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断言，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然而，深入分析表明，宗教和经济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相互影响。如果仅从宗教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则可以发现，宗教不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它通常都是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发展。

　

    按照最广泛的定义，宗教是由有关实在的一般解释所构成的，它在解释回答了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我们会去哪里等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观念、原则、神话、符号、形象等因素。这就意味着，宗教伦理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几乎在所有宗教中，都把能否遵循宗教伦理看做是信仰程度的体现。例如，在摩西十诫中，包括多方面的人生、伦理、秩序的规范；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伊斯兰教中同样有很多的伦理和生活的戒律；佛教对于佛教徒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也处处可见。

　

 　这些宗教伦理规范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在经济学中被看做是对偏好的改变。偏好不同，人们利用资源的状况和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结果都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宗教伦理使得信仰者在职业选择、投资消费、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改变。甚至，人们在选择学校、婚姻以及交际圈子和娱乐方式上，都会受到宗教伦理的不同程度影响。例如，一些信徒为了遵循“不说假话”的伦理，毅然放弃了收入很高的工作；很多信徒坚决不抽烟、不饮酒以及不吃荤；一些信徒谨奉节俭的教条，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在为灾区捐献时却毫不吝惜。

 

 　宗教伦理虽然对人们的选择行为有重大而系统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会对人们收入水平产生什么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命题。在他看来， 基督新教的 “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于是，“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种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还特别选择了美国的富兰克林的自传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实践了他的信仰加尔文教的父亲的教导：“你见过在事业上克勤克俭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箴言22:29）在新教伦理的推动下，富兰克林的追求就是尽量赚钱，规避一切本能享受，赚钱、获利支配着他，成为他一生的目标。

 

 　但是，宗教伦理有时候也许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他分析了家庭生活的偏见、职业偏见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教对待圣牛的态度。因为牛在印度教中是圣物，既不用于劳作，也不用于食用，在经济学家看来显然是资源浪费。

 

 　更为详尽的分析表明，宗教信仰和伦理影响着人们行为的多个方面，这些方面与决定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安排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要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了部分联系，展示了宗教信仰、伦理对个人行为、资源配置、收入水平的全幅图景。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2009-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