站起来命令把我们带下去。一会儿，我们再次被带上来，他们开始高声宣读早拟好的判决，赎金改为15万元，判处海曼有期徒刑一年，判处我18个月。我服刑长的原因是曾唆使逃跑，这当然不公平。例如，我在海曼被抓时，往前多跑了几步，这被他们可笑地指控为“拒捕”。继我们之后，又有两个犯人接受审判，他们的命运同前，均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在散会后被带回牢房。

开始服刑后，“法官”把我们叫去几次。有一次，“法官”告诉说：“你们逃跑时执勤的那个卫兵，因失职将受惩罚，自然你们也得为那次徒劳的举动而受惩。”他列举了三种方案让我们选择：一天挑一百桶水；一天挨打一百下；一天二十小时不准睡觉。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没有力气挑那么多水，而其他两种方法还不如“砍脑壳”。不过，我告诉他，如果允许的话，我倒真愿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无论如何恐吓对我们不起作用。他本打算用惩罚那个卫兵的话来动摇我们的信仰，可我们却告诉他上帝将与我们永在。我们甚至吵起来，而那个卫兵见此却似乎暗中高兴。

当卫兵看不着我们或转过身去时，我便与海曼偷着小声说几句，我让海曼装聋，并和他做打字母的游戏联系。他真是一个聪明而又非凡的“学生”，他掌握得很快。不过，这种方式的极限仍需卫兵看不到时方可进行。一有空，他就比比划划地问我：“你正在干什么‘鬼事’？”

四

圣诞节的黎明，在我们被严厉监禁的状况下来临了。有生以来没有比这更凄凉的一天了。天很冷，没有火，唯一的消遣是在地板上抱膝独坐。凄凉之中他们做的唯一事情，是照例送来那令人感伤的普通饭菜。那天，我们呆望阴沉的天空，愁肠百结。

上帝的那句话使我们眼前呈现光明：“阿门，上帝和我们同在。”我想了很久又想出一个用碎草拼字母表达思想的办法。当然，这仍需瞒着卫兵。这小把戏使我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地板上一点点地出现了的句子使海曼兴奋起来，“上帝既然为我们，他就不会丢掉我们”。我俩明白现在的状况还未达到上帝所忍耐的极限，我们为接受考验而自感欣慰。

两三天后，“法官”再次把我们叫去，审判做了更改。他的眼中闪烁着友善的目光，他对我们说，我们在服刑期间可按一天一块大洋赎买的办法免刑，即海曼一年计三百六十五元；我十八个月计五百四十八元。“可我们没有钱。”我犹犹豫豫地回答。“法官”却坚持让我们选择了罚款。我们心中很清楚，如果继续那种刑罚，的确将会加速我们的死亡。

“自然，”他解释说，“我们不能再给你们逃跑前享有的那么多自由。”他同时还要求我们根据判决书副本再次向外写信，并说如果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将会减少赎金。我们又在如何获释的旅途中跋涉，不过，在目前的这些谈判中，我们最愿选择的则是马上睡觉。

先前的那种严厉监禁方式慢慢放宽了，但无论如何禁止祈祷，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属于一种精神的饥饿。我暗示海曼用外文喃喃自语来秘密进行。当睁开眼时，没料到卫兵已站在面前， “搞什么鬼？”他盘问道。随后命令我们“头转过去睡觉”( 中国最流行侧身睡法) 。这样我们两人的头方向相反，海曼的头对看我的脚。如此“待遇”持续了几个月，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别扭。

新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元旦之晨，是我的生日，这也是我第一次不能与亲人欢度的佳节。我的心不单是因为无法回家过年，同时还因那渺茫无望的获释，而迫切需要上帝的帮助。在那次不寻常的祈祷中，我同样得到慰藉。上帝答复了我的恳求，它就在《赞美诗》第37 首中：“噢，来到上帝的怀抱，为他而不屈不挠，上帝将实现你的心愿。坚信上帝，他就会把奇迹创造。不要烦恼，恶人总把自己害了。噢，来到上帝的怀抱。” 上帝这首诗，同样也感动了我的伙伴，使他同样感到快乐。这个关于告诉人坚强忍耐的启示， 指的大概正是在红军中的这个圣诞新年。于是，我在墙上刻上“A·D 1935”a。卫兵能认出数字并明白年号，但却不清楚缩写的含意，那正是上帝纪元之意。红军所惯用的是基督问世前的那种原始的太阳历， 他们不像我们那样重视新年。不过新年前夕仍准备了一次会餐。我们分得一大盘炒得很香的猪肉，这给人无穷的享受。从窗口，我们看到院中同志们八人围成一桌( 中国特有的) 吃饭，因没有桌子， 地面就成了餐桌。此时这种井井有条的样子与过去杂乱的吃饭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

不久，红军对我们的监禁又进一步放宽了，我们被换到一间有三个犯人的房子，后来房中又添到四人，他是一个大约七十五岁左右姓廖的中国犯人。他家离这儿很近，他被怀疑与那个廖胖子有关联，不过他矢口否认。他的儿子经常给老人送些爱吃的东西，但这只能在红军允许时才行。

一次，红军中一个负责人允许我们这所房子的房东给老廖送了点儿东西，老廖高兴得点头哈腰，感激涕零，看上去甚至能扇自己几耳光。对于目前的处境老廖很为难，如果不奴颜婢膝而采取反抗的态度是不现实的。那个负责人对这种态度反感，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尊重老人，并特别反对奴颜婢膝。老廖的举动完全是阿谀讨好，想借此换取红军对他的好感。他的手指甲留得很长，即使在中国老年人中也属罕见。一个卫兵责怪道：“为什么留这么长的指甲！这很封建和不卫生……”老廖于是马上剪短指甲。作为犯人，他一直活到传统的春节。在中国年最后的日子(具体时间记不清)，他家曾送来放在特制盘中的一些炒肉和腊肉。他和我们同样在精神上是超脱的，他吸鸦片，作为特殊让步，红军允许他家中给他送鸦片。在被关押的形形色色的犯人中，我们又有幸看到了一种新情况—抽大烟。后来，我们学会了制作这种使那些苦力耽耽入迷的玩意的技能。有些卫兵暗中也会吸，可苦于弄不到，他们曾秘密向老廖索取。尽管如此，老廖最后还是被处决了。

你也许对了解那些卫兵感兴趣，按我们的话说，他们是些没有教养的人，其中有一个来这儿不久的卫兵，他曾摆出一个老兵的样子。中午或半夜他执勤时，习惯不礼貌地用粗嗓子没高没低地重复唱歌，同时，用枪托不断地敲打地板作为伴奏。他这种粗野的性格体现在其言行中，如骂人“恶霸”“老孙子”等。站岗时，不管我们动了没有，常常吼叫“不准动”。他常走近送饭的小窗口恶狠狠地瞪犯人，同时用特有的大嗓门儿让犯人这样或那样。有时，他走进屋打那些犯人。一天晚上，他因为老廖有病或苦闷发出的小声呻吟而痛打了对方，第二天老人被抬了出去。一天，我对他让我一晚上不准动的命令提出抗议，当其他卫兵不在场时，他嘴里虽不再说什么，但却用刀背打我作为他唯一的回答。我警告说，我将向连长报告他的一切，因为红军是禁止采用这种方式的。他怕极了，却仍装出要进一步报复的样子来恫吓我。第二天，我考虑再三决定保持沉默，没有去想他会怎样对待我。晚上，当我睡觉时，他先后三次摸我的脸吓唬我，我仍保持沉默。几天后，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好起来，有时甚至尊称我为“老薄”。不过习惯阻碍了他从善如流，他照旧放嗓子唱歌，用枪托敲打地板。我们真不知如何祈祷来阻止这种对神经进行考验的噪声。有时，他会拿出一张曾在萧克任教员的学校发的结业证给我看，证明他曾在校学习一个月期满。

我们的房子正对着院子，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大量的他们对待犯人的情景。有一个人试图逃跑，后被抓来带到院中，由卫兵换班打逃犯，他似乎没有指望叫卫兵手下留情。黄昏，那根打人的竹棍收了起来，早上，它又拿出来使用。常常看到，被毒打后的人因饥饿和生病而死去，他们被抬出去，像埋一只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一次，两个妇女为那个“老廖”来到这里，关在邻近的房中。一天晚上，她们看到死去的老廖手脚捆着像被送往市场的猪一样抬去埋葬时，那女人剪断头发去哀求连长让她们把尸体带回家安葬。连长显示出他有多么硬的心肠，他问那女人：“老家伙给你们带来些什么？”就这样，他拒绝了她们的苦苦哀求。那时，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几乎每天都看到。男人和女人被带出去行刑，有的还被用腰带抽着走，有的赤着脚、手被绑得很紧。处决之后，死者的衣服物品往往被执法者恰如其分地瓜分，目睹此情此景，我们深深感受到冥冥之中神灵之手对我们的佑护。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红军的业余生活，通常是在黄昏时刻，一般由卫兵们相互邀请聊天。他们能无准备地即兴表演，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时连长往往自愿出来组织唱歌或进行摔跤比赛。每次表演后，大家都爆发出阵阵笑声。有时他们也玩诸如“丢手帕”或“赶猪”之类的简单游戏，两个人站在圈里，一个人蒙着眼去追赶另一个，被追的那个要边躲边发出叫声。或者是“瞎子与拐子”游戏，沿着圈一边五个“瞎子”或“拐子”；谁扮演得不好，大家就笑着纠正。做好这些游戏和比赛，不那么容易。在玩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技巧，如“刀术”，他们中的一些人相当内行和熟练。在双人对打中，能飞快地用刀砍对方的头和手，剑术亦同样精彩。看到这些清新向上、健康的娱乐是相当有趣的。中国最盛行的消遣是赌博，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有时红军也打篮球，不过球场那边我看不见。

时间长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使人感觉迟钝，百无聊赖。一天，我看到身边一个中国犯人正拆一双毛袜子，我过去帮忙并问他：“这干什么？”他告诉我准备编草鞋带子。我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生病中，母亲教给我的编织，我想如果有织针和一些线，我就能织点儿什么，而且编织东西既能满足我的需要又消磨时光。那个犯人没有多少线可给我。从哪里搞到大批毛线？又怎样找到织针呢？我简单地找了根细棍，做成一根合适的针。因为缺鞋，我首先为海曼织了一双软鞋。卫兵们看到后非常惊讶。号兵设法用帽子兜了满满一帽羊毛，偷偷带进来送给我。他的成功，使我从此不再为毛线供应发愁。后来这段时间过得很快，我织帽子、手套、腰带，甚至毛衣都织，直到最后我仍有一批订货单，而这些过去全靠缝制。当然，你也许会为这其中一些物品织得的样子很奇特而感到好笑。

我们总是遵守礼拜天休息制，它使我们很容易记住日期。我们解释这一天停止工作的理由是要对“上帝”祈祷。红军一边听一边取笑我们迷信。不过一到礼拜天，他们自己也停止操练，只能擦枪和待命。可能红军也认为需要休息，不过还要适当准备应付政府军的偷袭。他们经常记不清礼拜几，来问时，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使他们感到惊讶，有时，甚至军团领导也问我。从那时之后，我们改变了过去因白吃人家饭而惴惴不安的局面。当他们请求帮助或询问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深深感谢上帝让我们为自己挣得了一份口粮。尽管，我们说得很简单，但有时他们理解起来相当吃力。虽然我们置身囹圄，并在前一段时期受到嘲弄，但我们遵从上帝旨意并受益匪浅。

我们的床紧靠房子的隔墙。一天，海曼听到“法官”对某人谈话时突然大声地说：“他们是外国人的走狗。”海曼告诉我说：“我认为有人正前来营救我们。”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怀着这种信念等到晚上时，我们又一次被调换了房子。

本文选摘自《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第二章“逃跑及后果”，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历史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