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3年，在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经过两轮选举再次赢得胜利。在连续执政20年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号召开启“土耳其世纪”的伟大征程，这成为考察土耳其战略趋势的重要契机。土耳其的“大战略”讨论综合考量本国历史、地理、身份等多方面因素，致力于周边安全以及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关键地位。2023年大选后的外交政策重申了土耳其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安全—外交联系、贸易外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等。在具体表现方面，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迅猛发展引人注目，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和扩张需求。与此同时，土耳其从联合国文明联盟倡议的发起者到将文明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也反映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愿景。

2023年土耳其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被视为当年最重要的选举。《经济学人》以此为封面专题做了多角度分析。埃尔多安能否继续连任成为热门话题。西方媒体和智库集体炒作所谓的“后埃尔多安”时代，认为此次选举将是民主与威权、向东还是向西之争。特别是恰逢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土耳其何去何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也对土耳其选举予以特别关注，并就此次选举的重要影响做了专门分析。例如，寿慧生指出，埃尔多安的去留自然会决定土耳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以及外交方略。昝涛认为，无论埃尔多安此次连任与否，土耳其都将会进入到一个后埃尔多安时代。经过两轮选举，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最终再次胜出，延续了20年来的选举神话，也为从相对长时段的角度分析土耳其内政外交趋势提供了机会。沈志兴指出，百年国庆之际土耳其大选反映了三大趋势：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道路之争、从亲西方到平衡外交、“埃尔多安经济学”的矛盾。郭长刚指出，埃尔多安的胜利其实是土耳其的胜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土耳其无疑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余国庆认为，埃尔多安的选举确保了当前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是稳中求变。李亚男指出，土耳其大选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埃尔多安在竞选中高呼的“土耳其世纪”的开始，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依然伴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

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在于：相对于土耳其大选和百年国庆的热点讨论，我们更需关注到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20年以来土耳其形成的战略性思维。早在冷战结束之际，中国学者就关注到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问题，如杨兴礼的《试论9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杨鸿玺的《土耳其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刘慧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地缘战略思考》等。随着2010年中国和土耳其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如肖宪的《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苏春雨的《土耳其中亚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王勇等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等。土耳其研究最新的趋势则是强调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多边主义和平衡策略。例如，昝涛从历史角度梳理了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刘中民和曾卓讨论了土耳其对外战略中的身份困境问题，郭长刚和梁莹莹考察了土耳其与北约的战略关系，邹志强探讨了土耳其的“蓝色家园”战略，杜东辉分析了土耳其的复合联盟战略。然而，除了土耳其外交部下属战略研究中心和著名智库土耳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研究基金会组织的专门讨论，国内外学界尚无对土耳其“大战略”的专门关注。

本文研究以2023年土耳其的世纪大选为起点，旨在探讨共和国百年国庆之际土耳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战略性趋向。文章探究的基本问题包括：2023年土耳其的世纪大选是否标志着土耳其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土耳其世纪”是否反映了一种“大战略”。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文章希望围绕土耳其近年来两个非常突出的领域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其所反映的战略性趋势。一方面，土耳其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异常突出，体现了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和扩张需求；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非常擅长塑造意识形态，文明话语成为其战略愿景的重要体现。结论部分将从大战略视角审视2023年选举和“土耳其世纪”的影响。

一、2023年土耳其世纪大选的战略意义

2023年土耳其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是国际社会的讨论热门。西方媒体和智库的观点与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极大反差。整体上说，西方媒体和智库期盼一个“后埃尔多安时代”的到来，认为反对派的胜利将引来土耳其民主的回归以及土耳其的亲西方外交。土耳其国内支持埃尔多安的观点则比较强调总统20多年来的执政成就，以及对其持续领导土耳其走向稳定和发展的期待。如此，在百年国庆的象征性时刻，土耳其的世纪大选无疑有着明显的战略性意义。

（一）西方智库的观点：“后埃尔多安时代”

2023年初，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悉南•吉迪（Sinan Ciddi）为华盛顿的一家智库撰写了《埃尔多安之后的土耳其》专题报告。他指出，在主导土耳其政治20年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面临如何保持权力的选举挑战。在诸多民意调查中，埃尔多安稍微落后于其竞争对手。2023年2月的两次强震使埃尔多安的政策遭受诸多质疑。西方国家期待土耳其大选带来变革。土耳其是一个北约国家，但却在外交方面表现出反西方的态度，反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好。就美国而言，“土耳其的选举提供了恢复民主和使一个有价值的盟友重回西方的可能”。然而，经过具体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变化也只是意味着一种可能趋向。埃尔多安是否会失败，以及失败后是否会和平交权，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反对派的获胜也未必就意味着与西方的和解。由于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以及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受阻，土耳其国内有着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即便是政权更替，这在短期内仍旧是难以改变的。

2023年4月，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布索纳尔•查阿普塔伊（Soner Cagaptay）领衔撰写的《2023年土耳其的关键选举》报告，对相关问题做了详细分析。报告指出，“埃尔多安的胜利可能标志着竞争性选举在这个国家的终结，反对派将失去通过选举使其出局的任何机会”，这对土耳其民主和外交倾向来说都将产生难以预料的重大后果。相反，反对派的胜利将会重新恢复土耳其的民主与法治，在外交上则推动“大西洋转向”。5月初，索纳尔•查阿普塔伊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的挑战”，认为“在执政20年后，埃尔多安将不再掌控土耳其”。六个反对党团结在柯勒齐达尔奥卢的领导下，将会给“埃尔多安生涯中最困难的选举考验”。土耳其的总统选举结果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埃尔多安输掉，将会给土耳其一个恢复民主的机会；如果他赢了，则将会在余生持续掌控土耳其。“埃尔多安的失败将会标志着全球本土民粹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

选举结束后，查阿普塔伊再发表专文，称埃尔多安的胜利是“俄罗斯式的胜利”。他认为，土耳其已经更靠近一个欧亚主义的专制统治而非不自由的欧洲民主。埃尔多安获取选举胜利的方式跟普京有着惊人的相似。埃尔多安将会持续统治很多年，俄罗斯的支持和榜样将会影响土耳其的未来。对于普京来说，埃尔多安是一个具有类似思想的领导人，俄罗斯通过埃尔多安可以间接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普京为土耳其提供了消除国内反对力量和获取绝对权力的榜样。“土耳其的专制转向和对俄罗斯的外交倾向是埃尔多安主义的两大支柱。”

西方智库关于土耳其大选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亲西方的学者关于土耳其近年来政治变革的观察。特别是在2016年的未遂政变和2018年的总统选举后，亲西方的学者表现出对土耳其政治明显的批评态度。以查阿普塔伊本人为例，他的《新苏丹》与《苏丹之秋》两书肯定埃尔多安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甚至赋予其“苏丹”的称号，进而指出他一个“处于麻烦中的领导人”。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他则认为，埃尔多安为了保住权力对土耳其的实力形成了最大的威胁。耶希姆•阿拉特（Yeşim Arat）和谢维克特•帕慕克（Şevket Pamuk）合著的《民主和威权之间的土耳其》指出，曾经作为中东穆斯林民主模范的土耳其，正在日益变得专制，且在国际社会逐渐孤立。比较悖论的是，“土耳其民主机构的衰落，以及向宗教色彩的专制主义的转向，恰恰是因为通过竞争性民主选举上台的政府推行多数主义政策之结果”。布伦特•阿拉斯（Bülent Aras）的《土耳其的政府危机》一书进一步指出了埃尔多安的专权对于土耳其政府机制的影响。他认为，“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下，当前土耳其的政治危机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因此，2023年的选举被认为是民主和专制之争，埃尔多安的失败将被看作是恢复土耳其民主的重要标志。

（二）土耳其智库的观点：埃尔多安现象

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解释历史。特别是在2016年未遂政变和2017年的修宪公投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正义与发展党代表了土耳其政治中的一支独特运动。经过多年的选举胜利和执政成绩，它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性政党”。特别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就值得称赞。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动荡时期，议会制的脆弱性在不断更替的联盟政府中暴露无遗。1980年政变推动了向总统制的转变。正义与发展党的改革，则与其在执政初期遇到的来自世俗主义力量的各种政治责难密切相关。“正义与发展党倡导‘总统制’，主要是考虑到永远的政治稳定、及时有效的行动、强大的立法机构和更强的政治代表，以及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土耳其”。

在选举期间，土耳其智库政治、经济及社会研究基金会通过其官方刊物《洞察土耳其》和主要报纸《晨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表现出明显的亲埃尔多安态度，同时对亲西方的观点做出了批评和回应。这成为了解土耳其方面观点的主要来源。土耳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研究基金会的主任布尔哈尼廷•杜兰（Burhanettin Duran）指出，埃尔多安以“20年的执政经验和在国际政治的积极角色而著称”；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已经变成新全球和地区篇章中最积极的国家之一”。相反，“柯勒齐达尔奥卢尤其在外交政策、国际安全和国防领域表现得无所成就”。埃尔多安的选举口号是“土耳其世纪的正确步骤”。“土耳其轴心”和“有效的外交政策”是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另外，他特别强调土耳其国防工业的重要意义，强大的国防意味着强大的土耳其。

《洞察土耳其》及时刊发了关于土耳其选举的文章，对埃尔多安的政策进行多方面辩护。文章指出，有四个议题将决定选举的最终结局：难民问题、经济问题、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以及库尔德问题。土耳其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就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严重的分歧。2023年的这次选举将反映政府和反对派的哪一种解决方法更符合土耳其民众的期望。首先是难民问题，埃尔多安从人道主义角度进行处理，防止国内陷入反移民的狂热。同时，难民问题也被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用作土耳其外交领域的关键筹码。相反，反对派强调紧急遣返移民，这并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其次是经济问题，埃尔多安执政以后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很卓越，一次次地解决了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让民众对政府失望从而导致社会动乱。相反，反对派由于内部组成复杂，对经济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主张和提升方法。再次是民族主义问题，埃尔多安支持民族主义，但并没有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他提出本土和民族的概念，使民族主义在综合的框架中形成，推动民族主义向着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反对派则对土耳其民众中的反西方主义重视不够。最后是有关库尔德的问题，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坚持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恐怖主义，此措施增加了公众对政府安全政策的支持和信任。反对派则试图通过人民民主党争取库尔德选票，从而引起了支持恐怖分子的嫌疑。

土耳其《晨报》特别批评了包括《经济学人》《外交政策》《观点》《快报》《明镜周刊》《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报刊对土耳其选举的干预。这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西方媒体和智库已经明确选择了他们的立场，即反埃尔多安的立场。第二，埃尔多安坚持宣称他决心为土耳其人而不是为西方的国家利益统治土耳其。相反，反对派声称他们将寻求与西方走得更近。第三，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和亲库尔德工人党的人民民主党同时声称他们既是左派，也是西方的亲密盟友。第四，西方国家对反对派集团的未来有些担忧，反对派民族联盟是一个政治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联盟。第五，西方媒体和政府已经因为在世界非西方地区的单边政策和对民主国家内政的干预而失去了道德优势。

在5月14日的议会选举后，《晨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此次选举是多方胜利的结果。这一次选举的投票率（88.9%）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这表明了土耳其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土耳其民主的成熟。而且，这一次选举的参与度和代表性很高，显示出土耳其政治制度的实力。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面对新冠疫情和地震灾害时能够快速采取有效及时的措施来应对国家危机。同时，埃尔多安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赢得了土耳其民众的信任和认可。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中埃尔多安只领先5%，但观察者认为，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埃尔多安也不会出现意外。在赢得总统选举后，布尔哈尼廷•杜兰引述埃尔多安的话说：土耳其8,500万公民都是赢家；对反对派来说，则是一场“无可置疑的失败”。自2002年以来，埃尔多安已经连续赢得16次选举，包括议会选举、地方选举、公投和总统选举。其独特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形成了土耳其政治中的“埃尔多安现象”。

《土耳其洞察》评论文章指出，埃尔多安获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业绩。尽管有2019年地方选举的污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经济危机、地震造成的巨大灾害，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还是挺过了困难，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支持。埃尔多安获胜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面临国际体系的突发变化，土耳其民众更期待获得稳定与秩序。这是反对派势力所无可比拟的。柯勒齐达尔奥卢为了赢得选举而导致的不一致性，是埃尔多安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面临与恐怖分子联合的指控，柯勒齐达尔奥卢选择了沉默。这使其失去了许多的支持者，也错失了选举的关键机会。然而，说到底，柯勒齐达尔奥卢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领导力的有限性。他被认为是反对派阵营“最合理但也最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柯勒齐达尔奥卢被认为是反对派败选最重要的原因，但似乎又不可能由其他的候选人来代替。

如前文所述，土耳其2023年大选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对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20年执政历史的评估，以及由此涉及的土耳其未来的战略选择。早在10年前，作为总理的埃尔多安就提出了土耳其的“2023年愿景”，重要目标包括：土耳其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和能源枢纽、加入欧盟、伊斯坦布尔运河等重大项目。2022年10月，埃尔多安提出“土耳其世纪”的新概念，再次重申土耳其要成为世界十大强国，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他还将2023年百年国庆与土耳其历史上的其他重大节点相类比，包括2053年奥斯曼攻陷君士坦丁堡500周年和2071年土耳其人首次打败罗马军队1,000周年。同时，埃尔多安还特别提到土耳其的军事现代化改革，包括无人机方面的新设施。 在2023年的选举胜利后，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持续执政为土耳其的战略性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大战略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政治的经典文献中，大战略主要是用来讨论大国的军事方略。保罗•肯尼迪扩展了战略的定义，特别是对“大战略”的思考，主要包括：大战略关注战争也关注和平；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大战略的症结在于政策，即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持和增进国家长期的（即在战时与平时的）最佳利益而将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所有要素集合在一起的能力。”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大战略”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比利时学者斯文•毕斯科普对“大战略”做出进一步界定。他认为，大战略具有三大功能：解读世界形势，塑造国家未来，传达国家目标。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宏观目标和战略文化。一个明确的大战略需要实现目标的宏观方法。毕斯科普主要是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谈论大战略的，这也代表了一种常识性的看法。然而，土耳其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连续执政，以及土耳其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的强烈发声，都为一种“大战略”的讨论提供了契机。

（一）围绕土耳其外交“大战略”的讨论

早在2020年，土耳其外交部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官方刊物即组织了关于大战略与土耳其外交的专题讨论。之后，《洞察土耳其》等也有相关的文章发表。这成为外界了解土耳其外交动向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土耳其国际关系学会主席穆斯塔法•艾登（Mustafa Aydın）指出，由于其地缘战略位置，土耳其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比其规模、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大的作用。土耳其的多维度地理可以为其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但也会因为其周边的国家数量和构成而成为脆弱因素。被视为一个欧洲国家、欧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土耳其必须拥抱其多元身份和历史遗产带来的新地位。如果没有与欧洲或西方国家的联系，土耳其只能是一个中东国家。土耳其对欧洲和西方的价值，也恰恰在于其在中东和欧亚地区的重要性。穆斯塔法•艾登认为土耳其的大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因素：（1）一个多维度的外交政策理念，使其与周边国家相连，并同时表达其多重身份；（2）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置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诸问题之上；（3）基于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与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力量建立稳定的、务实的、可行的平衡关系；（4）建立多层面的合作机构和倡议，从其周边出发，借用其多重身份在几个重要的区域建立联系。为此，土耳其必须同历史和解，重新校准自身的地理位置，并重新定义自身的多重身份。

萨邦哲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迈尔特姆•穆夫图勒尔•巴哲（Meltem Müftüler Baç）认为，土耳其的修正主义政策与其渴望成为地区和全球势力的期待紧密相连，这特别是针对之前在奥斯曼帝国下属的领土，与其有着民族、宗教及语言上的广泛联系。同时，土耳其认为二战后由欧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不能反映当今的势力平衡。迈尔特姆•穆夫图勒尔•巴哲指出，土耳其的大战略基于以下几个假设：（1）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土耳其包含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中，并将接纳新的成员。土耳其的大战略将根据与全球伙伴的和谐与合作而进行调整。（2）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将遭到新兴力量的挑战。土耳其认同于这一新兴力量集团，脱离其在西方的盟友，并寻找新的联盟。（3）土耳其脱离了美国和欧洲等前盟友，但也没有同新兴的力量结盟。为此，土耳其的大战略将导致其在国际领域的进一步孤立。（4）土耳其寻求与具有类似想法的中等力量形成一个网络，从而平衡美国、俄罗斯及中国主导的联盟。总之，“全球转型使土耳其从一个西方势力的可靠盟友变成一个更坚定自信、可见的全球力量，且与其在全球权力集群中日益加强的地位相对应”。

科奇大学的谢奈尔•阿克图尔克（Şener Aktürk）在这方面做了连续、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土耳其在其邻国中是最强大的国家。除了伊朗，没有任何近邻可以对其造成潜在的或实际的挑战。然而，土耳其面临很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可感染病症。“土耳其大战略的主要目标必须是维护现状，保护其邻国免受任何修正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任何一个大国势力对其周边国家的领土占领，都会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土耳其的定位是“第三势力”——支持周边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避免成为大国势力代理战争的牺牲品。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响应和支持。例如，迈克尔•坦楚姆指出，当美国和北约盟友在叙利亚和库尔德问题上不顾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选择单独行动来解决问题，以确立自身作为地区强国的地位。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协议也使其在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得以凸显。蓝色家园的概念、土耳其在卡塔尔和索马里的军事部署，都体现了其在更广阔范围的战略扩张。

阿克图尔克认为，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土耳其和美国的大战略是契合的，前提是美国能够接受一个崛起的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高加索、乌克兰等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在限制俄罗斯的扩张方面有着一致的利益。随着美国在中东军队的撤出，土耳其在地区冲突中有助于限制俄罗斯和伊朗的势力。在限制中国的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合作。有学者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描述为“灵活联盟”（smart alignment）和“弹性竞争”（flexible competition）。在国际秩序的结构性调整和转化过程中，俄罗斯将土耳其看作是提升其国际效力的有用工具，土耳其则将俄罗斯看作加强其战略自主的平衡因素。土耳其不能从其北约盟友获得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应有支持，以及俄罗斯为保护其在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平衡，使两国在利益和认知方面形成了自然一致。

上述土耳其关于“大战略”典型思想的讨论反映了土耳其外交的几个重要特征：（1）土耳其的历史和身份问题，导致其外交政策的矛盾性；（2）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关键作用；（3）土耳其的“大战略”与大国博弈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密切相关；（4）土耳其的恰当位置是地区大国，重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大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土耳其外交中长期趋势的基本思路，更有利于判断在外交政策变化中的优先略次。然而，就目前而言，土耳其的“大战略”仍主要限于思想界的讨论，且尚未得到大多数相关群体的认可。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大转型的背景下，中东地区更是面临风云变幻的局面，这都为“大战略”的提出和实施造成了巨大挑战。

（二）2023年大选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在选举前后，土耳其外交都是一个重点关注问题。土耳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研究基金会在华盛顿的负责人卡迪尔•于斯通（Kadir Üstün）评论说，“过去的二十年里，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拒绝对本地区的事态发展和全球权力斗争袖手旁观”。他判断，“从外交政策来看，面对西方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土耳其政府将继续采取平衡政策，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在选举结束后，他指出：“埃尔多安总统的选举胜利代表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作为人民认可的领导人，埃尔多安现在更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目标。”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土耳其外交的关键因素，并直接决定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战略趋势。

大选结束后，土耳其智库政治、经济及社会研究基金会评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1）“埃尔多安的领导权将继续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多机构的汇入”将集中于埃尔多安的领导之下。在大国外交与敏感问题上，埃尔多安还会特别发挥“首脑外交”的作用。（2）土耳其将持续追逐过去十多年来的战略自主。对土耳其来说，这不但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且也为当下形势所迫。土耳其的国家安全被美国和北约盟友所忽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转移也促使土耳其在多极秩序中对自身的重新定位。（3）维护安全—外交政策联系。这是自2016年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土耳其前情报局局长哈坎•费丹（Hakan Fidan）被任命为新的外交部长，体现了土耳其在该趋向上的延续性乃至加强。（4）正常化。这主要是为了巩固土耳其在地缘争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5）贸易政府2.0。“经济关注是地区正常化的粘合剂和催化剂”。任命在国际市场具有很高信誉的穆罕默德•希姆谢克（Mehmet Şimşek）为财政部长，以及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切夫代特•耶尔马兹（Cevdet Yılmaz）为副总统，都反映了土耳其在这方面的趋向。（6）加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长期跟随西方盟友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国际体系的调整也促使土耳其寻求更积极突出的外交角色。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和土耳其的国际地位成为了土耳其外交的决定性因素。安全—外交联系、正常化、贸易外交则反映了土耳其外交的近期走向。

具体而言，土耳其在大选后的外交重点将集中于以下问题：（1）“在新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将是叙利亚”。除了打击恐怖主义和遣返难民，叙利亚问题还将决定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的走向。美国对库尔德人民军的支持，仍然是双方关系中一个难解的议题。（2）俄乌冲突：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调停作用证实了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然而，土耳其和俄罗斯战略合作的加强，使土耳其在乌克兰问题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3）与欧洲或西方的关系：面对新的形势，欧盟必须认真考虑土耳其的加盟问题。在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是：既不与欧洲站队，也不随意接受欧洲的反俄立场。（4）与美国的关系：在库尔德等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土耳其希望通过购买F-16战机等方式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在追求战略自主的前提下，土耳其并不希望表现出反美的对抗姿态。（5）突厥语国家组织：这是土耳其近期外交的一个重要动向。随着俄罗斯在中亚影响的持续下降，土耳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在能源等领域发挥关键的作用。（6）亚洲与非洲：土耳其的“亚洲更新倡议”（Asia Anew Initiative）特别体现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这在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土耳其在非洲则将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叙利亚问题体现了土耳其大战略中的周边安全定位。俄乌冲突则反映了土耳其作为调停者的重要角色。在传统的西方盟友关系外，亚洲更新倡议是一个重要的动向。

2023年大选后，土耳其外交政策未能预料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巴以之间的冲突再燃。然而，土耳其在冲突发生之后的迅即反应，却体现了其战略的一贯性。土耳其明显站在哈马斯一方，并对以色列和美国提出尖锐的批评。埃尔多安指出，“中东的持续和平只有通过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才能实现”，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该地区问题的根源”。这体现了土耳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土耳其外长哈坎•费丹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平台呼吁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调停作用和人道主义援助是土耳其外交的重要特色。正如大国民议会的发言人努曼•库尔图姆什（Numan Kurtulmuş）所言，土耳其方面希望尽力促成双方之间的和解，并积极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另外，土耳其更多从地区政治的整体局势来思考这一问题。《晨报》评论认为，此次巴以冲突导致了几个方面的后果：以色列对武力的过分使用促使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放弃前嫌，为了巴勒斯坦问题团结起来；冲突的发生使作为冲突方的以色列和伊朗加强了自身的国内政治；巴以冲突再次反映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分歧。特别是，巴以冲突的再燃，终结了近期的中东和解进程。后“阿拉伯之春”时期宣告结束，新的中东格局再次兴起。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大声呼吁，反映了前文所指出的土耳其大战略的主要目标，即维护周边地区安全。土耳其对哈马斯的明确支持，则体现了其中东外交的倾向以及近期与西方关系交恶的影响。

如上所述，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埃尔多安的领导力以及正义与发展党持续20年执政，都为土耳其实施“大战略”提供了契机。这一方面是要服务于土耳其的自身安全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涉及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2023年大选中获胜，确保了土耳其外交中的一些惯性原则，如埃尔多安在外交中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安全—外交联系、经济贸易、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等。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土耳其在外交中保持一种灵活的方式，从而排列出重点略次，例如叙利亚危机、俄乌冲突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近年来所表现出的平衡外交。一方面，土耳其希望通过一些特殊方式能缓和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也极力通过亚洲更新倡议等拓展其他的合作渠道。巴以冲突再燃战火，超出了土耳其2023年的选举议程，但却反映了土耳其在中东格局中的战略定位。

三、国防工业与土耳其的军事战略

国防工业的发展成为了当前土耳其战略思维最突出的表现领域。这一方面表现为国防工业投入和制造方面的现象级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土耳其在军工领域的自主化目标。2023年4月10日，就在大选之前，土耳其最大的两栖攻击舰“阿纳多卢”号航空母舰（TCG Anadolu）正式向海军交付。这也是世界上首个无人机装载舰。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舰上的武器、搜寻系统、雷达预警等多项设施都由土耳其公司生产制造，这被认为是土耳其军工产业的标志性产品。4月23日，在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坦克ALTAY交付仪式上，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进口额度已经从原来的80%下降到现在的20%；20年间，土耳其的国防项目从62个增长到750个；国防项目预算从55亿增长到了750亿美元。7月28日，在国际国防工业展会的闭幕式上，埃尔多安宣称，土耳其将加速国防项目发展，且认为在国防工业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土耳其模式”。

（一）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

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以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战争威胁，土耳其在国防方面的投入一直比较突出。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则面临中东局势及恐怖主义的多重挑战。建国之初，国防开支在土耳其的财政支出中占到36%。二战期间，这一比例从1938年的30%增长到1941年的55%。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的国防开支在所有北约国家中保持着最高增幅。21世纪初期，土耳其的国防开支在全球位列第七。2007～2016年间，土耳其的国防开始保持着9.7%的增长率。2018年，土耳其成为全球十五大国防开支最多的国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国防投入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进口和出口份额的调整。2014年，土耳其是武器进口最多的国家。2016~2020年期间，土耳其的武器进口相对于前一个五年下降了59%。这反映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方面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

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局长伊斯迈尔•德米尔（İsmail Demir）将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分为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1923～1939年）基本上等同于凯末尔•阿塔图克执政的时期，土耳其国防工业主要体现为一些基础设施和管理机构的设立。例如，1921年，土耳其成立军工局。1924年，该国建立了小型武器和大炮的修理工厂。1925年，土耳其首家国防工业私人企业在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成立。1926年，土耳其飞机和汽车公司成立。20世纪30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建立了手枪和弹药工厂。

第二阶段（1939～1974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塞浦路斯危机时期。与美国的合作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二战时期，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土耳其接受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武器援助。1945年，土耳其和美国还签订了专门的武器援助协议。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包括了武器援助。相应地，土耳其国防工业的相关机构也得以改进。例如，1941年，土耳其航空协会在安卡拉成立；1950年新成立的机械和化工局接管了之前的军工企业；1954年，国防部成立研发部；1970年建立技术服务部。

第三阶段（1974～1985年）是土耳其国防工业开始自主化的重要标志。由于1974年的塞浦路斯危机，土耳其遭受到了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武器禁运。土耳其在此一时期开始倡导本国军工企业的发展。1970年、1972年和1974年，土耳其先后建立了空军、海军和陆军的基金会。一些重要的国防企业得以在政府资助下建立，如土耳其航天公司（TUSAŞ, 1973）、军事电子公司（ASELSAN, 1975）、能源工业与贸易公司（ASPİLSAN, 1981）、航空电子公司（HAVELSAN, 1982）等。1983年，土耳其成立国防装备企业局。

第四阶段（1985～2017年）是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升级时期，特别体现为职能机构的整合与标志性项目的提出。1985年成立了国防工业发展与支持局（SAGEB），1989年改建为国防工业署，2017年合并为总统府下属的国防工业局。在2004年的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土耳其本国制造战舰（MİLGEM）、战斗机（ATAK）、坦克（ALTAY）的计划。

第五阶段（2018年至今）以2018年埃尔多安总统主持召开的国防工业峰会为标志。其中，科技深度和全球效力是关键词，战略自主成为重要目标。这被归结为六大特征：埃尔多安的领导力、综合相关行业的整体性方法、科研导向的模式、有机发展路径、科技领先观念、部门负责制等。

国内生产、民族产品和战略自主被认为是正义与发展党时期土耳其国防和安全的原则、目标和战略。 2011年，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坦克装备ALTAY完成设计。同时完成的还有榴弹炮武器系统FIRTINA和PANTER。土耳其战斗机T129 ATAK的首个原型机在2011年完成试飞。土耳其研发的新一代基本训练机HÜRKUŞ，是首个获得欧洲航空安全机构认证的本土飞机。土耳其还研发了中低空防空导弹HİSAR和战术弹道导弹BORA。土耳其的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ANKA系列和BAYRAKTAR都取得重大进展，且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和2013年，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战舰TCG 黑比利亚达（F-511）和TCG比于科达（F-512）相继投入使用。登陆舰TCG巴伊拉克塔尔和多功能攻击舰TCG安纳多卢等也在稳步推进。2017年土耳其航天局成立，并发布太空活动方案。

（二）国防工业与土耳其的军事战略

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军工复合体。在政府层面，国防部是最高的政府代表机构，指导国防工业局和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在研究层面，土耳其科技研究委员会（TÜBİTAK）为国防工业提供相关的研发和技术支持。2012年国防工业局推出了国防工业发展研究项目，旨在培养有志于国防工业的青年研究人员。到2018年，包括科奇大学、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等著名院校，有31所大学加入了这一项目。在军方层面，土耳其海军研究指挥中心兼具军事和科研两方面的职责，是土耳其海军工业发展的领导力量。另外，土耳其的陆海空三军共同组成了土耳其军事基金会，作为军队武器发展的重要协调机构。在工业方面，土耳其的几大国防企业，如军事电子公司（ASELSAN）、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TAI）、火箭工业与贸易公司（ROKETSAN）等，都进入了全球军工企业百强。围绕这些大企业的还有诸多中小型承包企业。土耳其还成立了国防和太空工业制造协会，以服务在该领域的相关发展。军工复合体促成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自主化，摆脱之前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自主化的重要目标在于推进军事战略的自主化。从塞浦路斯危机到叙利亚战争，土耳其和美国作为盟友的战略目标出现明显分歧，并严重影响土耳其的战略安全。这极大推动了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化倾向。土耳其的军事和国防战略旨在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战略自主，建立可持续的自主国防体系；二是通过战略自主，在周边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力量；三是通过提升军力成为与周边国家竞争的重要工具。土耳其的军事和国防战略设立了三大支柱，即提升军事预备，先发制人的态势，以及威慑能力。

土耳其的新型军事和国防战略体现于两类军事任务：快速决策行动和战略投射。快速决策行动集中体现在打击地区恐怖主义的四大行动，包括“幼发拉底盾行动”（2016年8月～2017年3月）、“橄榄枝行动”（2018年1～3月）、“和平之春行动”（2019年10～11月）和“春天之盾行动”（2020年2～3月）。战略投射包括2015年土耳其在索马里半岛瓦达吉地区建立的军事训练设施，2014年在卡塔尔建立的军事设施，2015年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府区域巴什卡建立的军事设施，2019年派兵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等。在叙利亚战争中，土耳其的军事战略和技术更是得到教科书版的体现。这包括对叙利亚民族军（原叙利亚自由军）的公开支持，以及无人机技术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在和美国等西方盟友关系紧张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其战略自主和军事实力。

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是土耳其国防战略自主的重要体现。面对西方盟友的批评，土耳其方面指出，要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传统上东西方对立的格局已经让位于全球权力的去中心化。同时，当今的地缘政治体经常存在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现象。面临国际体系的变革，实力才是王道，包括情报、外交和军工复合体。因此，从北约的盟友关系来限制土耳其的武器购买，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观点。更何况，正是北约不能合理地保护土耳其的安全利益，才促使土耳其在北约盟友之外寻求新的武器合作机会。

在军事和外交之外，土耳其国防工业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在土耳其经济持续不景气的背景下，国防工业的发展被认为带来了某些利好。这包括：国防工业的出口增加将降低土耳其的贸易逆差；国防工业的研发将推动科技发展；国防工业的创新还可以转化到民用行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特别是，土耳其的传统工业技术是相对落后的，对研发领域的投入明显不够。在国际大战略的支持下，国防工业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入，将增强土耳其的工业化和科技化进程。同时，在出口方面，土耳其也增加了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这被认为对土耳其的经济有着整体性、突破性的影响。

四、文明话语与土耳其的战略愿景

文明话语是土耳其战略愿景的一个重要表现。正义与发展党也被认为是一个擅长塑造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政党，保守民主、文明联盟、本土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其意识形态塑造方面的三个标志性阶段。在新世纪以来，土耳其在文明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不仅联合西班牙在联合国共同发起了文明联盟倡议，而且文明也逐渐成为了土耳其外交的关键词。土耳其本身即被视为是文明对话的催化剂。正义与发展党将文明话语纳入其意识形态框架，开始追寻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外交政策层面，土耳其希望通过文明话语恢复在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影响，这被称为是“新奥斯曼主义”。在战略思维层面，土耳其希望用文明替代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以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秩序。

（一）土耳其与联合国文明倡议

针对文明冲突论的盛行，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在199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联合国此后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2002年，伊斯兰国家组织和欧盟联席论坛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文明对话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关键作用也在会议中都得到彰显。2004年，时任西班牙总理扎帕特罗向联合国提出文明联盟倡议。2005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应邀担任联合发起人。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一届文明联盟代表会议上，埃尔多安呼吁通过文明联盟消除恐怖主义。面临当时欧洲和伊斯兰国家围绕丹麦漫画事件的争论，埃尔多安和扎帕特罗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尊重、宽容与和平共处。2006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齐聚伊斯坦布尔，听取文明联盟高级名人小组准备的报告。文明联盟倡议逐步成为了土耳其的“国家品牌”项目。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声明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一倡议是“对全球威胁的全球反应”，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和平项目”。

文明联盟倡议确实构成了土耳其外交的新视角，“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且首次在全球倡议中发挥领先作用”。土耳其在文明联盟倡议中的领导作用也是对其传统外交政策的挑战。这是因为，该倡议希望消除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形象，并追寻一种亲中东的外交政策。这可以说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东化”的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首次在一个真正的全球倡议中发挥领导性作用，且同时被西方和伊斯兰国家所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首倡的西班牙。同时，土耳其强调文明联盟倡议与土耳其入欧之间的联系，这也证明了其在土耳其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强调自身作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地位，以及土耳其丰富的历史文明遗产。同时，土耳其的领导人希望欧盟不是“基督教俱乐部”，土耳其入欧被看作是欧盟促进文明联盟的重要体现。

文明联盟倡议也延伸为土耳其外交中的文明话语。这对土耳其的外交有着转折性的影响。一方面，文明话语导致了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也呈现了在地区和全球系统中的“新土耳其”形象。兼具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通过《替代性范式》《文明转型与穆斯林世界》《战略纵深》等书籍，系统阐发了文明话语在土耳其外交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强调历史和地理，他给土耳其一种新的“战略思维”，重新界定了土耳其的集体身份。他认为，20世纪后半期的文明复兴和转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伊斯兰文明而言具有突出的价值。达武特奥卢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并认为每种文明都包括了一种世界秩序。他提出文明的六个形塑标准：自我认知的定义、人类知识、人类价值、时间意识的重构、空间意识的重塑、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前三个是哲学和伦理基础，后三个是专门的知识范式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体现。他认为，世界秩序应该政治上是多极的，经济上是多中心的，文化是多元的。他呼吁改革国际秩序，并倡导土耳其在其中的积极作用。

文明话语并没有随着达武特奥卢的下台而走向式微，而是依旧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2022年3月，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Miguel Angel Moratinos）提出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调解中心的计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访问时也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这一中心的建设。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莫拉蒂诺指出，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源自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误解，是外交的失败。同年11月，在联合国文明联盟第九届全球论坛上，时任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表示，文明联盟是一项“永久议程”。他特别指出了土耳其在俄乌调停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多方对话与合作。

（二）文明话语与土耳其政治愿景

文明联盟倡议也被认为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一种生存策略。在国际上，正义与发展党一度被认为是平衡宗教和世俗主义的模范；在国内，正义与发展党希望伊斯兰主义、反民主、反共和的标签对自身的影响，从而确保赢得选举，稳固政局。“简言之，文明联盟倡议战略是正义与发展党国内政治生存战略的延伸”。通过文明联盟倡议，正义与发展党展示了自身的非对抗话语，并积极贡献于全球目标的实现。相反，世俗主义者则在反西方的话语中被边缘化了，成为了威权官僚机构的代表。正义与发展党在文明联盟倡议方面的积极努力，也使其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2012年，在正义与发展党第四次大会上，“文明”超越“保守民主”成为埃尔多安讲话的关键词。前者出现了14次，后者只出现2次。这被认为是土耳其身份政治的重要转变。其背后的重要含义在于：土耳其不再希望被看作是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桥梁、一个西方的前沿地区，一个因为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而造成的分裂国家。相反，土耳其希望“作为一个中心国家在周边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日益强调自身的伊斯兰身份，倡导一种民粹特色的民族主义，并突出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关系。2013年盖齐公园示威和2016年未遂政变后，这种身份更是发展为以“埃尔多安主义”为标签的“文明民粹主义”。在国内，埃尔多安鼓吹所谓的“虔诚一代”。他鼓励穆斯林家庭多生孩子，在学校加强宗教教育，并通过宗教事务委员会等宣传埃尔多安的思想。通过这两次事件，埃尔多安在“纯洁的人们”和“其他人群”之间划上界限。后者主要是指参与盖齐公园示威的人群和未遂政变的居伦追随者，他们被认为“受西方国家指使”，是“国家的叛徒”。另外还有土耳其的少数群体，如库尔德人、阿列维派、非逊尼派的其他穆斯林等。在国际上，埃尔多安强调穆斯林社会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指责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的态度，并认为土耳其将在领导穆斯林社会对抗西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土耳其的文明话语被认为是多层面、充满活力的。这包括：（1）国内层面，具体体现为对土耳其历史伟大过去的强调，如2023年百年国庆和2071年安纳托利亚开启1000周年纪念等特殊日子，土耳其作为“中心国家”的重要地位等。（2）地区层面，这包括中东的地理身份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的文化身份。具体而言，这体现为土耳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关注，对世界穆斯林人道、经济和政治权利的维护，对伊斯兰运动的支持，土耳其模式与周边友好关系等。（3）全球层面，这体现为对“人类一家”和“人类共同遗产”的强调。2010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土耳其倡导参与者应该作为“全人类的内政部长”，而不是“各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土耳其在外交层面的文明话语也引起了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这一话语以伊斯兰为背景，同时强调奥斯曼帝国的伟大过去。同时，相对于西方，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因此，如果说新世纪初土耳其在文明联盟中的重要参与，体现了加入欧盟的迫切希望，现在则更多地体现为反西方主义或反美主义。一个极具争议的事件是，将圣索菲亚从博物馆再度改为清真寺。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查姆勒扎清真寺（Çamlıca Camii）等成为土耳其的新地标。土耳其似乎更注重在中东的软实力扩张。然而，在“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形象一度出现了较大反差。土耳其在埃及、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相继受阻，同时又与沙特等国家交恶。达武特奥卢的周边外交被嘲讽从“零问题”变为“零朋友”。最终，不得不说，文明话语主要应该从土耳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来考虑。这包括内部的政治转型，也反映于外交层面的扩张。也许最重要的，埃尔多安时代的文明话语体现了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动或超越，从而也服务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政治雄心。

五、结语

2023年的百年国庆必定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2023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则是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提出的“土耳其世纪”，为土耳其的未来发展制定了战略性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2023年土耳其大选不只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于土耳其政治有着长期持续性的效应。其重要性和土耳其百年国庆这个重要节点密切相关，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埃尔多安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76～1908年执政）经常被放到一起作对比，这主要指其威权政治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埃尔多安又在很多方面被认为超越了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成就，欲带领土耳其重新走向辉煌。 如此，埃尔多安所号召的“土耳其世纪”是否意味着一种“大战略”呢？

在百年国庆的重要节点，作为连续执政20年的超级领袖，埃尔多安有战略雄心。从战略思维的角度看，土耳其有着一种天然的优势。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等，都使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有着一种超越其本身实力的地位。埃尔多安也有意追求一种积极的、进取性的外交政策。其中，土耳其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但提升了土耳其在军事方面的战略自主，而且还推动了土耳其在西亚、北非、巴尔干等地区的扩张。而且，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也擅于塑造话语和意识形态。在“9·11”事件之后，土耳其适时地参与文明对话，并成为联合国文明倡议的重要发起国。达武特奥卢更是围绕文明发展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希望用文明替代民族国家，以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尽管2023年大选开启了“土耳其世纪”的大征程，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像喊口号那么容易，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埃尔多安固然打败了其对手，却仍不得不应对土耳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诸多新老问题。持续的通货膨胀已经给土耳其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也直接影响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信用。随后将举行的地方选举，很快就会成为另一个试验场。正义与发展党在此前地方选举中接连失去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的失败，曾让其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巴以问题再燃战火，打破了之前的中东和解进程。土耳其的外部安全再度遭遇挑战。国际体系的转型依旧前景不明朗。即便埃尔多安长袖善舞，也难使土耳其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迅速脱困。

上外中东研究所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