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汉自然灾害频发，尤以旱灾为最，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由于缺乏有效的抗旱手段，人们多求助于神灵信仰去解释及解决灾害问题，天人感应说、天谴说、阴阳五行说共同构成了汉代灾害神话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针对旱灾，民间亦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的阐释体系，旱魃神话也经历了从旱神到鬼魅的形象流变过程，同时呈现出与两汉旱灾相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极为集中的朝代，包括水灾、旱灾、疫病、地震、蝗灾、风、霜、雪、雹、冻灾等各种灾害，对当时人们的农事生产、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位列前三的是旱灾、水灾和地震，又尤以旱灾最为突出。旱灾肆虐，官方也缺乏积极有效的方法解决灾情，人民便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信仰，与灾害相关的主题便成为极具两汉社会典型特色的神话传说类型之一。由于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差异，灾害神话也呈现出相 对应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特征。

一、两汉旱灾的基本情况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及部分地方志、史书中，都有关于汉代自然灾害的记录。据笔者统计，两汉旱灾发生的次数为119次（跨月发生包括跨年的算为一次，一年内如各个季节分别记载则各自计为一次）。限于篇幅，以下仅简单地对两汉旱灾的基本情况略作总结归纳。

汉代420多年历史中旱灾发生的年份就占了110余年，超过了四分之一。西汉武帝朝（15次）与东汉安帝朝（14次）旱灾发生次数最多，东汉发生的旱灾次数是西汉的1.8倍，且东汉各朝（除冲帝、质帝、灵帝外）发生次数都在6次以上。

从时间分布上看，夏季是旱灾的高发季节，占了总次数的48%，春（17%）、秋（13%）两季次之，冬季（4%）最少。两汉旱灾还表现出较长的持续性，经常跨月跨季甚至跨年发生。如安帝时从永初元年（107年）至延光元年（122年）16年间，旱灾发生的次数就多达14次，几乎年年有旱。而在文献记载中，“大旱” “连旱” “久旱” “连年大旱” “饥旱数年”等字样出现的也有50余次之多，可见两汉旱灾的受灾程度之深，影响时间之久。两汉旱灾还具有连锁性，经常伴随着其他灾害如水灾、蝗灾以及疫灾等一起发生，也就加重了对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性。

从空间分布来看，目前文献中明确记载了受灾地域范围的有57次，北方地区旱灾情况（38次）较为严重，尤其是山东、河南及三辅地区，都是汉代旱灾发生的重灾区。而南方江浙一带以及西南地区旱灾发生次数较少，加起来仅有5次。文献记载中还多次出现“天下大旱” “东西数千里”“郡国二十二并旱”“郡国十四旱”“郡国八旱”等字样，都说明了当时旱灾影响的地域范围极广，常常波及数十个郡国以上。

二、汉代灾害神话的思想基础：官方认知中的旱灾

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面对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基本上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与解决，于是，人们更多地会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信仰，祈求农业生产顺利与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也是灾害神话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在官方文献资料如《汉书》《后汉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统治阶层在面对旱灾时，其思想认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天谴说。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部分将自然灾异现象结合时政进行的解释，到了两汉时，随着“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灾异天谴说融合“天人感应”理论，成为两汉灾异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盛行一时。如董仲舒就将各种重大灾异都归结于人事政治之错，“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灾害天谴说得到汉代君臣上下的拥护，将自然灾害解释为统治者失道失德所致，是上天的谴责警告。凡遇灾害，臣子当上书谏君，革除弊政，而人君必悔过修德，以消弭灾害。如文帝时遇数年水旱疫灾，文帝下诏自省：“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据统计，两汉帝王因灾害所下的自谴诏书有30次。而诏书中不乏“忧” “惧” “畏” “愚” “不明” “耻”等字样，这些都说明统治者面对灾害基本是存着敬畏恐惧的心理，并由之而小心谨慎制约自己。

第二，阴阳说。阴阳五行之说在战国时形成了一个严密宏大的思想流派，到两汉时经过完善更是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儒学者多以阴阳五行去附会儒家经典，如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夏侯胜等大儒皆极为推崇阴阳五行。而用阴阳五行去解释灾异现象，更是形成了一个极为系统详细的学问体系，《汉书·五行志》中例证颇多。董仲舒将各种灾害的原因分析为五行相克：“大旱者，阳灭阴也。……大水者，阴灭阳也。”“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 则五谷伤，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火干土，则大旱。”阴阳五行灾害说认为“阴阳不和”是造成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无论哪方压制住另一方，还是阴阳隔塞不相融，都会造成阴阳失衡，进而引发灾害发生。如《说苑·辨物》用阴阳说来解释水旱灾：“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大旱则零祭而请雨，大水则鸣鼓而劫社。何也？曰：阳者，阴之长也，……故阳贵而阴贱, 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厌于阴，阴厌阳固，阳其填也，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亦零际拜请而已，无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蚀者，皆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大逆不义，故鸣鼓而慑之，朱丝萦而劫之。”

综上，灾异天谴说、阴阳五行灾害说、天人感应说彼此融合，构成了汉代极富特色的阴阳灾异思想体系，从宗教、学术、政治各方面，从统治阶层到儒者文人，无不采信之。故而官方在面对灾害时，其态度常常表现为敬畏忧惧，在统治者看来，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改革弊政，修身正德，重新获得上天的宽恕与庇佑。从文献记载看，官方在发生旱灾后的相应政策，也大都围绕这一目的展开。

（一） 理冤

由于缺乏对灾害的科学认识以及对灾害本身的恐惧，古人往往将灾害原因之一归为民间有冤屈怨结，阴气聚集上达，引发天之不满，而上天仁德，弥除冤怨，自然能平息天怒。所以灾害到来时，统治者也将厘清冤情、大赦囚徒作为政治手段之一，如《后汉书·五行志一》《后汉书·皇后纪上》都分别记载了和帝、安帝时洛阳大旱，和帝与太后幸洛阳寺，重新审理冤狱的事，冤囚解而时雨至。这类记载在史书中还有不少。又如《后汉书·循吏传》 《汉书·于定国传》也都记载有民间孝妇含冤而死，致当地大旱数年，太守为其平冤祭祀后大旱自解的故事。

（二） 求雨

由于旱灾的自然特性，在消除灾害的措施方面就不如水灾、蝗灾等更直接有效，因而统治者在多方救助手段无果时，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向传统的祈天求雨。如武帝元封元年（前110） “上令官求雨”，光武建武三年（27）“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章帝章和元年（87）派遣百官全都去请雨。顺帝阳嘉元年（132）、阳嘉三年（134）不仅祭祀了河神、名山、大泽，顺帝还亲力亲为在德阳殿请雨。史书所载官方因旱灾请雨或举行零祭仪式的大概有数十次，从帝王到中央百官、地方官吏、遣派使者，全都参与其中，而且还有多处提及求雨仪式过后就马上天降大雨，这更加促使官方对求雨的功能与权威性笃信不疑。

（三）修渠

武帝登基前后，各种灾害频仍，尤其是旱灾在武帝朝发生得最多，五十余年间多达15次，平均三年半就会发生一次。旱灾对农业收成影响极大，因此为了保证京城附近的粮食储备（当然还有军事政治上的需要），武帝期间以关中、渭河地区为中心，先后修建了许多灌溉工程。如元光年间郑庄建议从渭水开渠通黄河；元狩年间在洛河开凿龙首渠；元鼎六年（前111）泾河开凿六辅渠、太始二年（前95）开凿白渠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泡志》都记载有大量西汉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大都修建于武帝时。武帝曾明确提出通过修建沟血来抗旱备灾：“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因此，两汉时大兴水利，从中央到地方，数量极多，规模极大，范围极广。水利工程虽然为农业经济与粮食储备提供了充足的后盾，在防灾抗灾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发挥效用更多是在灾情发生以后的赈灾救济上，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水利工程对旱灾的直接消减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像武帝后期经济衰退主要就是受到了灾害的接连重大打击。

除上述外，两汉统治者还会通过改元、纳谏、人事任免等途径来祈禳消灾，兹不赘述。综上可以看到，统治者在面对灾害时，更多的是考虑到其对自己统治带来的冲击和对天威力量的畏惧惶恐，他们的消灾手段更多偏重于消除灾害给自己造成的精神压力与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这种将希望寄托于神灵信仰上的精神作用，上行下传，也无形中传递给了民间大众面对旱灾时的消极信号与负面情绪。

三、汉代灾害神话的心理基础：民间解释下的旱魃神话

汉代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其生产极度依赖自然气候，生产力水平具有不稳定性。而集中于春夏秋三季发生的旱灾，带来最大的灾难无疑就是粮食作物的大幅度减产，这对小农经济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在实践的消灾措施方面，限于旱灾的自然难控性，不比水灾、蝗灾通过人为手段能够起到较大的控制作用，因此从官方到民间整个国家面对旱灾时的应对能力也相对薄弱，呈现出极为明显的社会脆弱性。

表现在精神心理方面，这种脆弱性就促使汉代人对旱灾神话与水灾神话表现出不同的两种态度。后者如大禹治水神话中传达出的人类主观能动性和对自然的抗争性，“人定胜天”的征服自然精神在旱灾神话中就极少积极地正面体现出来，而是更多选择了通过沟通祈求的形式来解决。

汉代以旱灾为母题的神话包括有对致旱原因的解释如后羿射日，引发旱灾者如旱魃神话，还有针对旱灾的解决办法如零祭巫术仪式与应龙神话、对雷电风雨自然神的崇拜等。下面仅以旱魃神话为例，来看一看汉代灾害神话的时空特征、社会心理变化，以及民间对其的解读认识。

（一）旱魃神话的历时流变

关于旱魃的由来，最早见于《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恢如焚。”《毛传》：“魃，旱神也。”《山海经·大荒北经》 则对旱魃的基本形象、来历以及致旱机制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女魃（或作 “女版”）原是天上身着青衣的神女，因帮助黄帝战蚩尤而失去返回天上的机会，留在人间，因她本身具有止雨本领，因此所到之处才会致旱。

旱魃的形成最初是源于自然神崇拜，把自然界的干旱现象认为是“旱魃为虐”，后世官方也基本以此对旱灾定调，如《后汉书·皇甫规传》：“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从横，流血丹野。”从先秦到西汉初中期时，旱魃基本都保持在青衣女神的神格形象。此时人们对之尚充满了畏惧，民间的驱魃方式也更偏向于侧重寓意与祈吉的仪式性。如：“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郭璞注：“言逐之必得雨，故见先利水道，今之逐魃是也。”《春秋繁露·求雨》中也记载了两汉时在四季不同的求雨礼仪与程序，但祈雨逐魃前必先通决沟渎。此外，民间还有种炙魃仪式，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载：“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大荒西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尸”当指类神像，如《楚辞·天问》：“载尸集战，何所急？”王逸注：“尸，主也。”洪兴祖补注：“尸，神象也，以人为之。”《康熙字典》解释“尸”也言：“神象也。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 所谓“女丑之尸”可能是旱魃女神的一个类像傀儡。如《大荒东经》中同样有称神为尸的，“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灵之尸。”“有神，人面、犬耳、 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炙魃就是通过举行“十日炙杀”女神神像的巫术仪式来达到驱魃目的。如近代的某些偏远农村还保留有晒旱魃的习俗, 大旱时人们用纸糊一女人像，悬挂于高杆上，任太阳暴晒以祈雨。

其实，关于致旱原因还有其他上古传说，比如在《山海经》中就记载有鱼（鳍鱼、薄鱼）、鸟（颛鸟、酸鸟、人面翳、蜜鼠）、蛇（肥遗、朋蛇、鸣蛇）和兽（獵獭、应龙）等异怪动物导致天下大旱。除了应龙外，这些动物致旱之说后来在各类文献或民间传说中似乎都渐渐淡化了。而旱魃可能由于其神人化形象突出，最终成为民间的旱神代表一直流传。

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旱灾的发生次数越来越多，程度也愈演愈烈，连旱久旱基本都发生在东汉。旱情无法解除，民不聊生，世人对旱魃的情感也由敬畏沦为厌恶憎恨，驱魃方式也在请神离开的仪式之外，干脆选择直接溺毙旱魃。如张衡《东京赋》：“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后汉书·礼 仪志中》注引《文选》注：“耕父、女魃皆旱鬼。恶水，故囚溺于水中，使不能为害。”又《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洛，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消也。”（《艺文类聚》卷一百引、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八引、 《太平御览》卷八八三引《神异经》文中都有“一名旱母”。）“溷”即厕所，汉代的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溺毙旱魃的原理在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水火不容，要消灭旱火之物唯有用水克之。而这一段时期的旱魃形象，也由神话传说中的天女神变为了反面恶人形象，甚至在东汉末及以后的魏晋时期， 随着志怪志异小说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灾害的痛恨之情，旱魃在民间传说中直接变为了善行疾走的鬼魅形象。南北朝唐时官方文献中甚至还有民间捕获到怪物形象旱魃的记载，到了宋元时还有以产妇所生鬼形儿为旱魃的说法，明清以后旱魃更逐渐变为僵尸。从天女到旱神，再到凶人、恶鬼形象，乃至后世的僵尸，旱魃的形象逐步丑化、恶化，也渐渐失去神格功能，跌落神坛成为人人喊打的妖异鬼怪僵尸之属。

（二）旱魃神话的分布特征

两汉时期民间驱魃的手段除了上述祈雨、炙魃、溺魃等，还有一种“虎食旱魃”的习俗，这类题材在西汉末到东汉的画像中尚存有少量。关于虎食旱魃图像，前人已有不少研究。笔者大致査阅了汉代各代表地区的画像砖石、壁画等，内容见表1。

目前汉画像砖石分布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河南南阳、鄂北区；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四川、重庆、滇北区；陕北、晋西北区。“虎食旱魃” 题材类型的现存画像主要集中在河南（8处），尤以南阳最多，占了总数的近一半，山东和山西地区有少许，西南、江浙以及西北地区目前都暂未发现。这个情况基本符合两汉旱灾的实际地域分布状况，河南、洛阳和山东都是两汉旱灾比较严重的地方，而西南与江浙因为水系发达、物产丰富，相对来说受旱灾影响较小。因此，“虎食旱魃”多出现在河南、山东一带的画像中，表达了当时当地人民对消除旱灾、恢复生活的强烈愿望与迫切心情。即使是在今天，在河南一些偏僻的农村，遇到旱灾时都还有驱赶旱魃的遗俗。“当久旱不雨时，就传闻出现了‘旱鳖’或‘旱姑装’，或是一枯瘦老妪，或是一身裹素装的女子。正是因为这类旱鬼在作怪，从而导致干旱无雨，于是人们便执杖举刀，赶杀旱鬼”。而虎吃女魃也是民间赶杀旱鬼的手段之一。

笔者在统计中还发现，画像中关于“后羿射日”题材的极少，只有两三个，集中在南阳画像石中，这说明了汉代民间对致旱因素的认知更倾向于旱神观念，且更带有贴近现实的功利性，相对应的手段也更多集中在针对旱神的驱除以及求雨仪式上（如应龙相关的祈雨题材在汉代画像中出现数量就非常丰富），作为上古神话中的后羿并不是汉代人民心中的除旱英雄。

虽然同属“虎食旱魃”的题材内容，但是旱魃形象在各时期画像中也有所不同。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旱魃形象为人形，纤细瘦小（图2至4），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女性生理或衣饰特征，比较符合历史文献中关于两汉早中期女魃袒身的记载。而在东汉中晚期画像中的旱魃形象则变为了人形兽尾的鬼魅或怪异兽状（图1、5），女性形象几乎不见，这也验证了前文所说东汉末旱魃向鬼魅形象渐变的趋向。

图1 南阳市区东汉画像石“虎吃鬼魃”图

图2 南阳唐河县针织厂墓南主室“虎吃女魃”图

图3 南阳唐河县针织厂墓北门楣“虎吃女魃”图

图4 南阳唐河县针织厂墓南门楣“虎吃女魃”图

图5 河南登封泰室阙“虎食鬼魅”图

“虎食旱魃”的图像叙事基本包含了两个主要形象要素，除了旱魃，就是生双翼或无翼神虎，有部分画像中还会出现人立状的熊像（代表具有除疫驱邪能力的方相氏）。汉人认为神虎是阳物，具有食鬼魅驱邪祟的功能。而旱魃为灵物，一般人的力量有限，无法祛除它，但神虎就是一切鬼魃邪物包括旱魃的克星。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画虎”条云：“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挎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最早的神虎形象源于神兽 “穷奇”，《山海经·海内北经》：“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蝎犬北。一曰从足。”郭璞《图赞》：“穷奇之兽，厥形甚丑，驱逐妖邪，莫不奔走。”《淮南子・墜形训》高诱注：“穷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桀两龙，其形如虎。”因穷奇有翼，所以最早被奉为天神，而后演化到汉代凡是虎形都可成为驱邪降鬼的神物，就不再局限于有翼无翼。从表1可以看到，西汉晚期时吃旱魃的还是有翼虎与无翼虎混杂，到了东汉中晚期时基本都是无翼虎形象居多了。这似乎也说明了东汉时阴阳五行学说思想的盛行，时人更注重强调神虎的阳性镇邪功能，对其外在的神化形象特征（有翼）并不放在首位。

综上，汉代人们在通过自然灾害思考天人关系时，倾向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神的关系，把灾害现象视为天谴惩罚。统治者会通过渲染灾害的异常表现，增强“天”的神秘性，从而巩固稳定自己的政权，其除灾方式也偏重于修己祈神的精神诉求。而民间因为旱灾肆虐，官方措施又无明显成效，逐渐对自然神从敬畏转为憎恶，并逐渐形成了民众自我心理的解释认知体系。为了达到驱神目的，人们通过丑化、恶化、异化灾神形象，使其逐渐丧失神性，从而没有心理压力地诛杀之。其除灾方式主要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说之上的一物降一物，仍是将希望寄托于其他神灵帮助，但偏重于带有巫术色彩的仪式性。

《神话研究集刊》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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