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道派研究是建立道教史叙事、刻画道教与传统中国社会互动关系的途径之一。道派牵涉道法、世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议题，是一个肩负「多重任务」的领域。受益于明清道教碑刻、志书、经卷等资料的陆续公开，深描明清道派发展的地方叙事逐渐形成一种趋势。换言之，如何通过地方视角在长时段下处理制度与实践、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等因素影响下的道派发展差异，同时重思明清道教的基础结构、发展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与明清史研究形成深层次的对话，正成为学术界的致力方向。

继《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之后，王岗研究明代道教的新着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试译为：《嵌入宫观网络的法派：明代道教与地方社会》）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成果。这部著作以明初高道刘渊然为主线，还原了刘渊然道派在官僚体制和不同地域的传播扩展历程，生动再现了明王朝疆域内波澜壮阔的道教史图景。刘渊然累仕五朝，足迹遍及多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明初道教的发展特点，是明代最重要的道士之一。在明代中前期，刘渊然及其传人是在朝野甚有影响的道教团体。作者对这一明代道教脉络的建立和流变过程予以了细致梳理，不仅凸显了刘渊然作为官道的政治内涵，还通过有关刘渊然的多元地方性记录来展现明代道士「在地方和国家之间来回穿梭」（mov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p.5）的可能性。

为了精确地展现刘渊然道派道教活动的多重线索，王岗教授借用了「Lineage」的概念解释明清道教实践网络。该词大致接近道教研究中的「法派」或「道派」，代表了一种围绕师徒关系的稳定传承。明清史学者认为这种仿真父系家族的结构渗透到明清中国「几乎所有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后代群体」[1]，《嵌入宫观网络的法派》一书展现了道教法派发展中的类似现象。学术界通过比较那些曾被忽视的字辈诗与现存的道士名单，已揭示了部分明清法派的历史。作者更进一步使用了「宫观网络」（Temple Networks）的概念，为道教在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寻得更为具体的场景。

本书除了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国家」和「地方」的层面，每个部分又各包含四章。

第一部分从制度化的角度来分析刘渊然道派。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了明代道教世系依据政治或道法等可能的划分方式之后，在第二章充分论证了清微传统在赵宜真、刘渊然一脉传承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明代初期，帝王推崇道教的礼仪和实用功能，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对正一派予以了倾斜和保障。在此过程中，刘渊然一派同清微派、净明派、龙虎山派及全真派渐生关联，并在王朝道教官僚体制中发挥了作用。具体到刘渊然本人，他虽曾在身后被追认为全真和净明宗师，并被部分近现代研究成果所渲染，但作者并未轻信。作者通过对教内外资料的细读与对比，特别是对刘渊然传记的史源学考察，系统论证了刘渊然的清微派归属。

按照「法派」的概念，能够还原刘渊然清微世系的指征之一是字辈谱和弟子名单的吻合。作者通过比对刘渊然传人和存世派诗，确定了以下派诗：「宜渊以道志，永德振常存；昭应通玄理，惟希最有成」（p.157）。这一总结有助于从明代官道的名单中发掘可能的刘渊然法派弟子，并重现他们基于宫观的发展网络。已知的明代至少六代弟子，遵循刘渊然的「国家」路线，服务于王朝的宗教管理体制，在与龙虎山等法派的竞合中寻求政治资源。这或可视作刘渊然所塑造的法派底色。

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是关于齐云山的个案，同样用以说明刘渊然道派加强国家宗教正统性的作用。作者认为刘渊然的清微派传人曾在齐云山起到「皇室代理人」的作用，并帮助齐云山道教达到鼎盛。其背后的政治动因是明世宗想要在明成祖确立的武当山之外，重塑一个宗教中心，获得真武的护佑，以合法化他从皇室旁系中登基的政治权力。与此相对的是，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文人群体却强调齐云山的文化特色，希望将之塑造成理想的士人山水，着意忽视或削弱其宗教意义。这与后文提及的茅山官道和全真的道教分野似有精神契合之处。

为了充分展示刘渊然道派与地方社会之间融合的多重样态，本书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四个详细的案例，分别牵涉天津、江苏、江西和云南。天津与江苏的个案分别依附于两京的地缘结构，江西和云南则呈现王朝腹地和边疆的丰富变化。

天津天妃宫清微派的个案显得系统而精巧。作者细致梳理了天津天妃宫相关史料，揭示了一个在天后宫及当地的子庙中传承有序的地方性刘渊然法派。这一支派始于刘渊然道派的第五代弟子李得晟，他曾在道录司任职，与中枢关系密切，代表了天妃宫清微道士的「国家」面向。该支派的传承与天妃宫密不可分。天津的地缘与商业活动使得妈祖信仰大盛，而天妃宫实为当地的信仰中心。清微派主导的天妃宫则通过道教仪式、庙会等活动深入天津地方社会生活当中，并逐渐掌控了多个子庙，形成了清微派的宫观网络。这是作者书名所称「嵌入宫观网络的法派」的典型案例。

江苏茅山是道教重镇，具有层累的深厚历史。作者基于对《茅山志》等资料的整理，勾勒出了刘渊然清微派在茅山的传衍轨迹。他进而利用有限材料，对文士支持的全真宫观和贵族、盐商支持的包括清微宫观在内的正一宫观进行比较，深刻揭示了茅山所体现的明代道教结构。茅山与本书第二部分的另外三个个案相比，具有更加深厚的政治背景。作者注意到了茅山的「国家」面向，计划进一步分析《茅山志》国家仪式内容。这将有助于重估刘渊然道派个案之间的粒度质差异。

相较于天津和茅山，江西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作者聚焦明代江西净明道的实态，分析了以许逊为首的「十二真君」崇拜、净明道庆典、刘渊然净明谱系的江西回响、江西净明道庙网络以及地方香火崇拜等内容，形成了关于明代净明道的新认知。作者认为，明代净明道既指崇奉许逊、高彰「忠孝」观念的道教运动，也指崇奉「十二真君」的江西地方崇拜，并没有具体的道法传承。（p.220）关于江西的净明传统与由江南（南都）孕生的刘渊然净明背景的相遇，作者给出了李鼎等信教士人参与的合理推断，暗示了一条由江南向江西回溯的路径。

云南是一个更晚的例子，甚至已经略微溢出了本书所处理的时段。面对云南这一刘渊然曾生活与传道的重要区域，作者选取了昆明虚凝庵作为分析对象。他首先呈现了刘渊然清微派在虚凝庵的稳定传承，继而讨论该派与全真龙门派的关系。在本地宗教传统、文士社群、军事家族等影响力量的拉锯下，逐渐主导虚凝庵的龙门派和潜伏的刘渊然长春派之间似乎呈现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诚如作者所论，这一个案有助于细化明末清初龙门崛起过程中的多元地方路径。

总体而言，《嵌入宫观网络的法派》延续了王岗教授严谨朴实的学风和从制度史把握道教的思路。全书以精严的考据勾勒出一幅明代道派发展的世系图，并将这种世系的构建还原到明王朝政治制度架构和地方网络当中。这一道教世系在协调宫观、节庆、地方社群等地方网络与国家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换而言之，作者以刘渊然道派为例，综合使用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切实论证了道教作为明王朝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扮演了不容忽略的社会角色，在社会整合、民众教化、文化熏习等方面均有实质性贡献。该书增进了我们对明代道教自身及其社会功能的认知，「道教主张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力量，起到在地方组织和中央国家机构之间调解的作用，并为地方社会和国家赋予意义和合法性。」（p.29）除了视角与方法带来的启发，作者对史料的搜集与挖掘堪称典范。例如，前述对隐晦的字辈诗的考证细致入微。如作者对南京小观清江道院中仅仅两代弟子字辈的考证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很难就此定性宫观道法的长期传统,（p. 254）但毫无疑问扎实而具体的文献工作有益于明清道教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刘渊然法派」之名有助于认知这一道教团体，但这一法派内部是松散而多元的，存在复杂面相。对于不同区域、阶层、身份的道士来说，即使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法术和派别传承，也可能会不遗余力地利用刘渊然重构个人的宗教身份。一个本书尚未注意到的例子是刘渊然终老之所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的道士李振卿。李振卿自号「冶城西山道院清和羽士」、自称「嗣法弟子」，[2]在正德、嘉靖年间所编集的《萨真人戒行实录》中，曾记述了一条由萨守坚而传于自身的师派，在西山道院处于核心地位的赵宜真、刘渊然被巧妙地穿插在这一神霄传统中。这一宗派叙述有可能对道士在现实当中的道法传承与身分认同产生影响。又如刘渊然在地方科仪本当中的闪现，很可能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借用」或「挪用」现象，即借助刘渊然的政治与教内身分重塑或强化地方宗教传统的正统性，即便在刘渊然曾经驻扎的核心区域这类重塑依然存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道士的行事逻辑并非全由道派框定，道法、派字歌、师徒传承等界定道派的要素都有可能屈从于更为现实而灵活的政治和经济需求。

在刘渊然被不断转化和利用的过程中，他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为一种明代道教政治的合法符号。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刘渊然故事是脱离了国家隐喻的，即使是边陲之地的云南。至于这一抽象符号与地方道派发展的联系，是单纯停留在派字歌中，还是可以深入道法、组织甚至精神的层面，则属于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区域和时段可能是影响刘渊然法派稳定性的因素，刘渊然弟子突破清微传统的建构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法派传统并非固定不变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个案之间的孤立性逐渐增强。这与此前学界深入剖析的明代龙虎山等个案「Lineage」的构建方式之间有所差异[3]。

更为安全的做法或许是将「法派」的概念进一步固着到仪式、经典等更为具体的标准上，使法派在组织模式之外持续承载思想的要素。以这样的标准重新审视地方化的刘渊然故事，就会对「嵌入」程度有更为丰富的认知。事实上，在净明传统强大的江西，刘渊然道脉是否曾成功「嵌入」值得疑问，因为除了零散的文本上的证据，在庙宇网络和仪式中都很难窥见刘渊然的具体影响，更遑论实践中的道士传承了。而在天津天后宫的个案中，那些有能力依附中枢政治力量的道士和他们或许不大贴近中枢的后辈，在国家和地方之间的抉择可能有不同的倾向。已知的有限资料尚不足以呈现这种细节化的历史变迁，以体现地方案例中可能存在的「刘渊然认同」的衰减过程。这使得刘渊然法派传承在地方语境中似乎变成一个稳定但模糊的既定事实，而掩盖了其间的矛盾、挫折和衰变。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将刘渊然三代以内的弟子视为一集中的「法派」是较为稳妥的做法。此一时段的刘渊然弟子更集中于政治中枢，彼此对道派资源的汲取方式更为一致。此时段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可能是这一法派围绕两京、名山等政治地标的流动。书中并没有关于刘渊然南方大本营南京的专章，实际上南京西山道院和道录司同样是法派展开初期的重要据点，并与更为庞大的新兴道官集团彼此竞合。当然这一复杂的道教政治图景仅依靠刘渊然法派来展现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综上所述，相信本书对明清道教世系的爬梳，尤其是刘渊然法派历史的系统化呈现，可以生动地展现道教在明代社会中的结构性功能。更进一步说，该书的尝试实为理解中国明清以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增添了来自道教脉络的细节化案例。作者使用的法派等概念，可以同业已成熟的家族、政治世系、佛教「法缘宗族」等概念展开比较。此前广受关注的宗族经济因素、共同仪式活动等，在明代道教法派发展方面是否有类似的反映，或将帮助进一步厘清道教法派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作者所期望的道教史与明清史研究的交流，包括宗教政策、社会结构、地域社会、央地关系等广泛议题的对话，将会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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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THAD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陶金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 贺晏然系东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褚国锋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博士后。

[1] Timothy Brook, “Must lineages own land?”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0, no. 4 (1988): 79.

[2] [明] 李振卿：《萨真人戒行实录》，南京图书馆藏嘉靖二年刻本。

[3] Vincent Goossaert, “Bureaucratic Charisma: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Institution and Court Taoists in Late-Qing China,” Asia Major17 no. 2 (2004): 121-159；曾龙生：《道法与宗法：明代正一道张天师家族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9.4 (2018.12): 71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