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

 

    对于宗教进行实证研究不易，要进行旨在检验和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更难，需要研究者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训练。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在另外一个社会文化中，如果这个对象又是个另类宗教组织，则更需要克服多重障碍了。卢云峰博士对于台湾一贯道的研究在这几方面都获得成功。他的英文专著《The Transformation of Yiguan Dao in Taiwan: Adapting to a Changing Religious Economy》（《一贯道在台湾的嬗变：适应变化的宗教经济》）于2008年由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出版，著名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和巴克的赞誉和推介之词印在封底。在我看来，这部著作难得之处，也在于它揭示了宗教黑市里的一些变化规律，对于认识其他社会中的宗教变化具有参考价值。

　

 　卢云峰的这部专著基于在台湾的田野调查和中英文文献的梳理，系统介绍了一贯道的来龙去脉和演变过程，深入探讨了一贯道在教义、仪式、组织等方面的演变轨迹，不仅娴熟地运用了宗教经济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而且在分析中提出一些独到的理论见解，填补了宗教市场理论中对于宗教黑市研究的空白。

 

 　根据卢云峰所述，一贯道一名于1905年正式采用，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之意，主张“三教合一”、“五教同源”，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起供奉，主神为“明明上帝”，又尊称为“无极老母”。山东济宁人张天然成为第18代祖，自称是济公活佛化身，在组织和仪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因而在1930年至1940年迅速传至全国大部分县区，信众超过千万。在台湾，当地政府于1952年颁令取缔，随后30多年时有打击和镇压，直到1987年合法化。

 

 　1952年被打入地下后，一贯道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教义上，政府的打击措施被解释成为信徒消灾得福必须经受的一种考验，用理性选择理论的术语说，等于是增加了超验奖赏，因为信奉一贯道而受苦，被信徒认为是得到了更好的回报。组织上，采纳垂直领导，取消各分支之间横向联系，如有某个佛堂暴露而遭到警察惩处，其它佛堂不致受到牵连。同时鼓励传教，传教成功者可以提拔为“点传师”而另立门户，与信徒形成师徒密切关系，发展信徒越多奖赏越大、地位越高。鼓励在亲朋之中秘密发展信徒，在不能从事集体宗教仪式时，信徒们就以庆祝生日和郊游的名义时常聚集。有些一贯道信徒在自己的企业中修建佛堂，在职业训练中加入一贯道内容。在政策相对宽松时，则组织经典学习班，免费向人们教授儒道释经典，借此吸引和招募信徒。

 

 　卢云峰论述说，台湾对于一贯道的压制，事实上减少了只想得好处而不想作贡献的“搭便车”的人，虔诚信徒领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牺牲则强化了其他信徒对于一贯道的信心。结果，处于地下的一贯道发展迅速，到1963年发展到5万信徒，1984年时达到32万多，1989年的台湾社会变迁问卷调查显示2.2%信奉一贯道，即44万多信徒。

 

 　然而，合法化之后，一贯道在台湾却遇到很多未曾预料的困难。垂直化组织联系在地下时期减少了打压所带来的损害，但是在合法处境中，缺少横向联系致使分支系统之间难以协调配合，内部纷争不断，难以有效向外扩展和吸纳信徒的第二代。随着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宗教自由市场竞争，一贯道也被迫调整教义和仪式。比如，扶乩降神曾经是一贯道在地下时期的有效传播方法，现在已基本停止使用，转而强调社会上风行的坐禅，但是这些调整是否增强了它的竞争力，尚需时日观察。

 

    对于宗教经济学或宗教市场论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有些中国学者心存怀疑，甚至武断拒绝，并且妄言中国宗教特殊论，宣称没有普遍适用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卢云峰对于一贯道的研究，处处表现出这一理论中的概念和命题是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一贯道的兴衰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大的解释力。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2009年6月2日））