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知道哪些国家非常富裕，哪些国家非常贫穷。例如，瑞士的人均实际收入是马来西亚的人均实际收入的3倍多，是阿富汗人均实际收入的40倍。这样的贫富差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决定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对此，研究者还没有达成共识。迄今，已有“地理决定论”、“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多种观点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但这些还不够。今天，一些研究者又在经济增长的秘密“配方”中增加了一样因素，那就是宗教信仰。对于这一观点，可能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认为是荒唐可笑，但这绝不是哗众取宠。相反，这是由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在世界很多国家进行了“世界价值观调查”。2000年，他们运用调查结果描绘了一幅“全球文化地图”，从中发现宗教传统对所研究的65个社会的当代价值观体系有持久的影响，在基督教新教（如美国、非洲）、天主教（如拉丁美洲）、儒学（如中国）和东正教（如俄罗斯）这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各社会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将价值观地图与经济发展地图重叠起来，则可以发现富国的价值观体系不同于穷国的价值观体系。例如，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之间有很大的相关关系。这表明，人们的宗教信仰差异最终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差异。

 

  　如果说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仅是粗线条的“写生画”的话，那么罗伯特·巴罗的实证研究则是精细的“工笔画”。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和麦克拉瑞在2002年以来，连续发表了几篇“不务正业”的论文。他们利用大量跨国数据对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相信有地狱的人数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成正比，而出席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宗教信仰正相关于经济增长且负相关于宗教参与率。他们的解释是，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共同体。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在一定的信仰程度下，过于频繁地去教堂做礼拜，对经济发展反而不利。因为过多投入资源在宗教活动中，产出即信仰的虔诚程度却没有改变，那么对经济的投入就有限制，所以是不利的。这个结论一出，尽管引起的赞同和批评意见同样多，但谁都不可否认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是有关的。

 

  　即使人们相信这些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有道理，但随之而来的会是更多的疑问。为什么不同的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有差异？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信奉某种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停滞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没有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都应该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分析，不是一句话可以解答的。

 

    总之，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要想理清这些线索，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理论本身出发，考察宗教信仰因素的多方面影响，还要穿越人类文明史，去探索宗教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因为，宗教本身在变化之中，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变化之中。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2009-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